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型大学的产生_师资队伍发展研究

研究型大学的产生_师资队伍发展研究

一、研究型大学的产生

在说明研究型大学的产生之前，有必要简要回顾一下世界现代大学的产生历程。大多数学者在研究世界现代大学时，都同意将在欧洲中世纪产生的一批大学视为现代大学的开始。在欧洲中世纪的意大利和法国产生了当今世界最早的现代大学波诺尼亚大学(也译为博洛尼亚大学、波隆那大学，The University of Bologna)、萨勒诺大学(也译为萨莱诺大学，Universit1degli Studi di Salerno)和巴黎大学，由于这三所大学办学时间早且内部管理比较规范，遂为欧洲其他国家所效仿，于是这三所大学被称为“欧洲大学之母”(笔者认为也可以称为“世界现代大学之母”)。

产生于中世纪的这些大学主要从事教学工作，传授知识。但是，这并不是说中世纪大学没有研究活动，这是不符合史实的，因为这些大学正是在学者自发组织起来研讨的过程中产生的，可以说中世纪大学自产生之日起就有研究活动。不过这些研究活动主要局限于教学内容本身的研究，类似于我们今天的教学研究;也有少量的学科研究，如法学、医学的学科研究。总体上看，虽然这些研究中已经有了一些当代的科学研究活动的特征，但是总体上看，科学研究在大学内部并不占主导地位，这些研究的范围和规模主要是围绕教学内容而开展的。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中世纪大学在整体上并不完全具备我们现在所谓的科学研究的能力和意识，当时的科研也缺乏制度规定和教师的自觉性。

从以教学为主要功能的传统大学转向研究型大学是高等教育与社会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这种转变不是某一方面的“单相思”和“一厢情愿”，它既是大学对社会需求所作出的积极回应，也是大学因其自身的特殊价值和功用而引起社会的关注和诉求。之所以会产生研究型大学，原因大致有以下几方面:

(一)研究型大学产生的政治背景(www.guayunfan.com)

17至19世纪是德国资本主义缓慢发展的时期，尽管资本主义发展缓慢，但是封建势力仍然难以容忍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且千方百计加以阻碍。这就使得德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表现得极为软弱和摇摆，从市民等级中产生的资产阶级分散、软弱，依附于封建的政治势力。虽然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曾激发了德国资产阶级的政治热情，但随着革命的深入，他们害怕革命威胁自身的利益和安全，表现出既对封建制度不满，要求政治上统一，又害怕人民群众革命行动的两重性。另一方面，德国在政治上长期处于分裂状态(类似于我国的战国时期，德意志最早的起源是腓特烈巴巴罗萨建立的统一的德意志帝国，但在其死后迅速分裂为数十个公国)，德国内部公国林立，公国间没有统一的贸易、经济、军事体系，除了共同拥有“德意志”这个称呼外，其实内部完全是一盘散沙。这种状况严重阻碍着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而在当时的欧洲，英国、法国已经成为相当强盛的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在这些国家已经控制了政权。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德国的资产阶级渴望实现国家与民族的统一，这一渴望也成为当时德国思想家们共同的政治思想的重要课题，而“民族精神”是统一的根源与力量。18世纪末，在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和法国大革命的冲击下，塑造了一大批近代德国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代表人物是德国古典哲学家I.康德、J.G.费希特和G.W.F.黑格尔。尽管他们的哲学和思想不尽一致，但是追求民主、自由，渴望近代自然科学，尽早结束政治结构松散，渴望国家与民族的统一是他们的共同夙愿。他们寄希望于新的大学，希望通过这些新大学实现政治思想的统一继而实现德意志民族的统一，这就为新式大学的产生奠定了政治和思想基础。

