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型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管理架构选择路径_现代大学基层学术
7 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治理模式及建议
7.1 建设适宜学术组织发展的国家科研体制
7.2 适宜学术组织发展的国家科研体制的构建
7.3 研究型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管理架构选择路径
7.4 构建“产学研一体化”专业办学模式(www.guayunfan.com)
7.5 本章小结
7.1 建设适宜学术组织发展的国家科研体制
国家科研体制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大系统。该系统集科研活动、制度环境和管理运行机制于一体,是一项复杂非线性的社会系统工程。这个系统在国家层面上促进各科研活动执行主体之间的相互协调和良性互动,从而促进了全社会科研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
一个国家的科研体制系统构成如图7.1所示。
图7.1 国家科研体制结构图
由图7.1可知,企业研发机构、大学学术组织和政府科研机构作为国家科研体制的执行主体,并且三者相互进行交流合作。政府在整个科研体制中扮演管理者的角色,政府通过行使行政权力来监督和协调各科研主体的相互关系,提高科研体制的运行效率,并不断对相关制度进行完善,最终达到科研活动体现国家意志和实现国家科技战略目标的作用。
因此,要想建设适合学术组织发展的国家科研体制,必须从两个大方向入手:一方面加强企业研发机构、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和政府科研机构的交流合作,另一方面政府协调和监管有利于三方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7.1.1 企业、大学和政府对三方合作的影响
1)我国企业对三方合作的影响
我国当前企业内部研发机构的实际现状对三方合作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具体如表7.1所示。
表7.1 企业研发机构对三方合作的影响因素
资料改编自:杨栩.我国产学研合作发展及对策研究[D].哈尔滨工程大学,2002.
2)我国大学学术组织对三方合作的影响
通过分析我国大学学术组织的现状可以发现,其中既存在着一些有利于促进三方合作的有利条件,同时也存在制约合作开展的不利因素,具体如表7.2所示。
3)我国政府科研机构对三方合作的影响
同企业研发机构和大学学术组织一样,我国的政府科研机构对促进三方合作既存在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具体如表7.3所示。
表7.2 大学学术组织对三方合作的影响因素
资料改编自:杨栩.我国产学研合作发展及对策研究[D].哈尔滨工程大学,2002.
表7.3 政府科研机构对三方合作的影响因素
资料改编自:杨栩.我国产学研合作发展及对策研究[D].哈尔滨工程大学,2002.
7.1.2 政府对三方合作的影响
1)政府在促进三方合作中的作用
政府政策对促进三方合作意义深远,可以从4个方面得到体现:其一,通过制定激励约束政策充分激发各参与体积极性;其二,对参与三方进行监管和协调,引导三方进行合理的利益划分,在这个过程中扮演沟通纽带的角色,以一种中介机构的形式出现;其三,组织实施科研项目,并为三方共同参与和实施科研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包括财政拨款和筹集科研专用基金等方式;其四,可以提高人才流动和设备共用,发挥出科研资源的最大效用,达到在全国范围内整合资源,促进资源的高效利用。
2)我国政府在三方合作中存在的问题
虽然我国政府在对三方合作进行政策制定和监管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总体来看政府在三方合作中的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在合作的许多环节上不够完善,尚需进一步加强(杨栩,2002)。我国政府在三方合作中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相关政策法规和配套措施还有待完善,三方合作缺乏有效制度保障,而完善合理的科技政策法规是推动我国科技进步,加速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保证(杨栩,2003)。由于我国的科技立法工作起步较晚,离合理规范的制度阶段还有差距,还存在着条例条规烦琐,内容相互冲突,政策运行低效,政策框架不成熟,运行不稳定等问题,这对我国政府、企业和大学三方科研合作的持续发展极为不利。第二,合作中介机构不健全,三方科研合作低效。政府建立有效的科研机制,就是要提高研发机构和大学学术组织的科研水平,并提高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转化速度和能力,促进研发机构和大学学术组织的快速发展,在这其中科研中介机构必不可少。科研中介机构就是指从科研开发立题到成果的推广应用、转化为生产力的整个流通领域中起推动作用,以实现技术商品化的活动机构或人员(张继良等,2006)。