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教育与乡村民众参与基层政权活动_底层视野

学校教育与乡村民众参与基层政权活动_底层视野_现代学

5.3　学校教育与乡村民众参与基层政权活动

现代学校在不同历史时期都曾发挥过积极向民众传播现代政治观念的功能，很多学校活动都起到了现代政治启蒙和社会动员作用，从而培养了民众的政治素养。尤其是在校学生群体，他们的政治敏感性较高并富有革命激情，在大到政权更迭、小到街头动员的诸多政治活动中，大多积极参与其中发挥作用。学生群体毕业后，少数有政治理想的人成为革命者，在乡村发动民众从事各种政治运动，尤其是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这类由革命者回乡发动的乡村政治运动非常频繁、史不绝书。多数学生毕业后面对现实，以谋生为第一要务。尤其是仅接受过初等教育的学生，他们毕业后绝大多数依然生活在乡村的土地上。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接受过基本学校教育的毕业生就与他们的先辈一样，过着脸朝黄土背朝天、仰事俯蓄、不问世事的生活了。时代变了，民国时期的乡村政治形势已经开始与传统社会有所不同，这种不同给那些受过基本现代教育的乡村民众提供了更多参加乡村政治活动的机会。

民国以来，中央政府先后实施了闾邻制和保甲制，试图将国家政治权力深入到县以下的乡村社会。尤其是1939年开始实施的“新县制”，着力构建“区—乡（镇）—保—甲”四级模式以加强对乡村社会的控制。中央政令由省到县、区、乡、保，层层下达，连甲长也成为国家政权的“跑腿”。自上而下的政治轨道一直构筑到各家各户的大门口。国家政权的扩张和渗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24］113－117。要构建出相对完整的乡村基层政权，需要有一定文化素质的乡村民众的支持。按照抗战前和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的规定，保甲人员需符合一定标准，例如保长需为师范学校或初级中学毕业或有同等学力者；曾任公务员或在教育文化机关服务一年以上者；曾经训练及格者；曾办地方公益事业者等［25］85－90。这意味着受过学校教育的民众更有可能参与到乡村基层政权建设活动中来。

与这一趋势相呼应的是国民党也开始向基层伸展、发展乡村党员。从起源上说，中国国民党并不是一个与乡村社会有密切联系的政党，其所依赖和所代表的阶级也不是农民阶级。从党员总数来看，除了在北伐战争期间曾吸收了大批农民入党之外，农民并不是国民党的主体，特别是1928年“清党”后，国民党人数总量锐减近半，省市普通党员由1926年的42.5万人下降到1929年的26.7万人。在这26.7万人的职业构成中，数量最大的是教育和学界，占总数的31.78%，以青年和教师为其基本成分。其次是农业，占党员总数的10.43%。知识化程度很低的农村虽然占了人口和土地绝大多数，但党员人数比例不大［26］124－128。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的头两年，军事溃退使国民党在长江下游地区的基层组织和权力基础几近解体。从1939年开始，国民党大量吸收新党员，尤其到了40年代，国民党扩大组织网络，在各县党部以下增设区分部，增建三青分团，后来还将党团合并，增加党员人数，以扩张其社会政治基础。同时，1939年开始实行的“新县制”也要求国民党向基层渗透以加强控制和动员力量。在蒋介石的设想中，一个党政双管齐下的“全能主义政治蓝图”是这样的：“政的系统：中央政府→省政府→县政府→乡镇→保→甲→户；党的系统：中央党部→省党部→县党部→区党部→区分部→小组→党员”。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蒋介石特别要求基层党部吸纳保、甲长入党。他说：“惟有保甲长都是本党忠实的党员，革命力量才有确实的基础；唯有本党党员踊跃参加保甲，我们才能够真正实行三民主义。”经过努力扩充，到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国民党在形式上不再是一个局限于城市，飘浮于上层的党。它的组织触角已经深入到部分县以下基层社会［27］1－31。在这种国民党组织扩充和党政机构向下延伸的背景下，那些受过不同程度学校教育的乡村民众，不但被吸纳进了地方基层行政组织，也被吸纳进了国民党组织。到了20世纪40年代后期，一批受过不同层次教育的乡村民众开始在乡村基层的行政、党务、民意机构（乡镇代表大会）扮演各种政治角色，浙西南山区也不例外。我们可以从1948年松阳县竹溪乡的国民党员登记档案来了解这一情况。

松阳县国民党党部在1940年完成区域组织构架，在全县42个乡镇中设立了72个区分部，313个保中设立了268个保党员小组，党员总数达2437名。1947年10月，国民党、三青团合并，全县有4个区党部，下辖127个区分部，党员6478人［28］353。竹溪乡位于县城以南，1948年时隶属于城竹区，乡公所设在大竹溪村的道堂，下辖15保、135甲、1667户、7539人，面积为15.08平方公里［29］2。根据1948年统计，全乡登记在册的国民党员和三青团员共153人，绝大多数是国民党员。笔者随机抽取其中一本登记册进行整理分析。在这本登记册中有65名国民党员的情况，除3人未填学历情况外，其余62人中接受过不同程度学校教育的有46人，占74.2%，其中：初中毕业4人、师范肄业1人、初中肄业3人、高小毕业9人、初小毕业25人、初小肄业1人、民校毕业3人。我们按照学历高低分别来考察这46名国民党员的情况(www.guayunfan.com)

