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际关系介入的局限与意义

二、人际关系介入的局限与意义

尽管可以围绕“大众传播效果”发生联结，但在拉扎斯菲尔德等的心目中，“大众传播”与“人际关系”终究是两个区隔明显的领域。因而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等因素进入效果研究，最显著的结果是使“传播过程”的话语得到丰富；但同时，对传播概念理解的线性模式并未因此受到根本的冲击，仅仅是信息传递的过程从直接的“媒介—受众个人”转向了以“人”为中介的“媒介—意见领袖—追随者（其他人）”。正如卡茨和拉扎斯菲尔德自己所说：“大众媒介研究正在只聚焦一种效果—意图改变态度和意见的（‘活动’）的短期效果，而目前的这些研究（注：指‘人际影响’研究）正是在为这些影响传输和接受过程的图画增添新的（构成）”^[7]。因此，他们更多地是将“大众传播”和“人际关系（传播）”看作受众获取信息和影响的两个渠道，它们可以相互竞争、合作或补充，但却性质各异。与芝加哥学派不同，他们更多地看到“大众传播”作为社会建制、作为社会中的一种结构、一种信息传输渠道，而不是作为人类沟通交流与关系建构的平台和纽带，作为“人类关系”之本质的延伸；他们也看到或者说“重新发现”了人与人之间交流互动的存在，但却不觉得它与“大众传播”有任何本质上的联系。因此“人际关系”被引入“大众传播”，主要在“效果”和“过程”，而不在本质的交融。日后“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成为“传播学”中截然分开并列而行的两个领域，与此不无关系。

当然，“首属群体”的重新发现与人际关系的介入，对于大众媒介与民主社会的关系命题有着重要的意义。

首先，这一发现被认为对大众社会理论冲击巨大，恰如布拉姆森所说：经验主义传统中体现出的最关键的事实是它“否定大众中那种孤立的、不为人所知的、分散的个人形象，而赞同在社会环境之中接受来自大众媒介信息的个人形象”^[8]，因此，原先对于公民受到法西斯主义和极端势力利用媒介宣传实施操控的担忧在此将得到重新考量。

其次，从“参与民主”的角度来考虑，在1950年代美国知识界关于大众文化与大众社会的热烈讨论中，有一种观点认为，广播等大众媒介的诞生，给大众收听提供了巨大的机会，却没有给大众同等参与的机会。大众媒介时代的人们不再像“小镇聚会”时代那样，每个人从理论上讲都拥有发言的机会。

广播系统是否在危害“公共”理念？是不是在这样“媒介中介”的社会中，公民仅仅沦落为少数发言的精英阶层的观众和旁听员？彼德斯认为，在这个背景下，《人际影响》等研究的意义似乎是从大众媒介那里拯救公共领域，它将之从大众传播渠道那里取出，交还到普通人手中——更明确地说，交还到公民话语之中。“人际关系”的“再发现”显示人们依然在交谈，人们的发言并没有完全被新的媒介所窃取和替代，小的通过人与人面对面联系所构建的公共性质的“共同体”依然存在。因此媒介并非如米尔斯及其他大众社会的批评家们所认为的是在“篡取”公共领域，反而可能对之有贡献——即使不能像芝加哥学派所设想的那样成为民主的基本平台和希望所在，也毕竟通过二级传播的第一环节提供了公民讨论的素材。正基于此，彼德斯认为《人际影响》不仅是对社会科学难题的解决，而且是对那个时代主要危机的解决：即回答大众媒介时代“参与民主”的可能性问题^[9]。卡茨本人也提到：二级传播模式满足了对于民主的想象^[10]。

不过，仅仅这一“人的再发现”并不能完全解决自杜威、李普曼以降关于大众社会民主忧思的问题：首先，二级传播模式仅仅指出了人在媒介信息的流动中占有一定的位置，但并没有涉及人们是否参与集体决定现实，以及规划社会秩序；其次，这种交谈主要是私人的，而非公共的，它们对形成一个集体性的世界几无裨益；再次，这种交谈并不起源于当地的共同体，而恰恰是通过媒介在一个远距离的共同体中实现；最后，更为激烈的批评者（如里斯曼）则指责发现群体中介因素的价值有限，因为“大众媒介是总销售商，人际群体只是传播工业的分销商而已”^[11]。从这个意义上说，拉扎斯菲尔德等人的研究只是涉及了“参与民主”的可能性话题，却未能在“人际关系”与“共同体”、“私人交谈”与“公共领域”等问题上进行更深入的理论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