科研合作中介机构是为产学研各方合作沟通信息、牵线搭桥、提供咨询服务并协调彼此利益关系的社会中间组织,因此中介机构的作用非常重要(杨栩,2002)。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的专门科研中介机构还比较少,功能也不够完善,还没有形成一套有效协调三方合作利益的机制,也没有树立起协调科研合作中各种纠纷的权威机构,无法满足我国三方科研合作的需求。第三,政府筹措科研经费力度不足,缺乏有效的调控手段。目前科研经费不足是影响我国大学基层学术组织进行科研活动的关键因素之一。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多渠道筹集科研资金是极其重要的。风险投资就是一种可借鉴的有效融资渠道。它通过把分散在社会上的零散资金,如养老金、社会保险金、人寿保险金、研究基金以及私人投资集中起来再进行投资,在西方发达国家,风险投资机制被誉为是“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发动机”(杨军锋,2009)。而风险投资机制在我国产学研合作领域的成功运用较少,应该充分认识到风险投资对于科技发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大力发展风险投资机制在科技领域的运用。
7.2 适宜学术组织发展的国家科研体制的构建
7.2.1 政府在科研体制制度变迁中的重要作用
政府在科研体制外部化的进程当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诱致性制度变迁过程中,政府扮演最终决策者的角色,支持和帮助民间团体实现制度变迁,并在其后起推动和巩固新制度实施的作用。政府所制定的规章制度,为民间的制度变迁提供了适宜的制度环境。在更多的时候,政府本身就是制度创新的主体,会通过强制性的方式来实现制度变迁,借助一系列的法令和政策来推行新的制度。尽管科研体制外部化最初的动因,是一种民间自发的行为,但这些非正式的制度变迁如果得不到政府的及时肯定和支持,并进一步进行正式的制度设计,科研体制化是不会得到延续、发展和推广的。
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国家科研体制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复杂非线性社会大系统,其中包含科研活动执行主体、制度环境和管理运行机制。良好的国家科研体制可以在国家层面上促进全社会科研资源的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促进各科研活动执行主体之间的相互协调及良性互动,监督和协调科研体制中各执行主体的科研合作活动,通过不断完善和丰富科研体制,提高科研体制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最终在提升科研合作的效率和完善科研体制的过程中来贯彻和体现国家战略目标和国家意志。大学尤其是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一个国家科研系统的重要构成部分(薛娇,2011)。所以对于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科研运行机制的系统化和不断完善,实质上也可以同时达到使大学基层学术组织这一科研子系统与其他科研子系统间实现相互协调,并提高其互动能力和协作效率。在此基础之上,可以进一步完善和协调政治、经济和文化系统的关系,营造出一个可以支撑大学基层学术组织持续发展的良好环境。
从全球范围来看,美国是典型的国家科研体制发育最为完善且运行较为和谐的国家。美国的科技之所以稳居世界霸主地位,除了其拥有最雄厚的人力和物质资源外,还在于其建立了良性运行的国家科研体制,从而为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支撑环境。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形成了以联邦政府为主导,政府各部门为补充的国家科研运行机制。政府的国家科学基金主要资助:基础研究、政府需要的项目(政治、军事需求等)和可提高特定商业竞争力的项目三类项目,同时政府各部门也分别支持各自领域的科学研究工作。政府的支持在形成美国基础科学与高新技术领域的霸主地位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主导作用。在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科技发展战略和政策的协调下,其科研系统内部的各子系统之间分工明确、功能互补。其中,美国科研实力强大的研究型大学在国家科研体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也是美国构建其合理的国家科研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殷朝晖,2007)。
任何国家的科研体制都是建立在该国经济体制的基础之上。在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背景下,政府采用强制性的政府指令来调控科研体制的运行,配置科研资源、开展科研活动以及推广科研成果,从而统一协调全社会的科研力量,有领导、有计划、有组织地发展科技事业,使得我国在科技基础薄弱、经济落后的情况下,仍能取得“两弹一星”、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等重大科学成果。当时的科研体制运行机制具有以下特征:
