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背景_民族文化教育

研究背景_民族文化教育

西藏和四川藏族地区中小学生弃学问题实证分析——以西藏类乌齐县和四川甘孜县为例

⊙何景熙　贺能坤　李秀伟[1]

[摘要］虽然西藏和四川藏区教育教学条件大大改善，中小学生实行“全免费”政策，但弃学现象仍较为严重。以西藏类乌齐县和四川甘孜县中小学学生弃学意向及其相关影响因素的问卷调查为依据，对相关变量的二维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受老师喜欢的程度、读书的快乐程度、家长对逃学的态度、打工的意愿、父亲的职业等因素对学生逃学动机产生显著的正向或负向影响，其中学生受老师喜欢的程度、读书的快乐程度、家长对逃学的态度三项因素的影响最为显著。本研究的结论是，根治藏区中小学学生的弃学问题、增大在学保有率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家庭、学校、政府组织的协同配合，采取多种措施，对作为主体的学生进行心理与行为干预，以增强其学习自信心，提高其读书的快乐度。

[关键词］西藏农牧区；中小学生；弃学；二维logistic回归分析

一、引言：研究背景(www.guayunfan.com)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最近十年来，西藏自治区及其他藏区的教育事业快速发展。西藏的74个县（市、区）已完成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目标，全区人均受教育年限达到6.3年。四川甘孜州在校学生96 596人，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达97.7%。西藏及四川藏区教育事业虽然取得历史性的巨大发展，但是也应看到，与全国其他省区比较，仍然存在不小差距。

为了改善教育发展相对滞后的状况，国家（中央和地方政府）在较长时期内以超常规的力度投入大量资源（人力、物力、财力）支持藏族地区教育事业发展。以西藏2008年为例。普通小学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支出为5 061.95元，普通初中为5 965.68元[1］。这一数值不仅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居我国五个民族自治区之首位。近年来，无论西藏城镇或是农牧区，学校办学的硬件设施已经基本现代化：不仅建有标准的教室、实验室、计算机房、音体美专用教室、学生宿舍、食堂和澡堂等，而且相关的配套教学设备也基本齐备。此外，国家对藏族地区学生的教育直接投入也十分可观：目前国家对西藏及四川藏区所有农牧区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执行“三包”，即向学生免费提供一日三餐、住宿、生活用品和书本。藏族农牧民无须为子女完成义务教育支付任何费用。从这方面看，该区域已成为我国真正意义上完全免费义务教育的省区。

但是我们注意到，在国家教育投入不断增大的同时，在占西藏人口绝大多数的农牧区，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特别是小学高年级和初中学生厌学、拒学、逃学乃至辍学现象极为突出。课题组2008—2009年对西藏类乌齐县和那曲县的实地调查发现，在类乌齐县中学，应到学生2 328人，但真正能够长期坚持上课的仅700人，不足总学生人数的1/3；实到人数最少的班仅有3人上课（应到人数为45人）。在那曲县，某中学应到学生2 700余人，但实际在校生687人，学生到校率为29.8%，即有70%的学生未到校读书。笔者对两县农牧区中小学学生的抽样调查发现，5年级及其以上学生中72.5%的人有不同程度的逃学经历，其中长期逃学和经常逃学者分别占14.5%和6.8%。在受访学生中，竟然有79.7%的人对逃学持赞成态度，不赞成逃学的仅占20.3%。

甘孜县的情况与类乌齐县大体相同。在402个被调查的中小学生中有38%的人有逃学意向，另有45.3%的人则有转学意向。该县农区来玛小学在校学生总数为105人，2010年7月参加期末考试的学生与2009年9月报名的学生人数相差25人之多，占全校学生总数的24%。据教育部门的统计，该县初中净入学率的59.35%，即40%的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自动放弃升入初中的机会。当地教师、乡村干部和学生家长在访谈中均表示学生的厌学、逃学和辍学行为是农牧区当前教育发展面临的最大难题。通过不同藏区的调查，我们看到了相同的现象：一方面，西藏农牧区很好的办学条件和很高的义务教育适龄人口入学率；但另一方面却普遍存在学生因弃学（包括厌学、逃学、辍学）而导致的小学、初中阶段较高的辍学率和较低的保有率，由此出现国家教育资源（人力、物力、财力）高投入下，一批新文盲人口仍不断产生的奇特现象。此外，四川藏区大量学生存在转学意向及其原因也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这些特殊现象向研究者提出的问题是：其一，在学校软、硬件不断完善的情形下农牧区相当多的中小学生产生厌学、弃学、辍学意向和行为，其原因何在？换言之，究竟是哪些内部、外部因素对作为受教育主体的中小学学生弃学行为产生显著影响？是否还存在人们未曾注意到特殊原因？其二，西藏和四川藏区中小学学生弃学意向及其影响因素是否存在共性和差异？其三，四川藏区不少中小学学生转学意向及其原因。这些都是本文需要研究的问题。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本文关于弃学的定义是指中小学生发生厌学、逃学、辍学的心理和行为及其过程。

