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时期的教育改革主张_中国教育史

维新时期的教育改革主张_中国教育史

三、维新时期的教育改革主张

(一)废八股，合科举于学校

梁启超批判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造成了官不能治国，农不会种田，工不知生产，兵不能御敌，妇女无以理家，学非所用，用非所学。1896年，他在《变法通议》中明确指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中国社会最严重的问题是缺乏有用的人才，人才缺乏的原因，主要在于封建统治者推行科举制。他说:“八股取士，为中国锢蔽文明之一大根源，行之千年，使学者坠聪塞明，不识古今，不知五洲，其弊皆由于此。”[44]由于取士之法，只重圣贤之言和优美楷法，因此所取之士“只有其名，而无其实”，“不识汉唐为何朝，贞观为何号者”有之，“中国之舆地、外国之名形”不知不识者就更多了，这些人怎么能任官，又怎么能御侮呢?所以，他主张变科举、废八股，并以此作为救亡之策，“欲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大变则大效，小变则小效”[45]。

在《论科举》中，他还提出了改革科举的上、中、下三策。所谓“上策”，就是废除科举，“合科举于学校”，对各级学校的毕业生，都给以相当的出身，鼓励学生不断进取。所谓“中策”，就是“多设诸科，与今日帖括一科并行”，增设明经、明算、明字、明法、明医、兵法等科，以选取各方面的专门人才。所谓“下策”，就是“一仍今日取士之法，而略变其取士之具”[46]。就是在各场考试中，加试政治、时事要事、算学、声光、电化等实学，并且不拘格式，不论楷法，破除八股成格的限制。对此三策，他申明“由上策者强，由中策者安，由下策者存”[47]。如果固守弊制，则将坐以待亡，国将不保。

(二)引介学制，改革学校系统(www.guayunfan.com)

为实现废除科举，“合科举于学校”的“上策”，梁启超积极提倡兴办学校，并在《学校总论》中提出了实施学校教育的意见和要求，在《教育政策私议》中，他仿照日本的教育制度，根据当时西方心理学研究成果中儿童年龄和身心发展的关系理论，设计了一个循序渐进、前后衔接的国民教育制度体系。

梁启超在《教育次序议》中，将西方学者关于儿童身心发展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将受教育者划分为5岁以下(幼儿期—家庭教育期和幼儿园期)、6—13岁(儿童期—小学校期)、14—21岁(少年期—中学校期)、22—25岁(成人期—大学校期)四个年龄阶段，并分别介绍了各阶段儿童在身体、知、情、意、自观力(自我意识)等方面的发展情况和基本特征。他还介绍了日本学者据此分期设计的《教育制度表》，其中幼稚园2年，小学8年，中学8年，大学3至4年，分别对应《教育期区分表》中的四个阶段。[48]

在他所设想的教育制度体系中，还包括专门教育，主张要建立分科大学、师范学校、军事学校、美术学校、政治法律学校，以及各种简易实业学校。在这些学校中，特别重视政治学校、师范学校和女子学校。他还主张实行义务教育，所需经费可通过征收学校税来补充。根据当时中国教育基础薄弱，学生缺乏必要的普通知识，不适应高等专门学校学习的具体国情，他还提出了急办和推广义务教育，减缩中学期限，缓办大学的建议。

(三)师范学校为“群学之基”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师范教育的开创者。他于1896年在《时务报》上发表了《论师范》一文，专门论述师范教育问题，提出“师范学校立，而群学之基悉定”[49]。开启了我国近代师范教育理论的先河。

在《论师范》一文中，梁启超首先肯定了我国自古以来就有的尊师重道的优良传统，只是后来学校废弛，“天子不复养士，于是教师之权散于下”[50]，出现了教人以阿谀奉承之术、贪图修脯之利的恶习，造成了“风气日以下，学术日以坏，人才日以亡”[51]的严重后果。所以，教师是学生的根本、核心，“师道立”则学术兴，人才出，国家强;反之“师道不立，而欲学术之能善，是犹种稂莠而求稻苗，未有能获者也”[52]。中国数百年来师范不立，洋务派办学堂收效甚微的根本原因，是由于没有合格教师，更没有培养教师的稳定的基地。当时的许多新式学堂中，一切教习“多用西人”，梁启超总结这些西人对于中国的教育有五点不相宜，那就是:言语不通、教法不同、教学内容脱离实际、要求不一、薪俸过巨。除了这五种不相宜之外，还常有滥竽充数者。以这样的洋教习来教育学生，对中国的教育，梁启超认为是得不偿失，这也是“吾国数百年积弱之根原”[53]。从改革教育，变法维新，培养人才的角度出发，梁启超提出了“欲革旧习，兴智学，必以立师范学堂为第一义”[54]。师范教育是“群学之基”。

