电视及节目研究

时间：2023-04-25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电视及节目研究_中国新闻传播研究最新报告电视及节目研究2007年中国电视业界的改革进一步深入，电视频道、电视栏目的品牌建设继续受到关注，不同栏目形态的发展此消彼长，在此推动下电视研究也愈加广泛而深入，在基础理论研究、应用研究、经营管理等方面都有所建树。

电视及节目研究

2007年中国电视业界的改革进一步深入，电视频道、电视栏目的品牌建设继续受到关注，不同栏目形态的发展此消彼长，在此推动下电视研究也愈加广泛而深入，在基础理论研究、应用研究、经营管理等方面都有所建树。本文对2007年的电视研究状况作了梳理，力图较全面地展现国内学界在这一年里电视研究的主要成果，内容主要涉及基础理论研究、电视改革与发展研究、电视经营管理研究、电视类型节目研究、电视实务研究、电视文化创意产业研究、电视与新媒体新技术研究等方面。

一、基础理论研究

2007年电视的基础理论研究有较大发展，学界和业界对电视理论的建构，电视学科的建设，以及电视批评、电视语体等多方面都进行了有意义的探讨。

1．电视理论的建构

2007年在电视理论的建构方面，有一些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面对中国电视本土化道路选择与中国特色电视理论建构的时代性命题，胡智锋教授以“理论创新”为核心，以电视美学论、影视文化论、观念论、传播艺术论等主要研究领域为基本框架，从目标确立、路径设计、方法创新等多个方面阐述了“创新观”。他认为当前中国电视理论研究的格局大致分为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理论研究两大类，双方各有其功能和价值，应当体现出学理性概括与实践性应用之间的高度结合。中国电视理论创新的主要任务，简单地说就是解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电视实践的战略战术问题，推动中国电视体系的自我完善和成熟，具体内容包括对中国电视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作出理论阐释、对中国电视发展的现状和趋势作出理论判断和预测、对新的电视学科进行开掘、完善和更新电视理念、建立新的电视学术话语规范⁽¹⁾。

徐明明认为要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广播电视理论研究，就要加强广播电视的方法论研究，深化广播电视的理论结构研究。广播电视的理论结构主要包括广播电视研究的学科结构、理论基础和理论构架等。从广播电视研究内部分析，又可划分为四个子学科，即基础理论研究、应用业务研究、广播电视史学研究、广播电视决策管理研究⁽²⁾。

2．电视学科的建设

关于（广播）电视学科建设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现代传播》2007年第四期，在该期的“学术沙龙”中以“广播电视学学科建设”为议题发文探讨了广播电视学科建设问题。

赵玉明认为随着广播电视事业的建立和发展，对广播电视的研究也逐渐开展起来，经过近8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众多教学研究者的悉心钻研，有中国特色的广播电视学已逐步建立起来，成为一门发展中的新兴学科。他阐释了广播电视学的界定、对象和学科体系及其特点，介绍了广播电视研究队伍和主要成果，认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广播电视学的框架和学科体系主要表现在基础理论研究、应用理论研究、决策管理研究、史志研究等方面⁽³⁾。

胡智锋进一步指出中国广播电视学科体系建设必须处理三个关系，即与中国广播电视实践与实务之间的关系、与高等院校教育之间的关系、与其他相关学科之间的关系；认为尽管中国广播电视学科体系建设现状并不令人满意，但作为朝阳学科却有着极大的发展空间和活力，必将在动态发展中成长成熟起来⁽⁴⁾。

石长顺等人则认为价值衡量阶段与体系衡量阶段是判断某种事物的知识能否成为一门专门学科的两个发展阶段，从价值衡量阶段来看，电视具有自身独特的个性和运行规律，从体系衡量阶段来看，关于电视的研究已经建立了相对完整的知识体系，电视可以成为学科。要建立系统的电视学，必须先从电视的独特视角对既有的研究进行系统梳理，从而确立电视学研究的理论框架、研究路径和研究方法⁽⁵⁾。

3．电视理论研究领域的进展

电视批评是电视理论研究的重要议题。中国电视经过近50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电视文化，建立完善的中国电视批评理论体系势在必行。电视批评主要有电视机构批评、电视文本批评、电视文化批评等几种类型，具有督导匡正功能、艺术审美功能和文化建构功能⁽⁶⁾。在电视批评的对象中，电视节目、电视理念和电视现象是最主要的，其中电视节目批评一直是电视批评中最为活跃的种类。进入21世纪后，电视批评对象的发展突破了传统电视批评局限于电视文化生产内部的固有领域，发展电视与整个社会各个方面的互动关系，为批评实践提供了新的生长点⁽⁷⁾。

电视文艺理论研究在2007年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有文章指出，广播电视文艺理论研究20多年来充满迂回和曲折。一方面，广播电视艺术理论的自觉意识还是呈现出日益加强的趋势，研究视野日益开阔，对问题的探讨日益深化，对研究方法及其多样化尝试也越来越有着自觉的追求，从比较单一的印象式批评逐渐发展到审美分析与学理探讨为主的研究格局。但另一方面，广播电视艺术从一开始就与文化消费多样化纠结在一起，作品稍纵即逝的商品属性又迫使它朝着逐利的方向而去，更使得广播电视艺术研究与学术的纯粹化追求产生（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冲突⁽⁸⁾。