二、文献述评

西藏中小学生辍学问题并不是始自今日。民族教育课题赴藏调查组1987年的调查显示，全自治区7岁至11周岁的适龄儿童约有24万人，小学在校学生共有12.1万人，毛入学率占50.4%，纯入学率仅为40%左右，即巩固率低、中途辍学的学生很多。小学在校生中高年级小学生只有22 800人，仅占全部小学在校生的18.8%。而当年小学毕业生只有9 880人，占小学在校生的8.2%[2］。吴德刚1995年的调查研究表明，全西藏农村学校招收一年级小学生10 536人，但到1989年能够升入小学五年级的只剩下2 852人，到1990年升入六年级的只剩下2 452人，分别仅占入学时的27.1%和23.3%。与全国少数民族较为集中的省区比较，西藏普通中、小学生辍学率是最高的省区之一[3］。彭陟焱、周毓华对拉萨林周县林周中学的抽查结果显示，全县中学生的巩固率仅为46.7%左右[4］。入学后巩固率低、在校学生中所占的比例低，辍学率高成为西藏基础教育发展的“瓶颈”问题。余明江对四川藏区学生因异地择校而流失问题分析表明，导致流失的原因之一是学生家庭通过“自发异地择校”将学生转到其他地方读书。“自发异地择校”具有自主性、自发性、跨文化性和投资性[5］。

在已有的相关研究文献中，对此问题的归因分析可概括为三方面：其一，家庭经济方面原因，即农牧区家庭收入普遍偏低，无力支付学生上学的直接和间接成本导致他们对教育的需求愿望偏低并致使学生辍学；其二，学校教育方面的原因，包括学校课程设置不合理，教学内容远离学生的生活和实际情况；教材难度偏深，过多强调知识性、系统性，学校中习得的知识与日常生活经验无法建立有机联系；升学无望，就业无门，家长对学生接受教育的出路担心而不愿意送学生入学；存在语言障碍，学校尤其是中学的教学语言以汉语教学为主，与学生生活中习惯使用藏语存在较大的差距，导致学生的不适应和学习困难；学校教学目标盲目追求升学率，学校按升学考试所要求的课程统一开设，不能满足学生的教育需求；师资问题严重，不仅数量有限，而且能力普遍不高，尤其是双语师资的缺乏和双语教学能力的低下，导致学生产生厌学情绪；其三，宗教文化方面原因。西藏居民普遍信奉藏传佛教。人们习惯于借助宗教而不是通过从学校获得的知识来支配自己的行动。故对接受学校教育的愿望不强烈，这种宗教习俗也对青少年一代产生影响，等等[6］[7］（万明钢，1999；朱玉福，2006；格珍，2008）。

面对当前发生在农牧区学校严重的弃学现象和问题，上述研究提供的解释的局限性已经凸现：例如，将农牧民家庭收入低这一经济因素作为学生辍学的主要原因，显然难以解释当前国家对学生实行“三包”，由家庭的负担学杂费、生活费已经为零的情况下仍然有大量厌学、辍学现象发生的事实。进一步看，仅仅着眼于外部的、宏观的（经济、社会、文化、宗教）归因分析，已经难于得到有说服力的研究结论。故以新的视角对此现象作更深入的分析就十分必要了。笔者以为，现在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是，作为教育受体的农牧区中小学生个人为什么不愿意在校读书？他们心里究竟喜欢什么样的教育？当其作出逃学、辍学行为选择时的想法或动机是什么？进一步讲，与这一动机相关联的问题是，作为尚未完成社会化的未成年人，他们究竟如何认识上学读书的价值？喜欢什么样的教育和学习内容？事实上，已有教育心理学研究表明，处于社会化过程中的未成年儿童或青少年，对具体事物的喜欢或不喜欢往往是其动机和行为选择的出发点，尤其对自幼成长于特定自然环境中，具有自由不羁个性的藏族儿童、青少年来说，其心理和行为则是直接而天然的表露。此外，我们还不可忽略国内外学者关于家庭背景，特别是与家长职业和受教育程度相联系的教养态度和方式[8］对子女上学（包括愿学和弃学）动机、行为和效果发生重要影响的研究结论[8］。有鉴于此，笔者以为，对于农牧区学校弃学问题，唯有以学生为微观分析主体，通过对学生个人心理、行为层面的实证调查和分析探究弃学动机与行为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主要影响因素，方能找到有效解决途径和办法。

三、实证研究

（一）数据来源

本文的实证调查对象为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学生弃学、辍学现象较为严重的西藏农牧区类乌齐县和四川甘孜县的中小学学生。2008年9月—2009年7月、2010年10月—11月课题组分别在类乌齐县甘孜县中小学生进行问卷式抽样调查，并对学生家长（农牧民）作了深入个案访谈。

类乌齐县位于西藏东北部，总面积6 247平方公里，辖8乡、2镇、105个行政村、2个居民委员会，总人口41 329人，是一个以牧业为主的农牧县。目前全县共有初级中学1所、乡镇中心小学10所、村完全小学3所，教学点18个。类乌齐县调查总体为小学4—6年级和中学1—3年级的全体学生[2]。我们严格按概率抽样原则确定访谈对象，本次调查共计填写问卷500份，其中有效问卷429份，有效率为85.8%。

