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命和丰碑

使命和丰碑_地大人2010

使命和丰碑

苏敦伦

新中国成立前夕，解放战争尚未结束，百业待兴，中共中央已经在关注教育与科学技术发展的问题。在1949年6月通过的“共同纲领”第43、47条中明确指出:“加强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注重技术教育”、“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的建设”。

针对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科学技术事业和高等教育的状况，尤其是地球科学及地学教育的发展，整理出这篇文字，即非论文也非写史，只是一份资料。希望对于学校今后的改革发展有些参考价值。

一、教育支撑发展

自1948年开始，吉林大学（原东北行政学院）、西北大学率先进行了调整。1952年，全国高校进行大规模的院系调整，北京“八大学院”就是在调整中新建的。南京大学（原中央大学）通过1952年、1958年的2次调整，衍生出12所新的大学，吉林大学由一所行政学院调整为一所综合性大学。北京大学、天津大学（原北洋大学）、复旦大学等综合性大学对于新建的院校都属于输出性调整。那次院系调整至今仍然有人持不同意见，甚至十分激烈。笔者是持肯定的态度，因为1947年我国包括教育、卫生、工业、农林、科研等系统的科技人员总数不足5万人，仅为全国4.8亿人口的0.1‰。对于当时这样一个科技人才弱国，如果不尽快地扩大高等教育规模，我们将如何应对以前苏联援建的156个工业项目为中心，由694个限额以上项目组成的“一五”计划呢？另外，《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简称“12年科技规划”）中提出了13个方面、57个项目、616个中心问题的科研任务，要求增补大学毕业生14.6万人⁽¹⁾。这是时代的呼唤、社会的要求，高等教育必须给予支撑。笔者认为正是院系调整为我国高等教育布局、规模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调整前的高校都是依照西方国家大学的模式兴办的，并不具有中国的特色。调整后又普遍向前苏联学习，各高校都聘请了前苏联专家，有人称其为全面苏化、照搬前苏联模式。当时一个发达国家派专家来帮助我们兴办大学应该是件好事，并没有伤害我们的民族尊严，反而帮助我们尽快发展。20世纪中期以后，由于科技的不断进步和经济的高速发展，形成的现代大学教学、科研、服务三大职能已经是全球不同政治制度国家大学的共识。调整后的高校同时也继承了延安高校所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现实革命斗争服务，以培养干部为主，实行统召统分制度等特点。

我校就是在全国院系调整中诞生的。29位知名地学家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天津大学及唐山铁道学院来到北京地质学院，成为各学科的学科带头人，组建了各学科的教学科研梯队。

据不完全统计，建国前我国有28所大学（包括台湾大学）开设地学方面的专业，但是每年培养的人数很少。当时政府腐败，国力日衰，多数人毕业后无用武之地，并未从事与地学相关的工作。

1952年，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4校转校到北京地质学院的二、三年级学生共341人，建校第一年招收新本科生1 300人，专科生400人。第一年的新生相当于由北京大学等4校转校过来的两个年级老生的5倍。当时的教师只有138位。师生比例达到1∶14.8（1962年5月地质部作出的规定是本科生师生比例为1∶6.5），可见当时高校规模扩大迅速，教师队伍急需补充。1953年，教育部采取应急措施，决定各高校的三年级学生提前毕业，以便缓解各方面对于大学毕业生的需求。1953年，北京地质学院新增年青教师212人，相当于建校时的1.5倍。

建校初期，学校只有3个系、4个专业、6个专门化及专修科，组建了9个学科（教研室）。到1964年，学校已经根据国家建设需求开办了8个系、13个专业、3个专门化和26个学科。

表1　1952—1964年北京地质学院专业及学科设置发展变化表

续表1

除以上所开设的专业以外，1961年6月学校曾经上报地质部增设海洋地质、航空地球物理勘探、石油地球化学、水文地球化学、土质学与土质改良、岩矿综合利用、高山地质、地质仪器制造、无线电电子学、数学、物理学、化学、政治经济13个新专业。从增设的新专业中可以看出当时学校的决策者所思考的是学校的发展方向和学科建设问题:①增设数、理、化和政、经专业是探索由单科性院校向综合性大学发展的可能性。②学校以理科或工科为主的性质存在分歧，这在学校名称的改动中体现得十分明显；1952年校名为地质学院，1957年1月改为地质勘探学院，经过不到2年时间于1958年11月又改回为地质学院。③申办水文、石油地球化学和岩矿综合利用专业是想通过学科交叉创办新学科。李四光先生晚年发表的著作《天文、地质、古生物资料》就是倡导学科交叉、融合。学校决策者的这些大胆举措都很有前瞻性和开拓性，可惜没有被地质部批准。

