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开珞渝历史迷雾

拨开珞渝历史迷雾_深峡淘金世

第五章　拨开珞渝历史迷雾

枪炮轰出来的学科

1959年，西藏实行民主改革，给藏学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这一年，佟锦华、耿予方、王尧等北京的一批文化人类学、民间文艺学工作者，来到西藏的山野乡村，对藏族地区进行了艰苦又细致的采风，搜集了数以千万字的第一手资料，奠定了中国藏学研究的基础。

1962年10月，正当学者们陶醉于整理出版这些用血汗甚至生命换来的宝贵资料时，中印边界的隆隆枪炮声惊醒了这些善良学者。当人们急切地向他们问起有关知识，以及被印军非法占领地区的社情、民情和族情时，他们不仅茫然，更谈不上系统而科学回答。

130年前，英国、印度的探险家，法国、德国的传教士，就深入这些山地部落民族进行综合考察及研究。英印殖民主义还乘虚而入，把原本属于中国珞巴族、门巴族、僜人居住的90%以上土地先后占去。他们不仅广为搜集这一地域的军事地理资料，还对众多山地部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等进行全方位考察，在媒体上发表一篇篇考察报告，长期左右着国际喜马拉雅山地部落研究的学术论坛。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专家学者们顿时感到，在中国民族学研究领域内，存在一项急需填补的空白：对喜马拉雅山东段的山地各民族，必须着手研究，刻不容缓。根据中国外交部下达的任务，他们特地邀请中国著名民族学家费孝通、潘光旦、吴文藻、吴泽霖等，开展对中印边界的历史和现状的调查研究。

首先，他们从国外出版的大量学术专著和期刊中，搜集了大量资料，如英国文化人类学家海门道夫的《阿帕塔尼人和他们的邻族》、印度民族学家埃尔温的《印度东北边境的神话》、印度文化人类学家罗伊的《巴达姆—民荣诸文化》等。他们还计划派一批年轻的学者，深入这块遥远的喜马拉雅山地民族进行实地考察，系统搜集第一手资料，开创这一急需的学术研究领域。

然而，在反右的那个年代，这些学者名流不仅被戴上一顶“右派”的政治帽子，甚至连他们上讲台的权利都被剥夺了。紧接着“文化大革命”又开始，这些美好的计划仍然只能写在纸上。直到1973年8月，中央民族学院的莫俊清、索文清，中国历史博物馆的杜耀西、胡德平等民族学者，先后深入西藏错那县勒布门巴族和米林县南伊珞巴族聚居区，对两个喜马拉雅山地民族开展了粗略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调查，将原本就居住在雅鲁藏布大峡谷区域的米林县南伊珞巴族山地部落秘而不宣的文化，首次展示给了国人。

中国首批民族学者考察米林县南伊珞巴族自治乡时，全乡57户中，珞巴族占43户，其余均为藏族。南伊的珞巴族最早并不住这里，1940年以后，他们陆续从被印军强占的我国领土，雅鲁藏布大峡谷马尼岗、梅楚卡等地迁来。最早到达的有4户人家，1950年前后又迁来六七户，其余均为1956—1962年之间迁来。

他们在参阅国外有关资料的基础上，依据自身的考察，再围绕珞巴族的人口分布、民族名称和语言、民间传说和历史沿革、反帝反侵略的光荣历史，以及民主改革前的社会生产、社会形态和生活习俗9个方面，向上级起草了一份相对简单的《米林县南伊乡珞巴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

中国文化人类学家对于地处雅鲁藏布大峡谷腹地墨脱县门巴族、珞巴族的考察，相对要晚些，始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1976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首次派出综合考察队，深入西藏东南的门隅、珞渝和察隅，对门巴族、珞巴族、僜 人情况作 全面系统的考察。同年7月，从事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语言研究的文化人类学家欧阳觉亚、姚兆麟、李坚尚、刘芳贤，在完成米林县南伊珞巴族聚居区的社会、历史、文化和语言调查后，翻越海拔4221米的多雄拉山口，进入雅鲁藏布大峡谷腹地墨脱县德兴乡一带，率先开始了门巴族资料的搜集工作。

半个多月后，民族研究所的文化人类学家吴从众、张江华、孙宏开、谭克让、张济川、陆绍尊，在完成对察隅县僜 人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考 察后，同样翻越多雄拉山进入墨脱县城，同先期到达这里的4位文化人类学家会合。

