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古代职业教育的萌芽_西方近代职业教育

西方古代职业教育的萌芽_西方近代职业教育

第一节　西方古代职业教育的萌芽

职业教育的历史源远流长，甚至可以追溯到人类有史时代后的家庭手工业生产中。但是，在漫长的历史中，职业教育发展缓慢，职业教育制度始终处于萌芽状态。直到中世纪后，职业教育才以较快的速度发展，并逐步走向正规，以学校为中心的职业教育最终得以确立。

教育是一种社会现象，当然受社会的影响和制约。在阶级社会，教育主要受阶级关系和生产发展水平的影响和制约。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生产技术发展缓慢，产业形式主要是农业和手工业，对劳动者的技能要求不高，因而，职业教育只以萌芽的形式存在，即在家庭内部进行。后来城市行会起到了职业教育的功能，这就是职业教育的学徒阶段。以学校为中心进行的职业技术教育的确立还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也就是说，知识教育，尤其是为了现代意义上的职业目的而进行的对技术知识的传授和学习，在近代以前始终未能成为制度，教育还只是学术教育或修养教育。就是这种教育，也为统治阶级所控制，成为他们巩固政权的手段。教育也因此被深深地打上了阶级的烙印。职业教育被排斥在教育制度之外，从近代以前的教育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早在古巴比伦时期，著名的《汉穆拉比王法典》就规定： “倘任何手工业者以幼儿为养子，并以其手艺教之，则（他人）不得向法庭申诉请求归还。倘收养者未以其手艺教之，则此养子得归还其父之家。”(1)在古希腊罗马时代，奴隶制已经建立和发展起来，大量的奴隶负担了全部的体力劳动，为奴隶主们提供了从事社会、政治、军事和文化活动的必要条件，从而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的体力和脑力劳动的分工。从事脑力劳动的奴隶主们在著作中阐释了他们的教育思想，并进行了一定的教育实践。教育的目的是为奴隶主政权造就高级官吏。为此，古希腊罗马时代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们招收能支付高昂学费的贵族子弟，带领他们周游四方，增长见识，传授他们进行政治活动所必须具备的辩论技巧和其他才能。奴隶没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受教育本身就是一种身份的标志。教育的方法主要是思辨，就是以诘难辩论的方式对话。苏格拉底的问答法是思辨的教育方法的典型代表。这种问答法通过比喻启发等手段，用发问与回答的形式，使问题的讨论从具体的事例出发，逐步深入，层层驳倒错误的意见，从而使学生受到辩论才能的训练和得到正确的普遍知识。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认为认识是灵魂对“理念”的回忆，从而表达了另一种形式的思辨方法。

柏拉图在其著作《理想国》中，明确地阐述了代表奴隶主阶级利益的教育目标，即培养“哲学王” 。他说： “除非哲学家成为我们这些国家的国王，或者我们目前称之为国王和统治者的那些人物，能严肃认真地追求智慧，使政治权力与聪明才智合而为一；那些得此失彼，不能兼有的庸庸碌碌之徒，必须排除出去。否则的话，对国家甚至我想对全人类都将祸害无穷，永无宁日。”(2)在那个时代，不但贵族鄙视手工业劳动，就连破产的农民也不屑从事这种工作，他们更愿意涌进城市，成为流氓无产者。在这种情况下，职业教育只能以工匠世代相传的形式进行。以家庭为中心的学徒制度存在于古希腊时代，职业教育主要在家庭内部进行，父亲把技艺传授给儿子，儿子承袭父亲的身份和职业，通过学徒制来完成子承父业。后来，随着手工业的发展，家庭成员已经不能满足需要，于是，工匠们便开始吸收别人的孩子到自己家中，并向他们传授技艺。古罗马时已经有行业组织干预这种培训活动，而以学校为中心的职业教育形式还不存在。(www.guayunfan.com)

公元5世纪到15世纪，是西方国家的“黑暗的中世纪” 。中世纪最重要的特点是基督教神学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中取得了绝对的统治地位，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现实生活。教会垄断了教育，世俗教育遭到极大的摧残。基督教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培养教士和僧侣，以代表上帝对世俗世界进行管理和统治。奥古斯丁（Augustine， 354— 430年）在他的代表作《忏悔录》中明确提出教育为神学服务的思想。他说： “主，你是我的君主，我童年所学到的一切有用的知识都将为你服务。是啊，不管我说、写、读或数的是什么，都让它们为你服务。 ”基督教神学精神，是当时唯一的教育内容。《圣经》和解释《圣经》的书是当时唯一的教材。当然，为了培养合格的教士和僧侣，还要对他们进行文法、修辞、辩证法、算术、几何学、音乐和天文学等知识的教育。但是，这些学科都只是神学的“婢女” ，而且对它们的解释也充满了神学精神。比如，文法有助于人们理解《圣经》中的各种修辞法，如寓言、谜语、比喻等，学会这些东西对于解释《圣经》是必要的。再比如修辞，教士们布道的效果有赖于他们对修辞的娴熟。如果教士们娴熟地掌握了修辞，他们就能更好地传布上帝的圣言。对辩证法、算术、几何学、音乐和天文学等学科的解释也莫不如此。在此情况下，以学校为中心进行职业技术教育是不可能的，职业技术教育仍然以学徒的形式进行，只不过城市行会取代家庭成为职业技术教育责任的承担者。另外，不少贵族的城堡、庄园里也有手工业工场对学徒的培训。

11世纪末，随着城市手工业的发展、工商业的壮大、从业人员的不断增加，人口逐渐集中于交通便利、商业繁荣的城镇。这些手工业者经过斗争，摆脱了农奴或家仆身份，获得城市自治权，成为新兴的市民阶层。他们建立起自己的组织，用以交流经验、协调利益，于是，城市行会开始形成和发展起来。行会成立后，学徒的培养不再是分散的、零碎的家庭形式，学徒制度由私人性质转变为社会性质，手工业行会招收学徒，对职业教育进行指导和约束。这种情况持续了好几个世纪，直到手工业者之间贫富差距加大，相互竞争，相互剥削，行会组织才开始衰落，而且随着生产的发展，学徒制度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对技术工人的需求。这时职业教育机构开始出现，职业教育制度最终得以确立。

最初的行会是具有民主精神的，从学徒到工匠到师傅这条路，对所有合乎资格的人开放，因而，行会在培养手工业工人，传承工艺技术上起到了作用。但到了13— 14世纪，行会出现了封闭倾向，学徒期越来越长，起初是两三年，以后逐渐延长到六七年，事实上是使师傅得到无偿的劳动力供应，而且从学徒升到师傅的条件也越来越苛刻。于是，师傅身份就成为某些家庭的世袭身份。师傅和城市贵族互相勾结剥削学徒和工人，其本身也日益贵族化。

到14世纪，行会已经成为剥削和垄断团体，行会的活动已经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因素，其解体是必然的结果。行会制度的解体为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一大批职业技术教育性质的实科学校建立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