北京地质学院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已经发展了一批在国内一流，在国外有一定影响的优势学科群。

长期以来北京地质学院形成了优良的学风。对于学风而言一般认为包括2个方面:一方面是学校的治校精神、态度和原则；另一方面是师生在教学过程中的行为规范、道德、态度和风气的集体表现。这里不便在理论上进行探讨。笔者认为北京地质学院的学风有几点是值得传承和大力发扬的。

（1）在教学中加强基础，强调“少而精”，给予学生独立学习思考的空间。1963年8月受教育部委托，地质部召开全国性的地学类修订教学计划会议，高元贵院长带领48人参加了会议并向大会提交了一份《教学工作中贯彻“少而精”问题》的材料。这份材料与李四光部长在会上提出的“充实基础知识、提高鉴别能力、启发独立思考、培养优良学风”的意见是一致的。

（2）重视实践环节，理论联系实际。建校后的第二年，开始了第一次野外实习。1953年7月3日由刘型院长亲自作动员报告，马杏垣教授任周口店实习队领队。1954年暑假，全校师生结合生产实习，参加了地质部统一组织的普查找矿工作并完成了矿产地质普查任务，获得地质部颁发的3亿元（相当于现在3万元）普查找矿奖金，用于购置设备。1958年6月，学校在教学改革规划中，提出教学各环节密切结合，生产联系实际，并决定承包国家地质勘探任务。同年由师生组成了15个大队赴河南、山东、湖北、海南、新疆等15个省、区开展地质填图和区域地质找矿。1962年，学校组织了18个专业的3 447名本科生、51名研究生、284名教师分别到23个省、市和自治区参加野外生产。

（3）强调外语教学，为此首次提出并采用单科一贯制的教学计划。

（4）注重科学研究，产、学、研相互融合，相互促进。1955年，学校举行第一次科学讨论会，高教部、地质部、中国科学院、水利部及各兄弟院校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会上发表了4篇科研报告，从此以后每年一次的学术报告会便形成了制度。1956年举行的第二届科学讨论会更加隆重，6个部委和中国科学院、兄弟院校的代表200多人，本校的教师、前苏联专家及研究生、本科生500多人参加，大会发表论文53篇。教育部部长曾照伦、地质部副部长何长工到会并发表讲话。第六届科学报告会围绕“中国区域大地构造”和“综合快速找矿勘探”2个专题共29个题目进行研讨，为时2个多月，《光明日报》作了报导。

1957年，学校制订的科研规划纳入了国家的“12年科学规划”之中并承担了科研任务。1962年国家科委编制的地质科学10年科技规划中，在地矿组，学校承担了29个项目并列为负责单位。在地学组，学校承担了古生物学、地质学、矿物学、岩石学及地球化学等6个方面50个基础学科的研究课题。

学校对于科学研究在学校的位置的提法是:首要任务是培养人，二是与教学正确结合。对于科研的方向提出3点要求:为生产建设服务，选题兼顾基础理论；国民经济中的重大问题；新科学技术。

（5）体育是学校的优良传统。学校一贯注重使学生建立体育观念，奠定运动基础，增强适应能力。除群体运动和一般运动项目外，学校尤其注重登山、游泳的训练。1958年由学校6名男女登山运动员参加的国家慕士塔格山登山队于7月7日登上7 546m顶峰，创造了3项世界纪录:登上7 500m以上人数最多（登上顶峰33人）；女子攀登7 500m高山的人数最多；我校袁扬（女）登高打破世界女子纪录。同年9月，我院彭淑力、袁杨、石竞、王富州等人又远征前苏联登上了7 134m的列宁峰，彭淑力获国家健将级运动员称号，袁杨获国家一级运动员称号。1960年，我国登山队登上珠穆朗玛峰，我院有8名运动员参加。学校打破体育课的传统，大胆地将登山运动列入体育课中，训练了5 900名二级登山运动员，在全国高校中是一项创举。每年的北京市高校田径运动会北京地质学院的成绩总是名列前茅。棒球、垒球屡获冠军，足球、篮球也是高校的强队。