(1)以计划和行政调节为核心的下行机制。
(2)与系统外部和系统内部各子系统之间缺乏交流与合作的封闭结构。
(3)受当时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的影响。
(4)科研、生产、教育系统各自分立,很少联系等。
在这种科研体制及运行机制中,所有科研活动的重点都随着政府的意志而转移,在政府忙于实现主要目标的同时,广泛多样的社会需求却被忽视了,因此,这种排斥市场机制,否定价值规律的科研运行机制从局部利益来看是高效率的,但从整体来看是低效率的。
由国家科研体制结构图(见图7.2)可以看出,大学学术组织、政府科研机构和企业研发机构共同构成了科研系统,且三个子系统之间具有相互协调、相互作用的关系,三个子系统在整个社会系统中具有不同的功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但它们都具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具有科研职能。一国的科研系统由三个子系统的结合形成,要想国家整体科研系统能够高效运作,就必须使三个子系统能够有机结合在一起,共同促进科研的发展,而政府在科研系统建设中所起到的作用,正是规范、引导和监督等主导作用。
图7.2 学术组织运行机制示意图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科研体制改革方面取得的成绩是比较显著的,但从总体上来看,当前我国科研体制的弊端突出表现在科研系统在国家层次上的整合效率不高(殷朝晖,2007)。换句话说,我国在科研体制改革的进程当中,过多地关注了微观层面的问题,如企业、政府和大学人员的管理问题,反而忽略了国家层面的战略指导与系统整合,造成各子系统之间的协调发展问题未能得到较好解决。因此,从全局观点上来构建适宜我国国情的科研体制,优化我国科研资源的配置,提升我国科研系统整体的协调程度和运行效率,进而能够集中我国的优势科研力量,提高我国学术组织的科研水平,是我国科研体制建设的重点。
7.2.2 建设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为各种学术组织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和人才保障
政府科研机构的水平反映了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强弱,与该国大学的水平密切相关,因为大学办学水平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该国的科技人才队伍水平,而研究型大学的科研水平更是一国科技水平的象征。
研究型大学是创新型的知识传播、生产与应用的中心。以产出高水平的科学研究成果和培养高层次科研人才为目标的大学,在社会发展、经济建设、文化繁荣、国家安全中发挥重要作用。研究型大学是人才聚集中心、探索型人才培养的中心、重大成果形成的中心、新学科形成的中心、科技与实业相结合的中心。因此建设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为我国的科学研究提供技术支撑和人才保障是我国科研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7.2.3 加强我国各学术组织的整合互动,促进资源整合和人才交流
一个系统的整体优化水平表现在其内部结构上就是具有一个合理的内部结构,一个具有合理内部结构的科研系统,可以使各学术组织子系统之间既分工合理明确,又能有效互补和协作,沟通的信息平台和通道丰富且畅通,可以使整个科研系统及子系统的动作协调统一。因此,提高整个科研系统科学合理性的关键是有效构建合理的内部结构,协调各子系统间的运行关系。由于我国科研体制的弊端突出表现在其结构刚性太大,中国科学院等政府科研机构、大学学术组织和企业研发机构这三大科研子系统自成体系,以自己的需求为中心,很难进行密切配合和协作(殷朝晖,2007)。从整个科研系统的角度来看,这样的科研体系造成重复劳动,带来了各种资源的大量浪费,不利于整体科研水平的提高。
1)明确各学术组织的职能分工
从我国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经费在不同学术组织的分布看,除企业研发机构的R&D活动主要集中于试验发展外,大学学术组织和政府科研机构的科研活动并无明确分工,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所占的比重均占3/4以上,职能分工不明确的状况严重地影响了我国学术组织科研水平的发展,急需进行相应的国家科研体制改革(殷朝晖,2007)。从2010年科研经费分活动类型投入看,全国用于基础研究的经费投入为324.5亿元,比上年增长20.1%;应用研究经费893.8亿元,增长22.3%;试验发展经费5 844.3亿元,增长21.7%。其中,代表原创性研究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经费所占比重为17.2%[1],科研经费投入的基本结构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在这方面,世界发达国家给我国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可供借鉴。