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建设和乡村教育理论_中国教育史

乡村建设和乡村教育理论_中国教育史

一、乡村建设和乡村教育理论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与乡村教育理论是他对于中国教育史的重要贡献。这一思想的特色在于，它是梁漱溟在对于中国问题和中国社会文化特质的认识和判断基础上，形成的对中国问题与社会的独特看法，进而得出解决问题的独特思想与实践探索，被称为“第三条道路”。

(一)中国问题归因

解决中国问题，必先明确中国问题，因此，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是从分析中国问题开始的。梁漱溟认为，中国之所以出现问题，看似在外界(帝国主义)，实则在内部。而这个问题，归根结底还是文化的问题，“中国的问题，并不是什么旁的问题，就是文化失调;——极严重的文化失调”[11]。被动西化的过程撼动了儒学根基，礼俗锐变，精神破产，破坏了中国传统的伦理本位的礼俗秩序。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相对于西洋文化和印度文化有其独特之处。他认为，中国社会既不像西洋推崇科学方法、崇尚个性发展和社会发达;也不像印度那样有强烈的宗教情怀。而是以伦理纽带相维系的伦理文化。梁漱溟描述为“伦理本位、职业分途”。

所谓“伦理本位”，即中国社会以伦理道德为本位，人与人的关系是以伦理纽带相维系的天然关系，人际交往依赖亲情伦理;礼俗教化维持着中国的社会。所谓“职业分途”，则指根据社会分工形成士、农、工、商等各种职业，他们虽有贫富贵贱之别，但各职业之间流转相通，并不对立，因此，在中国未形成阶级和阶级对立。正因如此，没有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的中国，就不应该依靠阶级对抗的方式解决问题。中国问题解决必须而且只能从固有文化中寻找出路。这个文化的出路就是伦理统整，民族文化再造。为解决中国问题，梁漱溟开始构建他的“乡村建设与乡村教育理论”，而“伦理本位，职业分途”正是其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www.guayunfan.com)

(二)中国问题的社会基础

明确了中国问题的症结后，梁漱溟开始探索中国问题的社会基础。梁漱溟强调，中国社会是个乡村社会，要解决中国问题，必须到乡村里去。梁漱溟认为，要恢复伦理本位的社会，必须从乡村入手，以乡村为突破口。这首先是由中国社会的人口分布决定的，当时的中国社会是乡村社会，乡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80%，解决了乡村的问题，就基本解决了中国的问题;其次，乡村是中国文化的根基，中国文化、道德和伦理以传统乡村社会为基础，并植根于乡村，统整、再造乡村文化，必然从根基入手;第三则是因为乡村经济破坏严重，亟待振兴。因此，在梁漱溟看来，中国的问题是农村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又归结为文化的问题。“只有乡村有办法，中国才算有办法，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教育上都是如此。”[12]

(三)乡村建设与乡村教育

“文化失调”是梁漱溟对于中国社会问题的认识，对于中国问题的化解，他也强调从文化着手，整理和建设中国传统的文化。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的改造有着自己独特的形式，主要表现为以中国固有的文明来融会现代文明、谋求自身文化发展和再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教育是最重要的推动力量。他说:“论理说社会上不应当再有暴力革命，因为社会出了毛病，教育即可随时修缮不正，固不待激起暴力革命而使社会扰攘纷乱也!人类社会所以有革命，就是因为教育不居于领导地位。”[13]所以说，梁漱溟认为中国的改造是一个“巨大之教育工程”[14]。教育在社会改造中居核心地位。那么乡村教育和乡村建设又是怎样的关系呢?在梁漱溟看来，乡村教育和乡村建设是社会改造过程中的两个问题。其中乡村建设是目标，而乡村教育是手段、方法。乡村建设和乡村教育不可分割。他强调，“乡村建设也就是民众教育。民众教育不归到乡村建设就要落空;乡村建设不取道于民众教育将无办法可行”[15]。

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社会，中国社会的问题源自于西洋文明的输入，伦理本位礼俗秩序的错乱导致了严重的文化失调。而乡村是伦理本位社会的基础，解决中国问题必须从乡村建设入手，而乡村建设要靠教育，充分发挥教育的功能，搞好乡村建设，重新建立起“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社会秩序，这就是梁漱溟所构建的乡村建设和乡村教育理论的逻辑体系。

(四)乡村教育从“行谊教育”开始

乡村教育当如何发展?梁漱溟观点依旧独特，他不从扫盲识字入手，也不从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开始，而是以“人生行谊教育”为基点。所谓行谊教育，就是教育注重情感、情绪、情操和人格等因素，在梁漱溟看来，其核心是培养民族精神，开发人类的理性——即人之所以为人的东西。梁漱溟十分重视“人生行谊教育”，认为它比知识技能训练更为重要。他说:“中国教育除非从此没办法则已，如其有办法，必自人生行谊之重提，而后其他一切知识技能教育乃得著其功;抑必始终以人生行谊教育为基点而发达其他知识教育焉。”[16]梁漱溟从中西教育的差别来论证“人生行谊教育”在中国的价值。他认为，中西教育互有长短，单纯地追求西洋教育必将忽视中国教育所长。中国近代教育起始便讲授知识技能，却忽略了生命本体;而中国旧教育不讲科学知识技能，僵化了人生行谊教育。既然如此，中国近代的乡村教育，必须“自人生问题之探讨入手”[17]，并在“人生行谊教育”之上发展其他知识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