甘孜县面积7 358平方公里，总人口56 869人，境内居住有藏、汉、彝、苗等民族人口，其中藏族人口占总人口的95%以上。根据随机抽样原则，学生问卷按照甘孜县中小学中县城学校、农区和牧区学校学生人数的比例（15∶6∶4），分别选取甘孜县城乡中小学校4—9年级学生作为调查对象，共发放学生调查问卷445份，回收有效问卷402份，回收率90.34%。

根据研究目的，我们调查问卷为封闭式，分为四个部分：①学生个人及家庭情况（性别、年龄、年级、城乡分布、走读或住读，以及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及职业等）；②学生弃学的心理和行为（读书意愿、读书快乐度、是否有逃学经历，以及对逃学的态度等）；③影响学生弃学的心理和行为的学校教育管理因素（学校管理适应、对教师、教学用语和教材的态度以及家长的规劝）；④学生社会偏好和期望（对未来的职业期望、打工意愿）。测定某人对事件的认知、感受或态度，对成人一般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如读书快乐度列出五级选项：非常快乐、快乐、无所谓、不快乐、非常不快乐）；但对于主观感受及其判断能力有限的未成年的中小学生来说难以把握和区分，并可能影响测量的信度和效度，故本研究将部分问题的选择答案二维化（0=是，1=否），使学生容易作出较为准确判断。

考虑到4—9年级学生的认知水平，问卷多采用二级量表编制。对于回收的有效问卷，本文利用excel 2003和spss17.0做相应的统计分析。

（二）Binary（二维）Logistic回归分析

1.模型选择

本节构建了关于甘孜藏区学生流失的模型。因变量选定为两个，即学生逃学和转学的意向。因为其均为二分类变量，所以采用Binary（二维）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讨论。Binary（二维）Logistic回归模型的数学原理是，假设在自变量X1，X2，…，Xn作用下，某事件的发生概率为P，则该事件不发生的概率为1- P，P/（1- P）为发生概率与不发生概率之比，记作“优势”（Odds），若对Odds取自然对数得：Logit（P）= ln（Odds）=…，称为P的Logit转换，则Logistic回归模型为：

上式中，α为常数项，β1，β2，…，βn称为回归系数。可以看出，当P在（0，1）之间变化时，对应的Logit（P）在（-∞，∞）之间变化，这样自变量X1，X2，…，Xm可在任意范围内取值。自变量对因变量的作用大小常用比数比（OR）来描述。所谓比数比是指两个Odds之比。

2.变量选择

我们在模型中设定两个因变量（Yn）其一，是否逃过学？（Y1）即农牧区中小学生是否有过逃学行为，其取值为：逃过学= 1，未过逃学= 2；其二，是否有过逃学想法？（Y2）即农牧区中小学生是否有过逃学想法，其取值为：想= 1，不想= 2。

模型中设定的自变量（Xn）包括学生个人及家庭的特征、学生弃学行为心理因素、学校教学管理的因素、家长的影响等四部分共24个，变量取值见表1：

表1　Binary（二维）Logistic回归模型中变量描述

续表

3.回归分析结果

我们首先考察学生逃学意向（Y1）与可能的影响因素（X1，…，X25）之间的关系。在分析中，采用统计软件SPSS中二维Logistic回归的“向前逐步筛除法”（Forward LR）进行变量选择[3]建立Binary Logistic回归模型（1）（见表2），经Hosmer-Lemeshow检验，该模型的拟合优度较高。通过5步迭代筛选，有19个在模型中被剔除。最后我们得到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的由5个自变量组成的Binary Logistic回归模型。

（1）类乌齐县

类乌齐县中小学学生逃学意向的Binary Logistic回归结果如表2：

表2　类乌齐县中小学生逃学意向的Binary（二维）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续表

注：SPSS采用向前逐步筛除法进行回归共5步迭代分析；本表只列出最终模型（第5步）结果，前4步从略。

根据表2中所列比数比（Exp（B）），对类乌齐县中小学生逃学意向产生显著的正向或负向影响因素由大到小依次是：打工意愿，受老师喜欢的程度、读书的快乐程度、家长对逃学的态度。具体地说，受教师喜欢的程度越高，越是觉得读书快乐，家长对逃学越是反对，则学生越不容易产生逃学想法；值得注意的是，打工挣钱意愿对逃学想法产生的影响在诸因素中为最大。可见在类乌齐农牧区学生中，有强烈打工挣钱意愿的人往往更容易产生逃学想法。

（2）甘孜县

甘孜县中小学学生逃学意向的Binary Logistic回归结果如表3：

表3　甘孜县中小学生逃学意向的Binary（二维）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注：SPSS采用向前逐步筛除法进行回归共5步迭代分析；本表只列出最终模型（第5步）结果，前4步从略；本回归模型的Correct Class%= 90.5%，即模型的解释率力为90.5%。