梁启超还为发展师范教育提出了具体的建议。“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皆设小学，而辅之以师范学堂。以师范学堂之生徒，为小学之教习，而别设师范学堂之教习，使课之以教术，即以小学堂生徒之成就，验师范学堂生徒之成就。”[55]如此，三年之后，将那些可为教习的人选，汇集起来进行“大试”，择其优异者为大学堂总教习，其稍次者为分教习，或小学堂教习。这样便可鼓舞天下的学子，使后起之秀起而从师。

为解决师资急缺的问题，梁启超还建议每省可先办一所讲习所，各县选择30岁以下者，送三至五人，速成学习半年或一年，学成之后给以凭记，充任各县的小学教习。师范学堂的教学内容依日本寻常师范学校之制而损益之:一须通习“六经”大义，二须讲求历朝掌故，三须通达文字源流，四须周知列国情状，五须分学格致之门，六须仞习诸国言语[56]，“以深知其意，能以受人为主义”[57]。他所设计的学校教育制度表中，师范教育独立设置，形成了寻常(普通)师范学校(相当于中学校，三年或四年);高等师范学校(相当于大学校，四年);师范大学(与大学院同，自由研究，不拘年限)比较完整、系统的体系。

梁启超重视师范教育，以及发展师范教育的种种措施，表现了他对教育发展的深谋远虑和远见卓识。他的师范教育理论为我国近代师范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提倡女子教育，改革儿童教育

梁启超从“男女平权”的观点出发，重视女子教育，积极提倡兴办女学。1896年，他在《变法通议》中专门发表了《论女学》一文，论述了发展女子教育的重大意义，并从女子自养自立、成才成德、教育子女、实施文明胎教等方面，提出了关于女子教育的系统看法。他认为，中国由于受“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束缚，很不重视女子教育，这是国家贫弱的原因之一。他考察世界各国情况，以美、日等国的经验证明:女学愈盛，国家愈强。可是，“今之中国妇女，深居闺阁，足不出户，终身未尝见一通人，履一都会，独学无友，孤陋寡闻……”[58]他相信，女子受到良好的教育，就可能起到“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59]的巨大作用。于个人，“皆可各执一业以自养”，于国家，“保国保种”变富强。所以，他说:“夫中国之宜兴妇学，如此其急也”[60]。

在倡设女学时，梁启超提出首先应该废缠足。女子深受“缠足之苦”，必须尽快改变，“缠足一日不变，则女学一日不立”[61]，把废缠足看做是兴女学的先行步骤，也为妇女解放去掉一大障碍。他计划在上海创设一所女子学堂，写下了《倡设女学堂启》，提倡女子教育，并附有《女学堂试办略章》，提出女子教育的内容和方法。学习内容，中文西文各半;先学识字，再学文法，次读各门学问启蒙粗浅之书，次读史志、艺术、治法、性理之书。学堂设专门之学算学、医学、法学三科，学生必选一科。还另设师范科，培养师资，学成之后可分任其职，也可以根据妇女需要设纺织、绘画等科。[62]

梁启超还以他对西方心理学、教育学知识的了解，比较中西教学方法，撰写了《论幼学》一文，提出了他改革儿童教育的主张。他通过比较中西儿童教育的差异，揭露了中国传统封建教育对儿童的摧残，分析了西方近代以来儿童教育的优越性，如强调循序渐进、注重儿童学习兴趣、重视理解、实物教学和直观教学等。他建议从编写儿童教科书入手，对儿童教育进行改革，将儿童应读的书分为:识字书、文法书、歌诀书、问答书、说部书、门径书、名物书七类，每类又各有教法，对这七类书应包含的学科内容也做了较为详细的说明。他还为8至12岁的儿童设计了一张课程表，课程采用了班级授课制，中西兼学，课程安排遵循了儿童的身心发展特点，并考虑各科教学内容的不同，给出了不同的教学方法建议。

梁启超汲取西方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在维新变法和清末新政前期提出的这些教育改革的主张，直指当时教育的根本性问题，对当时封建意识浓重的中国来说，确实起了巨大的改变风气的作用，他的许多建议也被后期新政所采纳。虽然他的思想新旧并存、中西杂糅，具有一定时代的局限性，但他对西方资本主义新知学理的引介，开阔了人们的视界，不失为近代革命家的代表，后期他专心学术，弟子中学术大师林立，无愧于教育家的称号，他为中国的思想启蒙和教育的近代化立下了汗马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