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校长的心路历程_读张楚廷校长的《校长叙论》

一位校长的心路历程_读张楚廷校长的《校长叙论》_张楚廷教育思想研

一位校长的心路历程——读张楚廷校长的《校长叙论》

摘　要：通过阅读《校长叙论》，从大学理想的追求者，高瞻远瞩的决策者，“官本位”的消除者，人文精神的关怀者，合理制度的建设者，非凡业绩的创造者等方面论述了张楚廷校长的心路历程。

关键词：校长　大学　理想　历程

2007年4月，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十卷本的《张楚廷教育文选》，其中第四卷为《校长叙论》，我在2005年4月的时候就读到了该书的电子版。这本书不是研究校长理论的、纯学术问题的艰深专著，而是将作者担任两所大学的校长（书记），长达24年的过程中，亲历亲为的两百多个故事，娓娓道来，使人读起来犹如聆听长者的人生智慧，倍感亲切，收获颇多，同时也使我们开阔了思野，启迪了思路。张楚廷校长探索着教育问题的方方面面，不断提出新的教育理念，并努力在教育实践中实践这些理念。这本书是作者以思考者、研究者同时也是以实践者的身份而写就的。教育实践，管理实践是他写作的源泉。通过这些故事，他对社会、特别是教育界的诸多问题与现象进行了探索、反思与叙说，他对教育的诸多问题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语言平实却道理深刻，朴实中见真谛，睿智不乏幽默。教育之伟大源于人之伟大，整个著作就是作者人本思想的畅叙。作者的某些观点与当前学术界的主流学派有明显的不同，正如著名高等教育学家潘懋元所言，他是一位善于发表“奇谈怪论”之人。他有着独特的透视角度，新颖的分析思路，他对中国教育现状的描述和分析不仅富于现实感，而且带有批判性，他怀着一颗拳拳之心，敢于直陈利弊。

作为校长，张楚廷教授更愿意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平凡之人，把自己看成是求学人的象征，读书人的象征，是同大家一起做学问的，优先的并不是管理别人。正如他自己所言，从这本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位校长“发问的过程，思想的过程，心历的里程。”[1]吸引读者的不仅仅是每一个有趣的故事，更有作者对教育问题的独到看法与对未来的教育研究者发出的邀请。(www.guayunfan.com)

1.大学理想的追求者。金耀基先生说：“大学是一个栽培普遍性理念与理想，如平等、公平、和平的地方，这些理念与理想对于纯洁而又朝气的大学生具有启发与调节的作用。”大学的理想就是坚持大学自己人类社会的道德良心、文化希望和科学脊梁的价值追求。具体来说一是崇尚真理，追求科学；二是大学自治，学术自由；三是必须对国家前途负起责任。“纵观各大学，凡学术享有更高自由的大学，就是高水平的大学，能为学生创造更多自由并引导学生创造自由、自由创造的大学，是最高水平的大学。”[2]大学文化的基本特点是学术自由，文化创新，真理至上。学术自由是与大学共生的文化现象，学术自由的文化氛围给文化创新提供了最适宜的土壤与条件，诚如英国教育专家阿什比所说：“大学教育就其最高境界而论，就是培养学生反抗流行的理论和向传统挑战，从而促进学术的发展。”[3]张校长研究马克思主义，但不简单因循马克思主义。“无论耳闻目睹，我都要审查我所接触到的观念，不是盲目地拒绝它，也不会是盲目地接受它，而是接受它之前不盲目，或者说，不审查它就不一定属于我。大学应以‘人云亦云’为莫大耻辱，因此尤其对‘天经地义’要保持警觉。”[4]“哈佛说，以柏拉图为友，以亚里士多德为友，更以真理为友。我的大学完全可以说，以马克思为友，以恩格斯为友，更以真理为友。我的大学还要说以生吞活剥为耻，以人云亦云为耻，更以在真理面前见风使舵为耻。”[5]有人甚至认为在中国现在的体制下，大学是没有生命力的大学，但是，不论制度为何，校长的理念对校务发展具有绝对的重要性。好的校长才了解什么是“好大学”，才可能将大学引领向上。“大学需要始终想着未来普罗大众的社会理想；大学又需要坚定地守护人类的精神家园，不羞于充当保守主义的角色；大学在学术上，尤其在科学发展上，又必须是无可比拟的激进主义者。大学要靠这样许多的成分来酿成一坛美酒，飘出芳香，酿成自己独特的文化，散发出卓越人才成长起来所必需的芳香。”[6]大学必须注重人文环境的建设，没有文化底蕴，大学就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学。