根据表3中所列比数比（Exp（B）），对甘孜县中小学生逃学意向产生显著的正向或负向影响因素由大到小依次是：受老师喜欢的程度、读书的快乐程度、家长对逃学的态度、父亲职业。具体地说，受教师喜欢的程度越高，越是觉得读书快乐，家长对逃学越是反对，则学生越不容易产生逃学想法；值得注意的是，父亲的职业对逃学想法产生的影响在诸因素中为最小。

甘孜县中小学学生转学意向的Binary Logistic回归结果如表4：

表4　甘孜县中小学学生转学意向的Binary（二维）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续表

注：表4显示的是迭代第5次的结果，前4次的迭代结果省略；本回归模型的Correct Class%= 73.3%，即模型的解释率力为73.3%。

由表4可知，班上经常换语数外老师、家庭经济情况、家庭位置、上学的期望这4个因素对学生转学意向产生显著性影响。具体来说，班上经常换语数外老师、家庭经济情况、家庭位置三个自变量的系数为正，将家住城镇，家庭经济情况好、班上经常换语数外老师的学生，其转学意向更强烈；上学的期望这个自变量的系数为负，表明对上学期望不高的学生，不容易产生转学的念头。其中，班上经常换语数外老师对学习的影响这一自变量的回归系数为1.643，比数比为5.172，对学生转学意向的影响最大。

由表2和表3可见，在类乌齐县和甘孜县中小学，①学生是否感到读书乐趣，②学生是否受老师喜欢，③家长对学生逃学的态度三项因素，对学生逃学意向均有十分显著的影响。类乌齐县的回归结果显示，打工挣钱意愿往往诱发学生逃学意向。此外，家庭环境与家长对学生学习的关注程度同样是学生影响学生逃学意向的重要因素。不同职业家长本身对于读书的认知不同，对于孩子的上学的态度也不同；家长对子女学习的要求越严格，学生越不容易产生逃学的想法。回归结果显示，农牧民的子女比职业和收入稳定的公职人员的子女逃学意向更为强烈。值得注意的是，曾经被我们设想为影响藏区学生弃学意向一些重要因素，如家庭位置、教材语种、教学用语、课余生活感受，以及学生对学校管理适应度等因素，并未表现出统计上的显著性。

四、结论与思考

第一，西藏和四川藏区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弃学动机是导致其逃学行为发生的主要因素；而对上学读书缺乏快乐感是学生产生弃学想法的重要心理因素；家长对逃学行为的拒斥态度在很大程度上会抑制学生的弃学动机；教师对学生的亲近和关爱有助于学生放弃逃学想法。在消除逃学动机方面，教师和家长的作用至关重要。此次调查的案例显示，教师与学生交往越多，越容易了解学生的各种想法和动机，一旦发现其有逃学动机，教师可以很快进行心理劝导予以消除。事实上，只要教师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学生，不去歧视那些学习成绩差、行为欠规范的所谓“问题”学生，多与他们交流，是完全能够杜绝弃学动机与行为发生的。同样，农牧民家长以积极正面的态度说服和鼓励子女克服厌学情绪，放弃逃学动机也是至关重要的。具体地说，家长对逃学行为持反对态度可抑制学生的逃学想法；此外，让学生真正体会到在校读书的乐趣消解打工赚钱愿望也是消除其产生逃学动机的重要环节。

第二，本研究发现，对于藏区中小学生弃学动机与行为，读书的快乐度是一个关键性的影响因素。作为未成年人口群体，这些学生的心理动机和行为带有感性而非理性成分，即更多的受其兴趣、喜好等情感的支配：他们只愿意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而不是以一般成人的“理性”考虑后果。提高学生读书的快乐感，学校应充分考虑农牧区民族文化习俗和价值观、幸福观，尊重藏族儿童和青少年在本民族历史文化传承中形成的个性特征，通过改进教学内容和方法、办学形式和管理制度、教学效用、人际关系等，从而创造一种师生间、同学间关系融洽、课堂和课外生活富有乐趣、学生读书有信心的氛围。

第三，对于学生高期望值与现实中学习、生活困难之间巨大反差造成失落—挫折感和弃学想法，教师和家长应对学生进行心理辅导：一方面要鼓励他们有远大的学习志向；另一方面要鼓励他们克服日常学习、生活中遇到具体困难。为此，家、校密切配合，帮助学生建立学习、生活的自信心，至关重要。