从德国当时的高等教育发展来看，“17至18世纪，在德国原有的各大学中，教会的影响日渐削弱，而国家的影响则日渐加强。教授过去是由大学本身选举产生，这时则改由政府委任，大学的自治性大受限制……17世纪末，德国大学的声誉和其他国家的大学一样，已是一落千丈。在宫廷文化时期，它们被看作过时的和逐渐衰亡的教育机构”(1)。由此可见，此时的德国高等教育已经完全丧失了为国家统一、经济发展和进步思想的产生服务的功能，这样的高等教育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得到国家和人民的支持。于是，在以上述哲学家为代表的一大批思想家的呼吁和倡导下，决心对德国的高等教育进行改革，使高等学校尽早摆脱这种被社会边缘化的状态。

柏林大学常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研究型大学，其实不然。早在柏林大学创办之前，德国就已经出现了两所研究型大学，这是新大学运动产生的结果。“新的大学运动起源于1694年创立的哈勒大学，并以它为中心。其次重要的是1737年创立的哥廷根大学。”(2)这两所大学之所以成为最早的研究型大学要得益于几位著名的学校领导者:托马西乌斯、弗兰克和沃尔夫，他们都十分重视大学教育与实际生活的密切联系，以开明的思想和实际有用的知识影响和教育青年，大力鼓励与支持真正的科学研究。

在这些学者的领导下，哈勒大学成为普鲁士振兴的基石，在德国以及欧洲都享有盛誉。“以往，新设立的大学和天主教大学一样，都以教会肯定的教条为教育原则。但哈勒大学从创立之日起就奉行两条新原则:(1)采纳近代哲学和近代科学。(2)以思想自由和教学自由为基本原则。从而使大学的性质从根本上得到改观。它摆脱了传统教条的束缚，成为领导整个学术界进行创造性的科学研究的开路先锋。”(3)哥廷根大学脱胎于哈勒大学，在办学思想和办学规则上与哈勒大学相互配合，还专门设立了从事自然科学和医学研究的研究所，这是研究型大学最主要的标志。

在哈勒大学和哥廷根大学的带动下，“到18世纪末，包括新教大学和天主教大学在内的德国所有大学都按照哈勒大学和哥廷根大学两所大学的模式进行了改革。改革的结果，近代哲学和近代科学的精神影响到所有学院的教学领域;研究自由和教学自由已成为政府认可大学的基本法权”(4)。由此可见，洪堡创立的柏林大学也是对哈勒大学和哥廷根大学的继承和发展，其基本指导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洪堡在柏林大学所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研究与理论的结合、精神自由、学生学术的自由和学术研究公开)也可以直接从这两所大学中找到。“1810年柏林大学的创建开辟了德国大学教育史的新篇章。当时德国政治、经济情况均不景气。德国政府肯在危难困窘的条件下倾注全力，不吝资财，力图把柏林大学办成科学与学术的中心，其目的是‘用脑力来补偿普鲁士在物质方面所遭受的失败’。”(5)

由于洪堡的特殊政治地位和柏林大学优越的地理条件，使得柏林大学自创立之日起很快声名鹊起，成为世界其他国家高等教育模仿的对象，被今天的高等教育界确认为世界最早的研究型大学。不过，从历史的角度看，这样的判断未必十分合理，我们必须看到哈勒大学和哥廷根大学尤其是哈勒大学在世界研究型大学发展中特殊的历史地位。

(二)研究型大学产生的经济背景

从上文中，我们已经大致弄清了研究型大学之所以产生于17至19世纪德国的经济原因，即为了促进德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由于这一时期(主要是17至18世纪)德国内部仍处于四分五裂状态，国内难以形成统一的、自由的贸易市场以及建立于这种市场基础之上的统一贸易体系，此时德国国内经济难以得到有效发展，这与当时的法国和英国无法相提并论，甚至与当时俄罗斯的沙皇帝国相比也不一定有自己的优势。而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摇摆性无法从政治上来改变这种现状。这就需要从思想上促进国家的统一以便带来经济上的统一，从而促进德国的经济繁荣。而传统的旧大学已经“被看作是过时的和逐渐衰亡的教育机构”(6)，无法在思想上完成国家统一的重任，需要创办新式大学代替这些旧大学。新式大学所提出的几项自由原则为思想解放奠定了基础，在德国发挥了启蒙作用。而这些自由原则在客观上也促进了学术自由，增强了人们对科学研究的重视，从而使得新大学成为我们今天所谓的研究型大学。