大学是学习的场所，是研究的乐园。作为学校的最高行政首长和精神领袖的校长，张楚廷关注与思考的问题是如何创造大学的文化，如何形成一个良好的组织氛围。他深知思想自由是大学的生命，自由是生命之源，学校应该是充满公平与公正的地方，应该是具有文化品位和精神感召力的场所，是理想社会的雏形。他努力追求大学精神的应有之意，创建了较为完善的规章制度，形成了有良好的人际关系，有积极向上的心理氛围和公正、公平、公开、竞争的大学文化环境。他更看重教职工主动的工作、自由的思想、独立的精神、负责的态度。高品位的人文环境正是我国大学普遍之所缺，张校长反对形式主义，求真知重理念的精神，更是难能可贵。湖南师大办学能在现时的大环境之下真正体现现代大学精神与理想成为了许多有志的学者愿意接近它的主要原因之一。

2.高瞻远瞩的决策者。孙子曰：“善战者谋于势”。所谓“势”，就是事情发展的运动状态，是力量的聚集和趋向。“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恰在20年前，我就确信，随着中国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随着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入，传统观念刻意将师范教育纳入一个封闭的、与巨大社会变革无关的体系的思想，必定会过时的；眼下的困难是属于我的，未来的窘境则是属于刻意坚持传统观念者的。”[7]

CEO想的是五年以后的事情；干部考虑的是五个月的事情；工人做的是现在的事情。作为大学CEO的校长，更应该具有战略眼光。

那些察势而动、顺势而进、用势而立者，方能得风气之先，创知识之新，建名世之业。张校长在湖南师大发展的关键时期，总能果断决策，善于把握方向。他具有较强的临机决断能力，颇具胆识地采取了一些举措，为后来学校的发展打下基础。“巧妙的策略，闪亮的目标，先进的观念，高尚的人格，这是我作为校长所想到的几个基本要点，也可以叫法宝，却也是普普通通的法宝，没有秘密武器。这四件，缺了一件都难以改变一所大学的命运。”[8]谋于先，豫于前，我们就能把握发展的机遇，成就新的业绩。

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前校长辛厄特说过：“战略规划的目的就是要使学校处于一个与众不同的位置。”也就是说，要形成自己的相对优势。在市场经济下，大学之间的竞争加剧，并且有愈演愈烈之势。竞争主要表现在对资源的争夺，谁都想在有限的资源蛋糕上为自己多切下一块，以便使学校更充分发展的条件。张校长具有识别机遇的敏感性和捕捉机遇的胆识，有对教育的宏观与远见。聪明的人善于步步领先，在大多数情况下，来自社会的资源并非是“免费的午餐”，也并非纯粹的道德化“扶贫”，而是大学以自己的优势投入竞争，“等价交换”的结果。也就是说，大学获得的每一份资源，都是以自己为公众提供的良好的、有特色的服务为前提的。他提出了“财从才来”的思想，认为只有靠人才为社会提供的服务，才能换得社会更多的投资，他在任职之初就提出了两个“千方百计”，即“千方百计地改善办学条件，千方百计地建设师资队伍。”他的大学工作形成良性的循环，即：优势创造令社会满意的绩效——引发社会的慷慨解囊——形成更高水平的优势更好的社会服务——新一轮的社会投入，这种情况类似于人们所说的“马太效应”。

正如英国沃瑞克大学的夏托克（M·Shattock）告诫的那样：“政治上的决策往往过多地考虑短期的需要，这是众所周知的；而高等教育却需要有长远的考虑，特别是发生在方向性的大变革时更是如此”。当今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需要预见其发展趋势，及早规划。作为大学的领导者，必须站得高，看得远，具有战略眼光。如果校长是一个具备各种素质的战略家，那他的视线就会高于只局限在某一学科领域的人。

