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为腾格里沙漠惊叹，在古阳关的烽燧下茫然若失，然后又来到和榆林地区接壤的毛乌素沙漠边沿时，我感到了时光的沉重。岁月或者说历史更不是每时每刻都在书写辉煌创造财富，无可奈何地，人类面对着沙漠化的威胁。
那些绿色，那些已经覆盖了榆林大部分沙地的沙漠沙柳胡杨们，却又是一个明证：人类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如同最重要的历史性时刻无不需要时间的酝酿一样，人与自然相亲相爱的世纪必定会到来。
于是，在一个月色洒进陕北窑洞的夜晚，我记录下了榆林的所见所闻——绿色宣言。
——题记
榆林地区的靖边，你让世人惊叹，你终于令毛乌素沙漠望而却步。拨开如今尚属年幼的绿色植被，哪一片人造的黄沙底下不是一叠草长花香的历史？
榆林是什么样的？
我从河西走廊的最西端古阳关外，驭车2000公里折返银川，又昼夜兼程赶往榆林的路上，想像着榆林。
宁夏惟一的一段高速公路。
路两边荒地连着荒地，沙化的古长城下是已经白头的一丛一丛的芦苇，这是因为“甘草事件”而闻名的盐池县，穿过盐池到定边，便是陕西境内榆林地区了。荒野渐少，红柳红了小叶杨黄了，定边而安边，中午到靖边。
路边是蓬头柳，这是我见过的最有特色的一种扎根在陕北大地上的柳树，精壮的主干之上会生出几十根、上百根支干，挺拔出一个巨大的空中树冠。待到这些支干成材，便将其截下，明年开春复又长出，如是往复，靖边农民盖房的檩子、椽子全出于此了。
你不能不振奋。进入靖边以后的荒漠盐碱地上，看不见明沙，那些白杨、蓬头柳组成的防护林是几十年来农民栽种的；那些沙蒿、沙柳是飞机飞播的。先我之前来过靖边的一位北京的林业专家说：“走进靖边县，眼睛绿一半。”
你又不能不担心。靖边自从发现并开采世界级规模的长庆气田之后，便开始躁动不安了。一条管道通北京，一条管道通西安，一条管道通银川。陕北人民穷够了，苦够了，奉献够了，“这黄沙地是我们的，种树种了几十年好不容易有绿颜色了，现在要开矿，那黄沙地下的天然气为什么不天然一点给我们呢？”
靖边县城外，一家接一家的小气井、土炼油厂。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人们对资源实行掠夺性的开采，就会迅速地带来生态环境恶化的报复。
通往靖边县城的一段公路上，流沙有尺余厚，车与人都走得十分艰难。
这流沙使人想起毛乌素沙漠是怎样在人们不知不觉中，越过长城侵占榆林大地的。大自然的惊心动魄之举，有时借助着风雨雷电，有时则似乎是悄无声息的。因为人类的良知在贪婪和满足之下已经麻木了，或者因为贫困而萎缩至万劫不复。
被毛乌素沙漠侵吞的榆林地区，其荒沙之广大，在1949年时曾有“七沙二山一分田”之称。榆林人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态势下生存、生活，并坚持不懈地造林治沙。使沙区的林木面积由建国初期的60万亩，扩大到沙区造林保存面积1425万亩；覆盖率由1.9%上升至33.9%。总长1500公里的长城、北缘、环山、灵榆4条大型防护林，600万亩流沙在有了绿色植被后已经固定，140万亩农田实现了林网化。
一代又一代的干部、农民说：“这是还债！还过去一代又一代滥垦滥伐的债！”
一位老者拉着我的手，听说我是专为写榆林治沙而来的作家时说：“你一定要写上这句话：榆林的老人不希望再由子孙来还债！”
榆林人，古道热肠的榆林人，热爱绿色的榆林人。
也许，这一种爱先是源于对沙漠的惧怕，埋压道路、庄稼，驱赶人群、牲口的黄沙，是如此的细小又是那样的巨大；是如此的柔顺又是那样的刚烈！沙呀沙，你干嘛总要跟人作对呢？
也许，正是榆林的历史使榆林人终于明白：沙漠的报复并非是无缘无故的，面对沙漠人类也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榆林，究其地名来源，在《陕西地理沿革》榆林章节中可见端倪：“汉代沿诸次水广种榆林为塞，称榆溪塞。”诸次水即獐河如今的榆溪河支流头道河。榆溪塞又称榆林塞，榆林由此得名，直到今天榆林城北门仍然叫“广榆门”。
榆林，当是榆树成林之地。
《史记·货殖列传》还记道：“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筋角、旃裘。”龙门、碣石北即榆林一带。《史记》寥寥数语，却告诉后人，我们曾经拥有的历史是清新鲜嫩的。
就是靖边，就在我们脚下，红墩界乡白城子，十六国时匈奴首领赫连勃勃征兵10万筑统万城立大夏国。始建于413年，竣工于418年，城砖用蒸土搅拌牲畜的鲜血凝结而成，作为中国古代的一座名城，统万城曾经屹立600年而不衰不竭，直到宋太宗灭大夏国，明令毁弃统万城，移民20万于米脂、绥德。宋太宗也太霸道了，你灭人家国也罢了，毁人家的城干什么？600年的城池从此逐渐变成废墟。靖边人说：“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那都是靖边的种！”
就像一个梦。
一个毁弃的古城，一片黄沙堆砌的梦乡。有鸣沙声，作金戈铁马呜咽状；有新月形的线条，如波涛起伏。
假如梦里有绿叶，那绿叶便是方舟。
做过绿梦，栽过绿梦，梦里的泪水，梦外的汗水，都流淌在沙漠里了，榆林变绿了。
靖边城郊五台山，靖边人自豪地说：“这是我们的万亩林。”其实不只万亩而是19000亩人工林。义务植树18处，靖边城内干部、学生、工人、市民，谁都在这里抡过铁锨流过汗。这个曾经危害县城张狂地喷吐黄沙的大风口，现在被大片的人工林封住了。10月初，靖边的早晨已略显凉意，我和林业局的康局长一起爬上五台山顶，在晨光烟云中看那万亩林，绿色的、金色的树叶杂陈其间，偶尔还有红色的若火一般闪烁，平静地等待着太阳。
我问康局长：“你们现在还义务植树吗？”
“年年都有，林业太穷没有钱，种树有两种办法，一是铺票子，二是树精神。我们这里有这个传统，树精神，为谁种树？为自己为子孙。”
于是靖边便出现了这样的景象：每到植树季节，机关、工厂、学校早早做好了准备，锨擦亮了，筐理好了，只等通知下来，上山的上山，进沙区的进沙区，种树已经成了靖边人生命的第一需要。
烟墩山位于县城以西10公里，是灵榆防沙林带的重点造林区，这里风沙侵蚀，水土流失严重，是使人望而生畏的风沙口、洪水口。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带领机关干部、职工、学生1000人冒雨植树，那是真干，干得让老百姓心服口服地跟着干，种柠条13000亩。三北防护林工程上马后，又按照更科学的建设要求，在烟墩山公路两侧营造了乔木、灌木、草地三结合的水土保持林与防风固沙林3600亩。
如今的烟墩山，自是风光不一般了。
惠中权，1940年出任靖边县委书记，以种树为己任，在这茫茫沙乡不种树还能干什么呢？他提出的口号也许是最低调的，甚至没有多少革命色彩：栽活一棵树，养活一只羊，多积一斤粪，多打一斤粮。惠中权其实抓到了本质上，生存、生活。干革命，共产党不也得吃饭吗？送军粮，支援前线，不都得靠老百姓种小米、烙饼子吗？
惠中权在靖边种树，还算了一笔账流传至今：种一棵柳树5年长大，第二年可砍小枝叶4斤，第三年可砍8斤，第四年可砍15斤，从第五年起，每棵树可砍18斤。为什么要算这笔账？陕北的穷不仅缺粮而且缺柴、缺饲料，陕北的羊肉嫩味美，“信天游”里常常唱羊腥汤。可想而知那些树木便浑身都是宝了，一枝一叶安敢放弃？