另一方面，发展经济需要现代科学技术和相应的知识。传统大学的主要任务是从事知识传授，并不重视科学研究，因而很难从大学里获得工业革命所需要的科学技术。在传统大学所传授的知识又多是古典文化知识，十分缺乏现代科学知识尤其是缺乏自然科学知识，所培养的人才也难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传统大学自身的这些特点决定了它们无法完成工业革命交给它们的任务，不进行改革和创新，德国的大学就会面临着生死存亡。在这种情况下，以哈勒大学和哥廷根大学为代表的一批新大学提出重视科学研究、采纳近代哲学和近代科学等举措无疑满足了当时德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柏林大学则在此基础上更加系统地强调科学研究的作用和学术自由的重要性。这些都是研究型大学所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而这些条件的产生也是德国当时国内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三)研究型大学产生的文化背景

17至19世纪，德国出现了一大批思想家、哲学家，如上文提到的I.康德、J.G.费希特和G.W.F.黑格尔，等等。康德的主要思想集中表现为构成其伟大哲学体系的“三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1781年)、“实践理性批判”(1788年)和“判断力批判”(1790年)。其中，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要回答的问题是:我们能知道什么?康德的回答是:我们只能知道自然科学让我们认识到的东西，哲学除了能帮助我们澄清使知识成为可能的必要条件就没有什么更多的用处了，自柏拉图以来的形而上学问题其实是无解的。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关心的问题还有人类精神活动的目的、意义和作用方式，包括人的美学鉴赏能力和幻想能力。所谓“实践理性批判”是指实践主体的意志，对于实践理性“批判”，就是要考察那规定道德行为的“意志”的本质以及它们遵循的原则。康德提出的“实践理性批判”的重要理论意义在于它把人的主体性问题突出，强调了人格的尊严与崇高，表现了强烈的人本主义精神。

费希特认为，自我意识是一切知识和经验实在性的根据和先验的源泉，也就是认识论和知识学中的最高根据和出发点。他将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融为一体，并给予了自我一种相当高的地位，赋予了自我创造性行动的可能。从这个点出发，他承认唯心主义在认识世界中的作用。所以，叔本华说他是勇敢地将认识问题归之于理智直观，彻底取消了物自体，是一种绝妙的灵感。不过，这也说明了费希特看到了人在认识世界中的作用，人的主体性和主观能动性应该得到尊重。

黑格尔则把绝对精神看作世界的本原。绝对精神并不是超越于世界之上的东西，自然、人类社会和人的精神现象都是它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表现形式。因此，事物的更替、发展、永恒的生命过程就是绝对精神本身。黑格尔哲学的任务和目的就是要展示通过自然、社会和思维体现出来的绝对精神，揭示它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性，实际上是在探讨思维与存在的辩证关系，在唯心主义基础上揭示二者的辩证统一。

从这三位影响德国和世界思想的哲学家的基本观点中可以看出，尽管他们的哲学观点不尽一致，但是他们的思想中却也有着某些共同点，即强调人的作用，特别是强调人在探索世界、认识世界中的作用。众所周知，在欧洲大陆，封建和宗教这两股势力通过各种方式统治着欧洲，也统治着德国。无论是封建势力还是宗教势力，无一不对人的作用加以鄙视，对于以人为中心的思想(例如人道主义思想)加以否定。在这样的环境中，不要说科学研究，就是高等学校的教学内容也受到严格限制，不能超越宗教的教条。因此，当时的德国亟需从思想上加强对人的作用的研究，解放思想、启迪人们的观念变得日益突出。上述思想家的思想在德国思想界所引起的反响和对人们思想的冲击可想而知。对于德国的高等教育来说，传统的高等学校已经走到了尽头，如果不进行改革则高等教育无法继续生存下去。而那些传统的高等学校中缺乏科学研究，教师也缺乏探索科学知识的热情。上述思想家的这些思想在激发教师重新认识自己、关注人类在认识世界中的作用方面，起到了启蒙和推动作用，为高等学校开展科学研究奠定了思想基础。