3.“官本位”的消除者。在我国，原本就有很强的官本位文化，在过去的50多年里，大学正在异化为以官僚机构模式运行的另类机构。中国大学的主要病症在那里？“官本位”，此乃中国大学身上的毒瘤。张校长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尽心尽力地为切除这一毒瘤做着不懈的努力，并取得明显的效果。

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的社会环境为大学校长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并没有提供更大的空间。原因是多反面的，主要是建国以后在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上完全实行的是“行政化”的原则和模式，导致大学校长角色的异化，行政角色凸现，教育家角色淡化。面对现实，作为校长（书记）的他一再提醒自己，校长绝对不是“官”。“学校是无需有官位的，更无需有官味的。”[9]“管理应当为学术服务，相应地，行政权力因其特殊的性质就更应自觉的保障学术权力，从而保障学术走向繁荣。这是行政权力存在的合理性基础，离开了这一点，其合法性便受质疑。”[10]防止行政权力的蔓延一直是他关注的焦点，这种蔓延是发展学术的大忌。

张校长认为一所大学里充斥着“官本位”，那么，这将是一所没有前途的大学。他一直在为铲除大学里的“官本位”奋斗着，行动着。“官本位”昌盛的根本原因往往是利益所致。他采取举措提高教师的物质待遇、学术待遇、社会待遇，这些待遇实际上强化了学术权力，同时从多方面防止行政权力的蔓延与泛化。双管齐下，成效显著。湖南师大的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出版基金委员会属于学术组织，这些组织的主席都是由非行政人员的学者担当的。同时，他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官本位”的泛化做出规定，例如对干部的行政级别进行限制，突出工作岗位，淡化职务级别。“要铲除‘官本位’，这是我坚定的决心，但拿什么去铲除？拿‘人本位’去铲除，亦即用‘人本位’去替代‘官本位’，这是在学校里彻底地革封建主义的命。”[11]谈到如何当校长时，张校长肯定地说：“校长是要让人信服的。其次当校长，最重要的是当得不像校长就当好了”。“校长是最危险的人物、最容易变坏的人物，同时也是一位改变学校命运责任最重大的人物。”当了24年的校长，张校长从未把自己当成官看待。校长不但不是官，更应该是学校学生和老师的保护者，学生的权利和尊严是否真正受到了保护是一位校长应尽的职责。做大学校长不等于做官，但其地位要高于任何官。

可以说，湖南师范大学从80年代初至2000年所发生的根本变化就是彻底地摈弃“官本”，也摈弃“物本”，而它所实行的是“师本”“生本”，也就是学校里的“人本”。不铲除“官本”，怎么会有“人本”？官与人也可不对立，但只有在“人本”下和谐，在铲除“官本”时和谐。[12]

4.人文精神的关怀者。维伯伦认为，学者都是以自己的方式独立的开展工作的。这不是有序的系统化的管理程序所能履行的责任。管理者的责任不是去控制学者，而是作为助手为他们服务，满足他们的特殊需要。但是，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大学的效率就会下降，“因为学术和科学工作者首要的、永恒的要求就是一双自由之手”。[13]我们许多大学管理中人文关怀是缺失的，在技术至上的大学中，人——教师和学生在管理中被异化为数码，在管理者眼中只有数码而没有人；特别是我们多年来坚持“唯物主义”，造成的结果是在管理中只唯“物”，不唯人。如果大学失去守望社会的职能，不能给人类以终极关怀，那么就会异化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另类机构。如果说20世纪仍然属于“财富源于物质资源”的时代，那么21世纪将完全进入“财富源于人力资源”的崭新的时代。