为了赶在大雪封山前完成考察，他们对所要担负的任务进行简单分工。在社会历史和文化方面，张江华、吴从众主要调查门巴族，姚兆麟、李坚尚、刘芳贤则是珞巴族；在语言方面，欧阳觉亚、张济川调查门巴族，孙宏开、陆绍尊则是珞巴族。这个看上去不经意的安排，却使他们后来走入不同的学术研究领域，有的成为了研究珞巴族、门巴族的著名文化人类学家，有的则成为了研究珞巴族、门巴族著名的民俗学家、民间文艺学家。

刘芳贤在多雄拉南坡时留影（李坚尚摄）

在不到两个月的人文考察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文化人类学家，除门巴族、珞巴族和藏族杂居的帮辛、加热萨以及藏族聚居的金珠外，足迹几乎遍及了雅鲁藏布大峡谷腹地墨脱县的山村。两本60余万字的珞巴族、门巴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初稿一经出炉，有人就形容它“就像一枚重磅炸弹，震撼了当时的学术界”。

虽然，这是一份调查报告的初稿，但却让学术界的同仁刮目相看。中国有名望的老一辈民族学家胡庆钧教授激动地说：“珞巴族的家长奴隶制，正同云南的佤族、凉山的彝族，在社会形态上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早期奴隶制的发展链条，这在学术研究上很有价值。”更有一些长期研究喜马拉雅山地民族，却又没能前去的专家学者，感慨地说：“我们终于看到国人的研究报告了！”

这样的反响，强烈地打动了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室）秋浦、侯方若等领导的心，他们决定派出考察队再次前往珞巴族、门巴族聚居区进行综合考察。同以往不同的是，民族研究所的领导还派行政办公室主任，亲自到国家体委登山队，给他们购置了鸭绒睡袋、登山服，破例给每人配备了一架照相机、半导体收音机、小型录音机，特地为他们购置了一套简易的黑白照相冲洗设备。拿李坚尚的话来说：“像这样的装备，足以使其他同仁羡慕不已。”

1980年2月，按照预定的研究计划，民族研究所的文化人类学家李坚尚、刘芳贤、姚兆麟，再次深入靠近雅鲁藏布大峡谷的米林县南伊珞巴族聚居区考察，将重点放在了珞巴族的文化和宗教上面。姚兆麟因家中有事，工作不到两个月便提前结束考察回到了北京。

刚开始考察，李坚尚、刘芳贤、姚兆麟前往南伊时，出现了一个意外的小插曲。珞巴族居住的地方大都处在国防最前沿，有些村落不远处就是印度的哨所。这种独特的外部环境，使他们意识到，没有边防部队的支持，难以开展工作。当李坚尚、刘芳贤路经西藏军区联络处时，见到以前认识的王贵处长。王贵拉着李坚尚的手，高兴地说：“我认识了一个从印占区过来的珞巴人，名叫尼木·嘎布都，曾当过印军的班长，1967年因患麻风病受歧视逃来我方，随后进曲水麻风病院医治，病愈后同波密的一位病友结婚，现居住在拉萨。你们若有兴趣，可以前去走访。”

在王贵的帮助下，他们在蔡公堂乡找到了尼木·嘎布都。尼木·嘎布都个子不高，肤色正常，眉毛完整，如果不知底细，很难看出他曾患过可怕的麻风病。当联络处的顿珠多吉参谋向他说明来意后，他就把自己知道的有关家乡社会和文化的情况一一作了介绍，还讲了一些有趣的传说故事。

尼木·嘎布都的家住在雅鲁藏布大峡谷区域的库京，珞巴族迦龙部落人。迦龙是一个较大的部落，印度人类学家斯里瓦斯达瓦1963年出版的《迦龙》一书，全面介绍了迦龙部落的情况。尼木·嘎布都讲到关于他们家乡祖先的来源：很久以前，迦龙人的祖先住在喜马拉雅山以北的藏区，同藏族是兄弟，有一天，父亲给每个儿子发种子，并说，你们都长大了，应该离开家乡自谋出路，把种子种下，看看长出的第一片叶指到哪个方向，你们就朝哪个方向迁移。迦龙部落祖先种的是竹子，长出的第一片叶指向南方，他依照父亲的吩咐，准备迁移。出发前，父亲给他一块牛皮说：“上面有字，到了新地方该怎么做都写好了，只要你一看就知道。”迦龙人的祖先向南走了很长时间，都还没找到定居的地点，把带来的粮食也吃光了。没有办法，只好吃父亲给的那张牛皮，但这样一来，父亲在上面写的字也被吃掉，所以现在迦龙人没有文字。