还有研究者提出了构建广播电视新闻叙事学的设想⁽⁹⁾，有文章回顾了电视语体研究历史，梳理了该领域的学术发展脉络⁽¹⁰⁾，这些研究成果大大丰富了电视基础理论的研究。

二、电视改革与发展研究1．电视改革研究

我国电视传媒业的改革已经进行了20多年，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某些根本性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当前，电视传媒的“二重属性”论，即政治属性和经济属性，已经得到广泛承认，研究者也提出了多种具体的改革方案，如建立公共电视体制与商业电视体制并存的方案，“党的喉舌的新闻媒体”和“非党的喉舌的新闻媒体”的双轨制方案等。有研究者则通过分析电视传媒改革相关主体的经济关系，提出了一条新的道路:我国电视传媒必须走产业化的道路，同时政府必须加强对电视传媒的监管和规制⁽¹¹⁾。中国电视的根本问题是必须要有市场力量介入，必须有来自市场而不是来自传统电视内部的力量，所有改革方案的出台必须真正从产业规律、企业经营逻辑、市场经济要素上去推敲、透视、解析，才有变革的实际价值⁽¹²⁾。

但是，有些学者对中国电视是否是产业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中国电视不是产业，至少不是市场条件下的产业，因为产业链条上的各个环节，完全不是同样的主体，运作规则和目标也是各不相同，很难形成良性的产业循环。这也是我国电视内容业发展艰难的原因之一⁽¹³⁾。

有学者对此表示了相同的看法并提出了具体建议，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实力悬殊、地位不平等、交易不公平，是造成到目前为止电视市场难以产生真正有实力的内容生产商的根本原因。鉴于此，文章强调政府有必要通过制定切实可行的产业促进政策来修补市场机制，对市场格局及其发展方向做出制度性安排，以建构一个充分竞争的制播交换环境，通过强化竞争来刺激民族电视内容产业的发展⁽¹⁴⁾。

2．电视改革策略研究

研究电视改革必然涉及是否要搞制播分离，对此学者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有研究者认为，在制度层面，美国辛迪加市场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概念，其节目分销模式目前在中国虽然没有普遍化，但是它为中国电视制播分离提供了很重要的实证⁽¹⁵⁾。但是也有研究者认为，按照社会分工的原则，制播分离似乎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要求，但是，按照产业效率、价值链整合的说法，关于节目制作是社会化还是制播合一，却还需要新的判断指标。节目制作并不只是广电企业自己就可以决定的事情，而是更多受到政府规制的影响⁽¹⁶⁾。

有学者从另一个角度表达了对制播分离的不支持态度，认为制播分离不符合产业规律，世界传媒业制播倾向于整合，尤其是优质的资源整合。在中国的体制条件下，如果制作方剥离出去，虽然可以按照企业的方式经营，增加活力，但是播出方仍然是事业单位。在主体不对等的情况下，可能会产生腐败、霸权，所以制播分离对于构建良好的产业市场没有多大意义⁽¹⁷⁾。

电视台的组织结构也受到学者关注，有学者认为我国电视台现有的组织结构可以分为部门制、频道制和部门频道矩阵结构三种类型，都存在比较突出的问题:运行效率普遍偏低，改革成本非常大，不符合电视台特别是未来数字化后电视业发展的方向。文章提出价值链（由上游内容和下游渠道两部分组成）是重构电视台组织结构的原则⁽¹⁸⁾。

3．电视发展趋势研究

近年来，长期处于强势地位的电视媒体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特别是主流电视媒体的社会影响力有弱化的迹象，媒体自身出现话语的缺位、错位、过载和僵化现象，如果不加改进，甚至有被“边缘化”的可能。保持和加强主流电视媒体在引导和控制社会舆论方面的强势地位，需要媒体自身和新闻管理机制的双重变革⁽¹⁹⁾。

有学者提出了“区域媒体”的概念，认为中国地方广电的自我发展逻辑正在成型与强化。“四级办台”政策之后，地方广电开始在“行业”与“地方”双重力量下发展，压力之下，地方广电诉诸地方政治和地方经济来缓解竞争与发展的压力。而随着地方政治经济的日渐成熟，地方广电开始作为地方发展与建设的力量，促成地方政治、经济与媒体的力量合流，地方广电的平台与触角开始延伸，一种“区域化”的发展倾向也就酝酿其中⁽²⁰⁾。

与此相对应，本年度还出现了研究小区域电视媒体的文章。文章认为目前我国媒体构成单一，尤其是电视播出机构，基本上以行政区划为单位配套构建，很少考虑到小区域社情和特殊需求，使一些小区域成为媒体内容覆盖的空白点。文章以杭州下沙高教园区实验电视台为例，阐释了区域范围内的电视传播机构将推进城市的文化建设和促进区域范围内的文化交流⁽²¹⁾。而且，这种社区传播方式对构建和谐社会有重要意义⁽²²⁾。

有研究者把当前电视发展中正在和将要发生的变化概括为十大趋势:传输方式由单一型向立体型转变，资源配置由分散型向集约型转变，频道定位由综合型向专业型转变，电视受众由集群化向分众化转变，生产方式由自给型向市场型转变，节目形态由模式化向多样化转变，传播方式由单向型向互动型转变，媒体功能由单一型向复合型转变，广告经营由感性化向理性化转变，社会属性由事业型向产业型转变⁽²³⁾。

也有研究者从时代背景与发展阶段出发，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探讨中国广播电视的发展战略问题，认为广播电视发展方面存在着生产力发展不足、结构性矛盾突出、发展不平衡、体制和管理不适应等四个主要问题，提出了发展重点和主要任务⁽²⁴⁾。

三、电视经营管理研究

1．栏目的经营管理与营销研究

随着电视媒体竞争日趋激烈和新媒体生态环境的急剧改变，以及受众媒体接触习惯和需求重点的不断变化，栏目平均生命周期缩短，改版成为电视栏目的常态。有研究者认为，改版时要重视观众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因素，在节目收视点设计方面满足观众的兴奋点，在节目编排上把“自上而下”概念化，才能吸引观众的注意力⁽²⁵⁾。

