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主义小说家左拉_柏林苍穹下_一

自然主义小说家左拉_柏林苍穹下_一

自然主义小说家左拉

左拉画像

左拉(Emile Zola，1840—1902)在中国是个熟悉的名字。在西方，左氏虽然盛誉不衰，但除了他的公开信《我控诉》(J'accuse)[1]仍然是个热门话题之外，他的名字已经不再经常被人提起。(www.guayunfan.com)

1996年，布朗(Frederick Brown)出版了《左拉的一生》(Zola: A Life)。皇皇八百多页，比前此最近的一本左拉传记，F.W.JHemmings的《爱弥儿·左拉》(Emile Zola)多出五百页还多，当然引起了书评界的注意。

新传记事綦详，自不在话下。从生平到作品，包括其代表作——二十集《卢贡－马卡尔家族》——的每部小说的情节内容和写作经过，从左氏生活时代的社会背景到同时代人对他的品评，从饱经忧患的童年到富足又兼有齐人之乐的晚年，布氏都钜细靡遗，极尽铺张之能事。书中也提到左氏童年时代和寡母的相依为命(老左拉是位工程师，在左氏七岁时患胸膜炎去世。)造成了他日后对母亲的特别依赖关系。布氏以弗洛伊德学说的观点来看待左氏的这一母子情结，认为这一情结多次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在左氏的作品中，特别是在《卢贡－马卡尔家族》第八卷《爱的一页》中。

左拉肖像，马奈作

左拉《我控诉!》原文

左氏所生活的19世纪后半叶的巴黎，是一个人文荟萃的时代。左氏时相过从的名人中，画家就有塞尚、毕沙罗、莫奈;作家则有福楼拜、屠格涅夫、E.龚古尔、惠斯曼斯、莫泊桑等人，无一不是声名赫赫之辈。其中塞尚是左氏在埃克斯(Aix-en-Provence)的中学同学。(左氏生在巴黎，但在埃克斯长大，直到十八岁才再回到巴黎。)

《卢贡－马卡尔家族》问世之初，读者的反应可说毁誉参半。有人认为《芽月》、《娜娜》、《大地》等污秽下流，有人则认为精彩绝伦。有趣的是，早期的左拉作品同时受到人道主义左派和保守主义右派的攻击，他们都认为左拉笔下的下层社会被涂抹得过分阴暗。两位同时代的大作家，布歇(Paul Bourget)和法朗士(Anatole France，192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开始时都对他抱保留态度，后来则热烈赞扬他的天才。法郎士后来成为他葬礼的致辞人。特别是有隐逸诗人之名、平素惜墨如金的玛拉美(Stéphane Mallarmé)也给他写过表示钦慕的信，可说是作为一个文人一生难遇的殊荣。

布朗引述了大量同时代人对左拉的评论，本人却无一字褒贬，使该书的评论人韦特曼(John Weightman，伦敦大学教授)认为多少是美中不足。虽然作者选择了A Life作为书名，有意指明该书是记述性的，不带“评传”的性质。但韦氏认为，记左拉这样一个以写作为生命的作家，作品已经构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甚至一个更富有活力的部分，不进一步评价他的作品，无异于遗落了他的生命中一些更本质也更引人入胜的要素。因此韦氏补充了下面的内容，他认为这几点对于理解左拉的小说艺术是基本的。

左拉最初也是浪漫主义的追随者，曾经写过一些浪漫主义的诗歌和散文故事。二十多岁以后就背弃了浪漫主义，自立门户，成为后人称之为自然主义的开山祖师。这一转变起源于丹纳和一些唯物主义者的影响。自然主义的特征是鄙弃宗教，采纳科学的宇宙观，在后一点上，左拉也许会联想起他的工程师父亲。在当时，科学的主要内容指的是达尔文的进化论。自从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就提出了人在本质上是一种动物的说法，达尔文主义自然地复活并加强了这一说法。人是一种“高级的”动物，但仅此而已。二十卷《卢贡－马卡尔家族》也就围绕着表现“人化兽”的主旨展开。

人兽既然同源，也就具有相同的本能和冲动。于是人类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下列三件事而发:食物、性(繁殖)和权力。人之所以没有堕入兽界，是由于人创造了一个道德秩序(但出于不可知的理由)，由此才有了“文明”，一个交缠着知性和精神力量的上层结构，包括社会组织、宗教、艺术……但这个道德秩序是不稳定的，人还是随时都有回到兽界的可能，或回到人化兽的本来面目。换句话说，人化兽永远是一个潜存在，它之所以现不了正身，正由于人的勉力相持。左拉的过人之处正在于他感受到这种人兽之争并且通过他的作品把这个信息传递出来。

说食、色、权占去了左氏作品中的大半篇幅，称得上是公平之论。《卢贡－马卡尔家族》中的《饕餮》、《作品》和《巴黎的肚子》一再写到大快朵颐之乐，《娜娜》则借女主人公的艳帜而纸贵一时[2]。不过左氏着墨最多的还是各式各样的权力斗争。他写尽当时社会上贪婪卑污、奸狡机诈的种种丑态，同时也对受苦难的人群深寄同情，对资产阶级怀有一定程度的批判。在他之前，确实没有一个作家把主要的注意力像他那样集中地投向巴黎的下层群众。他之克享盛誉，可说其来有自。

左拉显然是第二帝国(指1852至1870拿破仑第三的帝制统治)的批评者。但出于进化论者的影响，他把社会上的各种不良习俗看作是带有某种遗传性的“痼疾”。因此他才试图用一个家族的兴衰史来具体而微地表现社会的变迁。《卢贡－马卡尔家族》的全名《卢贡－马卡尔一家——第二帝国时代一个家庭的自然与社会史》就充分说明了左氏的这一思路。《卢贡－马卡尔家族》中的部分内容的确表现了左氏对遗传学的兴趣。他很想通过某些小说人物来研究一番个人的得自遗传的秉赋与他自己独具的个性之间是如何地交互作用。在这一点上，他并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唯物主义者。他也努力就教于科学理论来满足他对于一些精神变异征象的好奇，例如杀戮的冲动、神经失常、各种病态心理等。

另一个饶有兴趣的问题是，左氏作品的艺术性何以在中年之后一落千丈?在完成了《卢贡－马卡尔家族》系列之后，左氏马不停蹄地又完成了《三城市:卢尔德、巴黎、罗马》和《四福音:多育、勤劳、诚悫和公正》(未写完)。这些作品虽然具有小说的外貌，实际上是一些宣传性的文字，主旨则在于规劝有意向善的人们，在左氏所处的那个有组织的宗教日益圮坏和政治日益腐化的时代，借助科学知识的力量去建造一个光明的未来。这一套想法当然是天真和缺乏说服力的。它也许受到了帕斯卡所倡议的无为和守真的非基督思想的影响。这些作品中虽然也带着人文主义的色彩。但比起前此的作品来，其艺术的光芒已经黯然失色了。

【注释】

[1]《我控诉》是左氏为了替德雷福斯辩护而写给当时法国总统的一封公开信。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1859—1935)是犹太血统的法国陆军军官，因被诬通敌被判终身劳役。左氏的信大大增长了舆论抗议的声势，政府不得在1899年将德氏无罪释放。

[2]《娜娜》一书在当时创下了销售量的历史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