1943年，毛泽东主席亲笔为惠中权题词：实事求是，不尚空谈。
惠中权并不是惟一的，在靖边这块土地上，前有古人，后有来者。
丁锡奎，甘肃泰安人，进士。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任靖边知县，自编种树谣四处张贴广告人民，并身体力行，为后人称道。种树谣谓：
靖边人，听我说，莫招贼，莫赌博，少犯法，安本业，多养牲，勤耕作。把庄前、庄后、山涧、沟坡、多栽些杨、柳、榆、杏各样树种。这栽树，有秘诀：入土八九分，土外留少些，头年根插深，次年容易活，牛羊不能害，儿童不能折。立罚章，严禁约，年年多种，年年复活。将来绿树成林，遍山河，能吸云雨能补地缺，能培风水，能兴村落；又况那柴儿、杠儿、椽儿、柱儿、板儿，子子孙孙利益多。你看那肥美土地，发旺时节，万树浓阴，处处接一片绿云世界，引人荫息，百鸟鸣和，山光掩映，月影婆娑，真可喜，真可乐。
靖边的老人至今还在说一个民国时的好县长牛庆誉，山东人，民国18年到任。他亲率军民种树。在河东弯植高柳杆400株，北门洼沙滩上植树2200株。他的大堂上有一副对联，被流传、称道到今天：
妄要同胞一分钱，请唾我面；
莫忘公仆两个字，感服孝心。
我们赞颂历史，也就是赞颂群星灿烂的人物，那是一些在历史长河里经历了大浪淘沙之后的仅存者。我们说历史是一条长河，因为它的从不间断如同时光之箭，虽然不同时代的人物都有各自的卓越，从历史时空观之却又都在同一个一脉相承的舞台上。
靖边的舞台是古长城、大荒沙；靖边的舞台在经历了草木被垦、名城废弃之后，剩下的便是恶劣的生存环境；在靖边的舞台上，休闲与享受是遥远的奢侈，只有年复一年的植树者、绿色沧桑的艰难创造者，才是人类的楷模。
万亩林间，有信天游的歌声传来：
荞面疙瘩羊腥汤
死去活来相跟上……
惠中权之后，靖边出名的植树英雄是白云瑞，关伯萧先生在1945年1月9日的《解放日报》上曾以《火焰山上种树——记靖边植树英雄白云瑞》为题，介绍了他的事迹。
火焰山，即靖边草山梁，没有草地没有清泉，沙地干得要喷火，火焰山由此得名。人都说这火焰山上种不活树，白云瑞不相信，弄来8根柳栽子、31棵沙柳，费了种庄稼几倍的心机抚育它们，终于都活下来了。从此一年栽百来棵，先后栽了18年，把一道山沟、两架山峁都种绿了。绿得一层一层的，绿得油亮闪闪的，绿得大人小孩脸上乐呵呵的。
今天踏访草山梁的人，已经很难分辨哪些是白云瑞栽的树，哪些是后来人撒的种了。老树小树灌木草地是和谐的一个整体，也仿佛是靖边所经历的风风雨雨的岁月，昨天与今天紧挨着，那都是沙山沙梁上奋斗的日子啊！
此刻，相邻的毛乌素沙漠是安静的，那是一片苍茫无际的瀚海，长城的残迹显得那么矮小，就像孩子们在海边上玩耍时用残缺的贝壳堆积起来的一条小堤，而靖边的绿色也总是沉默无语的，铺陈在沙海间，一行又一行，一片又一片，就是看不见句号，代代相传的绿色事业哪有尽头呢？
牛玉琴，一个像牛一样负重的女人，她和患癌症的丈夫一起承包治理了1万亩荒沙，人说，那沙地的绿色是那女人的血滋润的。
还没有到靖边就听说牛玉琴了。
我想起了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妇女的承受力，想起了含辛茹苦的我的母亲，想起了那一辈又一辈在风雨泥污中半饥半饱地跋涉的中国的母亲们。
牛玉琴，一个平平常常的女人，一个像牛一样负重的女人。
你为什么姓牛？
你姓不姓牛，都是“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典范。
人类为着改变自己生存环境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崇高的。牛玉琴治理万亩荒沙的序幕，是从改善自己一家人的贫困开始的。在那沙窝之中，牛玉琴和他的丈夫张加旺一起种了30棵苹果树，喂了40只羊，200只鸡。他们的日子再也不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了，谁说沙窝里没有希望呢？
毛乌素沙漠中的一曲绿色牧歌，是从他们自家门前的沙地里奏响的。
1984年，榆林地区治沙造林种草的浩大工程开始了，张加旺、牛玉琴签订了承包万亩荒沙的合同书。
万亩荒沙，那是苍茫一大片啊！
牛玉琴走遍了这万亩荒沙地，心里规划着一张蓝图，这个时候她像视察战场的一个镇定自若的将军，她在心里默默地对毛乌素沙漠说：我给你绿色，你还我富饶，好吗？
沙漠不语。但，出奇地平静，在那一瞬间，风停了，沙静了。
这是人与沙漠信息沟通的时刻吗？
牛玉琴这才发现：即便沙漠就在脚下，人们却不能说因为生在沙漠中，就一定了解沙漠了。不，你还得仔细瞧，用心不用心是不一样的，万物静观皆自得，牛玉琴得到了很多。在这万亩荒沙中，有的是纯沙区，除了沙一无所有，还有一片则绵延着新月形的小沙丘，有起伏有高度。中间的一大块却还长着一些油蒿，那是这一地带沙漠植被中最后的群落，顽强而无奈的守望，使牛玉琴震惊了。
她已经很累了。她往回走的时候，脚步要轻快得多，那些残存的油蒿给了她启发，她明白了：哪有沙漠自己愿意荒秃秃的呢？哪有沙漠不喜欢与绿色结伴呢？
牛玉琴、张加旺从杨桥畔、沙石峁、五台村买回各种树苗，装车返回，开始种树。这时候，沙漠里懒洋洋的日子顿时结束了，时光之箭变得格外迅速，总是不够用，太紧张了。把树苗运进万亩荒沙中往返30多里地，沙梁沙窝，你还急不得，往前走一步，朝后退半步，是真正的跋涉。后半夜起床，天不亮出发，背着树苗大汗淋漓地走进荒沙滩时，太阳还没有出来。
春天是种树的季节，也是刮风的季节。一阵黄风，沙子便扑进了眼窝，互相把眼窝里的沙子拨出来，眼睛红了，眼泪淌着，树苗栽上了。背完树苗还得背水，人背毛驴驮，饭在工地上吃，冰凉的，那些日子，想喝一碗热的小米粥都成了奢侈的梦想。
不要忘记给陕北的毛驴记一功。
种树的年月里，驴粪蛋全成了沙包蛋。
人吃沙，驴吃沙，揉不得沙子的眼睛里，揉进了不知多少沙子，人没有后退，树苗苗才能站稳脚根。
这一个季节，牛玉琴、张加旺带领着20多个农民，栽下了高柳杆100亩、沙柳364亩、杨树420亩、榆树300亩、沙蒿1000亩。
也许，所有的辛苦、一切的焦虑只证明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大漠不是无情物！这个荒凉到了几乎袒露一切的世界，无声地借着牛玉琴新栽的2000多亩细小的绿色送来了信息：和平与友爱——绿色作证。
但，对于牛玉琴来说，欣喜只是一闪而过，还有8000亩荒沙需要治理，而旁观者又怎么能体味到在沙窝里种一棵树种一亩树的艰辛呢？非但如此，旁观者总会有闲言碎语，沙漠已经把人磨砺得让隋性习以为常，沙漠已经把人追赶得人格矮化。这个时候，牛玉琴和张加旺两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在风沙中站出来说，他们要治理1万亩沙漠，造出1万亩林子时，人们的闲言碎语要比沙子还厉害，那是钻心的。有的说他们吹牛骗贷款，有的说这两口子穷疯了做梦想当林牧庄园主……
牛玉琴、张加旺却只是沉默着，你说什么呢？沙漠旷野可以吞没一切，还不如把呼告拌和着心血与汗水连同树苗一起栽下，让那原先的万亩荒沙后来的万亩林草万亩绿色去说。
张加旺病倒了，或许是在沙漠里跋涉太累了，他的腿隐隐作痛，走不动路了便在家里坐阵指挥。荒沙地里植树造林的一切，全由牛玉琴一个人承担了。这时候牛玉琴才感到了什么叫心力交瘁。荒沙要她操心；十几个种树的人吃喝要她操心；丈夫的病来得奇怪，好端端就不能走路了，更让她操心；婆母有精神病，自己的儿子要娶媳妇，天下难事怎么都冒出来了呢？