尼木·嘎布都讲的这个传说，使李坚尚想到了印度人类学家沙钦·罗伊的一个观点，他在所著的《巴达姆—民荣诸文化》一书中称：在喜马拉雅山东部，形成了东西走向的两个文化带，一是藏族的文化带，一是以民荣、巴达姆等山区部落组成的文化带。后者与印度境内的纳加部落的文化有密切的联系，与藏族文化差异甚大，因而他们是从南向北迁移的。尼木·嘎布都的传说，表明了珞巴族的迦龙部落里，有从北方向南迁移的历史，并和藏族有着密切的关系。这说明印度学者为了印证珞巴族属于印度的领土，不惜以错误的分析来掩盖事实真相。

珞巴族一夫多妻的朱嘎一家人（冀文正摄）

在此后的数天访问中，尼木·嘎布都跟李坚尚谈了他们家乡的许多情况。他说，他父亲有两个妻子，后来叔父家穷，讨不起老婆，父亲就把第二个妻子让给叔父。这种习俗，与藏族的兄弟共娶一个妻子有相同的地方，说明在性爱上，男性亦存在宽容的精神。在以往的许多著作中，总是谈及雄性的妒忌，在近代欧洲文化中，亦赞扬武士为争夺情人的决斗，在一些国家甚至流行这样的格言：战争和爱情是不择手段的。若他们了解到珞巴族迦龙部落的婚姻状况，上述的性爱观就不一定站得住脚了。

尼木·嘎布都谈到自己的经历时，感触最深的是政府治好了他的麻风病。他认为，印度政府是有能力治的，但他们不仅不管，还加以歧视。而在他们自己的部落里，对这种疾病无能为力，谁患了这一传染性强的顽症，通常的办法是关在深山野林的房子里饿死，随后放火焚烧。当问及他是否想回家时，他爽朗地说：“我已有了妻儿，不愿走了。”

1980年7月31日，李坚尚、刘芳贤在完成对米林南伊的考察后，再次翻越多雄拉雪山，深入雅鲁藏布大峡谷腹地墨脱县地东村，将考察重点放在门巴族的民俗、宗教和文化方面。没过几天，民族研究所的张江华、陈景源，同样沿着新修的扎（木）墨（脱）公路进入墨脱县，深入德兴乡门巴族聚居地，对1976年的研究进行补充调查。

当李坚尚一行来到地东村时，在一个门巴族翻译的家看到了一份1976年出版的调查报告，他们还把这些调查报告译成藏文，供不懂汉语的人阅读。原来，民族研究所的吴从众、刘芳贤、张江华、姚兆麟、李坚尚，在1976年到此地做过调查，随后写出了《墨脱县门巴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寄给了当时担任翻译的一位门巴族同志。

这份调查报告不仅写有地东村的历史、社会、宗教和文化，而且也记录了墨脱县其他村调查的情况，许多年轻人看后，对那些旧的宗教习俗和礼仪有了认识，而老年人则感到好像有了自己传人一样的欣慰，当再次看到老朋友李坚尚、刘芳贤时，已把他们看成是保存门巴族社会文化的有功之人了。

张江华第二次进墨脱，凭着人熟地熟，到达的第二天就开始工作。他和陈景源这次调查的目的非常明确，主要是对门巴族的历史和民间文化做补充调查。重点访问一些懂藏文的门巴族知识分子，了解门巴族的历史传说和民间故事。他们首先去了德兴乡。德兴乡地处雅鲁藏布大峡谷，在墨脱村下面约4000米的北岸，江上的藤网桥建于1961年。清朝军队曾到过这里，刘赞廷在《西南野人归流记》中，将这种桥称为“火惹藤桥”。来到德兴村，他们找到一些老人和村干部，通过调查，了解到清军曾在德兴村买鸡的故事。随后，他们又沿雅鲁藏布江逆流而上，去了雅鲁藏布大峡谷深处的帮辛乡门巴族村民家，获得了在封建农奴制度下公有狩猎、山林利用和宗教信仰等许多新的材料。

9月下旬，张江华、陈景源沿着墨脱的扎墨公路原路返回。可谁知9 月13日，一场暴雨形成山洪和泥石流，将原有公路成段摧毁，有的地段连大型机械也冲走了。有一段公路随泥石流冲入河中，这是他们的必经之路，而泥沙仍在缓缓向下移动。经过反复观察，估计泥沙一时不会有大的移动，看好立足点，他们踩在泥沙上跑了过去。也许是这条路实在太可怕了，张江华在给李坚尚、刘芳贤的短信中，叙述了这条路段的危险，嘱咐他们若走这条路，要特别小心和警惕。李坚尚在回忆录《喜马拉雅寻觅》中写道：帐篷跟前，一场可怕的泥石流就在他们眼前暴发了！此时此刻，河岸的前头，好像潜藏着一个巨大无比的搅拌机，吐出无数厚黏的泥浆，滚圆的巨石，蕴涵着巨大的破坏力，缓缓地顺着河岸向下流淌，好像是威力无比的推土机，所过之处，巨树倒地，山坡夷平，全被向前蠕动的浆泥、巨石所淹没，连1 0余吨级的大型推土机和近百桶汽油、柴油也被冲得无影无踪。他们不顾双脚被泥浆漫过，边拍照边向高处撤退，勇敢地拍下了这个珍贵的镜头。

