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普曼的传统与背景的转变

一、李普曼的传统与背景的转变

1．李普曼的传统

在“议程设置”、“涵化”等理论阐述的过程中，常常都会追溯到李普曼，尤其是他在《公众舆论》中所表述的关于“外部世界与我们头脑中的景象”之思想。李普曼认为，人总是要了解外界才能做出判断，形成意见，做出决策。可是人毕竟不是“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神，匆匆一瞥就能看破一切”^[2]；相反，别的不说，至少要受到感官的限制，除了不断发明一些办法，试图观看不用肉眼也能观看的东西，聆听不用耳朵也能聆听的声音，主要就是“学着用他的头脑去观察他从未见过、摸过、闻过、听过、想过的大千世界。他会逐渐在他的脑海中为自己制作一幅视线所不及的那个世界的可靠图像”^[3]。除了“自我制作”外，也得依靠外在的力量——“每个人的行为依据都不是直接而确凿的知识，而是他自己制作的或者别人给他的图像”^[4]，正是这种“图像”成为人们思考与行动的基础——“这种对世界的想象方式，决定着人们在任何特定时刻将要做出的行为”，“他们的虚拟环境，世界在他们内心形成的图像，是他们思想、感情和行为中的决定性因素”^[5]。然而，“制作”出来的图像，就不等于是实际面貌，它“既产生于想象，也产生于见解，又产生于思想”，由此所引发的不仅是脑海中的景象与外部世界是否一致，更重要的是人所感觉到的世界实质上就是人本身所创造。也就是说，“在社会生活的层面上，人对环境的调适是通过‘虚构’这一媒介进行的。”^[6]

需要指出的是，李普曼不仅仅论述认识“外部世界”的问题，他说“他人脑海中的图像——关于自身、关于别人、关于他们的需求、意图和人际关系的图像，就是他们的舆论。这些对人类群体或以群体名义行事的个人产生着影响的图像，就是大写的舆论”^[7]。自身、他人、需求、意图、人际关系、群体、影响等都包含在“图像”中，说明了李普曼与我们在第一章所讨论的芝加哥学派的起点一样，也看到了人与人的“互动”与“关系”。不过，与芝加哥学派对“互动”、“关系”的坚信和乐观不同，李普曼对“关系”的真实性表示巨大怀疑。他写道：“如今，在任何社会，只要它的利益并非完全不受外界的影响，并非狭小得使每个人都能对发生的一切都了如指掌，那就必须依靠观念去应付那些超出视线之外并且难以把握的事件。……一个人对于并未亲身经历的事件所能产生的唯一情感，就是被他内心对那个事件的想象所激发起来的情感”^[8]。可见，人的环境包括关系的建立，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外界信息，它只能是一种盲目和情感的混合物。

因此，如果说人与人的互动，在芝加哥学派那里是作为人类关系之本质，那么在李普曼这里则更多的是人与其脑海图像互动的外在表现；如果说芝加哥学派的关系是动态的，是社会的一种表现，传播本身就是建构关系、交换意义，那么李普曼的关系则更多体现为静态的，是被发现而不是正在建构的，“传播”也不再是与社会“关系”合二为一的本体存在，而是与“关系”有所区分的独立存在，是帮助人们认识社会“外在现实”的途径，是“他自己制作的或者别人给他的图像”建构过程中的一种工具。于是，顺理成章，李普曼没有将现代社会中的大众媒介视为乡村共同体生活的自然延伸，自动成为新型“大社会”中人与人互动从而构建“大共同体”的天然平台；而是作为信息发布的渠道，是人们“虚拟环境”的来源，并且认为它将不可能是社会真相的展现，相反，从本质上讲，“报纸并不想照看全体人类”^[9]，“新闻和真相并非同一回事……新闻的作用在于突出一个事件，而真相的作用则是揭示隐藏的事实，确立其相互关系，描述出人们可以在其中采取行动的现实画面”^[10]；由于种种力量的制约，“到达读者手中时，每份报纸都已经是一系列选择的产物”^[11]，因此媒介常常成为操纵、劝服和制造舆论的工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李普曼拒绝了芝加哥学派对于公民参与民主的乐观主义，而提出他的技术精英民主框架。此外，李普曼的思想也告诉我们，既然传播成为认识“外部世界”、把握“外在现实”并藉以行动的信息来源，那么这一切不但与媒介信息提供的状况有关，而且也与个人的接受能力，即与其社会经济地位等密不可分。