做一个人不容易，做一个普通的女人更不容易。
张加旺又来到了荒沙中间，他和牛玉琴商量好的，只是看看查一下质量，动口不动手。他看见自己的妻子大汗淋漓，从水里捞出来一样，但他也看见了荒沙正在退却。因为有了信心，人第一次站到了毛乌素的面前说，绿色将要覆盖，你们要安静，会有牧草和羊群，还有天使般的孩子们在果园里追逐，天上是雪白的云，谁知道呢？说不定沙漠离开天堂的大门最近，你看看日光和月光就知道了，你看天那么蓝云那么白就知道了。
张加旺得到的启示使他充满了力量，他觉得应该有一口井，沙漠里的水便是沙漠的生命之源，人背毛驴拉怎么也湿润不了万亩荒沙。人都说沙底下还是沙，张加旺勘察地形后便开始挖井。牛玉琴说：“你歇着。”张加旺说：“我挖好这井找到水便放心了。”牛玉琴说：“你太累了。”张加旺说：“我有信心。”牛玉琴说：“再累倒了怎么办？”张加旺说：“上帝想咋办就咋办。”
这时候，张加旺是一个新人，没有病痛，没有骨瘤，他挖着，平地插锨，一寸一寸、一尺一尺往下挖，除了沙还是沙，张加旺说下面肯定有水源，牛玉琴信。牛玉琴信是信，心里却针刺一般地痛，别人掉下的汗滴是白的，加旺掉下的是黄的；别人的汗滴米粒大，加旺的汗滴黄豆大。她不知加旺是怎么站着怎么挖土而且一直挖到3丈多深，张加旺一声喊；有水了！
那是清洌洌冰凉凉的沙漠里的泉水。
张加旺笑了。
新栽的树苗苗们也都笑了。
从此，这一片荒沙变得滋润，那些树苗也茁壮地成长，沙漠里有的是阳光，沙漠的空气又是那样清新，沙漠缺的就是水，有一眼泉就能孕育出一片绿洲来。
可是，张加旺又一次病倒了。
最后的诊断书上写着：骨癌。
牛玉琴说：一个想哭却不能哭的女人，大约是世界上最难过的女人了！
她怎么能哭呢？张加旺在注视着她，一家老小在注视着她，万亩荒沙里刚栽上的林子和还没有栽上的树苗苗都在注视着她。
你体味过把眼泪往肚子里咽的滋味吗？
牛玉琴全咽下去了，大口大口地咽，这1万亩荒沙，这一大家子就剩下她支撑了。她咀嚼艰难如同咀嚼黄沙，那黄沙从此变得安静，是因为苦难一层一层包裹的吗？
牛玉琴不时地提醒自己：经历了大苦大难的人才可能是有大作为的人！今天，一个能把眼泪咽进肚子里的女人，谁能说明天她在绿色林草丛中的笑容不是灿烂的呢？
塞外腊月，朔风呼号。
这个冰雪严寒的季节，万亩沙漠中新栽的榆树和杨柳经历了又一次考验，静静地等待着葆青发芽变绿的季节，而栽种、抚育它们的张加旺却被截去了一条腿。
冬天总是要过去的。
张加旺不愿在医院等春天到来，牛玉琴背着自己的丈夫走出了医院大门，坐上了长途汽车。
有时候，生活显得那样严峻，严峻得可怕，从人到环境，一切都变了，变得毫无生机，一个男人突然失去了一条腿，这个男人碰巧又是自己的丈夫，牛玉琴心里一阵紧缩。人啊人，人的遭遇太不一样了，人活着的环境也差别太大了，听说过南国四季开花，谁敢想毛乌素沙漠四季的黄风？可人又是一样的生老病死，先前不也见过缺一条腿的男人吗？那不都是父老兄弟？
一个人的爱心能像毛乌素沙漠那样广大吗？
一个人的信心能像黄河一样奔腾不息吗？
张加旺是顽强的，他的顽强使牛玉琴变得更加沉着、冷静。他们不能指望那一条失去的腿重新长上，但是当这一对患难夫妻把目光投向万亩林地的时候，前景又豁然开朗了——那些树木将要支撑起这一方新的天地，那些绿色将要庇荫他们的以及别人的子孙，那些羊群和牧者在眼下和未来都有了自己的林子……
张加旺骑着骡子，牛玉琴在前头拉，孩子们在后面赶，万亩林又迎来了一个春天，荒沙正在缩小，绿色正在扩大。骑在骡子上的张加旺恨不能一步扑到这绿色的怀抱里，对那些树苗苗说：咱们是分不开的，咱们的根早缠结在一起了。
万亩荒沙中最后的沙地留给牛玉琴了。她总是那样流着汗，谁也说不清这个女人的精神与力量是怎么来的，谁站在她的面前又都觉得她是那样的平常、普通。
张加旺第八次从医院出来后与世长辞了。
这个毛乌素沙漠的儿子躺在生他养他的大漠深处，时年40岁。
牛玉琴站在张加旺的坟前，对加旺说：11027亩荒沙全栽上林草了。林草全活了，林子还招来了喜鹊，你听见了吗？正在“喳喳”地叫呢。
这不是传奇，也不是故事。
牛玉琴、张加旺这一对夫妇用5年时间绿化了万亩荒沙，是中国西北平常百姓做的一件平常事儿。它的可靠性、真实性经过了一次次的验收、检测，毛乌素沙漠可以作证。对牛玉琴来说，由此得到的从县、地委、省乃至全国的各种荣誉，都是平常的，不平常的只是她的丈夫、她的加旺一去不复返了。
张加旺长眠之处，有林带，如是秋天，你还能看见糜子、向日葵以及粉红色的荞麦。
坟上有一个十字架。
牛玉琴常常向着加旺的坟而来，又离开加旺的坟而去。她说，毛乌素沙漠太大了，绿色还要扩大。她已经办了个沙子厂，沙漠也是一种资源。牛玉琴还想办个学校，使村里的孩子们不再为上学发愁……
牛玉琴每天伺奉着张加旺的父母亲，想把二老失子的痛苦渐渐地抚平，每天早起自己煮好了4个鸡蛋加上白糖让二老吃。
如今，牛玉琴又在另一处沙窝里种树了，她已把有限的生命托付给大漠托付给绿色。跋涉的路还长，但至少有那么一段已经铺上秋风中飘落的树叶了，那树叶飘零的时候打着旋儿，载着阳光，阳光也打着旋儿，落在地上铺在路上，亮闪闪软绵绵的。
沿着这一条路走去，毛乌素沙漠你敞开胸怀吧，那一行行一排排一片片的绿色是你喜悦的——
一个绿梦，
一篇宣言。
从靖边穿过横山到榆林市，我在无定河谷中穿行。我一次又一次让车子停下，与其说无定河两岸河滩上的稻田吸引着我，不如说我在惊讶中真假莫辨。越近榆林市，稻田越多。正是金秋十月，我在想我是到了陕北呢，还是回了江南？
毫无疑问，这里是陕北。
我正在赶往榆林市的路上。
榆林是什么样的？靖边已经告诉我，现在无定河谷展现的水库、稻谷，则是另一种描述，是陕北人日思夜梦的江南鱼米之乡的景象。
还在银川，曾经在榆林造林治沙30年的三北林业局局长李建树就告诉过我，我现在所走的路线恰恰是榆林地区的风沙线。榆林沙区东西长420公里，南北宽12-126公里，总面积1.9万平方公里，占全区总面积的44%。全区为沙漠所害的县、市有定边、靖边、横山、榆树市、神木、佳县，共有沙漠12862万亩，其中榆树市独占了800多万亩。
榆林，人称小北京。
街道两旁绿阴重重，姑娘们衣着时髦，肤色白嫩。当夜幕渐浓之后，路灯下是一处处小吃摊，以闻名的榆林豆腐为主，一个砂锅豆腐3元。
我迫不及待地请林业局的朋友带我四处看一看，我是想眼见为证：1949年时沙堆高过城墙的景观，现在到底有还是没有？
我困惑着：榆林的沙到哪去了呢？
50年代初一直到60年代末，榆林仍然是满目黄沙，“无风脚踏沙，有风嘴吞沙”，风沙驱赶着榆林城和榆林人，一路南迁。高高的城墙挡不住风也挡不住沙。
你不知道这沙是何时集结怎样移动的，总之已经是沙临城下了；你还在惊讶莫名时，这沙堆已经高过城墙了；然后是越墙而过，赶着风把黄沙送向大街小巷千家万户。
榆树之城便成了风沙之城。
榆林怎么办？答案是肯定的：不是在黄沙中埋没，就是让绿色铺陈，万木挺立。
榆林的生态破坏的历史，一直可以上溯到唐王朝在陕北高原设9郡39县，为充实国库提倡垦荒，明令新垦荒地5年不纳税，贫苦农民纷至沓来，公元742年时已达15万之众。为了逃避纳税，5年中见树就砍见草就挖，用以盖房造田。5年到时即另觅草地重新砍伐，榆林地区植被的大规模毁坏由此开始。
历史愈是接近近代，我们的土地便愈加荒凉。
元、明、清600多年，榆林地区所留的草地“仅十之二三”。公元1713年，康熙诏令“开放蒙荒”，允许汉人越过长城垦殖。到道光三十一年（1840年）时，《榆林府志》记载道；长城沿线的榆林、神木、横山、府谷4县原有农民村庄为3300个。跨过长城蜂拥而入的垦殖者聚居地为1515个。
