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一剑传播经典

总序二　十年一剑传播经典

张国良

此书的付梓，意义非同一般，因为它意味着：由我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大众传播学》的最终成果“新世纪传播学研究丛书”，在课题组全体成员的辛勤劳动下，历经十个春秋，终于全部问世了！

该项目立项于1996年，正式启动于1998年，正所谓“十年辛苦一剑　只为传播经典”，令人深为感慨！

首先，我再次深切地体会到学术劳动，特别是创新性工作的巨大艰辛（回想当初立项时对此估计远远不足）；其次，我不能不衷心地感谢项目组的全体成员，在这皇皇六卷、近二百万字的最终成果中，凝结了众多同仁、同学的心血和智慧，尤其是其中有几位主要成员，从“不惑”阶段进入“天命”阶段，他们把自己一段最富有创造力的生命时光，奉献给了这个项目；我必须诚挚地感谢国家和上海社科规划办公室相关负责人士的耐心、宽容和理解，否则，本项目的顺利完成是不可想象的。最后，要特别感谢复旦大学出版社社长贺圣遂先生、前总编高若海先生，他们于学术的热情和支持，使这套精品著作得以高质量地出版。

虽然，由于种种原因，主要是课题任务重、骨干成员太忙，本项目拖延至今，但令人欣喜的是，经过十个寒暑、三千多天的辛劳，终于大功告成，十分圆满地达成了预定目标。

本项目的主要框架和内容为：按传播学研究的5W、也就是传播过程的5大环节（传者、媒介、信息、受众、效果），对前人成果，分门别类加以系统梳理、全面总结，由此反映出一个世纪以来传播学科在世界范围内的生长轨迹，并勾勒出其研究架构的完整图景。本项目的最终成果形式为5本专著和1本译著，分述如下：

1．《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黄旦著）——我国对传播学研究的了解，从“受众”、“效果”开始，关于“传者”的研究虽有一些零星介绍，但系统的整理和分析付之阙如。本著为作者历经多年思考而成，填补了这一空缺。其特色和新意为，选择新闻专业主义为统一视角，透视传者研究的成果，使原本散落在不同层面的思想，具有了内在的逻辑关系。在纵向上，贯通了新闻学和传播学的相关成果，揭示了传者研究的基本取向和趋势；在横向上，则展示了传者研究的多样化维度和广度。

2．《媒介分析：传播技术神话的解读》（张咏华著）——在传播学领域，“媒介”研究正处于一种尴尬局面：其地位如日中天，其成果则相形见绌，在国内尤其如此，本著弥补了这一不足。其特色和贡献为：综合了国外媒介研究大师如英尼斯、麦克卢汉、威廉斯、席勒等的理论，并对我国相关研究状况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和分析，提出许多颇有见地的观点，如“当前研究应从描述性、概括性走向深化、细化”，“在探讨传播技术对传媒和社会影响的同时，也需要探讨社会对传播技术的制约”等。

3．《符号透视：传播内容的本体诠释》（李彬著）——作为国内第一部从传播学角度研究传播符号的专著，涉及语言学、符号学、人类学、文化学、社会学、哲学等诸多学科，同时对索绪尔、皮尔士、哈贝马斯、福柯等大师的符号学思想，进行了有机的梳理和阐释，并结合国内外的大量传播现象展开具体分析，提出了不少富有启迪意义的观点，如“我们应看到符号学不仅属于方法论范畴，更属于本体论领域”，“如此一来，它不仅成为打开传播内容的钥匙，同时也成为透视人类社会的法眼”等。

4．《受众学说：多维学术视野的观照与启迪》（臧海群、张晨阳著）——我国关于“受众”的研究起步较早，但长期以来，过于偏重应用功能，而忽略理论建构。本著的明显特色和贡献为：首次从传播学的立场出发，以多维的学术视野，试图整合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学、美学等各个学科领域对于“受众”的研究成果，把原先丰富但分散的智慧和洞见加以系统化、综合化，并提出大力加强“跨学科受众/阅听人研究”的构想，富有启发性和建设性。

5．《效果研究：人类传受观念与行为的变迁》（周葆华著）——传播学领域中的“效果”研究，历来是“主流范式”，但就国内情况看，并不尽如人意。一方面，实证研究依然薄弱；另一方面，理论建设更为欠缺。本著尝试突破传统的“强－弱－强”定势，把效果研究置于更为宏阔的历史文化与社会制度之背景下，加以深入、细致的考察，不仅呈现了这一领域中媒介、公民、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而且提出了许多创见，如“我国效果研究经过了‘理论缺位’、‘理论检验’阶段，现已有可能走入‘理论建构’阶段”，“这种建构可以有两种形态：完全创新、局部创新”等。