另一方面，上述这些思想家都曾经在大学里工作，费希特本人就是柏林大学的第一任校长，而黑格尔也曾经在柏林大学担任过校长一职。他们在大学里从事教学，传播自己的哲学思想和改革思想，直接参与高等学校的改革和建设。所有这一切都为研究型大学在德国的产生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文化条件。

洪堡是一个新人文主义者和自由主义思想家，他在柏林大学筹建期间就撰文提倡大学的学术自由。他说:“国家决不能要求大学直接地和完全地为国家服务”，(7)“国家若染指其中，它只会起阻碍作用。”(8)“国家不应把大学看成是高等古典语文学校或高等专科学校。总的来说，国家决不应指望大学同政府的眼前利益直接地联系起来;却应相信大学若能完成它们的真正使命，则不仅能为政府眼前的利益服务，还会使大学在学术上不断地提高，从而不断地开创更广阔的事业基地，并且使人力物力得以发挥更大的功用，其成效是远非政府的近前布置所能意料的。”(9)正是基于以发展知识、探究知识为目的的大学教育目标，洪堡倡导大学教育必须坚持三条原则:科学统一原则，独立、自由、合作相统一原则，教、学、研相统一原则。在这些原则的引导下，“洪堡确立了彪炳世界高等教育史册的‘大学理念’——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教授治校、教学与研究相统一，与之相对应的大学制度是——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教授治校、选课制、私授讲师、教学与研究相统一”(10)。洪堡是柏林大学的创始人，他所提出的这些原则正是研究型大学构成的基本要素，使得德国的高等学校更多地模仿柏林大学而由传统的大学向研究型大学转变。以柏林大学为代表的一大批德国新大学(研究型大学)也成为世界其他国家争相学习的对象，一时间，德国成为世界高等教育的中心，这个地位一直延续到“二战”结束。

(四)研究型大学产生的高等教育背景

研究型大学的产生也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阶段和必然结果。之所以说研究型大学的产生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阶段，是因为高等教育如同其他社会现象一样，也是一个不断发展并表现出不同形态的过程:高等教育由原来单一的教学功能发展到教学和科研相结合的双重功能，现在高等教育又增加了社会服务功能(准确地说应该称为智力服务功能)，将来可能还会出现其他的功能(当然并不一定只是一味地增加功能，也有可能会出现因为功能的相互置换而使得高等教育功能减少的情况)。所以，高等教育发展到今天的研究型大学阶段也只是一个阶段而已，将来会出现哪些形态和功能还要依赖高等教育自身和社会互动的结果来决定。

之所以说研究型大学的出现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因为高等教育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的进步和需求，早期高等教育可以过着象牙塔的生活，但是，随着高等教育自身规模的扩张和高等教育内部思想观念的转变，那种完全象牙塔式的风格已经不能满足和促进高等学校的发展了。从这个意义上看，对纽曼的大学理想也不能完全加以肯定，今天很多学者对于这种理想的肯定和评价似乎有些名不副实。

为什么17至19世纪在德国出现了研究型大学?这与欧洲大陆的传统高等教育所面临的困境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始于中世纪的欧洲大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为自己确立了一个基本原则——自主办学。这个原则决定着欧洲大学都希望远离社会、远离世俗，为此，它们不得不在国王和教皇之间百般周旋、巧妙躲闪，在他们权力的狭缝中艰难地寻找生存空间，甚至被迫罢课或者迁徙。尽管如此，高等学校试图回避社会现实的原则在不断遭到碰壁之后不得不回归社会、关心社会。而关心社会的结果就是高等学校再也不能仅仅满足于知识的传授和形而上的理性思辨，相反，高等学校还要创造知识、发现思想、引领社会发展。若要达到这些要求，就必须从事科学研究，而不能满足于从书本到书本的经院式教育。这就是研究型大学产生的内在动力之一，或者说是大学在反思自己的前途时被迫作出的必然选择。