正是由于以上原因，电视栏目的营销和品牌建设之间的关系受到重视。有研究者运用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研究不同节目生命周期的营销策略，认为这样才能延长品牌栏目的生命力⁽²⁶⁾。《焦点访谈》正是根据品牌发展周期的不同采取不同的策略，进行品牌自我维护，才保证了栏目的核心竞争力⁽²⁷⁾。

2．电视品牌建设研究

2006年，中央电视台提出“专业频道品牌化”的战略，标志着中国电视的频道建设开始从专业化走向品牌化⁽²⁸⁾。所以，当前电视的品牌建设工程由栏目品牌化建设逐渐向频道品牌化建设和媒体品牌化建设转变。

“目前我国大陆地区的广播电视播出机构达2　554座，开办电视节目3　770套，竞争激烈”⁽²⁹⁾，频道品牌化建设成为频道市场竞争的唯一出路⁽³⁰⁾。电视频道的品牌经营主要分为品牌创立和品牌维持。在品牌创立阶段的经营策略主要有频道定位策略，频道形象包装，频道内容的专业化，树立多层次的品牌意识，建立市场化的节目运作机制和品牌营销推广活动。在品牌维持阶段则应该着重培养品牌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忠诚度，打造核心竞争力⁽³¹⁾。

有文章认为构成电视媒体品牌价值的核心要素有四个方面，即频道设置（定位）、频道运行状况、频道传播效果和综合效益⁽³²⁾。也有文章提出了七个方面的策略，即特色定位、利益定位、时间定位、受众定位、竞争者定位、产品类别定位、地方定位，并认为只有电视媒介对市场、观众以及媒体自身进行系统的分析，制定一套适合实际的品牌形象发展战略，才能培养观众的忠诚度⁽³³⁾。

但是，任何一个市场的品牌竞争，都处于“同一性的差异化”竞争过程中。中国电视市场还没有完全成熟于一个“同一性”的市场环境，产生了许多非市场化的因素，影响并制约着电视频道品牌化的市场环境，所以中国电视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中，都应当首先促进电视市场的成熟与完善，并在这个过程中成熟和完善电视频道品牌化的意识与方法⁽³⁴⁾

3．卫视发展研究

自2005年开始，卫视掀起定位改版热潮，积极抢占当地市场资源，拓展全国性地盘。至2007年，从总体状况来看，省级卫视市场份额进一步向强势卫视集中，卫视全国市场集中度进一步提升，频道日收视走势曲线扁平化，晚间黄金档收视率呈下降趋势；优秀独播剧、民生题材情感栏目成为荧屏提升收视的支撑点；卫视频道竞争从节目层面进入运营层面⁽³⁵⁾11。频道需要什么节目、节目以何种方式播出、如何以最少的投入达到最佳的收视效果，都须放置在生产流程和传播过程中去考虑和安排，这是卫视频道增强核心竞争力的必然途径⁽³⁶⁾。

伴随着卫视的激烈竞争，越来越多的学者和业界人士关注卫视发展，出现了很多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对某个频道的定位、品牌建设、发展战略、运营方式等的研究。也有文章运用资本理论，分析湖南卫视崛起过程与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的互动⁽³⁷⁾，给我们带来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

4．收视率研究

中国电视从1996年开始采用收视率评价体系，收视率一度成为电视媒体衡量节目质量高低的标准，“绿色收视率”概念的提出推动的对这一问题的研究。2007年收视率仍然是电视研究的重点之一，但是研究焦点由收视率作为节目评估体系是否合适发展到了如何处理收视率和其他评价标准的关系、收视率对节目的影响以及如何建立节目（或媒体）考核评价体系等问题。

有研究者认为一档节目的实际收视率是内生和外生两方面变量综合作用的结果，提出“收视率分解法”，把收视率分解为节目质量收视率和环境设定收视率，认为必须消除环境设定因素对节目收视率的影响，才有可能从观众收视的角度对节目质量进行评价和比较⁽³⁸⁾。

关于收视率与其他评价体系的关系，研究者们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有研究者认为从“收视率”到“影响力”，已经是中国电视行业发展的必然要求⁽³⁹⁾，影响力是主打，在影响力的基础上努力把收视率做好⁽⁴⁰⁾。有学者考察了收视率与影响力、满意度的关系，认为满意度评价体系对传播影响力的评估和预测有着更为现实的参考价值⁽⁴¹⁾。还有研究人员提出了收视份额点投入、点收入的新概念，认为通过“点”考核可以使节目投入与成本的控制有效地融入投入产出考核体系之中⁽⁴²⁾。对于绿色收视率，有学者建议把它引入电视品牌评估中⁽⁴³⁾。

总之，国内电视节目评估体系发展到现在，评价指标越来越丰富，在理论设计上也日趋科学合理，但是仍然存在很多问题，最为突出的是“评价指标运用盲目性”和“评估节目操作机械性”，应该针对不同类型、不同时段、不同频道的节目建立多元化标准和动态评估，才能真正实现可比性，确保评估体系的科学性和合理有效性⁽⁴⁴⁾。另外，虽然我国收视率调查行业发展迅速，但目前媒介调查行业尚缺乏统一的行业规范和审查制度，在媒介数据运用方面，仍然存在着调查程序不严谨、数据结果偏颇的问题。在国内视听率数据已渗透到传媒运营的各个环节、成为重要的市场参考的指数，视听率数据可以直接左右广告投放以及节目编排的规划取舍时，对媒介调查进行行业规范更显得不同寻常⁽⁴⁵⁾。

四、电视类型节目研究

1．栏目分类研究

电视栏目分类历来受到学者关注，已有的栏目分类观念和相应的分类标准很多，如以节目内容、表现形式、目标对象等为标准。2007年，有学者提出从栏目策划的宗旨分析各种栏目的策划理念，将各种具体的栏目宗旨概括为政宣目的、娱乐目的、文艺目的、信息目的四类⁽⁴⁶⁾。也有学者根据节目形态，把电视新闻近70年的演化分为声画两分形态、政治化形态、娱乐化形态、民生形态和深度形态等五种⁽⁴⁷⁾。

