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毕业生的经济改良活动_底层视野_现代学

学校毕业生的经济改良活动_底层视野_现代学

4.2　学校毕业生的经济改良活动

中国现代学校教育的发端，有强烈的救亡图存色彩。“教育救国”、“实业救国”是很多人信奉的理想，特别是一批早期的留学生，他们回国后往往投身于教育和实业，利用所了解的较为先进的技术在家乡从事各种改良活动。浙西南山区最早致力于经济改良活动的，就是一批留日归国的学生。现代学校教育对民众经济活动的影响，最先就是以这些留学生为媒介发生的。

在留日归国学生中，从事地方经济改良活动规模最大的当推云和县以魏兰为核心的一批留日学生。

魏兰（1866—1928）字石生，出身云和当地名门，光绪二十九年（1903）四月东渡日本留学，入清华学校学习化学；光绪三十年（1904）一月回国。1906年，魏兰与留日学生赵舒、阙麟书、陈达、阙伊、潘芳园、徐佐鼎，以及地方人士何子华、阎逊斋、褚焕斋等人集资筹办“利用织布学堂”，不久改名“利用织布公司”，这是浙西南第一个工业企业。魏兰将田产变卖全部投资入股，力促其成。该公司发展到后来有木制织机130台，铁制织机8台，女工300人，生产的白粗布后来曾获南洋劝业会奖证、巴拿马赛会农商部奖证。1920年，魏兰回乡长住，在由沪返乡之前让妻子入上海沈家门某公司学习制作花边。回到云和后，他于1921年在县城内创办了“定兴花边厂”，招收了二三十名13～18岁女工学习编制花边，生产的花边成为云和最早的工业出口产品。次年工厂发展到一百余人，并在黄水碓办了分厂，1923年又在景宁县鹤溪镇办了分厂；1924年因魏兰外出从政而停办。对于当地民众来说，魏兰的农业改良活动所带来的益处更大更普遍。云和自明朝初年就有种植雪梨的传统，但是当地民众只作为普通水果少量种植。魏兰回到家乡后，在睦路大炉山种植了近千株雪梨，另种茶叶五百亩，准备搞工农联合企业。同时从日本留学回来的许学彬也在五霞岭大种雪梨。他们提倡选种嫁接，讲究栽培技术和科学管理，并提出山地、溪滩并用。在他们的影响下分布在云和城乡的32名先进知识分子都纷纷栽种和嫁接雪梨［5］336－344。在他们的示范下，全县形成了发展雪梨的高潮，民众纷纷找苗、辟地栽种，种植范围不断扩大，甚至在海拔700米的高山区都出现了“梨村”。雪梨大面积发展，产量猛增，其价格在抗战全面爆发前每担（一百斤）价值5、6元银洋，高时可达9、10元银洋，全县常年产二万担。雪梨获利占到全县经济收入的80%，成为全县民众的“摇钱树”［9］1－2。此外，魏兰还致力于开垦荒地、兴修水利，使当地农业生产深受其利。

除了魏兰等人在云和的经济改良事业之外，其他县从事经济改良事业的留学生也不乏其人。(www.guayunfan.com)

丽水县戈剳村的刘廷煊（1875—1947），16岁考中秀才，光绪三十一年（1905）考取公派留学名额，赴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历史地理，毕业返乡后从事现代教育事业，并积极推动丽水当地的工农业发展。他在城内太平坊创办普利公司，生产棉织产品；在高井巷口创办小木器公司生产各种成套新型家具；后来又与丽水工业先驱郑楚臣一起创建了普明电灯公司和燧昌火柴有限公司，并任后一公司的经理、常务董事等职。同时，他还在自家菜园建成牛皮厂，生产牛皮供应温州生产皮箱等制品。在农业方面，除了推广种植桑树和家庭养蚕缫丝技术之外，他还向村民介绍嫁接柑橘、改良品种的技术，使温州柑橘在丽水农村推广［7］234－236。大港头镇河边村的叶天籁（1885—1932），1906年赴日入东京正则学校攻读数学，1908年归国从事革命活动，1916年后回到家乡投身教育和经济改良事业。1922年，叶天籁创办厚生林业公会于大港头、在大港头圩湾河等处荒圩广植松苗十万株。1932年，叶天籁积极协助郑楚臣创办普昌火柴梗片分厂并担任经理，吸收当地无业贫民为工人，使之安家立业［3］155－156。