从此，肥美的草地消失了，滚滚的黄沙涌来了。
历史告诉我们：榆林的沙漠化是人为的，如此人为的破坏自然界不会代为修复，而是要靠人类付出惨重的代价去一点一滴地弥补，幻想是无用的，逃避是暂时的，我们还能逃到哪里去？
榆林市，这饱经优患沧桑的历史名城，你如今的重重绿阴，你的稻谷飘香，你柔滑光洁的桃花水，以及城里城外孩子们的笑声，是何等的来之不易！
这是一个几乎要被沙漠占领的城。
这是一个已经到了沉沦边缘的城。
这是一个曾经教人望而生畏的城。
也许，正是这恶劣的生存环境，使榆林市从1949年以来的每一位领导，都把造林治沙放到了首位，并且身体力行，从而带动了榆林人民，在“不种树不治沙，我们就活不下去，子孙将没有立足之地”的忧患意识中奋起，一棵树一棵树地种，一亩沙一亩沙地治，一代人一代人地往下传。市长换了，县长换了，植树治沙却是雷打不动的。交班先交治好多少沙漠，接班先接还有多少荒沙要种树种草。
榆林市的领导告诉我，即便在“文革”风暴中，高帽子也戴，批斗会也开，惟有植树造林的时候，却分不出什么派。都在出大力流大汗，要不风沙全给埋了，还有什么好闹的呢？
治沙书记、治沙县长，是榆林老百姓给带头植树治沙的干部的最多奖赏、荣誉称号。还有叫“绿色天使”的，比如那个做了大局长的李建树，他在榆林30年，头20多年尽挨整，今天下放明儿改造，到哪儿都治沙都留下一个绿湾湾，他走了做大官去了，榆林的老百姓常去找他给他送小米。还有些老人常念叨：“建树咋走了呢？”
到1990年为止，榆林860万亩沙漠已经治理好了500多万亩，剩下最后的300万亩规划用3个三年全部绿化治理完。森林覆盖率由1949年的1%上升到59.2%。第一个三年计划提前一年治理了122万亩，第二个三年计划谁造谁用。也就是说人类的第二个千年纪元开始之前，榆林市将不再有荒沙，榆林是用绿色是用毛乌素沙漠中大块的绿色文章来迎接21世纪的。
榆林市有十多万人口的沙区，近10年每年增加水田1万亩，人均水田2.6亩多。
榆林地区每年增加耕地20万亩。
全国的耕地每天都在减少，毛乌素沙漠窥视、胁逼之下的榆林却在增加，并且有了水地，种了稻谷，开了鱼塘，有一天江南无地的时候，莫非真的要到塞北榆林去寻觅江南景色？
榆林人民记住了那些带领他们治沙的父母官的名字，能说出每一个人治沙的事迹。
榆林有个“沙”书记，还有一个“沙”县长（在县改市之前，为榆林县）。
“我们这里姓‘沙’的人很多。”
榆林人常常妙语联珠。
人们总是对我说：“榆林治沙，忘不了石海源、赵秉正、冯学富。”还有很多人的名字，在他们之前在他们之后，就像沙海里的林子，一棵挨着一棵；就像榆溪河的浪花，一朵接着一朵。
1984年4月，塞外春早的一天，时任榆林县副县长的冯学富与三北局签订了每年在榆林治沙造林100万亩的合同书。
从此，榆林的治沙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县委书记石海源，县长赵秉正、副县长冯学富，三驾马车面对着榆林的800万亩荒沙，一时沉默不语。担子已经压上了，在这之前因为极“左”的干扰种种冤屈与不平成为过去了，现在怎么办？
是的，坚冰已经破碎了，道路已经开通了，然而那仍是一条需要有人带头有人探素的崎岖跋涉之路啊！都说“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盖宿舍楼，造宾馆，那是身边干部可以得到的实惠，过往行人看得见的高大，可是跟荒沙，跟沙区的农民有几多关系？治理榆林30%的耕地，70%的沙漠却往往出力不讨好，问题是对得起乡亲父老、子孙后代吗？
“一‘封’二‘禁’三‘包’，向明沙进军！”石海源说。
“封”是封沙，“包”是承包。明沙就是看得见的对绿地、田园危害最大的流沙。
冯学富说，原先榆林有716片沙地，最大的24万亩，最小的716亩。榆林沙多，也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有水，榆林837条沟，常年流水的是266条，571条季节性来水。地下水资源更加丰富。只要有人、有人的精神，只要做于部的带头奉献，榆林能不变样吗？
对远离村庄的210万亩尚有残余植被的荒沙实行全面封闭，不许一人一畜进入，不取一草一木。让天然沙生植被得以在完全排除人为破坏的环境中休养生息。3年后，沙漠对人的回报便看出来了：天然植被长势喜人，基本上制止了流沙的推进。
在榆林那些使我流连忘返林木茂盛之地，它仍叫七里沙、陈大圪坨村、榆卜界、镇北台、红石峡、红墩……都曾是流沙滚滚的啊！七里沙也称红山、走马梁，置身于草木之间，我怎么也找不到沙，只有绿色，一眼望不见边的绿色，那是28000亩人造的森林。我一边听林业局长刘挺介绍，一边想像着人山人海与沙山沙海的较量、搏斗及后来的和谐。榆林人说：过去怕沙、恨沙，现在爱沙，想沙。
这是真的吗？此种转变对于人类和沙漠都是带有根本性的——尤其对于人类而言——从破坏、征服到修复、和谐——天宇之下的一切本来都应该是相依为命、相知相爱的。
人啊，你不能不低下高贵的头颅，去问山问树问水问沙漠，问人应该向何处去？
人啊，你终究会明白，这个世界是万类万物共享共有共存的，人类在20世纪确立的全球王国时代恰恰把人类推向了困境——除去金钱及物质之外，人的生存质量正普遍走向恶化——人还有什么？
田野的末日就是人类的末日。
森林的末日就是人类的末日。
江河的末日就是人类的末日。
你怎么能比较呢？一片洁净的冬天下的空气与一处污浊的烟尘滚滚的空问；那一片洁净蓝天之下的过着简朴生活的人以及污浊空间中的一处豪华居室里的现代人——谁是幸运？谁为不幸？
榆林回答了这一切。
榆林人用他们10年治沙造林的成果，那无字的篇章宣告着令世人膛目结舌的这一切。
在陈大圪坨村，到处都能看见村民的新房依沙丘而建，只是这些沙丘上都有了树和草，固定后的沙丘温顺地起伏着，让人的思绪也跟着起伏。起自遥远的年代，风沙弥漫的岁月，掩埋了田园和房舍；伏在今天榆林人栽种的草木之间，驯服、甚至带着柔情，陪伴着窑洞和窑洞的主人。
这是一些曾经被流沙赶走而又重回故里的农民，这是一些不再惧怕风沙而扎根在自己承包的荒沙地里新栽的绿阴间的农民。他们的院子里堆着刚刚收割的新稻，他们的门口挂着成串成串的火一般的辣椒，他们的灶上蒸着飘香的白面馍馍，他们的锅里热着金灿灿的小米粥。
榆林人民看到了治沙的实效和希望，最初的、最坚实的脚印就是石海源他们留下的。“向明沙进军！”这句话的分量只有沙漠里的人才能掂出来，当口号变成行动，变成有规划、有步骤的行动，再加上适逢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的推动，榆林人民对吾乡吾土的血肉恋情被激发了。陕北的老乡啊，在中国有谁比他们更懂得家园可贵？又有谁比他们更饱尝了战争、逃荒的离乱之苦？
顿时榆林“沙”贵！
怕沙如虎的人们，成了爱“沙”如命的一大群。
这一大群男女老幼，便是榆林荒沙的承包者，便是栽种绿色的生力军。
农民告诉我，接过红皮的承包证书时，大家都哭了！哭的什么呢？为啥那样激动呢？
那不是流行在中国别的一些都市或地区的红包；那也不是榆林人见也没有见过，当年想也不敢去想的彩电、冰箱；那连一张奖状也不是啊，可榆林的农民哭了。哭的什么？自己也说不清楚，反正是觉得上下心齐，治沙有望了，祖祖辈辈让沙撵着走，眼看着沙窝里栽了树盖了房挖了鱼塘种了水稻，眼泪就止不住地流出来了。