9月13日，新华社记者顾授康一行沿新修的扎墨公路前往波密，当行至88K处的一个临时仓库过夜时，因连日大雨，当晚暴发了可怕的特大泥石流。据才龙称，这次泥石流发生在黎明时分，人们正在熟睡之际，是不易发觉的，可正巧在那时，他起夜时打开电筒，发现床边放在地上的半盆水微微晃动。他异常警觉，随即又来到仓库下方的河岸，亮起手电观察河水，发现昨夜消退了的河水为何一夜滴雨未下反而变得浑浊并上涨了。

他立即想起在拉萨时，听有关专家讲述泥石流发生前的两大征兆。他来不及怀疑自己的判断是否有误，就急忙叫醒大家带着随身物品，连长裤也来不及穿，连夜向高处奔逃。

他们不愧是经受良好训练的职业记者，当他们背起相机，插上闪光灯时，地表已大量下滑，堵塞河床，河床水位上涨，已淹到他们居住的仓库20多天后，李坚尚、刘芳贤亦沿着扎墨公路离开墨脱县。当他们到达88K处时，同行的人指着10多米远，仍吊在半山腰空荡荡摆动的残缺物说，那是帐篷。在仓库的下方，修好的这段公路消失了，被泥石流吞噬了的河岸约三四层楼那么高，除了巨大的卵石外，别无他物。他们后来回到拉萨，特意到新华社西藏分社拜访了才龙和顾授康，发现他俩此时的心理依然没能完全摆脱泥石流的恐怖阴影。1981年7月，李坚尚、刘芳贤、姚兆麟、张江华、陈景源等文化人类学家返回北京后，整理出版了150余万字的《珞巴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二）》和《门巴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二）》，再次在学术界引起了轰动。

考察队员张江华（左二）在门巴族地东村作民俗调查（张江华提供）

民族研究所的文化人类学家以此为基础，在珞巴族、门巴族学术领域著述颇丰：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孙宏开、欧阳觉亚、张济川、陆绍尊所著的《门巴、珞巴和 僜人的语言》；1986年，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李坚尚、刘芳贤、吴从众等根据国家民委提出的中国少数民族简史要求编写的《珞巴族简史》《门巴族简史》；1988年，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了张江华、陈景源、吴从众所著的我国第一部全面反映门巴族的专著《门巴族封建农奴社会》；1992年，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了李坚尚、刘芳贤所著的我国第一部全面反映珞巴族专著《珞巴族的社会和文化》；1993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由李坚尚、刘芳贤编著的第一部全面反映两个山地民族民间故事的《珞巴族门巴族民间故事选》。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考察队的厚厚四大本200余万字的调查资料，所涉及的珞巴、门巴两个山地民族历史、民俗、宗教、民间文学等方面，已成为后来许多专家学者依据的第一手材料，并且在此基础上依据自身的考察研究，写出了许多有影响的论文和著述。

搜寻远古历史链条

1973年8月，中国民族学家首次深入靠近雅鲁藏布大峡谷的米林县南伊珞巴族聚居区考察，撰写了一份较为粗糙的调查报告。可有一段文字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民主改革以前，珞巴族内部还存在着一种家长奴隶制。在南伊河两岸的27户珞巴族中，有蓄奴主四户，小户有两个奴隶，大户有五个奴隶，共有奴隶16人，约占总人口的10%。据说马尼岗地区的珞巴族，有好几户蓄奴主拥有奴隶20人以上。”

在中外人类学家的著述里，早期奴隶制社会的形成，源于原始社会末期，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开始破裂，一些氏族成员脱离自己的氏族，到别处去同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们杂居，同时氏族也不断接纳外来人员，于是就出现了按地域划分的农村公社，便有了不同阶级之间的斗争，随之又出现了国家，对人民进行有效的统治。

这让人有些费解：在珞巴族博嘎尔部落内部，社会组织依旧像原始社会父系氏族那样松散，也未能形成所谓的奴隶制国家。珞巴族博嘎尔部落出现的家长奴隶制，同云南的佤族、四川凉山的彝族，在社会形态上极其相似，它是否意味着构成了人类社会历史上早期奴隶制的发展链条？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学者们拿马克思著作对照，似乎不可思议，尽管也提到了家长奴隶制，却找不到相关论述，存在着一个让学者兴奋的“研究盲点”。这也说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述有很大的开放性，同样存在着许多值得深入研究的东西。

