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际与“关学”的渊源_清末民初乡土教育

张元际与“关学”的渊源_清末民初乡土教育

（二）张元际与“关学”的渊源

“关学”是以北宋张载为代表的学派，因张载在关中创立故名。张载，字子厚，成名后在陕西眉县横渠镇讲学，故被人称为“横渠先生”。他发奋研究儒、佛、道诸家学说，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崇儒而排斥佛、道，创立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即后世所称“关学”。“关学”是宋代理学四派（关、闽、濂、洛）中具有唯物主义色彩的主要派别。

“关学”一派自形成起，历元、明、清三代，薪火传，持续发展。张元际的师友贺复斋、柏子俊，刘古愚诸人，均受“关学”浸染，其中刘古愚更是所谓“关学正脉”。[70]他们对社会时局给予高度关注，以发扬实学为己任，因此也是西北最早宣传西学，推广“新学”教育的一批人。1884年，刘氏、柏氏共同创办味经书院“求友斋”。这里除了教授经、史、政、道四科外，还有天文、地理、算法、掌故等，尤其注重数学的传授。清代以来，数学成为关中绝学，无人能通。刘古愚认为西方之所以武器精良、船坚炮利，是因为科学发达，数学尤其是各种制造业的基础。因此他自学了朱世杰的《四元玉鉴细草》，之后一直潜心于数学的研究。他在给柏景伟的信中说：“弟近得《梅氏历算全书》，探中法之奥窔，无西学之诘屈，弟前所衍测量皆其旧法，而又不备，直可焚之，不敢示人矣。”可见他对中西数学成果比较熟悉，自己摸索研究三角测量法，已接近梅文鼎的水平。创办求友斋后，刘古愚即将平生所学悉数传授给学生，期望他们有技报国。第一批加入求友斋的李岳瑞、陈涛、杨蕙、孙澄海、毛昌杰等人成为维新时期的骨干人物。[71]1895年，刘古愚把“求友斋”改为“时务斋”，更注重西学与自然科学的研究。1898年，他在味经书院成立“复邠学会”，这是全国较早的维新团体。刘古愚和康有为互通声气之后，对康氏的维新思想在陕西进行了大力宣传，并且开始筹办近代意义上的工业，推动了维新思想在西北地区的传播。

受到以上这些师友的影响和砥砺，张元际终生以振兴“儒学”为己任，广交学友，切磋学问。在其学成初年，就在泾阳建有“辅仁社”，继有“临泾社”。后在省城西安，建有“岳云社”。返回兴平，建有“槐里社”。参加者都是当时有名学者。他还经常与当代名家辩难，如与甘肃督升吉甫在临潼会祭，与太常高曦亭在鲁斋会祭，与光禄屠梅君在省学校会祭[72]，与司寇赵展如等人在沣西会祭[73]，等等，讨论儒学及救世之道。在其晚年，继有“关洛学社”，社友有陕西刘镜湖[74]、寇立如、许世衡、牛梦周[75]张鸿山等；河南白寿庭，山东孙仲玉、张范田，浙江夏灵峰，以及朝鲜李习斋等。每次会讲，常常有数百人参加。他对西方科学技术也比较关注，据其自传云：“即旧所课徒之‘爱日堂’指立‘尊经学堂’，内附高、初两等学堂。自大门至讲堂，共房三十间，经史子集并各科学书一万五千卷，径尺八天球、地球两座。中堂镜、自鸣钟各一座。桌凳三十件，以为教授之地。”[76]

张元际的儒学思想，还受到比刘古愚更早一代的“关学”传人，也是张元际的同乡，兴平县杨双山的极大影响。杨双山（1687—1758），名屾，双山为其字，陕西兴平桑家镇人。[77]杨双山生活在康乾时期，是明末三大儒之一的李顒（二曲）的高弟。自从就学于李颙，决意科举，致力发扬其师的“适用”之学，究心于性命之学和农桑礼乐之制，李颙称其有“命世之才”。杨双山著有《邠风广义》、《知本提纲》、《修齐直指》、《经国五政纲目》等，前三种都是当时中国北方地区重要的农书。道光年间，陕西巡抚杨名扬在陕西兴蚕桑，见到《邠风广义》十分赞赏，对其中所载技术多有采纳，并将《邠风广义》上奏朝廷，道光皇帝下谕旨予以褒奖。张元际的老师刘古愚，在提倡农工商业之时，也曾广泛地宣传杨双山的《邠风广义》，推广其中所载之农业技术，并为《修齐直指》作注。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兴平知县杨宜翰和张元际组织发起，特在双山葬地立“双山祠”以纪念这位乡贤。显然，农业生产成为张元际关注的一个重要内容，与这位兴平前辈的经世思想的影响是分不开的。(www.guayunfan.com)