北京地质学院有着良好的校风。建校10周年时，校党委和院务委员会共同提出的学校校风为“刻苦钻研、实事求是、艰苦朴素、严肃活泼”。所谓校风应该包括学生的学风、教师的教风、干部的作风，同时也包括校园文化及校园环境氛围等。校风是管理者的任务同时又是管理的成果，校风的形成是历史的积淀，也是历史的传承。它是一种无形的精神约束力和文化同化力。

在校风建设中，学校党委对干部作风作出了10条规定:①院系领导每月最少听课2次。②党委成员及各处负责人每月至少到食堂、宿舍了解学生、职工生活1～2次。③团干部要深入学生中了解学生的学习、思想及生活情况。④领导要和群众一起参加义务劳动。⑤组织工作组下到实习点了解情况。⑥党委每学期组织民主党派、教职工、学生座谈会4～6次。⑦党政领导每周到2个单元接待群众来访。⑧各单位领导要熟悉本单位工作情况和干部的学习、工作、生活、思想情况。⑨每年召开一次党、团、工会、学生代表会。⑩每学期末由院办、党办总结一次领导深入工作的情况与问题。这些规定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

截至1966年，北京地质学院已经给国家培养了1万多名本科生，如果包括函授生、夜大生、进修生、研究生总数约为1.3万人。他们踏遍了祖国的山川大地，经受了各种艰难困苦，为寻找资源和地学事业的发展奉献了青春年华；他们的辛勤付出，有力地支持了国家的建设和发展。从全国看，中国已经从一个地学人才小国转变为地学人才大国，但不是强国。

表2　1953—1966年北京地质学院毕业生人数

由于学制变动及院校间学生调整使1958年、1959年及1966年毕业人数减少。

二、科技决定综合国力

科学与科学技术是两个可以相互转化的概念，很多学者都有过论述。中国宋代的陈亮把“科举之学”称为科学，虽然内涵已经完全不同，但是我们至今仍然延用科学一词。达尔文对科学的论述为:整理事实，发现规律，作出结论。贝尔纳认为:科学在现代社会是一种建制。马克斯和恩格斯把科学技术放在整个社会系统中加以考察后认为:科学技术是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争得自己的阶级统治地位还不到一百年，它所造成的生产力却比过去世世代代总共造成的生产力还要大”⁽²⁾。这说明这种生产力是包含了科学技术的生产力。邓小平同志更加明确地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充分验证了这一论断的正确性和科学性。

1950年8月，李济深先生在“全国科代会”上讲过一段话:“中国一向的问题就是穷，若是能使科学尽量发展，则一切工业自必会发达，那样，则穷可治，国家也必富强”。这段话表达了全国人民的心声和企盼。要发展科学技术首先要有科研机构和科技人才，尤其是高端科技人才。中国创办现代科研机构开展科学研究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分为3种类型:政府创办、私人创办和大学办研究院（所）。

政府创办的有中央研究院（1928年成立），分设物理、化学、地质、天文、气象、动植物、心理、工程、历史、语言和社会科学等研究所；其次是北京研究院（1929年成立），设有物理、镭学、化学、药物学、生理学、植物学、地质学、测绘学等研究所；第三个机构就是实业部于1935年经改组成立的北京地质调查所，包括古生物、燃料、土壤、地质4个研究室。

私人创办的3个科研机构为:1922年由久大盐业公司独立出来成立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所；1928年创办的静生物调查所；1929年在上海成立的雷斯德药物研究院。

大学研究院（所）经政府核批的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中央大学、武汉大学、南开大学、燕京大学、北洋工学院8所院校⁽³⁾。

1949年全国科技人员不足5万，据资料统计，1932年全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约为4万人，有一定成就的自然科学家只有691名⁽⁴⁾。在旧的科技机构中存在4个突出问题:①基础薄弱；②组织散乱；③脱离实际，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发展不平衡；④强调科学游离于社会、政治之外的纯洁性。一贯主张学术自由的蔡元培先生在1936年的一次讲话中也呼吁:科学家应该对国家的需要给予最大的注意，应该用技术力量为国家的急需服务。1934年《东方杂谈》刊登梁潜翰的文章，对357家中国工厂经理、司理人员进行分析后发现大学毕业者只有8%。