在这些国家里,国家的基础研究占比重较大,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基础研究占全国基础研究的比例一般保持在60%以上,大学的科研经费的50%以上被用于基础研究(殷朝晖,2007)。我国政府应该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在科研体制改革上的成功经验,注重加大对基础研究的科研经费投入,同时应该集中优势科研资源,有组织有目的地从事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学科自由探索研究。搭建国家科研分级框架,中科院等国家优势研究机构应该从事对国计民生影响重大的课题,各省(市)科研机构主要从事中观层面或某一专业领域的研究,而企业研发机构主要进行试验性应用研究。
2)加强各科研活动主体的交流与合作
当前我国各科研主体的交流合作程度不高。就政府科研机构而言,我国政府科研机构的创新活动以自行研究为主,占比71.66%;与大学的科研合作占比2.28%;与企业及其他学术组织之间合作占比20.06%(殷朝晖,2005)。政府科研机构由于与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分属不同的行政系统,所以交流不活跃,最主要的联系形式是政府科研机构接收大学的硕士和博士毕业生。对于大学学术组织和企业研发机构的科研合作而言,通常是一些技术含量较低的常规技术或局部技术革新方面的合作,缺乏在高新技术方面的持久合作。这种现状导致了虽然从总量上来看,我国的科研课题数量和科研经费都得到大幅增长,但无论是从研究的前沿性还是科研整体水平来看,我国很多学术组织都还没有在世界学术界的顶层占据一席之地。因此,为了促进学术组织发展,就必须形成有利于学术组织进行科研活动的环境和条件。我国现行的科研体制导致资源分散,条块分割现象严重,资源的综合利用率不高,限制了科研成果的产生。为了提升国家的整体科研水平,就必须突破各类学术组织或科研机构间的壁垒,通过构建适宜完善的国家科研体制来促进和加强政府、企业和大学的三方合作。具体而言,我国政府科研机构、大学学术组织和企业研发机构通过合作申报和研究重大研究课题,共享学术硬件资源,如实验室或技术设备等;共享学术软件资源,如共建研究基地、博士后流动站等,使得三方的合作步入实质性阶段,而不是停留在表面层次的合作互动。
3)以市场为导向,深化产学研合作
科学研究的终极目标在于把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促进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也就是说要把科研成果推向市场。科学研究不能总是只投入没有产出的“赔本买卖”,产学研就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途径。产学研合作的意义在于:
①产学研合作是实现科技与经济一体化的重要途径,可以有助于发掘潜在生产力,更好地促进经济快速发展。
②产学研合作是加速科研成果转化的有效形式。
③产学研可以通过引导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提高企业技术水平,带来更好的经济效益。
④产学研可以提高科学研究的针对性,促进知识的更新换代,对于提高国家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水平,为创建国家技术创新体系的构建提供基础条件。
⑤产学研合作可以提高我国科研资源的配置效率,促进我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和实用性。
由于政府科研机构具有较强的目的性和针对性,大学学术组织对市场需求不敏感,而企业研发机构受自身研发水平的限制,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深度和广度缺乏正确的认识,最终会导致科研活动的不协调,这就需要三方以市场为导向,开展深度的产学研合作。
4)建立保障制度与监管机制
当前我国的科研体制改革中,政府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宏观层次,政府通过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和对制度变迁活动进行指导、监督和调控,用法律法规以及其他制度形式创造有利的制度环境(殷朝晖,2007)。主要体现在:系统制定国家科技发展总体目标和整体战略;通过制度构建和基础建设投入,推进科研主体的个体行为与国家科技战略相协调和融合;通过管理和协调,促进各科研活动主体间的有效合作与交流;建立稳定的科研经费投入保障体系;建立合理的科研评价体系;通过政府职能与政策完善鼓励各科研活动执行主体进行技术创新、营造技术创新的激励机制。
7.3 研究型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管理架构选择路径