第四，本研究关于父亲受教育程度和家长的态度对子女弃学行为有重要影响的结论与教育学研究领域中著名的《科尔曼报告》[4]的相关结论一致，即不是学校的物质条件，而是学生的家庭背景对学生就学行为和效果有显著的影响。西藏农牧区大多数学生家长是受教育程度偏低的农牧劳动者，因此容易产生如《科尔曼报告》所言的“自我评估较低，觉得环境过于强大，不可能通过教育改变他们的人生”意识，并且有可能将这一意识传递给子女。为此，一方面，当地政府和学校教师应当对家长耐心地进行细致的宣传和劝导，使其明白接受义务教育的重要性和好处，改变家庭“自我评估”过低的意识，提高对其后代上学前途的自信心。另一方面，须通过农牧区基层（乡村）干部的政策、法制（《义务教育法》）和范例的宣讲，引导监护人（家长）懂得执行义务教育的责任和义务，特别通过宣传身边因接受教育而致富的典型实例，增强农牧民家长抵制弃学行为的意识和责任感。除正面的宣传外，必要时也要以《义务教育法》的强制性为依据对违反《义务教育法》者予以适当处罚。我们在调查中了解到，西藏在推进义务教育中采取的“四书制”[5]，对解决弃学问题有一定实效。

总之，根绝藏区中小学生的弃学现象，增大保有率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家庭、学校、政府组织的协同配合，以增强学习自信心和读书快乐度为重点，采取多种措施，对学生进行心理与行为干预。诚如此，则可期待最终消除制约藏区教育发展的“瓶颈”问题。

参考文献

[1］教育部.国家统计局.财政部《关于2008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

[2］民族教育课题赴藏调查组.西藏教育现状与对策——西藏教育调查报告[A］//耿金声，王锡宏.西藏教育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

[3］吴德刚.中国西藏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理论研究[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5.

[4］彭陟焱，周毓华.西藏拉萨林周县基础教育探析[J］.民族教育研究，2007（3）.

[5］余明江.文化学视野中的少数民族地区自发异地择校——基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研究[J］.教育与教学研究，2010（9）.

[6］万明钢，邢强.双语教学模式与藏族学生智力学业成绩关系研究[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5）.

[7］格珍.西藏农牧区女童教育刍议[J］.西藏研究，2008（6）.

[8］杨昌勇，郑淮.教育社会学[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Drop-out of the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in Tibet and Sichuan Province：Take Example of Leiwuqi County in Tibet and Ganzi County in Sichuan

He Jingxi，He Nengkun，Li Xiuwei

（Sichuan University，Chengdu 610064）

Abstract：The drop-out rates of the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in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and Sichuan Province are very high，though the conditions of school are much more superior than ten years ago so that students don’t give anymoney for their study in school.Based on the survey of Leiwuqi and Ganzi County，we found that the factors such as the extent of teacher likes，the joy of reading，the attitude of parents toward truancy，and the aim of work，parent’s job occupation may be positive or negative impact on student’s truancy motivation by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methods. In fact，the drop-out comes from school，family and society. In order to deal with the dorp-out problem，we must coordinate the society system so that education in school can enhance student’s self-confidence and stimulate their interest in study.

Key words：rural in Tibet；primary and secondary；drop-out phenomenon；Binary Logistic analysis

【注释】

[1]何景熙，男，四川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教授，研究方向为人口学；贺能坤，男，重庆文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民族教育与区域发展；李秀伟，成都市青羊区城市管理执法局，人口学硕士，研究方向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

[2]我们之所以选定该县小学5年级及其以上学生为调查对象，是因为前期调查发现，弃学现象主要发生在小学5年级及初中学生当中，1—4年级小学生则少有发生。

[3]自变量进入回归方程的显著性水平为0.05、剔除方程的显著性水平为0.10。

[4]1964年美国社会学家美国詹姆斯?科尔曼教授为首的研究小组进行了美国教育领域最大规模的调查，收集了美国各地4 000所学校60万学生的数据，并作了统计分析。1966年，科尔曼向国会递交了《关于教育机会均等》的研究报告。这就是美国教育社会学史上著名的《科尔曼报告》。在此之前，大多数人认为黑人学生的文化教育水平较低且相对于白人差距越来越大主要是由学校的物质水平和条件造成的。而科尔曼调查揭示：黑人学校和白人学校，在校舍设施、教师工资等有形条件上的差距，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大。而造成黑人学生学习水平低的原因，主要不是学校的条件，而是学生的家庭背景。学生的家庭背景和学习成绩有很强的相关性。黑人、其他弱势少数民族后裔（拉丁裔和印地安人）相对比白人中产阶级缺乏一种改变和控制自己前途的自信。科尔曼把这种现象称为自我评估（self- esteem）。调查结果却发现，受种族肤色等因素造成社会地位的影响，这些处于弱势的学生，自我评估比较低，他们觉得环境过于强大，不可能通过教育改变他们的人生。他们对自己的前途缺乏自我期望，学习动力不足，因而造成学习成绩低，与白人相比差距越来越大。《科尔曼报告》反映了当时美国教育状况，报告出台后对美国教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5]“四书制”是指，学生入学前，由乡（镇）政府给学生家长或监护人送达《义务教育入学通知书》，确保及时入学。入学后，由乡（镇）政府与学生家长或监护人签订《保学合同书》，学生家长或监护人必须严格确保学生接受九年义务教育。学生辍学后，由乡（镇）政府给家长或监护人送达《限期复学通知书》，避免学生在未完成九年义务教育时辍学或流失。学生家长或监护人如不及时将适龄儿童少年送到学校接受九年义务教育，由乡（镇）政府下达《处罚决定书》，依法给予处罚。据笔者了解，这些处罚措施主要包括教育、罚款、免除或减少农牧民对国家相关优惠政策的享受（如国家专款拨付给农牧民的草场围栏基金，如果家长不送子女入学，就不能享受国家补助的围栏基金和相关围栏设施），等等。研究背景_民族文化教育