新中国成立1个月后，1949年11月1日中国科学院宣布成立，把原有的科研机构改组为20个研究所，地学方面包括地质、物理、地球物理、古生物4个研究所。从此全国的科研事业统一由中国科学院负责管理，行使政府职能。

下文从一些数据的对比和几项国家特大项目的实施中可以看出科学技术、科技人才与国家综合国力的密切关系。

表3　1952年底全国科技人员的数量与分布

本表数据选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

表4　“10年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各类科技人才总量

“规划纲要”要求把现在的1.14亿人才资源总量（相当于1952年的263倍）增加到1.8亿。2020年我国不仅是人才大国而且将是人才强国。

据统计，截至1950年8月30日，在国外的留学生有5 541人⁽⁵⁾。他们于1950年至1957年陆续回国。其中有很多属于一流的科学家，是新中国现代科学技术的开拓者和奠基者。

改革开放30年中，出国留学人员的总数为139.15万人，相当于1950年在国外留学人员总数的25倍。

1952年底全国固定资产为242亿，“一五”期间新增固定资产460.5亿，总量为702.5亿。50多年以后，2009年全国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了33.5万亿，政府公共投资为9 243亿。

毛泽东在1955年说:“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⁶⁾。这个时期全国沸腾，掀起了建设的高潮。中国参照前苏联的经验第一次制定了“一五”发展计划。编制计划用了3年时间，其重要原因是对于资源缺乏调查，包括岩石、水、生物、大气4个圈层的资源。“一五”计划只能一边编制一边实施。1955年，郭沫若在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肯定了地质矿产调查和研究提高了对铁、铜、锰等重要金属矿床的已知储量并发现了新的矿苗，同时提出在“一五”期间必须完成包括原子能利用、重要工业区地震、液体燃料、流域规划与开发等国家建设中的10项重点工程的基本理论和科学技术问题。可见在建设初期地学在各项建设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表5　十大综合考察工作

该表根据《当代中国的科技文化变革》资料编制。

自1953年开始，国家组织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的科技人员进行了十大综合考察工作，考察报告提出远景建议性方案，供编制经济建设计划参考。当时任科学院副院长兼生物地学部主任的竺可桢先生把综合考察工作称为“发挥探照灯的作用”。社会上把地学工作者誉为“经济建设的尖兵”。

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向学术界提出的资源课题已经远不是过去认识的范畴，需要探讨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具有几个方面的特点:资源的综合调查、评估、利用要与人口、环境、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研究；地球圈层的单项资源与整体资源结合起来研究；研究的地域、范围、空间从国家扩展到国际乃至宇宙；学科渗透具有交叉性、广泛性，新学科不断涌现。这都是生产力的发展向学术界提出来的要求，正如马克思论述的:“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⁷⁾。

石油资源是中国建设和发展的关键和瓶颈，很多外国学者认为中国贫油，但中国的地质学家不同意这一结论，李四光、谢家荣、黄汲清、翁文波、袁复礼、潘钟祥、王家荫等知名地质学家关于松辽平原含油远景的论述为松辽平原石油普查项目提供了理论依据，终于在1959年9月26日发现了大庆高台子油田。1960年国家组织了200多个科研单位，500余工厂企业，集中了4万人（包括3万退伍战士）奔赴松辽平原，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找油会战，在1963年建成了年产600万吨的大油田。这是我国在特定条件下，体现国家意志实施大科学体制的一次成功实践。当然，在当时中国科技落后、技术人员严重不足的条件下，这种大科学体制并非科学发展的自然过程，具有人为推动的行政化特点，产生的大量科技成果也没有形成向社会渗透并转化为生产力的运行机制。

