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史的重要性

拥有自己的一桶水_浅谈“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体会_探索与求是

拥有自己的一桶水——浅谈“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体会

王志明

俗话说要给学生一瓢水，教师自己先得有一桶水，即教师自己必须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才能教导学生。在今天信息化、多元化的时代，人们强调多媒体、互动、沟通等多种教学形式，但若没有自己的一桶水，这一切就徒具形式。结合“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一年来的教学体会，略谈对这一问题的粗浅认识。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虽然属于政治思想课，但毕竟是历史的知识范畴，学科特点是求真，在真实的世道变迁中求智慧。中国近现代史是世界近现代史的组成部分，是中国古代史的延续。学习和备课中国近现代史，必须要具有世界史和中国古代史的知识背景。(www.guayunfan.com)

我们知道中国近代史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这就突出了中国史与世界史的联系，同时也突出了遭受西方压迫的情节。英国、法国、美国乃至日本为何能打败清王朝？这些国家为什么会强大，又是怎样强大的？不理解这些问题，就无从理解近代史。

在世界近现代史中，头绪也很多，如美洲印第安人的血泪史、非洲黑人的悲惨遭遇、亚非拉人民的反帝斗争、东方文明的衰落、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扩张等，我认为最值得重视的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兴起，因为从近现代以来直至今天，中国人的奋斗目标都是富强和民主，而西方大国走过的成功之路无疑是值得借鉴的。对西方兴起的原因，有的学者强调古希腊罗马以来的政治民主制度，有的学者强调合理的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有的强调新教中的资本主义伦理精神，有的强调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素质，有的强调对外侵略的作用，由此形成不同的思想流派。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兴起的原因是很复杂的，单一决定论行不通。马克思从经济角度解析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兴起，但也不是经济决定论者；韦伯从精神层面构解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和东西方的差异，但也不是文化决定论者。这些学者认可西方工业文明和西方民主的普世价值，我国近代以来不断重视学习西方的物质文明，但对西方的精神文明，尤其是对政治文明重视不够。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历来是以政治史为主线，因而了解西方政治史是了解中国近代史的重要前提。

近代西方政治史的主线是资本主义民主、自由和人权的发展史。近代西方的政治史也不能单一化解释。如我们原来很重视革命的作用，看重英国的“光荣革命”，法国的大革命，重视的是突发事件。其实任何突发事件都是社会长期积累的结果，任何大变都是无数小变组成的。英国的革命很成功，但要知道英国贵族在13世纪就以《大宪章》来限制国王，霍布斯、洛克、莎士比亚等思想和文化巨人对英国人民已有广泛的影响，英国的中产阶级的势力比较发达，任何暴君和独裁者已经无法统治国家和社会。相对而言，法国的革命就艰难得多，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第二共和国、第三共和国、第四共和国，真是眼花缭乱，逝者如麻，历时久远，直到1959年戴高乐将军建立第五共和国，实行半总统制，法国政局才稳定，经济和社会才快速发展。因此，法国尽管有伏尔泰、卢梭这样一流的启蒙思想家，但中产阶级的势力没有英国强大，而且陆地宽阔，小农经济和小农思想浓重，他们像“一袋马铃薯”那样分散而没有组织，只能仰仗皇权，这也是拿破仑称帝的重要原因。但绝不能把拿破仑这个皇帝与我国的明清帝国时代的皇帝相提并论，拿破仑是资产阶级的皇帝，是法国革命的产物，拿破仑军队所到之处，强迫推行资本主义制度，拿破仑后来兵败滑铁卢，但《拿破仑法典》是打不败的。

综观西方的政治发展，改革时期比革命时期更长更重要。如英国代议制民主制的成熟，从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的《权利法案》到今天比较广泛的民主自由，经历了三百余年的历史，期间并没有暴力和重大社会冲突事件，而是在和平改革中完成的。1689年的《权利法案》为英国宪政奠定了基础，1701年的《继承法》使主权在议会而不在国王，到18世纪中叶国王“统而不治”成为虚君，责任内阁制成熟完善，此后工人阶级又通过宪章运动赢得了政治权利。要知道前英国首相布莱尔便是工党的领袖！300年来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没有变，人们很少怀疑其合法性，但内含和实质大为不同，这样的君主立宪制度比许多国家的共和制更民主。所以民主不能看意识形态的外表，有些独裁专制的国家在口号上更民主，因为民主是个好东西，是合法性的基础。如民国时期的袁世凯和蒋介石，标榜的都是民主共和国，其实都是独裁者。可见民主的阶级基础、社会基础很重要，单纯在意识形态上追求民主，往往会背离民主的实质。美国政治其实是英国政治的延续，美国的历史不是印第安人的历史，而是欧洲政治在广袤的土地上更自由的发展。有些同学说美国两百多年就那么强大，我说不然，美国的历史要从英国算起，当初美国人80%以上来自英国，今天英国老是跟着美国走，如同老子跟儿子走一样，在政体上是一家人。