从此，料峭春寒里榆林人的内心就没有冷过，那是植树的季节啊，数以千万计的人上山了，老人、孩子、妇女谁也不甘落后，肩扛车拉毛驴驮，扛着树苗拉着干粮驮着水桶上山了。风吹过卷起的沙子遮天蔽日，不知道吃了多少黄沙，嚼那馍的时候“咯吱吱”地磨牙，吞下去，都得吞下去，吞不下苦难怎么能栽得出绿阴治得了荒沙？
谁也没有算过：就这么苦干，一天给几个钱？
谁也没有想过：人和毛驴一天吃下这么多沙子，那胃受得了受不了？
我知道，我的笔很难写出榆林人民治沙的艰难，因为那是在沙漠里种草种树。而沙是可流动的，大约沙丘流动时宛若另一条波涛汹涌的黄河，它可以在一夜之间吞没村庄，它轻而易举地能把一片没有林带防护的绿洲蚕食掉。沙漠，那是干旱、炎热、没有生命的代名词，它却又偏偏喜欢向万物之灵——人类挑战——这个时候细小、浑圆的沙粒几乎是无往不胜的。
治沙的艰难正是在于：不仅要种草种树，同时还要有效地制止沙漠的流动。否则，新栽的那些绿色，便都逃脱不掉覆亡的命运。
前苏联曾经用木板墙挡沙，失败是无可疑义的，连中国的长城都挡不住，岂有它哉？
西方有学者发明以沥青封盖沙丘，近乎幻想。
榆林人用麦秸、稻草或别的稼禾秸秆拧成草绳，在沙丘坡面按两米左右的间距隔成一个个方块，成为草方格子或草绳障蔽。就是这些草方格子阻挡、延缓了流沙的推进，一格四边，格格相连，推进的流沙节节受阻四面被拦，而在争取到的这一时间里，草方格子中的小树小草们也真争气，不负榆林百姓的重望，长啊长啊居然也扎根了，出绿了，枝叶相望了，从此以后流沙便渐渐地安静了。仅1985、1986两年，榆林耗去2亿斤柴草，编织成无数根草绳，为120万亩沙丘搭起了障蔽。那是连绵无际的草格子，榆林人回忆说：真是一大景观！一格一格的，得有多大的耐心、多少人力、什么样的精神才能做到这一切？
我去踏访时，西沟、红山、红墩，那些10年前的草方格子已经很难见到了，代之而起的是层层叠叠的沙柳、沙枣。我想寻找一处沙丘，必须得走进沙柳丛中，那是真正的细沙、小沙，想起了聚沙成塔的神话，榆林人民，不正是实践了这样的理想吗？
当然，这一切都得在一个前提下：人类不再去砍伐、不再破坏沙漠植被。
人类只能够充满爱心地与大自然相处。
人类千万要记住，如同蚁穴可以毁千里长堤一样，割下一把条子同样可以重新将万顷绿色毁于一旦！
榆林历来人杰地灵。榆林也是现实中国的一部分，榆林人用的也是人民币，榆林人不是不爱钱，不是不知道钱的重要。但榆林人最终认识到了一点：不能为了钱再破坏沙漠植被，不是光有了钱就可以让沙漠变绿的。
用三北局局长李建树的话说，还要有一种精神，为民族奉献的精神，对子孙负责的精神。
我们到底是缺钱还是缺精神？
至少，在榆林，1985年时相当贫困至今也谈不上富起来的榆林，他们不缺精神，可是从某种更长远的意义上说，他们也相当富有。
榆林人种的沙柳最为榆林人宠爱。
沙柳是沙区之宝。
当草方格子牵制流沙的推进后，沙柳便以伸出的盘根错结的根须，阻挡着风沙，榆林人称之为“前挡后拉”治沙法。
沙柳的枝条3年平一次茬。割下的沙条可以做柳编，可以做畜栏，可以做柴火。
西北贫困地区，缺钱缺粮食，就连柴火也是稀罕物。要不怎么会砍了那么多树，挖掉那么多草皮呢？当榆林人割肉一般耗去2亿斤柴草，终于换来了沙柳摇曳的时候，编织之梦，柴火之旺便交织着，榆林，你是到了收割沙柳的时候了吗？
沙柳啊，你真是婀娜多姿的，春天割下嫩枝，去皮之后光洁滑润，雪白如玉，用以编织篮子、筐子，既可内销也能外销，据外贸部门说仅沙柳编织一项，榆林县每年外汇收入就可达100万元人民币！
可是，这沙柳横竖不能砍！不是不爱钱不要钱，而是要不得，砍了沙柳就是让已经固定的沙地重新张狂，几年的心血毁于一旦！
榆林人有着这样的共识：这一大片沙地刚刚长出一点绿色来，刚刚冒出一点希望来，哪怕沙地里冒出了长金子银子的树，也不能砍！
那是留给子孙的！
就这一句话，“那是留给子孙的！”谁能不服？吃风沙的子孙谁希望自己的子孙接着吃风沙？
几年过去了，今天的榆林市仍然保持着200万亩茂盛的沙柳。我知道它们的来之不易及存之不易。沙柳们，当我来到你们的面前，我默默地读着，读一篇榆林人千百万双手共同栽种在毛乌素沙漠中的绿色宣言。
陪同我的尤忠义书记，以及榆林市长杨颖德、书记李锦尚无不深情地感念榆林的前任，他们当年做出的一个痛苦的决策，如今已成了榆林治沙造林的一种象征。
那真是又苦又甜的岁月。
女人扛着100多斤柴草，男人肩背车拉运树苗，迎着鸡叫进沙窝，顶着星星回窑洞，一锹一锹地挖，一棵一棵地栽。一天下来，眼睛里是沙子，耳朵里是沙子，手掌的皮磨破了，那鲜红的嫩肉上也沾了几层沙子。
不是苦又怎么能换来甜？
1986年底，3年任务两年完成，榆林人民治理了119万亩沙漠，也就是说在119万亩沙漠上营造了足以制止流沙推进的林木植被。
119万亩啊，在两年时间里，就靠着一双双手一把把锹一头头毛驴，不，榆林人马上提醒我：“还靠着一任又一任的带头人，一片又一片对得起子孙的心！”
这119万亩沙漠治理好之后，农民得了多少钱呢？这是又一笔账，不过这笔账要简单得多——治理一亩沙漠的补助费为1元钱。
1元钱相当于1986年的3个绥德烧饼、4个小苹果、5包黑市火柴。
榆林人不会算账吗？一亩地200斤搭草方格子的柴草至少也值3元5元吧？树苗费、运输费、10个以上工时的劳动价值呢？
那几年报纸上就说：中国一年的公款吃喝为1000亿元人民币。
也就是1986年，省城西安、都城北京，还有南方的那些城市，盖的那些豪华宾馆，陕北农民治一亩沙还不值那宾馆上的半块小砖！
“这个账怎么算呢？谁占便宜谁吃亏还难说。西北是穷，西北沙漠里的农民更穷，这里的干部和农民一天不治沙就待不下去，无论如何我们有了林子，增加了耕地，我们还要给子孙留下更多的绿色。让我们的后人来说话吧，只要子孙不骂我们这些人是贪污腐败的假公仆，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榆林人如是说。
离开榆林的时候，我在鱼河堡小停。这里原先是一大片沙丘，连绵起伏，直逼榆林城。而现在，秋风里一层又一层的农田保护林带，即便在稻谷登场之后，仍然克尽其职，屹立着，让金色的树叶飘落到田边地头。
当年，这里是一个战场。“引水拉沙”的大军在这里会战，水把沙丘冲平了，人们赶紧平整、挖坑、种树。榆林治沙得天独厚的是有水，有榆溪河的水，有丰富的地下水，质软性谧，人称榆林桃花水。
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处不足1平方公里的半固定沙丘，榆林人想留下它。在榆林市，要找到明沙已经不容易了，须得寻寻觅觅。留下它，是个纪念，也是个警示，让榆林的孩子们记住那风沙弥漫的日子，记住那树、草、沙柳们——草方格子里由淡到浓由小到大由矮到高的绿色宣言……
“得有一块地儿建个沙漠博物馆。”
榆林人总是想着沙，那些年吃到肚子里的沙子莫不是钻到心里去了？眼睛里容得下沙子的人，看见了绿色，心坎上掂量过沙子的人，看见了明天。
我追寻着治沙造林者的足迹，那些并不久远却是走向不朽的献身者的绿色事业。可是，绿色之路正长。在更广大的榆林地区，沙漠化的威胁始终存在，普遍经费短缺，不少林场度日如年。人为的破坏也并未绝迹，有的地方，使人心碎的砍伐已经开始。
刘挺好喝一杯酒。
林业局的人都知道，只要刘局长一喝酒就说樟子松：“今年种8万亩樟子松，我要种不上，你们瞧！”
“瞧啥子？”
“瞧我是什么东西？”
“咋瞧不出啥东西呢？”朋友们逗他。
“再瞧瞧！”
“再瞧也没见啥啊！”
“像不像樟子松？”
那些年想沙地里有绿色，啥都行。现在要调整林种树种结构，提高林分质量，增强防护林的功能，大力种植樟子松便由三北林业局开始了引种推广工作。