大学在管理中要给教师和学生以人文关怀，管理的全面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人，要给人以尊严。大学需要竞争机制，但是不能以大学的和谐和均衡发展为代价，这是大学的生命。尊重学术就是要尊重致力于学术活动的教师。张校长既对教授、博士如数家珍，同时关注每一位普通之人，包括园丁、木工、水工、司机等，许多人都成为他的朋友，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平常人在做着平常事，平凡之人方显其伟大。他对学生的爱护，在现代的大学校长中恐怕很少有人出其右。一位个子高的学生向他反映宿舍里的床位使他脚伸不直，他答应为他做一张新床，并实现了自己的诺言。大学之善在于营造一个关爱学生的人文环境。他平时繁忙，但是学生的要求几乎是有求必应，他甚至把对学生的态度作为考察、选拔干部的条件。

现在人才的竞争加剧，人才的流动成为必然，人才流动有利有弊。它可以有力地敲响单位管理者的警钟，使他们不断反思自己的观念和工作，并采取得力措施，以主动应对这种局面。“都说要‘人才合理流动’，大概不能否认流动了，但什么叫‘合理’？由谁来判定‘合理’？尊重教师本人的权利，是合理与否的第一要素。”[14]面对“孔雀东南飞”的趋势，张校长意识到：留人需留心，并果断地提出了“来去自由，出国自由”。这是多么大度的胸襟！想来的，热烈欢迎；要走的，热情相送。人才在“人尽其才”时才有真实的意义。他努力创造一个适宜人才生长的环境，靠感情留人，靠事业留人。宽待、宽厚、宽容不是掌权者手中的恩赐物，它们应该是掌权者的一种品质，张校长具有这种品质。凡是教授、博士来校，他都亲自见面、迎接；凡是有需要调离的教师，他往往为其未来的发展做出设想。老师对他表示感谢时他首先要感谢老师对学校的贡献。“我从不喊团结的口号。因为实际生活中团结不存在于响亮的话语中，而存在于并不可视的情感中。”[15]

校长是学校的焦点人物，他的影响力和突出作用是人无法望其项背的。大学行政人员不仅仅是一个权力的敬畏者，应该是一个学术的敬畏者和知识的敬畏者。张校长作为读书人，对教师、对学生、对学术，他有一种天然的情感。他对教师、学生讲求诚信，能使他们有“知遇”之感与很强的归属感，从而真诚地献身教育事业；他对教师、学生都抱着一种了解、理解、谅解的心态，使他们与他齐心协力共同创造学校的辉煌。好的大学校长知道：如何唤醒每一位教职员工心灵深处的巨大潜能，唤起他们对成就的需求，带给他们更丰富、更真实和更强烈的成功体验，鼓励其自由地发展，并将所有个体的能量凝聚成一股足以推动学校不断进步的力量，这也是校长领导的智慧和个性魅力的体现。

5.合理制度的建设者。在现代社会，竞争取胜靠什么？制度是关键。制度建设的滞后对大学则是构成了致命的危机。可以说，没有现代制度，就没有现代大学。“让制度守望一切”，制度创新是大学目标实现的法规保障。制度管理就是大学通过制定规章制度进行管理以规范大学中的人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

和谐的社会从根本上讲是以制立人。一位日本的高级外交官私下对中国朋友说：“我们70年内不怕中国赶上日本，因为你们的中青年科技人才严重缺乏。”我们最优秀的科技人才大多数在国外，其实，中国大学最缺乏的还不是人才，而是尊重人才的环境和人才竞争的良性机制。一些大学吸引人才或挽留人才的办法不是尊重人才、提高人才的待遇和给人才以公平竞争的环境，而是利用手中的人事权力卡人、压人、限制人，人事档案和户口成了紧箍咒和拴人的蹶子。许多大学管理混乱、人心不稳，为了留住教师，不惜强迫教师签订不平等的协议。协议只对教师有服务期的要求，要教师单方面尽义务。人事处成了一个官僚主义最为严重的衙门。张校长曾说过有些大学的人事处变成了“阎王殿”。人事处成了权力机构是很反常的，当然，缺乏淘汰机制和良性竞争是现有人事制度的最大缺陷。张校长对人事处、组织部进行了较为彻底的改造：摆正位置，改进作风。使人事处、组织部这些权力部门成为服务部门，为学校的师资建设、学科的发展服务。关于退休的年龄限制，他做出规定：凡是到了退休年龄，只要发表3篇重要文章，就可推迟一年，那么只要你研究不辍，发表的文章越多，你就可以继续工作，这一规定把主动权交给了教师。在评定职称时，反对嫉贤妒能；对于排挤人才者不能提拔重用。在20世纪90年代初，在增补教学津贴时大幅度向教师倾斜，并拉开档次，住房教师优先，干部靠后。这些不仅仅是一种制度，更难能可贵的是形成了一种良好的尊师重教氛围。湖南师大在校庆日之后的第一天设立了“师资建设日”，可谓是用心良苦，它时刻提醒校长思考师资建设的政策，也使学校里发生了一些前所未有的观念变化，真正懂得了教师的价值所在。“优良的文化环境下更有利于优秀人才的涌现，民主、开放的选举方式更有利于杰出人才走向前台。”[16]