2．娱乐节目研究

娱乐节目中备受关注的仍然是选秀节目。自2005年掀起热潮的大型电视真人秀成为近年来电视行业最为重要的媒介事件之一，但是在2007年这一迅猛发展的态势渐渐放慢了脚步。2月26日，广电总局宣布将限制全国范围内海选的选秀活动的播出时间，规定选秀类活动的播出时间不得超过两个半月。8月15日，国家广电总局下发通报，批评重庆电视台举办播出的《第一次心动》选拔活动存在严重违规行为，内容格调低下，并要求立即停播。继连续停播一些低俗广播电视节目之后，9月20日国家广电总局又出台了一系列具体管理措施与细则，进一步规范群众参与的选拔类广播电视活动与节目。总之，2007年真人秀节目开始退烧。

真人秀节目退烧，一方面是由于广电管理机构不断强调净化荧屏，反对低俗、庸俗、媚俗的节目，另一方面是由于各大电视台争相开办选秀节目，使其供给过度，让观众审美疲劳，再加上缺乏本土创意，赛制复杂雷同，绯闻黑幕拙劣炒作而造成的⁽⁴⁸⁾。针对这一现象，有学者作了进一步阐释:所有的差异性都是因为稀缺而具有存在的价值，当媒体把选秀作为一种能够解决收视率的唯一工具，作为解决经济回报的主要手段的时候，无数的选秀节目席卷而来，开始对“秀星”资源过度开发。这些都极度地放大了、也过早地消耗了这些差异性，以至于变成了新的同质化，观众对差异刚刚培养起的注意力和好奇心，很快也就被消耗殆尽⁽⁴⁹⁾。有研究者则认为《第一次心动》的出现是中国电视收视率崇拜的又一个典型案例，它表现出的低俗化问题不是一个孤立的个案，而是集中反映了中国电视在产业化和市场化过程中的困惑与慌乱⁽⁵⁰⁾。

有研究者提供了解读电视真人秀节目的另一个视角，认为媒介从来是各种利益主体激烈竞争的舞台。大型电视真人秀以卫星电视为平台，以获得超越区域的影响力为目的。作为一种市场行为，大型电视真人秀在转型社会特质中形成了特殊的利益场域，在这一场域中，政治资本与经济资本互相转化，其动力机制体现在地方性的政治经济利益，而国家自主性在这一场域中显示了其对公共利益的价值关怀取向以及局限性。这是转型期电视时代的独特景观。在既定的市场制度前提下，大型电视真人秀反映了全国电视市场娱乐化趋同现象的内在必然性⁽⁵¹⁾。

3．纪录片研究

2007年的纪录片研究成果众多，既有对某部纪录片的解读，又有对某类纪录片的分析，而其中对纪录片本体特征的真实性问题的研究较以往推进了一步，对社区影像的研究也表现出与以往研究不同的特点。

纪录片的真实性仍然是学者关注的对象。有研究者认为纪录片是创作者用活动影像的方式来表达的一种透过事件表象、独立思考出来的对于事件本质的情感，纪录片的真实并不仅仅是客观事实，还包括了创作者情感的真实和表现手法的真实，呈现出的最终结果则是价值的真实，纪录片中的独立思考与独立情感具有重要价值与意义⁽⁵²⁾。也有文章认为要从哲学角度，社会学、新闻学角度，文化学角度，接受美学角度等多个维度看待纪录片的真实性⁽⁵³⁾。还有学者提出电视纪录片的“真实”，是创造性真实而非生活本身的真实⁽⁵⁴⁾。

对于真实性的再讨论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近年来纪录片创作中虚拟元素的比重日趋上升且成为风潮而引发的。有学者认为要区分虚拟和虚构，对于始终尝试迫近真实的纪录片而言，虚拟化元素为通向真实增加了一种新的可能⁽⁵⁵⁾。

近年来社区影像在国内日渐勃兴，2007年，有文章对社区影像的概念、来源、类型特征进行了解答，并对社区影像与传统纪录片的异同、当下国内社区影像的发展态势及存在问题进行了探析。文章认为社区影像的重点在于参与过程中民众的参与、发声，通过与决策者、利益相关者、项目推动者的互动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中国社区影像起步较晚，理论支撑不足，操作理念、工作流程尚待规范，而且社区影像发展不均衡，城市社区影像尚未起步，此外，中国社区影像的合法化问题亟待解决，其一是参与式影像的身份及管理归属问题，其二是参与式影像的公开传播在现行管理体制下受到极大限制⁽⁵⁶⁾。

此外，DV影像的伦理缺陷问题⁽⁵⁷⁾，纪录片播出平台的“后栏目化”⁽⁵⁸⁾等都成为研究者们的关注对象。

4．电视剧研究

在当代语境中，“类型化”生产是中国影视剧艺术生产的一个发展方向。然而，“类型”观念的混乱及对类型化生产机制的不自觉直接影响着影视剧的生产实践。有研究者提出“历史”与“逻辑”双重观照中的审美互动性是影视剧“类型”研究的逻辑起点，提出要凭借惯例化机制、观众中心化机制、故事冲突与社会冲突同构化机制和创新发展机制等四种机制，影视剧“类型化”生产才能成功地实现了其所要达到的目的和功能⁽⁵⁹⁾。

对电视剧的研究也凸显出类型化的取向，如对现实题材电视剧受欢迎的原因的分析⁽⁶⁰⁾，对“红色经典”电视剧改编成风之原因的分析⁽⁶¹⁾，以及对近年来韩国家庭剧在中国主流电视台热播之原因的分析等⁽⁶²⁾。