在43人中，8名受过中等教育的人中7人有从军（警）经历，这与抗日战争的爆发有直接关系，也与他们接受过相对较高的教育，受到过更多的政治教育有关。在这7人中，又有5个除学校教育之外还接受过专门训练。接受训练意味着一个人在掌握一般知识技能基础上，又获得了程度不同的专门知识技能，从而有可能丰富他们的人生经历。比如，潘泽在军界经历过3个岗位，曾任陆军中校；王永圻曾任平湖县水警局书记；吴瑞年曾任陆军部队文书；程昌曾任税警团准尉司书、中央七分校入伍生四团部少尉军需；吴严芳曾任陆军中尉器材员等。除了外出从军（警）的经历之外，这8人中有5人曾经或正在乡村基层的行政或党务岗位上任职。其中经历最丰富的是吴瑞日，不但在乡公所担任过书记、事务员、会计、户籍干事，还在3所保国民学校当过校长和教员[4]。其他如王永圻、叶荫、吴瑞年、程昌也都或多或少担任过乡公所干部或学校校长和教员。总体上看，这8名受过中等教育的国民党员的经历是比较丰富的，他们事业的重心也不完全在乡村基层从事各种政治工作，这应该与他们的受教育程度和受训情况有直接关系（详见表5.2）。

表5.2　松阳县竹溪乡部分中等教育程度国民党员情况表（1948年登记）

续　表

资料来源：［30］（原始档案中未编号，故无法标明页码）。

说明：本表从65份国民党党员登记表中摘录而成，表中所有人员均为男性，且均接受过中等程度教育（含普通初级中学和师范学校毕业或肄业）。

相比之下，9名高小毕业的国民党员的事业就主要集中在乡村基层了。9人中有3人有从军经历，所占比例比受过中等教育的8人要低很多。这9人中也有6人进入过训练班（队），但受训层次和次数明显比前述8人要低和少。除了吴瑞光、吴兆邱和周玉崙3人之外，其余6人均有乡村基层政治工作经历，其中王昇、吴兆梓、吴元大、吴兆斌和王一人5人一直在乡村行政、党务和民意机构从事政治工作，每个人都在4个岗位上任过或正在任职。吴李均则先从军后回到地方基层从政。可以说，这9名高小毕业的国民党员中，多数人的事业重心在乡村基层，他们承担了乡公所、学校、国民党党部、乡民代表等诸多基层职务（详见表5.3）。

表5.3　松阳县竹溪乡部分高小毕业国民党员情况表（1948年登记）

资料来源：［30］（原始档案中未编号，故无法标明页码）。

说明：本表从65份国民党党员登记表中摘录而成，表中所有人员均为男性。

至于46人中29名受过初级小学程度教育（初小毕业25人、初小肄业1人、民校毕业3人）的国民党员，则完全在乡村基层从事政治活动。在这29名初小程度的国民党员中，有6人没有任何基层政治工作经历。其余23人中除了时年50岁的吴李新担任过乡长、王国鸿担任过国民党区分部常务执委外，其他21人均是最基层的保长、甲长、保队附、乡民代表、农会干事等，其中又以担任保、甲长这一类最基层行政职务为多。这29人中，也仅有两人参加过训练班（队）（详见表5.4）。

表5.4　松阳县竹溪乡部分初小程度国民党员情况表（1948年登记）

续　表

资料来源：［30］（原始档案中未编号，故无法标明页码）。

说明：本表从65份国民党党员登记表中摘录而成，表中所有人员均为男性。

从总体上看，这46名有学校教育经历的国民党员绝大多数在当地发展，从军在外的人除极个别仍留在军中效力外，绝大多数也回到了地方。这46人中，除了7人没有从政经历之外，其余39人均有或丰富或简单的乡村基层从政经历。上述3份表格中，总共记载了这39人曾经或正在任职的83个乡村基层政治岗位，平均每人有2.1个岗位。另外，有中等教育经历的8人中，5人参加过各种训练班；有初等教育经历的另外38人中，也有8人参加过各种训练班，这8人中高小毕业的就有6人，初小毕业者仅2人。很明显，学历层次越高者越有可能接受其他形式的训练。从上述分析中可见，接受过学校教育的民众，是有很多机会参与到乡村基层的政治生活中的，而且学历层次越高，受训机会就越多，在基层政权中扮演的角色也越多越重要。

这份档案所记录的65名国民党员中，还有16名没有学校教育经历的国民党员，这16人中受过私塾教育者11人，参加各种单一训练班者5人，实际上参加训练的人至少要粗识文字，尤其像县立小学教员讲习所、县师范讲习所这类训练班往往会吸收那些受过一定年限私塾教育的人入学，他们的文化教育水平可能要超过其他仅受过两三年私塾教育的人，甚至可能超过初小毕业生。所以这里我们可以把这16人都视为接受过私塾教育的国民党员。这些受过私塾教育的国民党员同样在乡村基层政权中扮演了各种角色，从乡长、区党部的委员到最基层的甲长、保民代表，这16人曾经或正在扮演的有83个角色，平均每人有2.1个。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主要在基层行政组织中任职，少数人参与基层国民党组织管理（详见表5.5）。

表5.5　松阳县竹溪乡部分受过私塾教育的国民党员情况表（1948年登记）

续　表

资料来源：［30］（原始档案中未编号，故无法标明页码）。

说明：本表从65份国民党党员登记表中摘录而成，并做适当排序。表中所有人员均为男性。

总之，从松阳县竹溪乡这个个案来看，受过不同层次和类型学校教育的乡村民众被大批吸纳进了国民党组织，并在乡（镇）公所、区党部、乡（镇）民代表大会等各种基层政治机构以及农会、合作社等功能性服务机构中扮演了丰富的政治角色。46名有过不同学校教育经历的国民党员大多数担任的是保、甲长等最基层的行政职务。到了40年代后期，地方基层政治组织的各种岗位已经被受过学校教育的民众所占据，传统私塾教育培养出来的人还占有一定比例，但已经不是基层政权组织的主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