英国的法学家丹宁说“行政程序最基本的方针，是研究如何设计一个使行政机关官僚武断和伸手过长的危险，减少到最低限度的制度。同时，保持行政机关进行有效活动所需要的灵活性。”[17]湖南师大能够迅速崛起的奥秘在于她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合理的制度。基本制度和必要的立法是高校内部体制改革成功的关键和保障。树立学术管理的理念，权力服从于真理，外行服从于内行。在制度和观念上，彻底废止“下级服从上级”这一管理原则长期以来在我国高校中的过度普适性。张校长的大学之所以大师云集、学术繁荣、人才辈出，主要是一种制度文明的产物。

6.非凡业绩的创造者。“伟大的国家需要伟大的大学，伟大的大学需要伟大的校长。”[18]作为校长，张楚廷是热情的，他把自己的责任当做一种使命而非一种职位来承受。“成功的校长成为善于在风浪中驾船的水手，随着浪涛娴熟地乘范式之浪前进。”[19]正是在他的率领下，湖南师大和涉外学院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湖南师大以地方师大的领军院校率先进入“211”工程大学，学术地位不断攀升，拥有自己的院士，这在师范大学是不多见的。学校拥有多项国家级重点学科和多个国家人才培养和科研基地，拥有众多的博士学科点和流动站，湖南师大的许多学科在湖南、中南乃至全国都很著名，她的伦理学、史学、鱼类发育生物学等在全国名列前茅，英语语言文学博士授予权在湖南省唯一的一家，中南地区第二家，当年在申报博士点时以18位教授的壮观阵营显示了自己的实力，在当时湖南全省6名英语语言文学博士都投靠到她的麾下。90年代末，湖南师大教师中博士学位比例在全国师范院校中位居第二。1999年，获得了教育部批准的聘请一名特聘教授（称为长江学者）的资格，这在地方院校中是绝无仅有的，经他决策共聘了5名长江学者，这是何等的魄力！湖南涉外学院已经升格为本科院校，学校相继入选“中国十大万人著名民办高校”“首届中国民办高校综合实力20强”“中国民办高校教育教学质量20强”，2006年，跃居中国民办高校排行榜第二位，成为中国最年轻最具发展潜力的民办本科院校之一。

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制度、体制方面的原因，国内并没有涌现出多少教育家，近两年温家宝两次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教育家”，这表明“教育家”受到关注。刘道玉教授提出了教育家必须具备的5个条件：一是执著地热爱教育，一个不热爱教育的人不可能成为教育家；二是潜心研究教育理论；三是勇于教育改革、创新的实践；四是能够提出独到的教育理念；五是出版有系统的、有代表性的教育论述。[20]据此，我们可以断言：张楚廷教授是一位名至实归、德业双馨的教育家。他提倡学术自由、学术创新、管理自主的理念使湖南师大、湖南涉外能够声誉鹊起，蓬勃发展。他不仅具备高尚的人格，还是一位能够洞悉教育发展规律的教育理论家，勇于创新的学术大师。