对于中国电视剧面临的问题，有学者认为是在表征与认同上存在困境，创作主体在解释和整合现实经验方面陷于无能为力之中，从而使受众在观看中陷于身份认同与文化认同的破裂与矛盾，而这种矛盾反过来进一步造成了叙事主体的无所作为，所以中国电视剧面临的关键问题是重新建构自己的文化主体⁽⁶³⁾。

此外，还有文章研究儿童电视剧、历史电视剧、戏曲电视剧等，也有文章研究按地域划分的电视剧，如大西北电视剧⁽⁶⁴⁾。从电视剧创作的角度看，有研究电视剧文本构成、叙事方法方面的，也有文章研究电视剧的宗教内容的表现⁽⁶⁵⁾。总之，电视剧的研究是电视类型节目中的一个传统的重要领域。

5．栏目剧研究

电视栏目剧，在我国始于1994年重庆电视台的《雾都夜话》，经过10多年的孕育和发展，到2006年在全国各地的电视台屏幕上处处开花⁽⁶⁶⁾，成为电视节目新的生长点和电视机构利润的增长点。但是，栏目剧到底是一个栏目还是一个剧？这可能是今后栏目剧的发展当中一直会很困惑的问题，作为一个栏目是有要求，作为一个剧也是有要求，栏目剧和剧的定位模糊会对这一节目形态的发展和成型带来一种困扰⁽⁶⁷⁾。

有学者认为电视栏目剧是以正常栏目时长为故事演绎框架和边界，受众区域相对明确的低成本核算与运作成的一类新的电视节目类型⁽⁶⁸⁾10，是电视传播的平民性以及电视经历了跨文化、跨区域发展之后的区域化传播两种趋势下的产物，这就注定了电视栏目剧必须具备平民性、地域化传播两个特征，“栏目”、“剧”、“地域性”、“参与性”是电视栏目剧本质属性的几个关键词⁽⁶⁹⁾11。

电视栏目剧取得成就的同时，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也是显而易见、不容忽视的:日播的形式使选题面临枯竭，制作人员水平难达水准，购片配音无法弥补区域特色之不足，学界对栏目剧的理论研究不够深入。电视栏目剧在未来的发展中，低成本投入将会成为过去，品牌标识会受到重视，总之，热浪之后需媒介的理性思考⁽⁷⁰⁾。

除了以上谈到的节目类型，“电视讲坛”节目、方言电视节目、女性电视节目等都是比较受到关注的节目类型。

对于我国电视“克隆”节目版式现象普遍这一问题，有学者认为从国际上看，迄今世界尚无一个各国达成共识的电视节目版式版权保护法，在我国，在政策上对节目版式“克隆”并没有严格的限制。虽然部分“克隆”具有必要性与可行性，但是要善于积极改造和创新，借人“出生”，但靠自己“走路”，找寻属于自己的道路，创作出别人难以模仿的节目⁽⁷¹⁾。

总之，无论在节目形态还是在节目内容上，我国的电视节目都缺乏创新。表现在节目形态上，目前我国电视节目能吸引观众目光的形态基本上是“拿来主义”；在节目内容上，能够走出国门打响民族文化品牌的电视节目乏善可陈。新传播技术的发展，经济环境的优化，制度环境的开放，社会文化的包容性和电视台内部的激励机制五个方面将决定电视节目创新的速度和广度⁽⁷²⁾。

五、电视实务研究与媒体责任研究

1．电视实务研究

电视实务研究是电视研究中数量最大的一部分，包括电视采、编、播的各个环节，涵盖消息、连续报道/系列报道、专题、评论、深度报道、调查性报道等不同体裁和类型。以新闻节目为例，其研究集中在选题与策划、采访、故事化叙事、细节表达、镜头运用，节目包装等方面，涉及民生新闻、新闻娱乐化等多个议题。还有一些学术期刊开辟专栏，及时总结某些电视栏目、频道发展的经验。随着奥运会的来临，出现了一些研究电视传播与奥运的论文。这类研究分布面广、数量大，其中经验总结性质的多，具有理论深度的少。在此，仅对近年来颇受关注的电视新闻娱乐化和节目编排的研究状况作一概述。

电视新闻娱乐化现象出现的原因和影响的研究方面，国内学界形成了某些似乎约定俗成的观点和理念，如市场经济的发展是电视新闻娱乐化的最重要的动因。有研究者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在研究电视新闻娱乐化时，要超越“阴谋论”、反思“拯救大众”论、走出“怀乡病”的阴霾⁽⁷³⁾。

有研究者从传播链角度和文化角度分析了电视新闻娱乐化的成因，认为传媒生产者的欲求、电视媒介特性、电视消费者的需求和把关者的默许构成了传播链方面的原因，文化的变异和跨文化的冲击也对新闻娱乐化的出现产生重要影响⁽⁷⁴⁾。有研究者认为电视新闻的娱乐化是一个全球化的潮流。很多论者在论及新闻的娱乐性倾向时，采用的是一种非此即彼的极端态度，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对新闻本质以及人们对娱乐需求的深层原因的理解偏差导致的。为了能更好地在变化中求发展，给广大受众提供新鲜并且日益成熟的东西，必须把握好“度”，为电视新闻的娱乐化寻求一个正确的发展方向⁽⁷⁵⁾。还有研究者对2000年以来国内对新闻娱乐化现象的研究、讨论现状进行了梳理，认为国内对于新闻娱乐化现象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对于新闻娱乐化含义的界定、新闻娱乐化的时代背景、新闻娱乐化的特征与表现形式、新闻娱乐化的利弊及前景分析⁽⁷⁶⁾。

电视节目编排在电视生产各个环节之中处于一个十分敏感和关键的地位，对它的理论研究还显稚嫩，在具体的电视节目编排实践中，应该处理好编排和内容生产、媒体责任和经济利益、短期效应和长远利益之间的关系。成功的电视节目编排至少要考虑时间、节目、观众三个要素⁽⁷⁷⁾。