(五)研究型大学产生的学科背景

弄清楚研究型大学产生的上述背景之后，现在来说明研究型大学产生的学科背景就变得简单而易懂了。欧洲在17至18世纪开始逐步进入工业革命时代(有人认为工业革命在1750年左右已经开始，但直到1830年，它还没有真正蓬勃地展开。大多数观点认为，工业革命发源于英格兰中部地区。1765年，珍妮纺纱机的出现标志着工业革命在英国乃至世界的爆发。18世纪中叶，英国人瓦特改良蒸汽机之后，由一系列技术革命引起了从手工劳动向动力机器生产转变的重大飞跃。随后传播到英格兰直到整个欧洲大陆，19世纪传播到北美地区，后来，工业革命传播到世界各国)。而工业革命之所以能够首先在欧洲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欧洲自然科学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出现。虽然这些自然科学知识和科学技术并不能直接归功于高等学校，但是也不能说与高等学校的教学工作毫不相干。事实上，传统的大学中也有少量的科学研究(例如医学院中的医学研究)，不过这些研究毕竟算不上是全面和系统的研究。从总体上看，当时的高等学校还不能给予工业革命所需要的最新知识和最先进的技术，而这些知识和技术则是在生产发展中至关重要的。

随着工业革命的进一步深入，人们越来越发现科学和技术在提高生产率中的作用，于是便把眼光自然地投向了高等学校，因为只有高等学校才具备传授知识、发明创造、提供技术的能力。从高等学校内部来看，一大批学者也对自然科学知识的研究和科学技术的发明表现出极大的和浓厚的兴趣(学术自由本身就包含着教师根据自己的兴趣探索真理的自由)，他们不仅自己热心于科学研究，而且也在思想和观念上努力改变人们对大学的认识，越来越多的人主动地参加到这个研究队伍中来。科学研究反过来又促进了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科学知识因此变得更加丰富，高等学校的专业类型也随之有了快速的增加。而这些都是研究型大学产生的基本条件，在17至19世纪的德国高等学校中不少学校已经具备了这些条件，研究型大学随之产生也就变得十分自然了。

二、研究型大学的发展

研究型大学在德国产生后，迅速在德国并通过德国在世界各地蔓延开来，成为当今世界高等学校的一种主要类型，甚至成为高水平大学的代名词和著名大学的象征。

(一)研究型大学在德国的发展

上文已经指出，德国的研究型大学最早可以追溯到哈勒大学和哥廷根大学，从现在所收集到的资料来看，这两所大学是德国最早的研究型大学，当然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研究型大学。研究型大学的产生与“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办学思想的提出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这个思想与研究型大学是不是同时产生，目前高等教育学界还有一些争议。武汉体育学院的谢雪峰教授认为，世界上最早提出“教学与科研相结合”思想的是俄国的彼得大帝，他说:“就德国而言，洪堡并非大学‘教学与科研相结合’思想的首倡者，首倡者是其母校——哥廷根大学早期的决策者;而就世界范围而言，从目前所见的资料来看，俄国彼得大帝关于科学院和大学应将‘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思想以及科研机构和大学、中学三位一体的构想才是首创。”(11)也就是说，“教学与科研相结合”思想的首倡者为彼得大帝，而研究型大学则是产生于德国。这与我们目前大多数人的看法不尽一致。我们通常认为，“教学与科研相结合”思想最早产生于德国，研究型大学也是最早产生于德国。到底孰是孰非，还需要做进一步考证。

上文已经论述过，哥廷根大学脱胎于哈勒大学，而哈勒大学创立于1694年，哈勒大学自创校之日起就奉行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原则，哈勒大学的早期领导人也在办学中主张教学与科研相结合。显然，将“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思想追溯到哥廷根大学是不够的，而应该追溯到哈勒大学。这样看来，研究型大学的产生与“教学与科研相结合”思想的提出是一致的，也是最早产生于17世纪的德国的。