德国是很典型的通过改革成就现代政治的国家。在马克思那个时代德意志还四分五裂，靠近莱茵河地区的资本主义经济比较发达，东部的普鲁士地区还处于落后的农业经济状态。但后来普鲁士地区成功地进行了农业资本主义改革，东部的武力和所谓的“普鲁士精神”促成了德国的统一，俾斯麦（李鸿章同代人）任宰相时德国的统一和现代化才完成，所以说德国是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则是通过改革建立现代政治的典型亚洲国家。1840年英国侵略中国，1853年美国侵略日本，受侵略比中国晚13年；而日本搞明治维新政治改革是1871年开始的，我们的百日维新是在1898年，日本的政治改革比我们早27年，说明日本对世界的应变能力比清朝强多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军占领日本期间，日本又以美国的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为蓝本进行了全面的改革，使战后经济腾飞有了制度保障。

政治民主化建设是中国近现代以来的一条主要线索，我们的政治革命很晚才结束，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才只有30年的历史，改革仍然艰难而又任重道远。堪比西方近现代政治的成败得失，对于我们正确理解中国近现代史，更好把握未来意义深远。

中国近现代史是中国古代史的延续。不正确理解中国古代，就不能解剖中国近现代，甚至对当今中国的发展都有影响。由于受传统教科书的影响，说到中国古代政治和社会，许多同学就会联想到专制、独裁、腐朽、剥削压迫、封建黑暗，一棍子将千百年的中国打入十八层地狱，这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逻辑。如“专制”在古语中本是褒义词，歌颂国家最高领导人勤职负责；“封建”本意是封藩建国，地方高度自治，是与大一统的郡县制相对立的概念；“封建专制主义的顶峰”明清时期的文官制度是历史上最发达的，而发达的官僚制度是现代社会必备的条件……可见不能概念化、简单化和丑化中国古代历史。再如普通百姓的人身自由，也不像想象的那样被束缚。唐初的均田制把百姓固定在土地上不能流动，中唐以后均田制瓦解了。公元780年推行“两税法”，此后的一千二三百年间，国家基本上放弃了大规模的平均土地的尝试。在均田制下，农民对土地只有使用权，死后必须归还国家，由国家对新户主重新分配，而国家在这个基础上抽取租庸调，并建立寓兵于农的府兵制。两税制把税制简单化，只收户税和地税，分摊夏秋两季征收，地税征收谷物，户税则全以现钱计算。与此同时，土地自由买卖和契约化的趋势日益明显，这事实上是向私有制和货币经济让步。到明代实行“一条鞭”和清代推广“摊丁入亩”后，农民得到的人身自由更多。清末和民国时期山东农民闯关东，身份也是自由的，他们出入东北城乡，可以自由在城市或农村定居谋生，苏北的农民则是以自由身份在上海的廉价房定居，成为近代上海的早期居民。