这种弥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究，随即带动了一股新的学术研讨热潮，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文化人类学家李坚尚就是这股热潮中的佼佼者之一。李坚尚生于1940年，广东阳山县人，1958年考入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不久就看到历史系教授潘光旦、吴文藻和费孝通等一道，准时走向二号楼的林荫道上。他从同学那里得知，这些学术界名流正接受政府有关部门委托，从事中印边界的学术研究，潜心研究喜马拉雅山地部落民族，从这时起心里对他们产生了几分崇敬感。

1962年暑期结束，历史系公布毕业论文导师名单，其中赫然就有费孝通教授。李坚尚抓住这难得的机会，请费孝通做他的毕业论文导师，费孝通欣然同意。正是这一难得的机会，使他对中印边界山地民族的历史、文化和宗教产生了浓厚兴趣，毕其一生精力从事研究。1963年，在费孝通的大力举荐下，他来到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工作。从此，他计划着沿毕业论文开辟的方向深入喜马拉雅山地，对珞巴族、门巴族的社会文化做深入的研究。此时民族研究所也决定对喜马拉雅山地民族实行全面考察，并且列入了议事日程，可是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却无从实现，直至1976年4月才开始启动。

李坚尚和姚兆麟、欧阳觉亚、张济川、刘芳贤一道，首先来到靠近雅鲁藏布大峡谷的米林县南伊乡，对居住在这里的珞巴族博嘎尔部落进行系统考察。欧阳觉亚和张济川侧重于语言，刘芳贤侧重于民情风俗、民间文化，而李坚尚、姚兆麟则侧重于社会历史。可这次考察与计划不同的是，他们将范围从南伊乡扩大到了整个米林县凡有珞巴族居住的地方。

珞巴族居住的小木屋（李坚尚摄）

李坚尚访问到的第一个线索，似乎来得那么突然，有点让他始料不及。1976年6月7日，他来到才昭村达林家。达林刚看过一部反映西藏封建农奴生活的电影，便向前来调查的李坚尚发起了牢骚：“有人说珞巴的主人好，主人和奴隶完全一样，这个说法根本不符合事实。珞巴族的社会和我们看到电影里西藏别的地方完全一样，天下乌鸦一般黑，我们珞巴族的奴隶，也是受压迫剥削的。”

李坚尚在翻译的帮助下同达林聊了起来。原来，才昭村的“麦德”茹梅家境比较富有，可他死后无人继承其财产和奴隶，便过继给他的哥哥茹果。可茹果并没有满足，又从别处买来7个“涅巴”（奴隶）。这样，茹果自然成了这里拥有奴隶最多的大户人家。到了茹果儿子果吉时，便拥有了8个男奴和7个女奴，自己可以随便开垦刀耕火种地，即使两三年后丢荒，他也不允许别人再种。若有人要种的话，不仅要经过他的同意，而且还得向他送礼。

果吉家种的粮食多得吃不完，养的牲畜多达200多头。他将吃不完的土特产和大米，拿到藏区去换食盐、羊毛衣服等，除留下部分自己的，大都拿到偏僻的珞巴族聚居区牟取更大利益。在这样的交换中，果吉有权支配奴隶，让他们像牲口一样背运物资，从不给任何报酬。果吉有三个老婆，大老婆负责管理财产，二老婆负责指挥奴隶从事农业生产，三老婆负责管理牧场。

吃饭时，奴隶可以与主人在一起，主人坐在一边，奴隶坐另一边，由一个干活好的奴隶负责给大家分饭。杀了牛虽然也给每人一份，但只给奴隶一点肉和酥油。在穿的方面，主人将穿旧（剩）的衣服给奴隶，从不给买新的，有时死了小牛，将皮剥出来拿给奴隶当睡垫。果吉家除向西藏地方政府交纳定量的差役以外，每年还得拿出一定的酥油去送礼。他为了同藏政府的官员交朋友，还把两个奴隶当做礼物，送给了到这里收差的布拉。

翌日，李坚尚走进了才昭村现年60多岁的娘诺家。娘诺的父亲是东鸟氏族布林家的奴隶，他已是第六代奴隶了。他父亲有四个儿子，就数他最小，大哥、二哥未成年，就在干活中被折磨死了。他的三哥娘腰在主人家生了子女。当娘诺的父亲年老离开时，便向主人提出一个请求：“我的三个儿子都为你们当奴隶，让最小的一个留给我吧！我们一起生活，将来我死后让他安葬我。”没想到主人竟答应了。