继哈勒大学和哥廷根大学这两所研究型大学之后，在德国研究型大学中最有影响的自然当属洪堡于1810年创办的柏林大学了。洪堡创立了柏林大学，但是他并没有成为柏林大学的首任校长，而首任校长是著名的哲学家费希特，洪堡于同一年的6月23日离开了普鲁士教育部长这个职位。柏林大学之所以在世界研究型大学中占据显赫地位，是因为“这所大学是在德国政治处于最危难的时刻建立的。普鲁士为拿破仑所败，财政也面临严重困难。但普鲁士政府毅然决定每年给柏林大学和科学艺术院22 500镑的拨款。因为从开创初期起，国家就准备把它发展成为德国科学与艺术的中心，成为从废墟上重建国家的力量与信心的不朽纪念碑”(12)。可见，当时的德国在创建柏林大学的时候，并不完全是出于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需要，更多地是出于国家政治和民族发展的需要，希望通过柏林大学的建立树立德意志民族的信心、凝聚德意志民族的力量。

柏林大学的创建标志着德国高等教育改革高潮的出现，也标志着德国高等教育发展方向的重大转折。“柏林大学把重点放在科学研究方面，而不是教学和考试。18世纪大学已显露出这种趋势。哈勒大学和哥廷根大学就是带头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但教学仍然是教授的主要任务，科研只是次要的。但在柏林大学，从创建之初起，就把致力于专门的科学研究作为主要任务，把授课仅作为次要的问题来考虑。该校认为，在科研方面卓有成效的优秀学者也总是最好和最有能力的教师。对于学生的要求不再是博学，而是要求其掌握科学原理、提高思考能力和从事创建性的科学研究。”(13)正是因为柏林大学的这些改革措施，加之其得到政府的极力支持和高度期待，使得柏林大学虽然创建的历史并没有哈勒大学和哥廷根大学那么久远，却很快在影响力上超越了这些大学，以至于今天学术界的很多人将柏林大学视为世界上最早的研究型大学。不过柏林大学的创立确实在引领高等教育改革方面发挥了其他大学都没有发挥过的作用。在柏林大学的带领下，一大批德国的传统大学纷纷进行改革，同时，按照柏林大学的模式，在德国又建立了一大批新型大学。“在柏林大学建立之后，当时有许多大学是仿照柏林大学进行整顿或新建的。布勒斯劳大学(Breslau，建于1811年)、伯恩大学(建于1818年)、慕尼黑大学(建于1826年)都是新建的。”(14)由于这种形势的出现，德国高等教育走进了不断改革、创新和发展的新阶段，成为当时世界高等教育的中心，吸引着世界众多学者前来学习和模仿。

(二)研究型大学在美国的发展

1776年7月4日，由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在费城杰斐逊、亚当斯和富兰克林(演员扮演)大陆会议上正式通过，庄严地宣布美利坚合众国脱离英国而独立。1782年英国军队主力在约克镇被击溃，被迫同美国讲和，并于1783年签订《巴黎和约》，正式承认13个殖民地脱离英国独立。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说，美国的真正独立是在18世纪80年代。建国之初，美国的高等教育如同此时的北美大陆一样，几乎是一片空白和荒芜。寥寥无几的几所大学也都是直接从英国照搬过来的，最早的哈佛大学最初的名字就叫剑桥学院，主要是来自剑桥学院的老师，更多地是按照剑桥学院的模式来办学。“到18世纪末，美国已有了27所大学或学院。其中18所是1780年以后建立的。较之革命前虽然发展得更快些，但规模仍很小。所有高等学校教师总共不过百人，学生总数也不逾两千(在今天看来，这样的水平还达不到大学里学院的办学规模——本书作者注)。神学和古典语仍在课程中占有主要地位，也无一所学校招收女生，教派和私人仍是控制大学的主要力量。”(15)建国初期的美国高等教育的基础确实十分薄弱，根本就没有什么体系可言。

