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与民主资源

三、认知与民主资源

在李普曼的传统与结构功能主义的宏大理论之外，阅读这些认知效果实证研究还需要带有一个背景：即对于受众认知的关注其实处理的是公民在民主社会中思考和行动所必需的信息资源的分布和流动问题，而受众的认知和注意本身就被视为民主政治运作的重要资源。

尽管上述诸种理论或理论假设在近年来已被扩展到越来越丰富的领域^[31]，但我们应该意识到它们最初的提出（以及至今为止的研究重心）大都与民主政治的运作有关。譬如“议程设置”理论实证检验的开篇之作就被麦考姆斯自述为1940年代拉扎斯菲尔德等人进行的“人民的选择”研究的直接子嗣，尽管它们对于媒介效果的假设不同。的确，在这篇经典研究开头，麦考姆斯和肖就提醒人们注意当代竞选者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多地通过大众媒介向人们“亮相”，受众必须依赖媒介提供的候选人信息做出他们的判断和选择，因而各方选举力量和利益集团通过大众媒介进行的议题竞争就是争夺“选票”的重要战场，而选民/受众的注意力本身就成为有可能转化为支持率或“选票”的重要资源。不像传统效果研究只关注态度或行为，新的研究认识到“认知”不但是影响态度引发行为的基础，而且本身也具有重要能量。

正是以此为基础，关注“议程建构”——即“谁在设置议程”的问题才具有重要意义，它提醒人们关注民主政治运作过程中的实际形态、权力控制以及有可能产生的对于媒介、进而对于公众注意力的操控和扭曲。同样，“引爆”理论也经常关注政治人物对受众评判其标准的支配和操控，例如，电视在构建竞选者形象方面作用显著，从而有可能造成受众关注候选人的外在“形象”胜过其施政“信息”的现象。这样的变化对于民主政治的发展是喜还是忧？成为效果研究者进行上述研究时不得不考虑的基本出发点。

“知沟”假设的提出则更多地立足于社会的平等与公正问题。这自然与时代背景有关：平等与公正问题是1960年代、1970年代西方社会和政策的主旋律，这一时期美国的民权运动可谓风起云涌；但同时它也是关乎美国民主的传统问题——“知识是公民全面参与民主和向更高的社会阶层流动的一个基本要素，它向来是美国社会所关注的问题”^[32]。信息和知识的分布代表着社会公众参与民主生活所需资源的易得性，也就决定着他们参与的程度和水平；信息和知识分布的不平等意味着公民行使权利所需资源的不平等，也就必然导致政治参与和影响力分布的不平等。蒂契纳等人的实证研究正是立于这样的起点之上，因此他们将考察的重点集中于印刷媒介，并选择公共事务信息和科技信息两种媒介内容。他们这样表述研究的结论：“大众媒介似乎具有与其他社会机构一样的功能：加剧或扩大了现有的不平等”，其影响是“就文化程度高的群体即社会和技术变革的‘先锋’而言，他们对媒介知识的快速获取可能具有一定的社会功能。但与此同时，知识差异可能导致社会系统中的紧张的增加”；“从定义上看，‘知沟’意味着‘传播之沟’，它对社会问题的解决提出了一个特殊的挑战”。因此，他们也提出了一种行动建议：“要让低阶层人群对当今事件和发现的知晓度不至于远远落后，可能需要其他的大众信息发布系统”^[33]。

其他的一些理论或理论假设，如“沉默的螺旋”、“涵化”理论等，都隐含着公民/受众所认知的“社会现实”是他们形成价值观和行动决策的基础的思想。因此，“沉默的螺旋”的形成和扩大会威胁民主社会中公民的自由表达^[34]；而美国电视的主要功能则是社会控制、维持社会稳定和社会现状，格伯纳等对此隐含着批判。

因此，有趣的是，尽管“认知”效果理论的研究者们本着李普曼“认识外在世界”的传统，但却没有倒向“技术精英民主”的结论；相反，他们的研究体现出对公众参与民主所需资源分布和流动的关切，这是他们的立足点，也是能够切实推进这些理论的实证研究关键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