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学派的生长环境与问题来源

一、芝加哥学派的生长环境与问题来源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遭遇着激烈的社会变革。伴随着工业革命的进展，城市化进程加快，社会发生结构性的变化。工业化、都市化与现代化被视为社会由传统到现代的主要趋势。每一个趋势都深深影响到社会关系、物质文化、社会规范以及人的思想。18世纪末期开始的工业革命大大改变了人们的工作关系，特别影响到逐渐形成的工业社会秩序的两项要素——工厂系统和公司制度，前者形成一种缺乏历史感的新社区，社区内外居民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彼此间缺乏认同感；公司制度使得结合众人的力量不再来自传统亲属、朋友间的情感，而是不具人性的一纸合约。官僚化的社会，明显地冲淡了人们之间的情感。都市化是大量人口集中到城市的过程，传统的道德约束随着社会变迁式微，偏差行为因此而猖獗，当时的芝加哥据说就是美国变革的典型。具有执法、审判、处罚等机构的司法制度，于是成为匡正社会偏差行为的正式方法。美国迁居到城市的农夫与原先的城市贫民，彼此社会及心理上差距皆大，都市生活混淆着不同的习俗与规范，形成所谓的“迷乱”。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实施开放移民政策造成的大量的海外移民使美国都市居民的异质性更大，这些社会底层的各国移民们操不同的语言，有着不同的习俗与价值观念，彼此各存偏见，仇视对方、相互谩骂甚至斗殴，形成孔德所说的“众多独立的自治体”。现代化的过程则与大众媒介的成长息息相关，它增加了人们使用传播媒介的机会，提高了识字率，进而影响了政治观念与参与。传播媒介提供了有关政治、经济、宗教、教育的重要信息，成为现代社会依赖的“中介”，不仅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人们对家庭、两性、生存价值等观念。

这样的社会转型，不唯美国发生，经历工业革命的欧洲大陆同样存在。于是就有德国学者滕尼斯用“共同体－社会”这样一对概念^[3]，来描述两种不同类型（但并非二元对立）的人类共同生活，或者说建立一种从共同体到社会的以变迁为主题的社会学。具体说来，共同体是在情感、依恋、内心倾向等自然感情一致的基础上形成的、联系密切的有机群体，在滕尼斯那里共同体的主要形式包括“（1）亲属关系；（2）邻里；（3）友谊关系”等；而社会则是建立在外在的、利益合理基础上的机械组合的群体。滕尼斯写道：“社区^[4]是古老的；社会，无论其名称，还是其现象本身都是崭新的。……对乡村生活的所有称颂都表明，人们中的社区在那里是强大的，更富于活力的；它是人类共同生活的持久和真实的形式。与社区相对应，社会是短暂的、表面化的。据此，社区应该被理解成一种活生生的有机体，而社会则是一种机械的聚合，是一种人造物。”^[5]在这样的论述中，滕尼斯尽管认识到了人类社会从共同体（社区）发展到社会的必然性，但对这位无法忘怀家乡田园生活的社会学家来说，更真实可感也更富有人情味的，仍然是那个Gemeinschaf。从整个西方社会学的角度说，“共同体－社会”的概念在人类社会研究的类型学传统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这种传统，在滕尼斯之前有曼恩的“身份社会－契约社会”、斯宾塞的“尚武社会－工业社会”等；滕尼斯之后有迪尔凯姆（涂尔干）的“机械团结－有机团结”、雷得菲尔德的“乡民社会－市民社会”等。

这样一种社会状态，丹尼尔·贝尔也曾用“大众社会”（mass society）的概念这样概括：

交通运输的革命促进了人们之间更紧密的联系并把他们按新的方式联系在一起，劳动的部门分工使人们更加彼此依赖，社会上某一部分的“颤动”会影响到其他部分。尽管如此，人们之间的关系却日渐疏远。过去由家庭或当地共同体结成的古老的首属群体逐渐破碎，古老的小地方的忠诚与信仰受到怀疑，而新的整合性的价值观念却没有建立。受教育的精英阶层的标准不再能够形塑意见与口味。^[6]

面对这样的时代和世界，都是在小城市长大的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们作为“相信进步，并将理性的运用作为达到进步的途径”^[7]的进步主义者自然不会置之不理，他们的研究充满着改革精神，他们关注移民、关注犯罪、关注青少年，而他们关注的实质在于社会的秩序和民主：在一个不再是“面对面交流的共同体”的社会里，原先在乡村社会得以生长的民主的前景将会怎样？在位移不定的城市居民与居无定所的移民社会里，政治参与是不是变成一个“怪物”？

而他们的答案很简单：靠传播；进而，在现代社会中，对媒介抱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