少数民族地区双语教学新途径——藏区双语多媒体字源识字汉字教学研究[1]

⊙涂　涛　夏　云　李彭曦[2]

[摘要］由于教学模式、师资、教学资源等方面的问题，四川省阿坝自治区藏区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的教学效果并不理想。本研究开发了基于多媒体字源识字系统的藏汉双语汉字教学软件，并在阿坝藏区小学汉语教学中开展教学实验。实验结果表明：在藏汉双语汉字教学中，基于多媒体字源识字系统的汉语识字教学，能有效改善藏族学生识记汉字的效果，提高学生学习汉语的兴趣。

[关键词］字源识字；藏汉双语教学；多媒体；少数民族

一、研究背景(www.guayunfan.com)

我国是一个汉族占绝大多数人口的多民族国家，教育和先进的知识大都使用汉语传播，故汉语是各民族接受教育最重要的工具。很多民族的母语是本民族语，汉语是第二语言，因而在民族教育中，“汉语关”是一个难题。

相关研究表明，藏区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的教学效果并不理想。学校、家长盲目选择藏区现存的两种双语教学模式，由于缺少合格的双语师资，缺少特定的语言环境，教材使用不当等原因，导致少数民族儿童学习汉语的效果不佳。我们提出的多媒体字源识字教学方法已经在汉族地区实施的教学实验中得到了有效验证，证明了多媒体字源识字教学法不仅能提高学生认识汉字的准确性，同时也能培养学生对汉字的热爱。在此基础上，本研究设计开发了基于多媒体字源识字系统的藏汉双语识字教学软件，力求探究提高少数民族儿童识字能力，激发他们对汉字学习兴趣的新途径。

二、藏汉双语多媒体字源识字教学设计

多媒体字源识字教学方法，是由西南大学涂涛教授于2005年经过实证研究后提出的一套新的科学有效的识字教学方法。该教学方法是要充分挖掘汉字以形表义的内在特点和规律，顺应受古人造字之原始思维影响而形成的特有的华族心理和思维模式，利用多媒体技术再现古人造字时的原生语境（原始情境），从追溯汉字字源入手，对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形声字等（见图1）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揭示其形体结构的内在机理，建立形音义的有机联系，从而完成汉字的识记。

图1　汉字形体演变示意图

藏族儿童双语发展的认知结果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藏族社会网络对同识字有关的语言活动的重视程度。在藏区双语教学中引入这种识字方法，希望能通过使用“藏汉双语版”多媒体字源识字教学软件，改善藏区儿童学习汉语的效果，激发他们学习汉语的兴趣。在设计开发多媒体教学软件时，必须考虑的因素有：系统设计方面，使用图形化的界面，让初识汉字的藏族学生可根据藏语提示单击按钮进行学习；软件制作方面，选择和创建同藏族牧区生活相关的媒材，贴近学生的现实生活；教学单元设计方面，考虑藏族学生对汉语的接受程度和学习动机，确定适当的学习步调；在制作双语内容时，应考虑藏语与汉语的互译差别，以及学习者所属的藏语语系。考虑到藏区实际因素，该软件在制作时以课堂辅助型教学软件为前提进行开发。

在情境教学原则的指导下，软件中设计了一个主角人物，创建了一个有趣的“汉字乐园”，将识字教学环节包含的识字、讲故事、猜谜语和游戏等多样化元素，融入软件中的“学习屋”“游戏城”“智慧宫”三个场景中（见图2）。每个模块的内容都配有藏汉两种语言的解说，藏族学生可以根据藏语提示进入学习模块（见图3），选择学习内容。

图2　教学软件结构设计图

在藏汉双语课堂教学中，教师应从学习者需求入手确定课堂学习目标、选择教学策略、设计教学环境以及完善教学评价方案。首先，明确教学目的是让学生通过学习逐渐具备用汉语进行交流的能力。其次，充分考虑学生的多样性，采取灵活多样、富有弹性的教学策略。再次，明确教学环境在语言学习中的重要性，注重教学环境的设计，让学生在一个完整、真实的问题背景中，产生学习的需要，并凭借自己的主动学习，亲身体验从识别学习目标到达成学习目标的全过程。最后，在教学中应该不断改革和完善教学评价方案，除了书面考试，可适当增加形式更加灵活的评价方式，比如小组对话练习、情境表演等。

图3　学习模块界面

藏汉双语课堂教学设计，应该坚持教师的主导作用，在了解学生特点的基础上，对学习内容的整体性和结构性进行再认识，关注学生的学习动机和情绪，采用多元评价方法，以期达到良好的学习效果。