近年来，“播出季”的编排方式进入人们的视野。“播出季”是海外电视市场成熟、成功的运营理念和体制。央视经济频道于2005年、重庆卫视于2006年、湖南卫视于2007年先后进行了各自不同的“播出季”的探索和实践。王云峰撰文认为尝试季播模式是一种可贵的创新，是中国电视界一次重大的编排改革。但是，他认为不是所有的节目都适合季播，指出了适合季播的六类节目，警示传媒不宜全盘照搬季播模式，要进一步探索季播规律，改进季播编排方式⁽⁷⁸⁾。

2．电视媒体及从业者的社会责任研究

2007年的“纸馅包子”虚假新闻引发出各种讨论，如关于宣传纪律、宣传管理体制、媒介公信力、媒介社会责任、媒介与国家形象等若干重要命题。有学者从记者的社会角色的角度进行了分析，认为“纸馅包子”的报道者制造这一虚假新闻，有媒体整体浮躁的原因，有宣传把关不严的原因，但最直接的动因或许来自当事人急于完成一个预先申报的选题以换取个人生存的基本保障（如与所在媒体签订正式劳动合约）。文章认为，电视传媒与社会的关系正在发生着重要变化，从业者生存压力空前加大，急功近利的状况导致了不少电视“泛娱乐化”乃至“低俗化”的倾向⁽⁷⁹⁾，甚至“分裂”已经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电视新闻人的习惯图景⁽⁸⁰⁾。

中国电视媒介的低俗化趋势引起学者的担忧，对此有学者认为一部分中国电视人文化身份迷失，必须强调电视媒体的文化责任⁽⁸¹⁾，倡导文化自觉⁽⁸²⁾。有学者通过阐述美国电视社会责任感缺失的表现，警示我国电视业应坚守社会责任⁽⁸³⁾。

与以上文章不同的是，有学者以崔永元为例，分析中国电视精英在专业化长征路上的艰难努力，认为从崔永元个性化的探索路径中，折射出中国电视媒介精英的心路历程和精神走向，但来自主流意识形态的规约、商业化浪潮的冲击以及媒体共同体自身的问题等多方力量的限制约束了中国电视精英的专业化高度和深度⁽⁸⁴⁾。

六、电视文化创意产业研究

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根本策略是民族的创新意识，我国广播电视业的发展应坚持鼓励创新、保护原创、鼓励竞争与融合，探索更好的转化为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途径与模式⁽⁸⁵⁾。有学者对电视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表示了深深的忧虑，认为创意文化的危机在于没有可持续的创意动力，只有当创意创新的风险与其获得的报答相一致的时候，中国影视创作才能大面积向前发展，而中国的电视媒体同时承担着政治、服务、商业三种功能，中国电视还不具有严格意义上的市场集聚能力，或者根本没有市场主体和市场规则，所以当务之急还是从调整中国电视制度入手，从提供公平竞争的条件，资本整合的条件开始⁽⁸⁶⁾。另外，有学者认为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薄弱，一方面与低成本大规模复制有直接的关联，另一方面是因为对创意的重视不够，不仅缺乏足够的资金支撑，而且没有有效的利益回报机制⁽⁸⁷⁾。

有学者认为从世界各国的文化发展规律和广播电视传媒自身发展的历史经验来考察，创新能力的激活与形成，主要的动力不仅是来自于政策资源和外部环境，更为重要的是充分发挥各地的自由——包括自身政治、经济、文化强大的集聚、辐射功能⁽⁸⁸⁾。但也有学者提出广电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不能没有国家干预，这是由广播电视的事业与产业的双重属性、市场经济内在本质矛盾以及我国产业发展多元性与复杂性的国情决定的⁽⁸⁹⁾。中国广电产业将朝向法制化、规模化、社会化、地方化和网络化的方向发展⁽⁹⁰⁾。

七、电视与新媒体、新技术研究

至2007年2月，上海文广、央视国际、南方广电传媒、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电视台获得了广电总局颁发的《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许可证》（俗称手机电视牌照）⁽⁹¹⁾。广电媒体将进入网络电视、手机电视等新媒体领域，这一领域的研究也成为学者关注的对象。

有文章从技术的角度勾勒了手机电视媒体的发展现状⁽⁹²⁾。也有文章研究了手机电视节目，认为目前主要有信息、新闻、娱乐（包括手机电视剧、手机电影、音乐电视、体育赛事、重大活动、动漫和个人DV作品等），随着科技的进步，手机电视必然会给人们带来更多的内容，从长远看手机电视业务将会获得快速发展，并形成相当大的市场规模，关键是制作机构能够适时推出一些适合手机电视播出的内容⁽⁹³⁾。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数字电视的讨论多侧重于技术标准、政府政策、发展概况等宏观论述。有研究者运用实证的方法，研究数字电视在中国大陆的采用情况，提出消费者的生活方式对数字电视的采用具有直接影响，梳理了媒介技术采用研究的三个层次，即技术特征、社会规范和个体心理，认为在一般物质特性的基础上，一般心理特性影响具体的消费者行为特性，并进而影响媒介技术的采用⁽⁹⁴⁾。有文章则对相关概念的使用提出质疑，认为应该使用“数字化的广播电视”，而不要使用“广播电视数字化”⁽⁹⁵⁾。

有文章以具体案例分析了电视和网站的媒介融合策略，认为电视台网融合时不但要注意“合”，即实现新闻资源与采编力量的联合；还要注意“融”，即电视台与网络要充分互动，取长补短，灵活地对新闻信息进行处理，在共享的基础上实现深度的加工与复合性使用⁽⁹⁶⁾。网络电视使传统电视的受众从客体成为主体，传统电视的传播理念和职能构成发生变化，也使传统电视传播组织、渠道和文化形态发生变化⁽⁹⁷⁾。