父亲将娘腰留下继续在主人家当奴隶，带着娘诺出来了，成了有一定人身自由的“伍布”。娘诺后来有了一定的积蓄，买了“麦德”杰萨姆的一个女奴亚穷组成一个家。可杰萨姆为人苛刻，娘诺的舅舅因骂了杰萨姆，便硬要让他赔一头黄牛。娘诺跟杰萨姆合伙放地箭捕猎，杰萨姆的奴隶不幸误踏中毒而死，于是硬要娘诺将他的女儿送给杰萨姆为奴才，还要另送一头牛才算完事。

李坚尚一次次走进“涅巴”、“伍布”的家中，深切地感受：珞巴族的家长奴隶制是在原始社会父系氏族制的基础上产生的，同时它又与家长制家庭结合在一起，不同程度地带有氏族制度的某些痕迹。在博嘎尔和崩尼部落里，奴隶到了主人家，称男主人为“阿岛”（祖父），女主人为“阿腰”（祖母）。奴隶没有亲权，他们生育的子女仍然给主人当奴隶。奴隶到了结婚年龄，由主人出卖或婚配他人，并收取一定身价。但主人将奴隶女儿配婚他人时，也要送一定数量的装饰品，并在送往夫家前，以父辈的身份嘱咐：“你是我的女儿，到了丈夫家，要好好劳动，同家里人搞好团结。”

在调查访问中，“麦德”、“涅巴”、“伍布”、“麦让”等一个个珞巴族语汇，从昔日奴隶的嘴里讲出来，这自然引起了李坚尚的特别关注。他经过深入调查分析后，认为在珞巴族各部落里，等级的划分虽不尽一致，但主人属于高等级，被奴役者属于低等级，这种划分是明确的。

李坚尚在珞巴族博嘎尔部落中发现，“麦德”在珞巴语中意为“权威”，麦德全都是氏族固有成员的后裔，他们自认为具有纯洁高贵的血统，占整个氏族人口的大多数。在萨及氏族678人中，麦德占总人口的75%，涅巴则占14%。麦德自视为氏族的主人，有完全的自由，不论他们本人是否占有奴隶，均被认为是氏族内所有奴隶的主人。与麦德对立的等级是“涅巴”，在珞巴语中意为“压着抬不起头的人”，处在博嘎尔部落社会的最底层，他们全部来自外部落的被奴役者，其中包括买来的奴隶及其后裔，被认为是血统不纯的黑骨头，他们被主人所占有，没有人身自由。

在调查时，李坚尚还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高等级的麦德为了维持其等级的尊严，严格等级的界限，不愿与低等级的涅巴通婚。若高等级的麦德同低等级的涅巴通婚后，他们所生子女的等级就要下降为麦让。麦让虽然仍算自由人，但永远不能恢复原来的麦德地位，不能与麦德等级的人通婚，从而形成一个中间的等级。而作为最低等级的涅巴并非一成不变，他们的地位也可以上升，变为中间等级。诸如他们有的积攒财物后，可以赎身自立门户，有的被主人收为养子承继产业，这种人被称为伍布。尽管他们有了部分人身自由，但仍然属于低骨头，并且不同程度地依附于麦德，但由于有了自主的经济，与麦让的地位很接近，可以说他们共同组成了一个新等级。麦让和伍布大约占萨及氏族总人口的11%。

1976年7月，李坚尚来到与米林县南伊乡一山之隔的雅鲁藏布大峡谷腹地墨脱县，看到了更为诡异的事情。居住在达木、卡布两个村的珞巴族米古巴部落，除了远处的猎山和河流公有外，小块园地、刀耕火种地、猎场、渔场等均为私人占有。随着波密土王和西藏嘎厦先后统治这个地方，在原来土地占有形式的基础上，又添了一层外来封建农奴制外衣。可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并未出现家长奴隶制。

1976年11月，李坚尚完成对墨脱珞巴族的考察任务后，同姚兆麟、刘芳贤等一道，再次深入米林县珞巴族聚居的纳玉村、穷林村，通过了解伍布桑杰脱离主人亚宾的苦难史和涅巴达果兄妹当奴隶、亚包被转卖、亚木悲惨经历等后，他看到了珞巴族博嘎尔部落奴隶生活的另一面：奴隶子女属于主人，当小时候还不会干活、不懂规矩时，常常挨打受骂；有些主人在使用奴隶时，为了更多地剥削其劳动力，让他们早出晚归；谁触怒了主人，就会遭到主人的毒打，即使杀害奴隶也不会受到惩罚。