现阶段我国的经济体制以市场经济为导向,学术组织的宗旨则是进行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为社会发展服务,然而我国大学许多学术组织组织的设立是建立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之上,这与我国现行的经济体制构成一对矛盾体。要能够促进我国科技发展,体现学术组织与我国社会发展的与时俱进,大学学术组织的组织管理框架的构建必须要与我国的国情相匹配。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科学研究成果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地转化为生产力和资本,反过来更进一步促进科研成果的产生,而合理的学术组织管理框架则是这一进程产生的“助推剂”。因此,我国要以科技创新提升国际竞争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从中国制造转变为中国创造,就应该同时体现学术组织运行模式与管理体制的与时俱进。
从大学发展的历史沿革看,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形式与内涵随着大学职能的拓展也在发生相应的改变,建立一种与大学职能相适应的基层学术组织管理体制,是确保大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现如今,在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单一的模式已不能适应现代科技对研究设施、团队合作和学科交叉的要求,也不能适应大学学术组织职能拓展的要求。由于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活动之一是开展自主的学术研究,因此作为一种松散的联合系统是目前最适合我国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开展学术研究的有效运行模式。与运行模式改革配套的是管理体制的创新,管理体制要适应松散的联合系统运行模式就必须对现有的“校—院/系—教研室”单一纵向的管理模式进行改革,建立以矩阵式结构为核心的学术组织交叉的并行结构。
7.3.1 按大学科分类管理的思想,实施学部制改革
为推进大学内部学科的交叉融合,实施学科的分类指导与管理,按照学科大类来组建学部,是我国目前部分研究型大学正在探索的一种内部管理体制改革。通过大学学部履行学术事务管理之责,能够更好地实现学科融合与交叉,更好地优化学术资源配置,可以更好地发挥综合学科优势,推进内部的协同,提高承担重大高深科研项目的能力。同时,在现代大学人才培养的目标下,能够更好地实现宽口径、厚基础的人才培养目标,搭建更好的教学平台与科研平台,更好地培养学生扎实的基础理论和丰富的专业知识,有利于现代大学培养人才重要职能的实现。
7.3.2 改造专业教研室,组建研究所等新型基层办学实体
我国大学的教研室最初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由苏联传入。设立教研室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办学和更方便地管理,因此针对每一个专业都设立教研室和党支部,教研室也成为大学体制中的基本构成单元,也是基层学术组织。但随着科研和教学体系以及专业口径的发展,大学的职能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大学的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功能也日益加强,学术研究和社会服务要求更加灵活和开放的基层组织形式。但是随着教学体系的改革、学科的发展和专业的拓宽,更加之大学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功能的加强,教研室作为一个封闭固化、包罗万象的基层单元,已经越来越不能够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何建坤,2000)。这种曾经在历史上发挥过重大作用的基层学术组织形式已经无法适应当前形势,教研室的办学功能在教育体制改革中逐渐退化,而行政职能逐步加强,并成为了一个利益实体,这已经严重违背了其建立初衷,由于体制比较封闭,教研室的人员、经费和资源配置都相对固化,教研室开展的科研或其他拓展活动均无法有效地实施,从而造成人才和资源的浪费,也无法对提升科研水平和提升办学水平起到推动作用。因此,必须对当前的教研室体制进行彻底的改革,取消其行政、管理职能(何建坤,2000)。近年来我国大学体制改革虽然在院(系)调整上有所动作,但还没有从体制上触动教研室这一基本单元。如果裁撤掉教研室,成立新的基层办学实体研究所,则新研究所建议以所属二级学科为学科边界。新研究所既要负责教学工作,也要担负起科研工作,以及学科建设、其他基层学术组织建设等一系列任务。新设的研究所采用岗位聘任、竞争上岗的灵活用人机制,避免了只是将教研室进行简单的改名,而是从体制上对教研室这个基本单元进行了彻底的改造,这对于研究型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建设尤为重要。
7.3.3 打破院(系)界限,组建虚体跨学科研究平台
学科间的交流与渗透可以说已经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的特征之一,越来越多的科研项目需要跨学科的科研力量来共同完成,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同样有如此需求,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各学院学科间的隔膜还远未完全破除。因此,在实行学部制的同时,还需要一种更加灵活的联合或交叉体制进行配合,才能更好实现学术组织的科研合作和人才培养。