三、藏汉双语多媒体字源识字教学实验

（一）实验假设

假设通过在藏区小学汉语课中使用基于多媒体字源识字系统的双语教学识字软件，能够提高学生识汉字的效率，并激发学生学习汉字的兴趣。

（二）实验意义

验证多媒体字源识字系统在藏汉双语教学中的有效性。现代信息技术的优势和新识字理念的优势相结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少数民族地区原有识字教学中资源、师资缺乏的问题。

（三）实验因素分析

自变量是“多媒体字源识字系统应用于藏区汉语文教学”，主要是在汉语教学中使用基于“多媒体字源识字”系统的多媒体教学辅助软件。因变量是“藏区低年级学生学习汉字的效率提高，同时对学习汉字产生兴趣”。需要控制的干扰变量有：两个班在实验中学习的内容是否相同；老师对该识字方法的认同程度；老师对多媒体教学的熟练程度；学生使用多媒体的时间长短等。

（四）实验方法

采用等组对照实验法。对照组采用传统的教学手段，而实验组则采用多媒体字源识字教学软件辅助教学。

（五）实验对象

随机选取一年级的两个班，每班人数在40人左右。

（六）实验过程

该教学实验选取四川省阿坝州若尔盖县唐克九年一贯制学校为实验点。该校地处纯牧民地区，学生多为寄宿制。西南大学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在该校建有“基地研究工作站”，使得该校对实验的接受度和配合度较高。学校提倡双语教学，除了汉语课外，其他一些课程也在尝试双语教学；学校有多媒体教室，硬件设备达到要求；一年级有平行班，能够开展等组对比实验。学校从小学一年级开设汉语课，使用的是五省区统编《汉语》教材。教学实验的时间是半个学期。

在教学实验展开之前，同汉语教师就实验教学的内容、周期、进度、步骤等相关问题进行讨论；针对教师信息技术教学方面存在的问题，开展了短期信息技术能力培训；利用《瑞文联合智力量表》测量学生智力水平，结果表明两班学生的智力水平相当，符合等组实验条件；对学校领导、教师、学生和学生家长分别进行访谈，掌握学生学习汉语的相关情况。

实验教学中，每班保证每周有6～8个实验课时。实验班依据教学软件的设计内容进行学习。对照班按照原来的教学方法进行学习，每周集中学习的时间和实验班相同，教学内容也相同。对照班上课时尽量采取比较有趣的教学方式，从而避免对照班学生认为他们没有使用多媒体教学，而感到不公平和沮丧。

实验结束时收集的数据包括：学生汉语水平前测结果，老师随堂记录，拍摄的课堂视频，学生平时成绩和最终测试结果，学生、教师、学校领导和个别家长的访谈记录。

四、实验结论与分析

最终测试的内容主要分为五个部分：认读汉字、组词、连线、猜猜认认、读一读。由四位汉语教师同时对学生进行“一对一”的测试。

（一）“认读汉字”的结果分析

在“认读汉字”测试中，将45个已学汉字罗列在一张纸上，让学生认读单个汉字，要求能够比较准确地读出字音（声调上可以放宽标准）。从两个班认读成绩的平均数和标准差来看，两个班都属于平均水平较差，成绩分布比较分散，同时存在高分学生的情况。但是实验班能认读10个字以上的人有48%，对照班仅有30%，比较起来实验班成绩相对集中一些，没有完全不会认读的学生。实验班平均认读13个汉字，而对照班有11个汉字，数量相差不大（表1“认读汉字”项目测试数据）。但是实验班的成绩相对集中，中等程度的学生（认字数量在10～39个）的学生比对照班多21%。

表1　“认读汉字”项目测试数据

（二）“组词”测验结果分析

组词练习用于测试儿童对汉字音、形、义的理解力和想象力。该测验给出平时学习过的20个生字，让学生口头组词，要求每个生字至少组一个词。从表2可以看出实验班的学生组词的能力比对照班强。能够组词10个以上的占全部学生的40%，对照班仅有21%；实验班学生没有不会组词的，对照班有14%的学生不会组词。由于藏区儿童对于汉语的认知处于起步阶段，对于汉字的音、形、义的掌握停留在机械记忆的阶段，没有办法积极地扩散思维和发挥想象力。很多学生在组词的时候多用程度副词进行组词，如“小牛、小羊、小山”，很难用汉语说出牧区生活中常见的“牦牛、山羊”等词汇。总体上实验班的学生表现比较好，在组词测试的时候比较积极，每一个人都能够开口尝试说汉语；对照班的学生除了高分生之外，其余表现比较一般，还存在不愿开口说汉语的学生。