松阳县界首村的刘德怀（1873—1930），光绪二十九年（1903）留学日本，入宏文学院攻读师范。1906年回国后，他动员村民将松阴溪对岸的百余亩溪边沙石地开垦出来种植桑树。刘德怀将外地购回的桑树苗给每户免费发放一株，另送豆饼一斗（约1.5公斤）给村民作肥料，并发动妇女学习养蚕、缫丝、织绸技术。比如刘德怀的弟妹叶葆环就能“自浸种、饲育、采桑、缫丝以供衣服皆一手所理”［10］51。在刘德怀的推广下，界首村桑树遍地，被誉为“小湖州”，村人也开始穿上了土绸制成的衣服。另外，种桑养蚕的部分收益，还被投入到1906年创办的“震东两级女子小学堂”上［10］153。

另外，像缙云县的陈素子、景宁县的潘钟俊等留日学生，都曾在家乡从事过农业改良活动。陈素子（1882—？），肄业于杭州求是书院后于1903年自费留学日本，入清华学校并参加同盟会。回国后从事反清革命，民国后历任各种军队职务。1934年，他在家乡越陈坑口建筑水库，在雅亭村挖塘蓄水，以灌溉农田；同时发动全村群众开垦荒山种植油桐树，以改善生活［6］11－12。潘钟俊从日本回国后，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与当地的叶联芳、洪昌骥、叶耀楠等人集资在县城西金仙寺租官地3亩，筹办城西桑园，引进湖桑栽培推广。这个桑园是该县农林试验推广事业的起点，后来一直为各种农林推广场所利用［11］卷四；5［12］172。

除了留学生之外，一些在国内接受过现代学校教育的毕业生也在家乡投身经济建设，推动地方经济发展。

比如丽水县保定村的吕调阳（1865—1934）和高鹏（1874—1931），两人为同村好友，均先习旧学获得庠生、廪生资格，后习新学毕业于浙江省立法政专门学校。两人都毕生在家乡推广教育和实业，除了一起创办保定植基高等小学堂之外，还一起发展当地农林业。光绪三十三年（1907），他们在保定村六和圩首创“第一林场”，之后又与其他同道好友在保定村周边相继建立了30余处林场，推广植树造林，种植柑橘桃杏等经济果树。他们还在季村亭广植桑树，建蚕室，提倡新法养蚕，发展蚕桑业，并在保定植基高等小学开设蚕桑知识课程，由吕调阳主讲。又如丽水县城的金鼎彝（1887—1959），17岁考中秀才，清末废科举后考入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学习，毕业后在魏兰的引领下参加反清革命，曾远赴印尼在魏兰开办的“中华学堂”任教。民国后他回到丽水在当地各新式学校任教，并将海外积攒的现金投资创办“大生织袜厂”，后因经营不善而倒闭［7］224－232。

缙云县壶镇的吕志坚（1902—1957），毕业于杭州蚕桑职业学校，1927年进入丽水利用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的前身即魏兰等人创办的利用织布公司）。1929年任公司经理后，他致力于提高生产技术和扩大生产规模，公司由原来的几十台手拉木机发展到几百台手拉木机和铁木织机；产品由单一的细布发展到斜纹布、直贡呢、凤尾呢等；流程达到染织系列生产。抗战胜利后他努力推动公司重振旧业，帮助丽水的燧昌火柴公司扩大生产规模，并兴办公利锯板厂［13］138－139。