跨院(系)跨学科研究平台与具有行政、人事等管理职能的学院相比,研究平台是个“虚体”,一般以一个系为主体,联合其他院(系)的相关学科组成(何建坤,2000)。它一般不负责教学的组织与行政人事管理,自然也不是学校下属的一级行政实体。研究平台的主要职责是组织本领域多学科参与的重大科研项目,统筹本领域的学术规划,建设公共实验室,通过组织学术交流或科研合作,促进相关学科的学术资源共享,搭建学科发展平台。跨院(系)研究平台应由学校或学部直接领导,并配备少数专职人员。在学院和研究平台并存的体制下,大多数教授都可纵向隶属于某个学院,在承担学院的教学、科研任务的同时,横向可以加入某个相关的研究平台,参与学科间的合作(陈·巴特尔等,2010)。采用学院与研究平台并存的发展模式,对于发挥相关学科的优势十分有利。保留学院能够更好地在科研合作当中培养各种人才的职责,可以更好地利用科研设备、实验室等基础条件,而研究平台的存在可以为科研合作提供更好的创新环境实施重大项目的攻关。这种“矩阵式”的组织结构模式将会成为研究型大学进行教学科研体制改革的重要形式。事实表明,这种模式在少数研究型大学的改革实践中已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何建坤,2000)。
7.3.4 打破学部界限,组建实体跨学部的研究机构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跨门类大规模交叉学科的研究需求日益增多,特别是对新兴学科的跨学科合作需求。如果研究型大学依然沿袭老的体制或仅仅是在一个学部内部尝试交叉融合,则很难满足这种跨门类多学科科研活动的需求。在新形势下,研究型大学应该率先探索满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以问题为导向建立若干以项目为中心的跨学科门类的实体化研究机构,并采用学校直管的模式,同时鼓励各类基层学术组织进行“小实体大联合”,按照这种整合方式,实体化研究机构的人员既属于研究中心,又属于某一学院(系),通过试行人员“双聘制”,解决好人员流动的学科壁垒问题,以实实在在的跨学科门类的重大科研项目或前沿性学科领域主题探索来凝聚队伍。这种研究机构的生命力在于它具有跨学科综合优势,能够承接新兴学科前沿性的重大科研任务,并能为不同学部、院(系)相关的研究人员提供共享的先进实验基地、设施和服务(何建坤,2000)。
7.3.5 配套灵活、高效的教学科研管理体系
与前述的研究平台相比,隶属于学院(系)的基层学术组织相对比较稳定,更是承担了大学的教学与科研任务的基层核心单元。但组织结构的稳定并不意味着封闭和固化,仍然可以通过科学灵活的教学科研管理体系来充分发挥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优势,取得良好效果。首先,各研究机构或院(系)要对基层学术组织的人才队伍进行合理的组织和配置,通过政策等多方面措施激发出骨干教师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出骨干教师的带头作用,确保教学和科研的高效运转。其次,要充分引入人才聘用的竞争机制,采用多种竞争上岗的方式方法,科学促进基层学术组织成员的竞争和合理流动,并通过竞争不断优化人才队伍的构成,形成高水平人才队伍。最后,构建科学灵活的学术组织成员合作制度,突破以往合作中存在的瓶颈,为合作营造轻松良好的氛围,促进基层学术组织成员间、跨组织(学科)的合作,提高学术组织成员合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断提高基层学术组织的管理水平和运行效率。
受前文中西方大学学术组织比较研究的启发,我们对未来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建设中需要重视的原则提出三点建议:①松散而富有适应性的组织是大学科研单位发展的必然趋势;②必须尊重和保护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学术权力;③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应该营造宽松自由的氛围。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中国大学的发展,相信中国大学一定会出现更好、更完善的学术组织制度和运行机制。
7.4 构建“产学研一体化”专业办学模式
当前,我国大学本科毕业生中,一般不足30%的毕业生会选择考研、出国等形式继续深造,而绝大多数毕业生就将面临直接就业的选择。企业等用人单位选人除了看重毕业生的品行德性外,更看重学生处理企业面临的生产实际问题的能力。因此,大学人才培养如何满足多数学生就业所需的竞争力,目前提倡的产学研合作办学模式也将进入大学基层学术组织治理的关注视野。
所谓“产学研一体化”,就是以“产”为方向,“学”为基础,“研”为纽带,三者有机结合、融为一体。“产学研一体化”教育体系突破校本位封闭单一的办学模式,寻求与企业、行业的紧密对接。以“产学研”合作教育为切入方式,以定向培养企业急需人才、校企结合为结合点,既有针对性地培养极具极富实践技能、企业特征的技术型人才,也更便捷地为企业提供人力资源和素质保障及各类在职培训,更充分地发挥学校和企业各自的优势,推进大学基层学术组织与企业研发机构的合作,实现校企资源共享和双赢的目标。
7.4.1 “产学研一体化”发展历程