地处雅鲁藏布大峡谷的帮日村，在珞巴族博嘎尔部落、达芒氏族的麦德达拥的7个奴隶中，就有3个奴隶死在他的手上。一个是19岁的女奴亚果，因吃不饱饭，干活没力气，达拥说她光晒太阳，便一刀砍断了她的脖子；一个是30岁的女奴亚木多，因饥饿偷吃了一些东西，被达拥活活吊死；一个是35岁的达果木，一天放牛时，牛跑掉了不敢回家，达拥派人找到他后，用刀砍他的手脚，边砍边说：“你不是逃跑吗？你走吧！”他见达果木没有死，便用脚将他踢死。可杀死3个奴隶的达拥，并没有受到任何形式的惩罚。不过杀害奴隶的现象并不普遍，因为谁杀害奴隶，就会被认为心肠不好，受到社会舆论谴责。

为了弄清珞巴族博嘎尔部落的等级的形成以及最早奴隶的产生，有一天，李坚尚再次来到穷林村搜集资料，当获悉海多氏族嘎尔鸟经主人—奴隶—主人的人生转换时，让他采访的欲望陡增。

嘎尔鸟家住雅鲁藏布大峡谷马尼岗下面的蒙德村，他14岁那年，同父亲和另一家的奴隶一起背上羊毛，到离家三四天路程的珞巴族宁波部落人那里交换粮食。可就在回来的路上，正碰上宁波部落人相互打仗，将他们绑起来抢去当了奴隶。后来，他的父亲和那个奴隶一同逃回了家。宁波部落人见他不安心在主人家干活，便将他卖给德根部落人为奴。他有一次在交换物资时乘机逃跑了，主人找上门来要人时，幸遇他父亲积攒了一定的家财，买了一个宁波部落人为奴隶，再给这家主人一个铜锅，作为交换才将他赎回自由身，重新恢复了博嘎尔部落的麦德等级。嘎尔鸟一生中娶过三个妻子，还拥有自己的奴隶。

珞巴族简陋的栖身之处（李坚尚摄）

李坚尚认为，珞巴族最早使用的奴隶是战俘，这些来自敌对部落的人，与氏族固有成员的血统不同而地位低下。在部落间械斗频繁的情况下，出于安全的考虑，必然要把这些人同本部落人区别开来。按氏族规范，珞巴族各部落的固有氏族成员中，血统高贵的被称为白骨头，他们享有充分的自由，而来自外部落低贱血统的则被称为黑骨头，受到奴役，等级制便由此而生。等级的出现，打破了氏族制度固有的血统一致和成员平等这两个原则。

据盛绳祖的《门藏图识》记载，直到18世纪，地处雅鲁藏布大峡谷珞渝地区的珞巴族，依旧还过着“不耕不织，穴处巢居，冬衣兽皮，夏衣木叶”的游猎生活。意大利有位传教士德斯得利在清康熙年间曾到西藏游历，写了一本颇有影响的著作《西藏纪事》，其中讲到珞巴人同藏人有较多联系，他们用蜂蜜、蜂蜡、小豆蔻和染料与藏人换食盐与衣饰。

有关珞巴族古代史的状况，李坚尚所能找到的资料极其有限，后来他通过藏族史学专家黄颢查阅藏文资料知道，早在吐蕃王朝统治时期，珞巴族居住的珞渝地域就归吐蕃王朝统治。在11～12世纪，雅鲁藏布大峡谷区域的札日一带珞巴族各部落集聚地，被藏传佛教噶举派的著名僧人藏巴嘉热·益西多吉视为胜乐金刚圣地，成为藏传佛教徒所膜拜的神山。到17世纪，格鲁派掌管西藏政教权力后，札日又成了每隔12年一次的猴年转神山的大规模宗教活动场所，带有神秘色彩的“札日戎哥”，一直延续到1956年。

但直到1980年2月4日，李坚尚才揭开这个谜底。考察队经过多方努力，在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的一座旧式藏族小楼，召开了一次规格很高的座谈会，参会的人主要有拉鲁、嘎雪巴、土登丹达这些原噶厦政府的重要官员。李坚尚回忆时写道：

拉鲁更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他出身于西藏贵族世家，在历史上，他的家族曾出过八世达赖和十二世达赖两个活佛，他的父亲龙夏，曾组织过“求幸福者同盟”，试图在西藏进行改革，后因政治斗争被挖去双眼。拉鲁在年轻的时候，就成为西藏地方政府的噶伦，进入决策阶层的行列。

1955年，以团长的身份带领随员到内地参观。1959年曾被临时推举为叛军总司令，但没有指挥过战斗就被俘了。1983年以后，他又担任过西藏自治区政协常委和政协副主席等职。