我们讲的中国近代，主要还是西方的标准，如市场经济、货币经济、都市化、文官政治、新科技、思想文化的世俗化、民族国家的成形、国际化等。从这些标准看，我国宋代就具有这些方面的特征，如中国的四大发明除造纸外的三大发明都是在宋代完成的，在当时世界无疑属于“高科技”；宋真宗年间出现民间发行的“交子”，是世界最早的纸币；宋代的开封和杭州都是一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其规模在当时世界上无可比拟。所以有些学者认为宋代是中国近代的开端。如果撇开西方标准，以中国为中心、从中国国情出发来看中国，不少问题还有待厘清。当然今天的中国离不开世界，离开世界来看中国历史文明也是不可取的。总之，要在中国和世界的张力中重释中国，宋明理学大师朱熹、王阳明等人融合中外开创新学方面就很成功，他们将中国儒学与西方佛学内化为新的学术，成为影响中国千百年的道学。“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西潮东渐，虽然出现了梁启超、胡适、鲁迅那样的著名学者，但就融通中西、构建新学方面而言，他们的功力远不及朱熹、王阳明等先贤，中国学术正待来者，中国历史的通才正待来者。一代学术开启一代社会，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迫切呼唤着贯穿中西的学术大成。时代大背景要求我们备课必须有学术性，以智慧之光启迪一代人心灵，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讲授中国近现代史，当然离不开中国百余年历史的具体情境。离开基本的事实来总结历史，就成了以论代史，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错误和有害的。如在分析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失败原因时，或云没有发动广大农民参加，或云缺少思想启蒙，或云软弱妥协等。实际上当时中国的资本家数量极少，甚至很难形成一个“阶级”。在辛亥革命前夜，中国称得上近代企业的不过500～1 000家左右。有的学者将1911年各地商务总会的会员数和商务分会的会总数相加，有52 630人，这些人成分很复杂，并不都是资本家。将这些人数与数亿中国人相比，简直是微不足道。资本家们都求稳怕乱，他们大多主张君主立宪，反对暴力革命。在“二次革命”爆发时，他们马上抛弃孙中山而支持袁世凯。[1]辛亥革命主要是孙中山、秋瑾、林觉民等知识分子的革命。清末新政的教育改革，培养了大批留学生和新式学堂的学生，总数达数百万人，他们普遍接受西方的民主自由观念，热切希望中国迅速赶上西方，不满清朝的统治。其他落后国家的革命是大学生组党，中学生搞暗杀，小学生扔炸弹；而中国像汪精卫那样的高级人才都去搞暗杀，林觉民、陈炯明这些留学生都亲自冲锋陷阵，可见其革命热情无比高涨。我们在谈辛亥革命时，不免将资产阶级夸大。十年内乱时更是无端地将“资本主义”夸大，如“割资本主义尾巴”、“打倒党内资产阶级当权派”、“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灭资兴无”等，在树立资本主义这一假想敌之后，“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导致内乱蔓延，直到揪出“四人帮”后才拨乱反正。

近现代对当代影响最大，热点多，问题复杂，特别是学生们的即时提问，需要我们对时政、对社会、对未来特别关心，正确把握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如有些学生从媒体上了解到“告别革命”的说法，问中国近代的革命是不是不应该提了？革命是社会冲突和暴力斗争，现在讲和谐社会，与革命关系不大。理解革命，首先要同情革命，回到当时的历史情境。尽管清末和民国时期中国工商业经济有一定发展，特别是抗日战争前10年，国家经济发展的势头良好，可惜被日本侵略打断了。但与此同时中国广大农村的生活则很艰难，湖南澧县、安乡、汉寿、华容等县的棉田赋税在40%以上，四川崇庆的田赋占总收益的66%，远高于37.5%的法定租率。税是地主交给政府的，税高则租更高，租种的农民交不起租而被迫逃亡，地主交不起税也流离他乡，1931年陕西省甚至勒令佃户直接完税。据1933年全国20省737县的调查，农家负债比率为62%，[2]加上官府欺压、黑恶势力横行，不少地方的农民生活陷入绝境。《白毛女》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唱响解放区的，有的经济学者竟然还说杨白劳和黄世仁是债权和债务关系，这完全是无视社会公正，为罪恶的当权者辩说。千百万农民没有分享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成果，社会两极分化加剧，他们只有跟着救星共产党干革命，“母亲送儿去参军，妻子送郎上战场”。得民心者得天下，共产党代表了广大弱势群体的利益，组织农会，减租减息，分田分地，农民在社会上有说话的权利，这是农民拥护共产党赢得新政权的重要原因。所以共产党人永远不能告别革命，要牢记革命的社会背景，永远为社会弱势群体撑腰，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总之，要讲好“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自己必先学好中国近现代史，从世界同时代的横向角度、从中国古代史的纵向角度、从当代和未来的逆向角度把握好中国近现代史，这是一个无止境的追求过程。在此过程中不断充实自己，才能更好启迪学生，不断拥有自己的一桶水，给予人的一瓢水才够分量。

【注释】

[1]杨天石：《国民党人与前期中华民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页。

[2]张宪文等：《中华民国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二卷第181～1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