195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作出了发展原子能、研制原子弹的决定⁽⁸⁾，随后与前苏联签订了6项有关核科学与核工业的协议。由于政治原因，1959年6月前苏联单方面撕毁协议，拒绝提供原子弹技术资料。为此我国成立了二机部，主管核工业及核武器，制造核武器的代号为“596”（前苏联撕毁协议的日期）。同时动员了26个部（院），20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900多工厂、科研机构及高校，历时5年于1964年10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之后仅用了2年8个月时间又使氢弹成功爆炸。这是第二次大科学体制的成功实践。美国20世纪40年代初的“曼哈顿计划”（制造原子弹）调集了35万科技人员，投入22亿美元，用了3年时间。

我国仿制前苏联米格19飞机，开始自主生产的第一代超音速飞机——歼6战机于1964年交付使用，曾输出到巴基斯坦、伊拉克、埃及等10个国家，名扬海外。

20世纪60年代我国的火箭导弹技术取得了重大突破。1970年4月24日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由“长征一号”三级运载火箭送入了轨道。这是又一次中国特色的大科学体制的成功实践。

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对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授予或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他们是于敏、王大衍、王希季、王淦昌、邓稼先、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赵九章、姚桐斌、钱三强、钱学森、钱骥、郭永怀、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和彭桓武。他们当中除于敏和钱骥以外都具有国外留学或工作背景，他们具有深厚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怀，不惜隐姓埋名慨然投身祖国的高科技事业。有6位因飞机失事、积劳成疾、辐射伤害或政治原因已经逝去，未能等到接受表彰。他们是新中国现代科技的伟大先驱和一代楷模。正如爱因斯坦说的:“大多数人说，是才智造就了伟大的科学家。他们错了，是人格。”

三、地学高端人才透视

笔者对于1983年以前的地学高端人才（包括院士、教授、研究员、高工、高管）共315人进行了调研和分析，整理出以下几项资料。

1.大学毕业院校分布

※国外大学毕业及少于2人的院校未列入图内。

2.全国各部门分布

3.全国高校分布

※少于2人的院校未列入图内。

4.从事的专业学科分布

表6　1983年以前的地学高端人才从事的专业学科

5.大学毕业后首次做出成果的时间

※图中的成果包括论著和实际工作成果，没有按SCI、EI、ISTP进行统计。

6.国外学习及工作背景

留学国家分布

表7　在国外取得学位、职业资格等情况统计

7.1980年以前中国科学院地学部院士在各部门分布

8.1980年以前中国科学院地学部院士在高校分布

1955年11月，高教部批准北京地质学院学术委员会成立，包括中国科学院、地质部、地质科学院的傅承义、涂光炽、张文佑、孟宪民、程裕祺、顾功叙、张宗祜、侯德封等院士共35人任委员。图中未统计在北京地质学院人数。

9.中国科学院地学院院士历年评选结果

表8　1955—2009年中国科学院院士评选结果（包括1980年以后）

续表8

※中国地质大学毕业生被评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有20人。另外被评选为工程院院士的有5人:1995年1人，1997年3人，2009年1人。

10.部分地球科学开拓者的历史功绩

表9　地球科学开拓者的历史功绩

续表9

续表9

续表9

续表9

※表中所列地学家只是一小部分，有些学科的学者难免有遗漏。笔者地学知识粗浅，对各位地学家成果的表述可能有失准确。

老一辈的地球科学工作者是我国地学科技事业的开拓者、奠基人，为地球科学科技事业建立了丰功伟绩。他们以渊博的学识和优良的道德风范培育了一代代地学科技英才，为增强综合国力作出了突出贡献。

作者简介:苏敦伦，“民盟”盟员，高级工程师。20世纪50年代参加“核子计数器”、“轻便地震站”等多项科研项目，1960年获北京市先进工作者称号。20世纪70年代末筹建地质部武汉计算站。20世纪80年代开始并多年从事电化教学工作。1992年任地矿部高校电化教学课程指导委员会主任，主编的《进入MBA》教材获得教育部与国家出版署颁发的三等奖，1997年被评为地矿部先进工作者。近几年撰写发表了《解悟民主党派》、《中国政党制度中的文化视野》、《建校50年的启思》等数篇论著。

【注释】

(1)《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九册第436页。

(2)《马克斯·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471页。

(3)《蔡元培论科学与技术》第262～264页。

(4)崔禄春《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科技政策研究》。

(5)引自李实平《百年科技之光》。

(6)《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44页。

(7)《马克斯全集》第二十卷第523页。

(8)谢光主编《当代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