樟子松，这个古老、顽强且又美丽的树种，原先是藏在深山人未识的。是林业科技人员不辞艰辛，对我国仅存的大兴安岭原始沙地樟子松林反复考察之后，首先由辽宁章古台在沙地上引种成功，继而樟子松声名远播，成了三北防护林体系的王牌树种。
榆林地区专门成立了樟子松育苗基地。
榆林市也有自己的樟子松林场。
我造访榆林地区樟松育苗基地时，是一个秋日的下午，大铁门紧闭着，庭院空旷，落叶纷纷。一只狗在“汪汪”叫。
好大的一个林场啊，那一座座水泥桥，那一排排林带，一片片绿色的小樟子松无言地诉说着林业的艰难与造林者的困惑。
20年前，这一大片是沙丘瀚海。
20年后的今天，它所面临的是经费短缺，人心思散。
林业是高瞻远瞩的事业。
林业从来就不是也绝不能是短期行为的赚钱行当。
育苗要钱，培植要钱，管护要钱！
林业战线的科学家们、工人们培育了那么多的林木，可是迄今为止谁也没有计算过林业的生态效益。
樟子松，你还能长大吗？你能扎根在榆林大地吗？
我在地区樟子松基地碰见了一个刚从地里摘菜回来的家属，她告诉我先是发一半的工资，有3个月一分钱也发不出了。
我能说什么呢？无言以对。
“孩子还在乡下，办不了户口。”
“一斤肉6元多钱，吃不起，吃自己种的菜。”
“新蒸的苞米馍馍，你尝尝？”
我一直看着她手里的菜篮子，里面是两棵青菜、一撮香菜、3个白萝卜。
艰难的樟子松啊！
绿色的路来时也长去时也长。
从靖边、横山、榆林到神木，每访问一地，当人们知道我从银川三北局来时便都问：“建树咋不来呢？”
榆林市郊一个老妈妈一边扫炕一边呜咽着说：“建树可好呐，想着他走路的样子，想着他说话的声音，他咋不再回老家看看呢？”
榆林人念叨的就是现任三北局局长李建树。
李建树——命里注定一辈子建设的就是树。
1952年，他从安康农校毕业便主动要求到陕北榆林工作，“也没多少想法，那时候才16岁，年轻，吃点亏算不了什么。别忘了我们曾经有过真的以苦为荣的时代。”李建树淡淡地这样告诉过我。
神木县的农民说，1953-1956年，李建树就在这儿治沙造林，老人的回忆要更亲切一些：“一看就是我们自己的娃，又能干又亲热，可就是担心这治沙不好治，他偏偏就在沙溪腹地建起了榆林第一个国营林场——公草湾林场。”
李建树又是如何回忆起神木呢？
“老区的农民苦啊好啊！有的老乡家里一家三个烈士，那匾挂着红红的，死的光荣，活的挨饿。咱不就是想多种几行树，多治几亩沙，多打几斤苞米吗？”
正是李建树，第一个总结推广了“设置沙障围沙造林”的技术，农民信他的，使林木成活率由原来的30%提高到80%，和大保当乡农民一起营造了10万亩沙漠森林。
我去公草湾林场的时候，10万亩林子已经壮大了，场部后院的沙丘上，不仅有金色叶片的小叶杨，还有红枫树，农民们仍然记忆犹新地告诉我，哪一些林子是李建树带他们种下的。“那年头可遭罪了！闹饥荒，李建树和农民一起吃了40天一种连羊也不吃的名叫羊秃梢叶子的野草，拌黑豆熬成的黑糊糊，不吃肚子饿，吃了肚子疼。李建树就在这儿闹了个胃病，听说现在还没有断根。”
是的，李建树常常胃疼，疼得坐立不安，“已经习惯了，农民不是更苦吗？他们有药吗？有公费医疗吗？胃一疼，我就想起榆林的乡亲，心里有苦有甜。”
心直口快老说农民太苦太穷的李建树，到了1957年赶上风头了，挨批挨斗差点儿给整成右派分子。当时领导也犯难，论实际工作，这是个积极分子，论有些言论，该评个右派分子，后来冷处理，弄了个内控对象。
从此便是没完没了的“劳动锻炼”、“思想改造”。
李建树倒自得其乐：“我一走到农民中间就找到亲人了，心里也痛快，到哪儿都是治沙造林，那是我的事业。我有农民朋友，什么也不怕，农民就说我好，睡一个破被窝，喝一口锅里的糊糊，心里踏实。”
1960年，中国科学院组织了一个毛乌素沙漠综合考察组，李建树是这个小组的成员。毛乌素，就在眼前却又远在天边，镇北台的古长城、榆树城墙，都快被沙子淹没了，那都是毛乌素沙漠的远征军，人与沙已经短兵相接了，已经沙临城下了。李建树在沙窝里勘察水高、气象、植被、地貌，他要弄明白：好端端的一个毛乌素草原怎么就变成了毛乌素大沙漠？他痛感到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力之巨大，并在这破坏之初，比如屯垦收到了粮食时以此为胜利，殊不知报复随之而来，没有了林草土地，便开始沙进人退……
对于李建树来说，他的理想始终是绿色的或者说与绿色相缠结：什么时候才能人进沙退呢？沙子那么轻，可以随风刮走；沙子又那么重，一个麻袋的沙子毛驴也拉不动！沙子是那么温顺，你捏一把在手里软软乎乎的；沙子又是如此暴烈，当它全线推进在大风里张狂的时候，绿洲、村庄、田园，它又都给吞没了。然后平静如故，但家园已成废墟……
任何成功的行动都要有理论指导，西北人民的抗灾史有相当一部分便是治沙史，需要总结。在人与自然的更高的层面上改变人类的行为方式，再加上行之有效的科学指导下的综合治理，李建树从毛乌素沙漠考察回来后，便着手主持编写了《榆林地区沙漠改造利用综合规划方案》。
三年困难时期，李建树饿着肚子筹建榆林地区林木种子基地，治沙种树先得有苗，树苗苗、绿苗苗。何止是李建树一个人呢？这时的工人、技术人员都饿着肚子侍弄着苗圃里的小苗苗。“吃饱了吃好了吃肥了也许就不想于这活了，人来一世不容易，现在想起来一边挨饿一边像看小宝宝一样看着那些绿苗苗，真是挺有趣的。看见小苗苗往毛乌素沙漠里运，心里总是有所安慰，尽管肚子还在饿。”
李建树离开这个基地的时候，他和当地农民一起，已经建成了苗圃16处，各类种子基地16万亩，他编了《榆林地区采育种苗要点》，并主持成功了杨树种子大容器隔年贮存试验。
在浩瀚的沙丘地中间，那是星星之绿。
榆林人正在积累经验，一点一滴地。在这同时，榆林人经历着某种更为可贵的转变，对沙漠不再是一味地怕与恨。
沙漠不是万恶之源。
贫穷是人类制造的。
在榆林地区，李建树足迹所到之处，都会留下大大小小的一片绿色。绥德的满堂川公社，米脂的高西沟村一直到神木县最穷困的窝兔采当村。窝兔采当是蒙语长滩的意思，这里的长滩既非海滩也非草滩，而是碱滩，除此之外便是沙地。
去窝兔采当的路上，秋风凌厉，日渐凋零的农田防护林哗哗作响地摇动着。一个小小的场院，农民正在收拾成堆的大白菜，那几间土屋显然是人民公社留下的残迹，院子前面是一片金黄色的树林，到了，长滩到了。
我从树林里穿过，踩着落叶，秋天最后的色彩都飘零在这一条林间小路上了。
“这林子就是李建树带着老百姓种的。”
“刚到窝兔采当，李建树就住在这屋里，一个土炕，一盏油灯。干了一天活回来，还要写检查、学毛选。那是1969年‘文革’的岁月中，他来这里劳动改造。”
乡亲们把我带到两条宽阔的排水沟前面，那是李建树带领乡亲们一起挖的，长滩碱重白花花的一片，这条沟既可以排水也能够冲盐碱。那是初冬，风刺骨水冰冷，李建树和农民一样光着脚穿着破烂单衣。收工吃饭的时候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冻得牙关都快结冰了，老乡瞧着心疼，说：“就李建树这样的是坏人？那是咱们自己人！”
第二天一早，如往常一样，他又早早地起床了，埋着头，在微微的晨光中拾粪，这黄沙地碱重土薄特别贫瘠，农民又买不起化肥，但路上的粪却不知浪费了多少。李建树天天拾粪，把村里的老人孩子拾得坐不住了，大家去拾，一时成为风尚。
要改变窝兔采当的贫穷，只有种树。
我吃力地爬上沙丘，举目望去真是瀚海无穷。就是当年李建树带领农民种的树与草，挡住了流沙的推进。
马槽井引水，溜边儿种树。
就这样水流了树活了。
“腊月二十七，李建树回榆林过年，大年初三又回到了窝兔采当。”
“他自个儿住，干一天活回去还得自己熬糊糊。那铺盖卷太薄了，后来我说咱俩睡一个炕吧，挤着还暖和点。”老王对我说。