总之，媒体融合这一场深刻的变革正在传统的广电业中出现，主要发生在传统媒体（电视、广播）和新兴媒体（网络电视、IPTV、手机电视）之间。国际竞争和产业利益是媒体融合的外在推力和内在推力，中国的广电业的融合需要突破种种障碍，尤其是需要突破竖井式分割管理和突破媒体身份，才能获得更大的发展⁽⁹⁸⁾。

以上我们勾勒了2007年电视研究的基本情况，除此以外，电视受众研究，电视文化研究，国外、境外电视理论或经验研究等都成为学界和业界关注的对象，并取得了相应的研究成果，为中国电视的发展提供了借鉴。总体来看，2007年的电视研究体现出这样的一些特点:

第一，热点突出，电视媒体改革、品牌化经营、电视节目营销、娱乐节目成为学界业界关注的焦点。

第二，基础理论研究有较大发展，在电视理论体系构建、学科建设、研究领域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

第三，研究更趋于理性化，反思性的文章较多，对推动电视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第四，研究视野开阔，涉及面广，在某些方面（如社区影像、区域媒体等）有所突破。

当然，研究中也存在一些不足。总体上看理论深度不够，对策性、经验性、总结性的文章偏多，研究的前瞻性不足，高质量的文章不多，对电视传播技术、传播渠道、传播内容探讨的多，但对传播接受者、传播效果研究的少，这些都是以后的研究中需要改进的方面。2008年，随着两会的召开，奥运的到来，中国电视界必将呈现新的面貌，我们也期待着电视研究取得更丰硕的成果。

撰稿人:金玉萍（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新疆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注释】

(1)参见胡智锋、杨乘虎:《本土化:中国特色电视理论的建构与创新——访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导师胡智锋教授》，《现代传播》2007年第3期。

(2)参见徐明明:《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广播电视理论研究若干思考》，《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7年第12期。

(3)参见赵玉明:《谈谈广播电视研究和广播电视学学科建设》，《现代传播》2007年第4期。

(4)参见胡智锋:《中国广播电视学科体系建设必须处理的三个关系》，《现代传播》2007年第4期。

(5)参见石长顺等:《电视学的建构与研究路径》，《新闻大学》2007年第4期。

(6)参见欧阳宏生:《论中国电视批评理论体系的建立》，《现代传播》2007年第2期。

(7)参见陈笑春、欧阳宏生:《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电视批评内容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7年第9期。

(8)参见周靖波、戴清:《改革开放以来广播电视文艺理论与批评的发展流变》，《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7年第9期。

(9)参见方毅华:《关于构建广播电视新闻叙事学的设想》，《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7年第9期。

(10)参见李佐丰、赵均、张武江:《广播电视语体研究回顾》，《现代传播》2007年第1期。

(11)参见王永庆:《中国电视传媒改革初探》，《新闻与传播研究》2007年第1期。

(12)参见夏骏、胡智锋:《十字路口的中国电视》，《现代传播》2007年第2期。

(13)参见尹鸿、杨乘虎:《文化·创意·产业:中国电视的三维空间》，《现代传播》2007年第1期。

(14)参见王甫、吴丰军:《广电内容产业促进政策:中国问题与美英经验》，《现代传播》2007年第4期。

(15)参见苗棣、杨乘虎:《差异与融通:全球化视野中的中外电视艺术比较——访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院长苗棣教授》，《现代传播》2007年第2期。

(16)参见朱春阳:《当代广播电视节目生产机制的选择与演变》，《视听界》2007年第5期。

(17)参见尹鸿、杨乘虎:《文化·创意·产业:中国电视的三维空间》，《现代传播》2007年第1期。

(18)参见胡正荣:《电视台组织结构的重构:行政原则与价值规律》，《中国记者》2007年第3期。

(19)参见周勇:《让“主流”真正成为“主流”——主流电视媒体的边缘化危机及对策》，《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6期。

(20)参见黄升民、宋红梅:《新趋势、新逻辑与新形态——区域媒体的形成轨迹与发展趋势解读》，《现代传播》2007年第2期。

(21)参见柴志明、徐洲赤:《小区域媒体传播的社会和文化意义——杭州下沙高教园区电视传播的实践思考》，《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22)参见徐明明:《社区传播:构建和谐社会的传播学思考》，《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7年第5期。

(23)参见郑敏:《电视发展趋势与电视体制改革》，《新闻爱好者》2007年第5期。

(24)参见黄勇:《中国广播电视发展新阶段及其战略任务》，《现代传播》2007年第6期。

(25)参见赵曙光:《电视节目改版的三个关键点》，《中国记者》2007年第6期。

(26)参见林小勇、陈依依:《不同节目生命周期的营销策略》，《中国广播影视》（京）2007年5月（上半月刊）。

(27)参见余伟利:《〈焦点访谈〉品牌战略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7年第9期。

(28)参见胡智锋:《2006:对中国电视的宏观描述》，《广告大观》2007年第1期。

(29)参见段鹏:《电视媒介品牌的形象塑造策略》，《中国记者》2007年第5期。

(30)参见梁晓涛、靳智伟、胡智锋:《2006:中国电视忧思录》，《现代传播》2007年第1期。

(31)参见毛建国:《电视频道的品牌经营策略》，《现代传播》2007年第1期。

(32)参见杨明:《电视媒体品牌竞争力提升与品牌考量体系的构建要素分析》，《现代传播》2007年第4期。

(33)参见段鹏:《电视媒介品牌的形象塑造策略》，《中国记者》2007年第5期。

(34)参见杨效宏:《中国电视频道品牌化的意识与方法》，《新闻界》2007年第1期。

(35)参见王永连:《2007卫视版图之变》，《中国记者》2007年第7期。

(36)参见熊忠辉:《省级卫视竞争进入频道运营阶段》，《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7年第9期。