湖湘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经世致用”，张楚廷校长秉承了这一优良的传统，与那些书斋中进行“学究式”研究的研究者相比，他更注重现实与理论的良性循环，最为明显的是，书中有作者自己大量直接参与管理的个案。该书资料翔实、分析严谨、文字晓畅，既富于开拓性和批判性，又有生动、活泼的文风，充满了作者对祖国、人民、自然的热爱，具有较强的大众性与可读性。从他睿智的思想中我们可以学到鲜活的、先进的管理学、教育学经验，让我们对诸多的教育现象有了审视的坐标。每一位勤于思考教育问题的读者，特别是大学的管理者将会从这本书中受到有益的启发，领略他不同寻常的人生经历与智慧。“做人上与众相同，做事上的与众不同；做人上有所升华，做事上有所创造，这就有点希望了。[21]张校长不仅热爱教育事业，而且是形成了独特的教育观念并能自觉运用到教育实践的人。作为一个钟情于事业的校长，张楚廷善于用自己的心灵去捕捉、留住学习、工作、生活的美好、成功的碎片，力图用真诚的文字，将平淡如水的岁月定格为永恒。

〔发表于《陇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注释】

[1]张楚廷.张楚廷教育文选（第四卷）校长叙论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7，4、405、406、466、392～393、155、395、400、246、439、169、117、136、225、299、432

[2]张楚廷.张楚廷教育文选（第四卷）校长叙论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7，4、405、406、466、392～393、155、395、400、246、439、169、117、136、225、299、432

[3][英]阿什比.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中译版）[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63

[4]张楚廷.张楚廷教育文选（第四卷）校长叙论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7，4、405、406、466、392～393、155、395、400、246、439、169、117、136、225、299、432

[5]张楚廷.张楚廷教育文选（第四卷）校长叙论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7，4、405、406、466、392～393、155、395、400、246、439、169、117、136、225、299、432

[6]张楚廷.张楚廷教育文选（第四卷）校长叙论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7，4、405、406、466、392～393、155、395、400、246、439、169、117、136、225、299、432

[7]张楚廷.张楚廷教育文选（第四卷）校长叙论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7，4、405、406、466、392～393、155、395、400、246、439、169、117、136、225、299、432

[8]张楚廷.张楚廷教育文选（第四卷）校长叙论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7，4、405、406、466、392～393、155、395、400、246、439、169、117、136、225、299、432

[9]张楚廷.张楚廷教育文选（第四卷）校长叙论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7，4、405、406、466、392～393、155、395、400、246、439、169、117、136、225、299、432

[10]张楚廷.张楚廷教育文选（第四卷）校长叙论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7，4、405、406、466、392～393、155、395、400、246、439、169、117、136、225、299、432

[11]张楚廷.张楚廷教育文选（第四卷）校长叙论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7，4、405、406、466、392～393、155、395、400、246、439、169、117、136、225、299、432

[12]张楚廷.张楚廷教育文选（第四卷）校长叙论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7，4、405、406、466、392～393、155、395、400、246、439、169、117、136、225、299、432

[13][美]罗伯特·伯恩鮑姆著.别敦荣主译.大学运行模式[M].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3.8

[14]张楚廷.张楚廷教育文选（第四卷）校长叙论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7，4、405、406、466、392～393、155、395、400、246、439、169、117、136、225、299、432

[15]张楚廷.张楚廷教育文选（第四卷）校长叙论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7，4、405、406、466、392～393、155、395、400、246、439、169、117、136、225、299、432

[16]张楚廷.张楚廷教育文选（第四卷）校长叙论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7，4、405、406、466、392～393、155、395、400、246、439、169、117、136、225、299、432

[17]丹宁.法律的正当程序[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0.86

[18]眭依凡.改造大学：大学校长不能放弃的责任[J].教育研究，2003.11

[19][美]托马斯·萨乔万尼.张虹译.校长学.一种反思性实践观[M].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62

[20]蒋昕捷.谢湘什么样的人称得上教育家[N].教育文摘报，2007.6、27

[21]张楚廷.张楚廷教育文选（第四卷）校长叙论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7，4、405、406、466、392～393、155、395、400、246、439、169、117、136、225、299、4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