“产学研一体化”办学的发展道路必将是21世纪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也是高等学校科技发展的必由之路(汪兰芳等,2005)。美国企业界早在20世纪初就已经提出了产学研一体化的思路,而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也纷纷吸收了产学研一体的发展思路,企业纷纷主动与大学展开各种形式的合作,将大学的科研成果转化为最新技术或管理思想来推动企业的发展。在亚洲,日本是最早接受“产学研一体化”的国家。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也逐渐开始了产学研的初步探索,开始鼓励有条件与企业合作的大学帮助企业科学发展。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如今的产学研合作方式已经不再像当初那么单一和少见,大学与企业合作的规模已经从中小企业过渡到大型企业,合作的形式从最初的松散型向紧密型发展,合作参与方从单一向多方发展,合作范围也从企业扩展到主管政府部门,合同的形式也越来越多样化。
7.4.2 “产学研一体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为提升大学人才培养对人才市场的适应性,构建“产学研一体化”专业办学模式,其重要性和必要性主要包含以下内容:
1)以产学研结合缩小大学的人才培养标准与企业的人才需求差距
大学的人才培养与企业的人才需求主要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错位:
(1)企业更看重的是实际操作能力,实际操作能力只有来源于实践,并且企业所遇到的实际问题大多都是新问题,需要员工能够灵活解决。而大学教育更注重理论知识的学习,并且这种理论知识更多地来源于前人的经验总结而形成的系统理论,而贯穿于大学理论知识学习过程中的实验几乎都是属于验证性而非像企业生产实践中的开放性实验。这样一来,造成了理论与实践的脱节。
(2)大学教育中强调通识教育,而宽口径、厚基础则是大学通识教育的普通要求,大学生主要是要多学习和掌握各类理论基础知识。但在企业的生产实践中,企业更加看重员工对某一专业知识比较精通,在某一专业领域中能够熟练地解决各类已知和未知问题,并能通过自己的专业知识进行解决,这就是造成大学通才培养与企业专业能力需求的脱节的原因。
(3)由于大学教育中教授的是系统的理论知识,大学生更加注重个人学习与领悟,强调个人素质提升,而较少进行团队合作。而在企业的实际生产过程当中,所遇到的问题纷繁复杂,远不是一个人能够解决的问题,因此企业大都十分强调团队合作,发挥特长优势互补,才能真正解决企业运行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这就造成独立精神与团队合作的矛盾。
因此,立足“产学研”合作办学,在大学原有基础上实施变革,关注企业的实际要求培养学生,逐步向企业的需求靠拢,是提高大学人才培养的质量、满足社会企业用人单位现实需求的重要途径。
2)“产学研”合作能够满足企业对专业人才的质量要求
“产学研”有效合作恰好能实现理论学习研究能力与实践生产应用能力相结合,创新精神与务实态度相结合,较宽的知识结构与社会需要的专业知识相结合,做人与做事相结合“四个结合”。创新性、综合性、复合型的人才完全能够满足企业对人才的不同质量要求。
3)产学研合作能够破除创新型人才培养中的荆棘
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是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大量的应用型创新人才,但是如何处理理论与实践、通才与专才的关系以及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如何把学生培养成社会需要的应用型创新人才等涉及教育观念、教育方法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难题尚缺乏明确、统一的认识和相应的部署(曾宪军等,2004)。在前文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产学研的结合实质上蕴藏了巨大的教育潜能,我国大学只有将产业的创新需求与科研创新活动相结合,才能真正成为产业创新的“推动器”。让大学、产业和科研机构三要素以合作的方式组成更大的具有更强创造力的系统,并使该系统具有更完备的知识体系和组织结构。在此过程中既可以促进大学成为高科技产业的创新发源地,又能够更好地促进大学创新能力的提升。创新能力的基本组成是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创新精神的培养需要精神层面的升华,而知识是必备的手段和工具,实践能力的提升有赖于培养对象对创新过程的不断参与、体验和总结,在此过程中,人才得到了最好的锻炼,知识得到运用,精神得到升华。因此,“产学研”合作是培养创新人才的最佳选择。只有通过有价值训练过程并经过经验总结才能提炼出具有真实意义的策略、方法与手段,才可能真正在理论指导下去运用、创造知识和技术(段敏等,2008)。因此,科研单位、企业只有与大学实现有效合作,才能培养出各主体接班人所需的创新能力,才可将创新型人才的培养落到实处,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人力资本支撑。
4)“产学研一体化”可促成企业成为研发活动投入主体的市场功能