独立后的美国希望能够通过教育启发全体国民的智慧，开国的政治家如华盛顿、杰斐逊等人都对知识寄予了极大的信赖，对教育也寄予了极大的希望，从而对建立国家教育制度赋予了极大的热情，一些政治家如麦迪逊等人曾经提议建立一所国立大学，华盛顿还在自己的遗嘱中留下了创建一所国立大学的一笔遗产，期盼这所国立大学可以克服地方主义的偏见和猜忌，发展统一的民族精神。可惜的是美国至今也未能建立一所国立大学，真可谓是对先贤的极大讽刺。但是，先贤们的考虑却反映出美国当时对于建立高等教育体系的渴望。然而，“独立后的美国与英国皇室的隶属关系早已中断，许多院校遂改用新名，以消除殖民色彩，如1784年‘皇家学院’改称‘纽约州立大学’(后又改名为哥伦比亚大学)”(16)。说明独立后的美国并不愿意去学习英国的高等教育，而且还有尽量远离英国影响的情绪。

既然不愿意学习英国，又要发展高等教育，那么应该如何创建新的高等教育以满足独立后美国的政治和经济发展需要呢?一批学者如贺拉斯·曼、亨利·巴纳德等人开始把眼光转向了德国。他们回国后都按照德国大学的办学理念来改善美国的高等教育。“进入19世纪的美国高等教育继续面临着工业革命和民主自由思想的冲击，其结果是德国式的现代大学开始成为改造美国大学的样板……19世纪50年代以后，美国就有更多的大学进一步注意加强自由的、创造性的科学研究，削弱古典知识和宗教课程，加强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授，并给予学生选修课程的自由。”(17)19世纪的美国高等教育可以说是大力模仿德国高等教育的时期，甚至可以说是照搬德国高等教育模式的时期。

在美国众多高等学校中，模仿最为成功并且最有创新的当属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该大学的首任校长吉尔曼(Daniel C.Gilman)在就职期间，“为取法欧洲大学的先进措施，专程赴德国考察，学习创校和管学的范例。他曾计划仅办研究生院而不设本科，走德国大学以学术研究为任务的道路”(18)。在吉尔曼的领导下，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率先成为美国最早的研究型大学。在其校园网站的主页上赫然写着“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是美国最早的研究型大学”(19)，并指出了吉尔曼在创立研究型大学中的作用以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作为研究型大学的主要功能，即“既要从事教学，也要重视研究”(20)。由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突出成就，该校被人们称为“设在巴尔的摩的柏林大学”(21)。

继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之后，美国又出现了一大批模仿德国大学的研究型大学。“除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外，众多留学德国的美国青年返回美国充任大学校长和教授。他们把美国大学影响为德国模式。名噪一时的威斯康星大学的亨利·巴纳德、密执安大学的泰潘、明尼苏达大学的佛威尔、康奈尔大学的怀特、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吉尔曼、克拉克大学的霍尔、密执安大学的安吉尔、哈佛大学的艾利奥特等人都曾以德国大学作为范例而从事校政建设和教育改革，成为卓有建树的大学校长……哈佛大学的艾利奥特1869至1909年任职校长达40年，在本科教育方面设置了许多水平优异的学院，并在本科教育之上发展了研究生院的教育，该校在全国乃是第一流的人才储备库。另外，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等同样是积极引取德国大学的先进经验的。”(22)自此之后，研究型大学在美国迅速铺开，特别是在1870年军国主义在德意志风行以后，一大批德国大学教授在遭受迫害后纷纷流向美国，“二战”前后，这种人才外流的情况在希特勒的迫害下变得更加严重，美国的大学由于这些学者的加入在科学研究方面变得更加优秀，在很大程度上又加快了许多大学向研究型大学转化的速度。如今，美国知名大学几乎都是研究型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