“村里的孤寡老人，他都惦着，现在大多死了，还有一个已经瞎眼的老奶奶，见谁就问：‘建树咋不回来呢？’”
李建树挨批挨斗蹲牛棚，农民赶着大车把他刚刚分娩的爱人接到了乡下：“你是咱们的闺女，放心歇着。”小米红枣粥，月子侍候得好好的，生下的是李建树的么闺女。
牛棚里的李建树知道这一切后，只是哭。一个硬汉子，多少委屈、苦难全和着沙子咽到肚子里了，这一回实在咽不下，眼泪哗哗地流……
榆林，我难忘榆林，我也难忘李建树。
榆林又岂只是一个李建树？地区林业局负责人盖向荣陪我吃一顿饭，他告诉我的那些治沙造林的英雄就足够我写一本书。榆林因为治沙而名震海内外，榆林本身就是一本大书。
榆林这本大书，榆林的人与沙，我们读懂了吗？
1991年8月29日至9月1日，国务委员、国家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组长陈俊生在榆林地区考察后说：
我感到特别令人兴奋的是我们的治沙、治土、治理环境很有成绩。全国贫困地区我差不多都去过，像你们治沙搞得这么好，确实是头一份。过去是茫茫沙海，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这是榆树地区取得的可喜的成绩……有了你们的典型我们就好说话了，就是说沙漠完全可以治理，穷地方可以变富，沙漠可以变绿洲。榆林就是典型，这就是对全国的贡献！而且是很大的贡献！
中国的西部风沙线正在以每年2100平方公里的速度向着草原、绿洲、田野和城市推进。我国耕地中的沙漠化面积，50年代初为13.7万平方公里，到70年代时已是17.6万平方公里，此后10年多以每年1560平方公里的速度蔓延，近几年则为每年2100平方公里。如今沙漠化土地已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13.5%，超过了我国耕地的总面积。
人类是最爱挥霍时间的。
时间却又恰恰不仅仅是属于人类的。
谁会在乎60秒呢？
在中国，每过去一分钟便会有4.5亩耕地沦为沙漠。
同样，靠着这4.5亩耕地养家餬口的农民，就不得不沙进人退落荒而去。
随着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运行，历史总在问：人啊人，你还能退到哪儿去呢？
中国如此，世界又将如何呢？
联合国一再地警告：人类惟一共有的家园——地球——正面临着沙漠化的威胁！
我们或许已经知道，在已经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光是撒哈拉沙漠吞噬掉的宜农宜牧土地便是65万平方公里，不少闪烁着古文明光辉的历史名城也随之葬身沙海。
迄今为止，全世界因为沙漠化而丧失的土地为每年6万平方公里，此种趋势如果得不到扭转，到21世纪的钟声敲响时，世界将会失却1/3的耕地！
由是观之，这新世纪的钟声并非是柔和的福音，而是尖厉的警钟之鸣！
中国需要榆林这样的典型。
世界需要榆林这样的样板。
陈俊生还说：
生态基础脆弱，水土流失和沙化严重，是我国西北地区的典型特点，这种状况不仅造成了陕北地区生态环境日趋恶化，延缓了当地群众脱贫致富的步伐，还严重影响到黄河中上游和下游地区，造成了黄土高原的大量下泻，黄河下游河床不断悬升的民族大患。就连位于榆林市郊区的古长城上39米高的镇北台在70年代还埋在黄沙之中……胡耀邦同志生前提出的“种草种树，发展畜牧，增产粮食，脱贫致富”的号召，正在陕北变为现实。特别是榆林地区的治沙，规模和效益尤为显著。860万亩沙漠，已经有500万亩得到治理……经过治沙，榆林地区的沙暴从每年70次减少到现在的30次，而且风速降低了53%；流入黄河的泥沙量也由50年代的平均每年5.13亿吨，减少到现在3.44亿吨，粮食产量提高1/3以上……
林木、草地就是这般神奇，它挡住了风沙，降低了气温，减少了蒸发量，它使毛乌素沙漠望而却步，它奉献给榆林人民的是一年比一年好的收成。
然而，在整个西北风沙线上，年复一年的沙暴愈演愈烈，灾难性的生态环境与灾难性的气候，互为呼应循环往复。不是黄河断流，就是长江大水；旱者，赤地千里；涝者，洪峰没顶……
在中国三北的大片干旱荒漠地区、科技工作者、农民在极其艰难的生存环境下劳作、生活，治沙种草，营造三北防护林。一方面是每有灾难便首当其冲备受其害；另一方面这些干旱荒漠地带也成了灾难的发生地，渊薮之所在。如罗布泊，没有了水彻底干涸之后，代之而起的便是巨大而可怕的沙库、风库。
这个地区占中国国土总面积的41.2%，我们的半壁河山啊！
这半壁河山曾经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曾经是我们的人文初祖创造的灿烂文明之所在，荒漠下掩埋的除了悲伤、无奈还有先人的足迹，楼兰与统万城。
除非都像榆林一样治沙造林。
除非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能保证投入，使更加艰难的后续工程得以完成。
我们或许可以说，治沙造林，改造中国荒漠地区生态环境的实践，实际上应该是中华民族审视自己的一次机会，由此而图强自存并造福于人类，则功莫大焉！
人们津津乐道于人类文明史，却鲜有提及它的另一面的，那就是人类灾荒史。
榆林人告诉我：正视人类灾荒的日子已经刻不容缓了！
榆林绿色宣言所宣示的，不就是这一切吗？
真的，我要反复地说，多亏有了榆林。
1991年6月11日，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在榆林说：
榆树的治沙造林、造田，创造了人间壮举。我非常受鼓舞，非常振奋……沙区的科技人员，人民不会忘记你们，历史不会忘记大家。从几十年前那样荒漠瀚海到今天人进沙退，这个成就在全世界也是数得上的……要让全世界了解榆林，了解我国人民治沙的丰功伟绩。
当人类面对着沙漠的进逼不得不与之抗争时，世界上不少国家对治理沙漠都有大量的投入相应的对策。榆林之所以为联合国重视、令全世界注目是在于：榆林人民治沙造林的坚韧不拔、连续不断；榆林的治沙投入之少为世界之最，同样榆林治沙的成果及效益也为世界之最；榆林治沙的带头人是科技工作者与各届政府干部，而其主力军则是付出了血汗不计报酬的农民。
那么，榆林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一点也不为所动吗？尤其是面对着中国下一个世纪最大的煤炭基地神府煤田的开发，那黑得油光锃亮的煤，对煤田所在地的神木县的干部农民而言，难道不是一种诱惑吗？
神木因为煤田而富了，但此种相对的富裕所带来的躁动，却是令人担忧的。麻家塔乡水磨河村所在的水磨河林场3700亩国营林地于1992年4月在开发的名义下被砍伐了！
我赶往大柳塔镇，我要亲眼看一看神府煤田。
新的建筑楼群矗立着，街头摊贩如云。
空气里是煤烟的气味：通往煤田的路则铺了一层厚厚的煤。
穿梭来往的运煤车上，不时有巨大的煤块掉到地上，谁也不去捡谁也不在乎，这里的煤多了，这里的煤质太好了！
个人、集体、国家、合资的采煤点星罗棋布，不规范的掠夺性开采使地面塌陷的事故时有发生，塌陷的地面上是神木人民惨淡经营的林草植被。
脚下的煤是黑的，四望之下却是满目黄沙。
神府煤田位于陕北、山西、内蒙古接壤地。
这一接壤地区，是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区中重灾区的重灾区，占黄河总输沙量的1/4，是黄河粗沙的主要来源。