表2　“组词”项目测试数据

（三）“连线”测验结果分析

“连线”测验是考查学生对文字符号的敏感性。将汉字（次生符号）和表示字义的图片（原生符号）用线连起来，测试中提供了14个实验班和对照班都讲过的生字以及相对应的图片，测试结果见表3。实验班的学生明显比对照班的学生表现好，平均连线正确率有71.43%，而对照班的平均连线正确率为46.64%。由于实验班运用多媒体展现了表示字义的原生符号，这对学生的认知是一个比较强的刺激；通过教师的讲解，理解每一个汉字的构形原理和其蕴涵的文化内涵，增强学生记忆的效果。面对新颖的授课方式和教学内容，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高，课堂互动表现非常好。以前学生下课以后不会主动说汉语；实验课后，学生能够主动说简单的汉语，比如称呼同学为“小朋友”（此为软件教学内容）。对照班老师讲解生字时，也向学生介绍了字的演变并展示相应的教学卡片，但学生对于字义原生符号的联想和记忆比较差。特别是对于牧区生活中很少接触的事物相关的生字很难掌握，如“田”——由于学生日常生活经验没有接触过农田，仅凭教师讲解，学生很难进行意义建构，导致再认和联想都存在困难。而实验班通过多媒体呈现农田的原貌，在故事场景中让学生对农田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所以在实验班该生字掌握情况较好。

表3　“连线”项目测试数据

（四）“猜猜认认”测验结果分析

“猜猜认认”项目主要是测试学生对文字符号的兴趣以及能否根据象形的方式识字。这个测试项目难度比较大，列出了10个汉字以及相应的甲骨文符号，实验班的学生平均能够认出5.42个汉字，而对照班在测试教师的提示和启发下平均认出2.51个，见表4。实验班的学生对文字符号比较敏感，根据上课时教授的认字方法，学生看到呈现的甲骨文，会动脑筋联想和生活中的哪些事物相仿。不过有35%的学生认出甲骨文所表示的事物后，只能用藏语表达出来，经教师提示后，才能说出所对应的汉字。对照班的学生对于猜认汉字感到非常困难，大多数学生只能在教师的提示下认出“日”“明”和“鸡”字。实验班能够认出6～10个汉字的学生有24个，占57%。对照班能够认出6～10个汉字的学生有3个，占7%，并且这三个学生都是班级中的汉语高分生。

表4　“猜猜认认”项目测试数据

（五）“读一读”测验结果分析

该测试提供了3篇学生学习过的简短故事，但汉字都没有拼音注音，测试结果见表5。两个班都没有一个学生能够读完整篇课文。实验班中能够读一段的学生有4个，占10%；对照班能够读一段的学生有两个，占5%。实验班8个学生能够读出一个句子，对照班仅有4个。两个班的大多数学生只能够读个别字。这说明学生整体的阅读能力不强，但是实验班的学生完全不会读的人数为零，而对照班有5个学生完全不会读，占12%。这说明实验班的学生更敢于朗读和尝试猜认不认识的字，并且表现要相对积极和活跃一些。

表5　“读一读”项目测试数据

五、结语

由实验得出，基于多媒体字源识字系统的识字方法在小范围藏汉双语教学中已经取得成功。实验证明，使用该识字方法能够有效改善藏族儿童识记汉字的效果，增强学生的学习动机。藏族学生通过该识字方法，将汉字的音、形、义有机联系起来，改变以往机械记忆汉字，全靠死记硬背的现象。从教师的角度来说，运用多媒体字源识字软件，能够弥补教学资源不足的情况；同时也能拓宽教师的视野，增加教师的人文素养，为藏区教师提供有效的教学辅助。

但是，在实验中还存在很多问题。首先，该识字法只是初步的实验验证阶段，缺少完整的教学设计，如教材开发、教案设计等；其次，该软件中的部分素材超出藏族儿童的生活经验范围，一些教学素材来源于汉族文化，无法很好地支持教学；最后，还必须考虑教师运用该识字系统教学所带来的额外工作量的问题。解决好这些问题，可以帮助藏族儿童尽快过好“汉语关”，为藏区少数民族儿童双语教学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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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Way of Bilingual Teaching in the Areas of Chinese Minority Groups—An Approach to Chinese Character Teaching Based on Etymology through Multimedia Techniques in Tibetan Bilingual Education

Tu Tao Xia Yun Li Pengxi

（Research Institute of Education and Psychology of Southwestern Ethnic Groups，Southwest University，Chongqing 400715）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Southwest University，Chongqing 400715，China）

（Educational Technology Center，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Chengdu 650061）

Abstract：The effect of bilingual education in the Tibetan area of Aba Autonomous Region is far from satisfaction，due to the problems of teaching mode，teaching staff and teaching resources. This study aims to solve the existing problems by developing an etymologically-based Tibetan-Chinese Bilingual Education Software. The experiment of using this Software in Chinese teaching has been conducted in several primary schools in Aba Tibetan areas and the results have been proved positive. Through multi-media technologies，the effect of the learning Chinese characters has been greatly improved，in which thememoriz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strengthened and the interest in learning Chinese stimulated.

Key words：Chinese character teaching based on etymology；Tibetan-Chinese bilingual education；multi-media；minority

【注释】

[1]基金项目该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项目编号：2009JJD880014）、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项目编号：07JA880014）和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项目编号：07SK173）阶段成果。

[2]涂涛，男，博士，西南大学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新闻传媒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学原理、教育技术学；夏云，女，硕士，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李彭曦，女，硕士，四川电子科技大学教育技术中心，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技术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