(37)参见吴畅畅、赵瑜:《湖南卫视:资本、市场与国家意识形态的转化》，《新闻大学》2007年第4期。

(38)参见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新闻与传播》2007年第12期。

(39)参见李昕:《从“收视率”到“影响力”——中国电视文化价值体系重构初探》，《现代传播》2007年第2期。

(40)参见梁晓涛、靳智伟、胡智锋:《2006:中国电视忧思录》，《现代传播》2007年第1期。

(41)参见段鹏:《收视率与满意度的博弈——刍议电视节目传播影响力与收视率、满意度的关系》，《现代传播》2007年第6期。

(42)参见刘方平:《电视媒体的“点”考核》，《中国广播影视》（京）2007年三月（下半月刊）。

(43)参见张君昌、吕鹏:《绿色收视率与电视品牌》，《现代传播》2007年第2期。

(44)参见邹霞、殷娟娟:《建立多元化动态性评价标准——对完善广播电视节目评估体系的思考》，《新闻记者》2007年第1期。

(45)参见王锡苓:《议我国收视率调查行业规范和管理》，《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7年第6期。

(46)参见徐舫州、张伟敏:《以宗旨为标准划分电视栏目刍议》，《现代传播》2007年第1期。

(47)参见何国平:《论电视新闻的五种节目形态》，《新闻界》2007年第2期。

(48)参见王永连:《2007卫视版图之变》，《中国记者》2007年第7期。

(49)参见尹鸿、杨乘虎:《文化·创意·产业:中国电视的三维空间》，《现代传播》2007年第1期。

(50)参见时统宇:《低俗:电视娱乐节目的致命伤》，《新闻实践》2007年第9期。

(51)参见李兆丰:《大型电视真人秀:超越区域垄断的影响力游戏——地方政府、广电集团与国家（机构）的视野》，《新闻大学》2007年第2期。

(52)参见李兴国、张贞贞:《以独立精神唱响历史篇章——2006中国纪录片国际选片会带来的思考》，《现代传播》2007年第1期。

(53)参见刘卫东、荣荣:《对纪录片真实性的多维观照》，《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7年第12期。

(54)参见高鑫:《真实，创造性诠释——电视纪录片刍议》，《现代传播》2007年第4期。

(55)参见赵丽芳、张涛:《通向真实的一种可能——关于纪录片虚拟化元素的探讨》，《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7年第6期。

(56)参见韩鸿:《社区影像:草根纪录及其中国实践》，《现代传播》2007年第2期；《参与式影像与参与式传播——发展传播视野中的中国参与式影像研究》，《新闻大学》2007年第4期。

(57)参见余秀才:《DV“影像革命”的误导与伦理问题》，《现代传播》2007年第2期。

(58)参见何志荣:《“后栏目化”时期电视纪录片的发展》，《电影评介》2007年第16期。

(59)参见彭文祥、郝蓉:《论影视剧的“类型”观念与“类型化”生产机制》，《现代传播》2007年第5期。

(60)参见尹鸿:《现实之水长流——2007现实题材电视剧趋势分析》，《广告人》2007年第4期。

(61)参见秦俊香:《从社会审美心理的变迁看“红色经典”电视剧的改编策略》，《现代传播》2007年第3期。

(62)参见吴靖、云国强:《迷人的父权制——韩国家庭剧中的现代性与男性气质》，《新闻大学》2007年第2期。

(63)参见梁英:《表征与认同的困境——关于中国电视剧文化建设的思考》，《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7年第5期。

(64)参见王润兰、王晓旭:《儿童电视剧发展瓶颈探析》，《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7年第6期；李强:《从传播学的角度看当前历史剧》，《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7年第7期；李冬茵:《从舞台到荧屏——关于戏曲电视剧的几点思考》，《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7年第9期；张阿利、吉平:《大西北电视剧历史流变、发展现状及前景》，《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7年第5期，等。

(65)参见张斌:《电视剧文本构成论》，《现代传播》2007年第6期；杨爱君:《中国电视剧叙事的方法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7年第1期；杨爱君:《电视剧叙事的“剧势”》，《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7年第5期；黎鸣:《电视连续剧中对宗教内容表现的几个特点》，《现代传播》2007年第5期，等。

(66)参见项仲平、钟丽茜:《论电视栏目剧的界定与特征》，《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7年第7期。

(67)参见蒋恺:《电视栏目剧生存与发展之路》，《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7年第3期。

(68)参见项仲平、钟丽茜:《论电视栏目剧的界定与特征》，《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7年第7期。

(69)参见温洪泉、王晓雄、陈清平:《电视栏目剧的现状、属性及发展》，《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7年第2期。

(70)参见张步中:《中国电视栏目剧现状及发展之我见》，《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7年第3期。

(71)参见林丽臣:《电视节目应学会合理“克隆”版式——关于电视节目版权之争的再讨论》，《新闻记者》2007年第2期。

(72)参见朱金玉:《数字时代我国电视节目创新动因探析》，《新闻界》2007年第3期。

(73)参见熊慧:《走出新闻娱乐化研究的误区——对当前电视新闻娱乐化研究的几点不同意见》，《新闻记者》2007年第9期。

(74)参见毛浓华:《国内电视新闻泛娱乐化成因分析》，《新闻知识》2007年第9期。

(75)参见舒薇:《如何正确看待电视新闻娱乐化的趋势》，《新闻天地》2007年第4期。

(76)参见张莉:《当新闻遇上了娱乐，路在何方？——新闻娱乐化研究综述》，《声屏世界》2007年第11期。

(77)参见胡智锋、周建新:《电视节目编排的理念与策略》，《中国编辑》200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