6．《20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张国良主编）——配合专著，集中辑录、导读传播学发展史上的一批经典文献。全书按发表、出版时间排序，契合传播思想史的内在逻辑，展现其演进历程。一共收入28篇/部，从拉斯韦尔的《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到诺曼的《沉默的螺旋》等，均为传播学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文本。其中，近四分之三的篇目系首次译成中文，具有很高的学术含量和参考价值。

如上所述，本项目的宗旨是：对于传播学研究的百年发展史进行全景式的回顾、总结和展望。那么，它究竟有哪些创新性、重要性呢？具体表现为：

一、开创性。事实上，开展这样的全方位研究项目，在中国尚属首次。迄今为止，我国传播学界对世界传播学研究的历史和全局的认识，很不完整，只有一些零散、片断的介绍和描述。这应视为我国传播学研究从幼小走向成熟的必然过程，换言之，经过改革开放以来近30年的摸索，我们才到达了这样一个迫切需要而且能够比较全面、深入地了解和把握整个学科研究状况的节点。当然，海外不乏同类研究，但大都是就某一领域、某一方面的总结，像本项目这样覆盖全领域的统合性研究，其实也不多见。

二、独创性。更重要的是，海外研究无论如何不能替代本土研究。因为：首先，即使面对同样的资料，中国学者有自己的分析思路和评判眼光，因而也就有了独特价值；其次，在梳理、借鉴他国成果的同时，本项目还要求各位作者回顾、总结本国相同领域的研究状况，在中外对比中思考、揭示自身今后的努力方向。

如此，本项目就得以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色，作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

概而言之，本项目的主要建树为：

其一，为我国传播学界绘制了一份详尽的传播学科知识“地图”（其中涉及相关中外参考文献达一千多种），为方便广大传播专业师生、研究人员以及传播实务界乃至各界人士快捷而正确地知晓世界传播学的全貌，提供了指南。

其二，为我国传播学界提供了一部由普及转向提高的教科书“范本”，时至今日，全国新闻与传播学专业点已超过600个，硕士点、博士点也分别增加为100多个、10多个，每年培养的硕士生、博士生数以千计，在此状况下，仅有“概论”、“原理”类的普及版教科书，就显然不适应需求了。为此，本项目成果正可以担当这一提高版教科书的任务。

其三，为我国传播学界搭建了一个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研究“平台”，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全球传播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包括：变迁和趋势；成绩、问题、原因和对策；各个研究领域的联系和区别；中国与外国的联系和差异；传播学科与其他学科的互动；学界与业界的关联；学界、业界与各界的相互作用和影响，等等。

一句话，在历史沿革、国际比较和国家发展的大背景下，准确把握中国传播学研究的演进规律和发展方向，不仅有利于我国学人、学子的思想碰撞和自主创新，而且有利于我国学者与世界同行的交流和对话，为冲刺国际学术前沿奠定坚实基础。

至于其应用价值，除作为传播院系学生、特别是研究生的教科书外，还适合给传播业界和各界人士、包括各级党政管理人员研读。尽管总体而言，这是一项基础研究成果，但其中有不少可供实用（决策参考、创意启发、技巧提升等）的内容，诸如“把关人”、“媒介专业主义”、“控制革命”、“话语分析”、“知沟”、“创新扩散”、“劝服”、“受众”、“议程设置”、“涵化”等理论、知识和方法，皆可结合并指引传播实践。

正因如此，作为阶段性成果，项目组成员们先后推出的4本专著（即《媒介分析》、《符号透视》、《传者图像》与《受众学说》）、1本译著（即《传播学经典文本》），以及30多篇论文（大多刊登于《新闻与传播研究》、《新闻大学》、《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等权威和核心期刊），受到普遍的欢迎和好评，产生了广泛而积极的影响。新华社所属《经济参考报》曾于2006年1月7日对本项目进行了专题报道。

事实上，本项目成果充分体现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丰收。例如，《传播学经典文本》面世三年多，已印行一万多册，被全国同行在著述中广泛引用，并被多家传播院系指定为研究生教材；再如，《传者图像》以思辨缜密见长，刚出版半年，四千册即告售完。

无疑，本项目成果仍存在一些不足和问题，诸如：一、就译著即《传播学经典文本》而言，尽管其第一次向国人较为全面地介绍了一批传播学经典文本，广受欢迎，但事实上还有一些重要文献（如“第三人”、“媒介依赖”、“议程建构”等理论的著述）未及收入，可适当增补；二、就专著而言，各位作者可以说都尽了最大努力，无一不是辛劳之作，但也不乏局限，如《媒介分析》、《受众学说》完成较早，由于当前传播技术迅猛发展，受众状况不断变动，相关研究也随之呈现一派繁荣景象，因此需及时追踪；又如《符号透视》、《传者图像》、《效果研究》，总的来说，对世界脉络的把握，优于对本国局面的解析。这些欠缺，将在后续研究中加以改进。

2008年10月18日

于上海交通大学南洋博士新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