张元际以振兴儒学为己任，尊崇孔子，身体力行。他主讲“爱日堂”、“清麓书院”数十年，朔望日必举祭孔仪式。六十岁以后在县城设立孔教会，与人逐日论讲。远方名儒如来兴平，务必举行会讲，数十年如一日。在七十四岁高龄时，他还亲赴山东，谒孔林，拜孟庙，尊师重道之心，至老不倦。四方知交称道：“眉县张（横渠）、兴平张（元际），东西辉映。”给予很高评价。

张元际躬行儒家“仁爱”之学，心怀仁爱，心忧国家。自己出资创办并主讲“爱日堂”，培养有志之士。凡贫寒学生，一概不收束修；亲友故旧子弟学成或者高中后的酬谢礼物，他一概拒收。立“同仁堂”，对资助办学的，令少助钱物，以济寒微之士；又设“周济会”，自献银两，每逢年关，以利息购粮救济贫民。时任兴平知县杨宜瀚[78]，为官清正，礼贤纳士，非常敬重张元际。光绪二十六年（1900），陕西发生大饥荒，江南义绅唐桐卿携款来陕救灾，张元际和杨宜瀚一起前往求助，兴平得赈款最多，救活许多性命。后以赈济余款设立“义生善堂”，他亲自督工监修，并为唐桐卿等人立生祠，对义行进行表彰。杨宜瀚在兴平任内政绩昭著，如兴学堂、建双山祠、筑城垣、筹赈救灾、建善堂等等，都是在张元际的协助下完成的。杨虎城任陕西省政府主席时，以张元际为师，题送“关学薪传”匾额，并于1930年聘他到省襄助，他以八十高龄病翁谢辞。民国二十年（1931）正月张元际逝世，终年八十一岁。当时杨虎城、顾祝同、杜斌丞、朱子桥、宋伯善、牛兆濂等诸多军政要人、社会名流前来祭奠。杨虎城挽联云：

先生近师中阿，远绍洛闽，况更却登大耋。福乐康宁，自当期颐百年，为彼士杯作坊表；

鄙人忝权陕政，幸莅梓乡，方思问道响风。泽躬化雨，胡竟不遗一老，使我关辅失儒宗？

兴平县人徐怀璋挽联云[79]：

八十岁老抵，汲宁存顺。记乎时行敦门内，誉达天庭，教衍紫阳，学宗眉柏，持敬之功，弗愆于暮夜；好学之念，靡倦于耄年。屈指数：而洛、而皖、而兖、而晋、而陇、而秦，如先生者得几？

百万园讲座，琴在人亡。忆居恒善业相劝，过失相规，有无相通，患难相恤，同门之谊，严等于父师；朋友之交，情切于骨肉。静言思：若容、若貌、若颜、若色、若辞、若气，怀君子兮不忘。

县人显建文、弓尚德挽联云：

积八十载光阴，仿考亭行状，缅阙里斯文，知古道犹存，居然坠续绵清麓；

为六百村民众，往沪上购书，向江南求赈，何昊天不吊，竟尔长颓悼泰山。

以上评价，大概能较全面地反映张元际毕生对儒学的追求与实践，以及他在当时的社会影响。其一生的著作也大都与儒学相关，计有：《孔子辑要》二卷、《四尝录》—卷、《谒庙侍行记》二卷、《易以反身求》二卷、《四行记》四卷、《道统百篇》一卷、《关学续编》三卷、《爱日堂前集》十卷。另外，还编纂《兴平乡土志》五卷，主编《兴平县志》四卷、《校订兴平县志》八卷。[80]张元际对儒学的执著与躬行，极大地影响到他所编的《兴平县乡土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