云和县的蓝朗庭（畲族，1897—1967），少时肄业于省立处州中学，毕业后投身浙西南山区的传统产业——林业，开设了“陆同春”木行，为伐木工人和木行商人提供优质的服务。同时，他总结开发山地经验，提出“山地套种”的方法[2]，宣传粮、桐、杉套种，用“以短养长”的方法解决木材生长周期长、收益慢和中间抚育环节缺乏资金等问题，将造林和伐林结合，使得山地成为生生不息的“聚宝盆”。这一方法引起山区农民的浓厚兴趣并付诸实践，由此传统的伐木业开始走上了农商结合的道路［14］88－92。云和县的张咏南（1903—1959），毕业于省立第十一中学，1929年在县城家中开办起云和县第一个印刷厂，满足县内机关、企业的需要；次年扩大为“三友印刷厂”，得到地方士绅的支持，集股增资扩大规模，并更名为“琼林阁”石印局；后遭火灾而停业［15］204。另外，云和县从清末到民国时期一直有人从事双季稻栽培的试验工作。最早把这个想法付诸实施的是1904年在云和魏兰创办的先志中学求过学的王诒仁。他在魏兰等留日归国学生搞农业改良、提倡实业救国思想的影响下，于1907年在自己的1.75亩田地中进行了两年的水稻双季栽培试验，最后以无法避免鸟类的群起啄食而失败[3]。第二个尝试者是高希鲁，他不但追随魏兰从事云和雪梨的改良推广工作，还在1927年开始试种双季稻，并得到了农业学校毕业的周启廷的帮助（周当时正在筹备云和苗圃），采取了科学的栽培方法，但是在试验接近成功时同样因为“百鸟抢粮”而颗粒无收。到1935年，前述周启廷创办的云和苗圃已经发展为县农业推广所，农业技术人员逐渐进入云和。周启廷又提出了试种双季稻的建议，并借助县政府的行政力量扩大试种面积，以避免单丘稻田被鸟类抢食的教训。但是由于科学思想不普及，政府无财政补贴投入、乡民生活艰难不敢轻易冒险等原因，又告失败［15］216－220。

浙西南山区的庆元、龙泉等县是香菇等菌类特产的主产区，自宋代以来乡民即以吴三公发明的砍花法人工栽培香菇[4]。这一方法的主要缺点是需要依赖自然飞播香菇孢子成菇，无法掌握香菇产量，因而经济效益不高。民国年间，龙泉县的李师颐进行改良，发明了段木种菇术。李师颐（1905—1979），少年时在中药店当学徒，后入中学读书，毕业后潜心研究香菇人工栽培技术，试验段木人工接种，将香菇的孢子粉播于段木的“坎口”内繁殖香菇。这一方法获得成功后，他于1938年在县农场建立了香菇菌种繁殖场，做示范试验推广工作。随后两年，他的著作《改良段木种菇术》、《银耳、香菇种植律》先后由中国农业书局出版，并受邀四处指导新法栽培香菇技术。1944年，他到国立浙江大学龙泉分校农学院旁听课程，向师生介绍了他研究出来的香菇栽培新法，引起了农学院教授的关注，并将他的改良香菇栽培法首次列入农艺课程，开辟繁殖试验地，进一步研究推广［5］704。

从目前搜集到的资料来看，在近代浙西南山区有少数受过不同程度学校教育的人从事农业改良和工业推广活动。这两项活动中农业改良的社会影响较大，特别是一些士绅阶层的留日学生或国内学堂毕业生，其所推行的农业改良活动往往规模较大、能直接提高乡村民众的经济收益。最典型的就是魏兰等人推行的云和雪梨改良活动，几乎为一个县的乡村民众创造了从事副业增加收入的机会。李师颐的香菇栽培新技术也同样提高了香菇、木耳等浙西南山区传统名优特产的生产效益，并引起了高等学府的重视。相比之下，工业推广活动往往局限于创办工厂或公司。虽然开办工厂或公司往往意味着该县现代工业的起步，但对于乡村民众来说，也就是有几十人或百余人获得了就业机会、从农民转化为工人而已。何况近代浙西南山区的工业本身就极端落后，规模很小，所以对于绝大多数乡村民众而言，工业推广活动对他们的经济生活影响并不大。另外，从事农业改良和工业推广活动的各种学校毕业生中，从正规的职业技术类学校毕业的极少。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本章第一节所得出的结论，即近代浙西南山区职业技术教育40余年发展缓慢，毕业生数量很少，影响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