这里的地形地貌只能用形销骨立来比拟，沙化土地占该地区总面积的64%。
处于西部风沙线前沿的神府煤田矿区，生态环境极为脆弱，是沙漠最后迫近黄土高原、鄂尔多斯高原的过渡地区。
自煤田开采以来，大柳塔镇已初具新型城镇规模，从事能源开发的人口骤增至5万人以上，还有数目不明的从事服务业及贩运的流动人口。大柳塔镇以及十多个火力发电厂形成了这一基地的中心，年产煤1000多万吨，到本世纪末年产量为1亿吨。随后20-30年间年产煤激增至3亿到5亿吨。下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神府煤田将可达到全国原煤外运量的一半以上。
我们再来看看神府煤田属区8个县的人口状况：现在的158.26万人到2000年为217.5万人，神府煤田及整个能源基地的人口也将直线上升。由此产生的生态压力之大则为近几十年从未见过。再加上地底下的开掘以及地面植被的破坏。工业废水对河流的污染，不少人已从对开发的短暂喜悦变为对生态的漫长忧虑了！
乌兰木河与活鸡兔沟是神府煤田矿区的主要水源，迄今为止矿石与废渣堵塞河道的事件时有发生，河床抬高，泻洪能力下降已日见严重。我目睹着枯水期的乌兰木河两侧，那匆匆来去的挖掘者们，以及倾倒在河床中的各种垃圾，乌兰木河，你能承受这一切吗？
但愿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从风沙中走来的榆林人民，理应有足够的智慧去面对现实，续写绿色宣言的更辉煌的篇章。
我想起了从榆林到神木的路上，在神木县境内沙地中看见的一种植物——沙地柏——因为它有一种气味当地老百姓也称之为臭柏。
沙丘岿岿，连绵不绝。
先是影影绰绰的绿色，走近却是一片又一片的嫩绿，从沙丘的底部到顶部，都被这嫩绿环绕着、盘踞着、覆盖着，多么神奇的臭柏。
作为稀有的沙生植物，臭柏已经在全世界濒临灭绝。惟独对中国情有独钟。新疆、内蒙古均只有稀少的一点，我眼前的一大片，则已是世界上最大的一片了！
臭柏的特性之奇特，真可以让沙漠一筹莫展：沙丘有多高，它的根便扎多深，沙跑到哪儿它撵到哪儿，非让流沙稳稳当当地固定住不可。
沙梁起伏，臭柏也起伏。
鳞状的针叶，枝条柔软，走近便能闻到一种特别的味儿，它像绿色的毯子也像一张又一张巨大的网络。它网住了沙丘沙梁，它无言地告诉榆林人，只要它的家族不断壮大，它就敢于面对整个毛乌素沙漠！
臭柏只能靠无性繁殖，速度太慢，时不我待。神木有一个叫翁双成的林业工作者，偏偏在无边沙海中孤岛似的一间小屋里住下，天天观察臭柏的生长，并决心试验更快捷、方便的臭柏有性繁殖。
翁双成采摘了臭柏的种子放到碗里，小心翼翼地每天观察、喷水，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生命的信息却杳如黄鹤！
关于臭柏的生命信息，只能去问臭柏。
他蹲在臭柏爬满的山梁上，忽然想起一则资料：有关花椒的有性繁殖。在人工育种屡屡失败之后，有人从鸡粪里取出花椒的果实然后育种，居然成功了，这是因为鸡的胃肠经过了一番消化、研磨的热处理使然。那么能不能也让鸡先吃臭柏种子然后再取而繁殖呢？
突然，有几只臭柏鸟飞过。
臭柏鸟是专门啄食臭柏种子的一种鸟。翁双成想到，在人类没有对臭柏砍伐之前，这大片的臭柏是怎么繁殖的呢？如果风的输送让臭柏种子落地便可成活的话，岂不是人工繁殖也可成功？倘若不是风，那便是这些臭柏鸟——从粪便中排出的臭柏种子落地生根了！
翁双成终于从臭柏鸟的粪便里找到了种子，臭柏种子终于长出了幼芽！
现在，翁双成的试验室里，有性繁殖的臭柏苗已经是墨绿色的一大片了……
祝愿你，翁双成！祝愿你，臭柏及臭柏鸟！
愿臭柏的绿色像云一样漫卷……
从神木到佳县，榆林之行在佳县的黄土高坡上结束了。小枣刚刚收过，黄河静静地流着，河那边就是山西，黄河两岸是共同流失的两块土地，一样凋敝一样形销骨立。
绿色宣言的结句应该在哪儿呢？
我在榆林就听说了“佳县两句半”：
“佳县人民23万，不产粮食怎么办？讨饭！”
“黄河高坡光石板，天不下雨怎么办？抗旱！”
我至少知道了佳县的一个方面：黄土高坡光石板上，几乎无所出产，而且总是天不下雨！与佳县小枣同样出名的是佳县人讨饭的多。
从米脂进入佳县树木渐渐稀落了，山丘高坡间的乡路两旁，那些石板板手一摸不带一点尘土。佳县人说：“我们这里还是全国卫生典型。”同昔日黄沙滚滚的靖边、榆林、神木相比，佳县是另一类丘陵沟壑地貌，是已经流失了几乎所有表土的高坡、石板，是永远在干旱中的无生命状态。
因而，佳县是三北防护林工程建设的重点县，也是陕西省的特困县。农民年人均收入为267元，5年前、10年前则为80元、40元。
即便为如此恶劣的自然条件所困，佳县在三北局的规划下，自1987年以来大力开展枣业生产，见缝插针种枣树。如同我所见到的那样，有大片的枣树摇曳在秋风中的黄河岸边，也有三株五株十株八株地扎根于高坡石板的缝隙之间。一方面枣树林同样承担着防风、减少水土流失的重任；另一方面年年都会结出的红枣已成为佳县农民的主要经济来源。
从1992年到1994年，佳县就增加了枣树7万多亩。佳县50万亩红枣基地建设刚刚开始。
我在白云山下拾级而上时，便有枣树一路陪伴着。细细的叶子，精瘦而坚实的树干，那根子有的裸露在石板外面，虬曲刚劲，更多更深更茂密的根须，则密布于这荒山秃岭的深处，甚至一直蔓延到黄河的河道地层的下面，缠结交错，纵横重叠，于是便有了不同寻常的抗风抗旱力，当佳县的黄土高坡仿佛一贫如洗一无所有时，那秋风中的枣树却兀自挺立，在奉献了又一个秋天里的丰收之后，默默地面对深秋与严冬……
毫无疑问，这是榆林大地上绿色事业的一部分，是绿色宣言中带着红枣芳香的几行。
当这个世界、自然也包括中国，日益严重地面对着绿色危机、沙化危机、水危机以及各种污染危机时，绿色的事业只是刚刚开始，榆林太少，沙漠太大，为着生存的奋斗正未有穷期。
榆林，我想再喝一杯你的稠酒。
榆林，我想再尝一碗你的钱钱饭。
榆林，我想再读一遍你的绿色宣言。
我握过的那一双双手，粗糙的手，长着老茧的手，爬满裂缝的手，这是握着大笔写大字做大文章的手，这是创造绿色宣言的手，我为你们自豪。在我看来，这个物质流汹涌澎湃，霓虹灯剥落迷幻剂的世界上，你们的粘满沙子的手是干净而美丽的。
因为奉献而干净甚至崇拜。
因为绿色而美丽甚至伟大。
你们在改变生存环境的同时，也改变了某种思维方式，而此种改变对于即将进入21世纪的人类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为着维护地球这人类惟一共有的家园，我们要学会爱每一根杂草、每一类野种，我们要公开地宣称：这个世界不是人类独有的，而是万类万物共享共有的。
人类，以及人类之外的万类万物，无不需要绿色的庇荫，我们说绿色就是生命与和平，我们甚至不得不再一次沉痛宣告；当绿色最后凋敝之际，便是人类末日到来之时。
多亏有了榆林。
榆林——崛起于沙漠中的绿色——告诉国人、告诉世界上所有的人——只要我们选择一种新的负责的生活方式，就可以让草木扎根森林萦茂——我们只能改变自己——我们为什么不改变自己呢？
总有一天人类将会呼喊出一个共同的口号：“绿色万岁！”
“人啊，你要悔改！”有一个声音，在世纪末游荡。
1994年10月记于榆林、神木、佳县
1995年7-8月写于北京一苇斋
10月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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