在市场的调节下,通过“产学研一体化”的形式,企业可以真正主动参与到新技术研发和投入当中来,有利于技术成果的扩散与转化。一方面通过产学研的结合,可以更好地为大学创新研发提供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服务的平台,同时还可为大学赢得更多的研究经费。另一方面,企业所面临的科技飞速进步的竞争环境,也要求企业能够有一个技术创新和改造的支撑平台。这两方面的结合,更好地让大学的科研与企业的生产需求相结合,达到双赢目标。另外,企业成为研发主体还能够更好地解放政府在产学研合作中的大包大揽的角色,当企业成为研发主体时,政府则可更好地以扶持者和监管者的身份来参与产学研的活动,这样更有利于产学研走向深入,既符合企业的需要,也满足大学的需求,同时产学研活动还处于良好的政府监管体系当中。
作为研发投入主体的企业,因了解到市场的需求和企业自身状况,能够提出更好的、更具有实际效果的技术创新思路,使研发活动与生产实际的联系更加紧密,产生出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由于竞争优势可以使企业更好的生存,企业总是在持续塑造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其中科技进步是支撑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因此,企业与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合作,可以更好地发挥大学人力资源和智力资源为企业提供智力支持,同时在企业为大学不断提供科研条件支持的同时,也是宣传企业,树立企业良好形象的绝佳契机。有关资料表明,一项科技成果的研究、开发、产出的资金投入比一般应为1∶10∶100,而一项新技术要转化为生产力,要经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研究—市场研究—工业生产等环节,实施这些环节的先决条件则是要投入大量的经费(周津淼,2009)。
企业是创造社会财富的主要力量之一,企业有一套针对市场的既规范又高效的运转机制。但在竞争激烈而白热化的市场上,除了针对市场的充分研究和产品的制造与销售外,先进的技术和科学的管理理念更是不可或缺的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许多具有战略眼光的企业都主动寻求与大学的深度合作,不仅是接受科技成果的转化,还主动参与到大学研发的过程当中,如在大学中投资设立工程研究中心,主动为大学科技创新提供经费支持和配合工作。一方面可以大幅缩短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周期,另一方面还可以更好地为大学培养符合企业需求的人才和从事符合企业需求的科研工作提供更好的条件和机会。企业成为研发投入的主体,无论是在先进技术向生产力转化,还是大学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的指向性上,都可以获得极好的效果,为企业获得核心竞争力提供优良条件,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因此,企业的投入、大学的支持和协助,以及政府的指导和监管,是“产学研一体化”的重中之重。
5)“产学研一体化”是高等学校获得快速发展的推动力
大学的发展是我国高等教育界的永恒主题,而如何提高教学质量又是大学发展的重点之一,而作为大学主要职能之一的科学研究,可以起到多重效果。通过大学“产学研一体化”,第一,可以促进科研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使科研成果形成现实的生产力,增强科研的源动力;第二,通过科学研究可以提高大学教师和学生的研发素质,推动大学科研水平的提高;第三,通过科研成果的不断发掘和内化,可以不断丰富和更新教学内容,推动教学质量的提高;第四,随着科技成果的推广,大学在科研经费方向也得到补充,有利于大学科研的可持续发展和进步。随着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高等学校的招生就业、人才培养、资金来源、办学效益等模式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汪兰芳等,2005),“产学研一体化”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我国大学只有积极提高自身办学水平,并积极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帮助企业参与市场竞争,才能提高自身的学术创新能力和办学水平,最终实现大学自身发展、促进科技发展和推动社会发展的目标。
7.5 本章小结
从国家科研体制参与各方的不同角度,对我国大学学术组织发展中各参与方的作用、角色定位,组织的设置、管理体系与管理方式、领导体制与主体关系进行了阐述,提出我国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管理架构的路径建议,并主要围绕大学“产学研一体化”发展模式的发展历程、重要性与必要性,以及优劣势进行了具体描述和分析,为后继章节提出治理建议作好铺垫。
【注释】
[1]2010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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