阐述李普曼的上述思想，是为了说明它其实是1970年代以来大众传播效果研究聚焦受众“认知”所分享的一个理论基础。无论是“议程设置”理论抑或是“涵化”理论，无论是“沉默的螺旋”理论还是“知沟”理论，它们都或多或少地将大众媒介作为受众认识“外在现实”、获取必要信息的来源和渠道，而非建构人类关系的平台。从这一点上说，讲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甚至整个大众传播研究遵循李普曼而非芝加哥学派的学术传统，的确不虚；而这种将媒介作为信息工具的认识又恰好与结构功能主义认识媒介的思路暗合，使得整个大众传播效果研究在宏大理论的层面上保持了统一。

2．背景的转变

李普曼的传统只是聚焦受众“认知”的效果实证研究所遵循着的基础理论，这些研究在当时的兴起还取决于其他一些历史因素。

首先，电视的兴起也许有助于促成效果研究思路的转变。前一章提到，美国从1950年代开始进入“电视时代”，在六七十年代，伴随着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电视构建“外在世界”的特征和优势越发明显：1960年肯尼迪和尼克松竞选总统的电视辩论会充分显示了电视“建构形象”的效果，即电视给了肯尼迪一个机会来展示他更有“经验”，更有资格成为“领袖”；三年后肯尼迪的遇刺和葬礼则可谓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电视媒介事件；随后1968年民主党大会期间抗议者与芝加哥警察的流血冲突的电视画面冲击着人们的视线；而电视直播越南战争成为第一次“起居室战争”；1969年的登月直播则成为首次全球性的电视媒介事件。那个年代的越战、社会分裂、民权运动、学生激进运动、反战运动、暴力活动、街道上络绎不绝的示威活动等等，都通过电视等大众媒介进入千家万户的视野，成为他们即便不在现场也能感知的“外在现实”，从而呈现出与“二战”时期由于挽救民主、服务国家所带来的关注劝服截然不同的时代主题，促成了研究者对大众传播影响人们认知环境的效果研究的重视。比如“涵化”研究本身就是有关媒介与暴力研究庞大计划中的产物。

同时，电视的出现也引起了民主政治运作领域中的变化，一方面降低了受众对政党宣传选择性接触的几率和程度，另一方面也使得各政党、各利益团体需要在同一平台上竞争媒介议程与公众注意力，麦考姆斯和肖在他们有关“议程设置”假设的第一次实证研究的经典论文中开篇也提到：“在当代，竞选者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多地通过大众媒介向人们‘亮相’，而不直接出现在人们面前。大众媒介传递的信息成为许多人接触政治的唯一途径。”^[12]所以说，媒介的变化与其带来的政治、社会运作形态的变化一起，成为了“认知”效果研究的环境。

第二，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美国心理学界开始了所谓的第一次“认知革命”。其要义在于：心理学家日益把研究的重点从外显的行为转向内部的认知过程，探索认知机制在行为调节中的作用。这些心理学家接受了理性主义传统的影响，认为认知机制在知识的获取、储存和使用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把关注的焦点放在内部的认知机制上，导致了认知心理学的产生。认知心理学把人视为积极能动的知识探索者，他们在世界中的言行正是基于所获得的知识。认知心理学非常关注世界的再现，即人们在自己的头脑中建构对世界的印象，以及这些印象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因此，尽管麦考姆斯和肖并没有在论文中引用认知心理学的理论，但肖本人最近谈到他们当年的论文先被学术会议拒绝、后被《舆论学季刊》接受的原因时曾说“可能因为当时这些杂志正在经历从态度研究转向认知效果的研究的转变”^[13]，可见这种研究思潮的转换是切实存在的。

心理学家叶浩生认为，这次“认知革命”存在着矛盾：它强调了认知过程的作用，促进了心理学家对认知等内部心理因素的重视，但却在现代主义理想的指引下，试图发现不受主体因素影响的有关认知的“客观”真理，因而“在寻求客观真理（即真实的、独立于主观判断的真理）的过程中，认知的研究者恰恰贬低了他们试图阐释的认知过程的重要意义”^[14]。不过，这倒似乎与李普曼将传播视为静态“认识”过程的思想契合，即认知效果研究更多地考察个人认识“外部现实”的过程和机制，而更少在人际交往与相互建构的基础上来探讨。

第三，随着战后“传播学”领域的逐步形成，1960年代，许多以前的新闻记者加入了大众传播的博士训练，成为学界的中兴力量。与接受社会学、心理学和市场研究训练的拉扎斯菲尔德、霍夫兰们不同，他们由于自身的职业经历，更容易将新闻媒介的角色主要视为“告知”，而非直接的劝服，这也从一个侧面有助于将媒介效果研究的注意力转向认知效果，譬如“议程设置”理论的提出者就是新闻专业出身。并且，传播学制度化过程中很大一部分是借助了原来的新闻专业院系作为发展基地，因而相比于从前也更为关注新闻媒介机构、新闻的功能及传播效果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