在座谈会上，拉鲁发言最积极。他讲道，他过去的嘎查庄园曾管理过珞巴族山区的梅楚卡，他谈得最多的是关于转札日神山的事。按照藏人的说法，转札日神山，可求得长寿平安，因而每逢猴年6月，整个卫藏地区的藏族，甚至还有不丹人、锡金人也参加，这实际上是一次大规模的国际性宗教聚会。转神山时，要经过珞巴族聚居的地区，因此需要藏政府出面，山南13个宗集资购买大批牛只、刀、斧、手镯、绿松石、珊瑚之类，作为买路钱，馈赠珞巴族地方头人。

在米及顿，还要在藏政府官员主持下，与珞巴族头人举行宣誓仪式，保证不伤害转神山的群众。转札日神山，无疑会给虔诚的佛教徒以极大的精神安慰。但对广大的珞巴族群众而言，由此得到为数可观的铁质刀斧，这对他们从事刀耕火种的农业来说，其实用性是不言自明的。

拉鲁一席话，让李坚尚将西藏不同历史时期的画面同珞巴族联系起来。早在7世纪时，雅鲁藏布大峡谷的珞渝地区已归广泛使用铁器的吐蕃王朝统治，但铁制工具的输入，却经历了相当缓慢的过程。直到17世纪下半叶，西藏地方政府为了朝拜札日神山，大量向附近的珞巴族部落发放铁制生产工具。18世纪下半叶，西藏噶厦政府在米林设置嘎加宗，管理着雅鲁藏布大峡谷区域马尼岗、梅楚卡等地，藏族、珞巴族之间的定期贸易也处于监管之下。除每隔12年发放一次外，每年雪开山时定期的藏珞贸易，同样使靠近藏区的珞巴族各部落获得了大量锋利的铁制工具。

铁刀、铁斧的普遍使用，使砍伐原始森林、烧荒等繁重劳动无需依靠集体，生产力的发展、劳动剩余产品的增加，促进了土地由氏族公有到私人占有的逐步过渡。珞巴族早已开始蓄养奴隶，可从一些奴隶繁衍起来的家族世系来看，出现奴隶至少也有200多年的历史。尽管19世纪下半叶，雅鲁藏布大峡谷区域的珞渝地区各部落，也纳入了西藏地方割据势力波密土王的管理范围，但他们所得到的铁制工具，远不如靠近藏区的博嘎尔、崩尼、崩如等部落。正是这样的客观存在，雅鲁藏布大峡谷腹地有的珞巴族部落尚未形成家长奴隶制。

在国内外现存民族中，与珞巴族处于同一社会发展阶段而文化形貌又相似的已不多见。面对这种诡谲的历史演变，李坚尚的著述，从《珞巴族家长制家庭》《珞巴族等级的形成》，到《铁制工具的输入对珞巴族蓄奴制的影响》《珞巴族蓄奴制及其他剥削形式》，一篇接一篇，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赞赏。

李坚尚以第一手考察材料为依据，详细论述了珞巴族博嘎尔部落独特的社会和文化，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有关人类社会发展史理论找到了丰富的例证。如《珞巴族的经济制度》一文，他详细叙述了珞巴族由公有制向私有制转化而导致家长奴隶制确立的过程，再次证明了马克思关于私有制产生和发展理论的正确性。在过去的研究中，学者们大都从考古的角度去证实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性。李坚尚通过实地调研，将珞巴族相对落后的这一客观而又活生生的社会“活化石”复原，并展现在人们的眼前，加深了大家对人类社会发展史中家长奴隶制形态的理解。

喜马拉雅山地民族文化的丰富多彩吸引着李坚尚，他先后6次到西藏实地考察，最长的一次竟达1年零7个月，足迹遍及喜马拉雅山东段的墨脱、米林、隆子和错那等地的珞巴族、门巴族村落，同他人合作出版的专著、编著、译著和考察报告、辞书，累计达16种，其研究成果填补了国内许多空白，被评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当选为中国民族学学会副秘书长。

找寻历史烙印

18世纪中叶的一个清晨，太阳的一抹霞光照亮雅鲁藏布大峡谷腹地墨脱的山村，地处下珞渝班戈的格波希日，神兵天降般的来了一群衣衫褴褛的男女，这些外来人说着珞巴人难以听懂的语言。不过，珞巴人从他们的比画中，似乎知道了他们要表达的意图：想借道到白马岗定居下来，过一种不种地有糌粑吃，不养牛有牛奶喝的日子。

当时，墨脱依然是一个“世外桃源”，这里既没有行政机构，也没有瑶役差税，当地的珞巴人过着极其原始的采集和狩猎生活，他们是这里的土著。可珞巴人万万没想到，这群外来人，比那些零星转贡堆颇章神山的藏传佛教徒更能改变他们的命运。

李坚尚穿越海拔5300米的羊错那山口到珞渝地区进行田野考察（刘芳贤摄）

1976年7月，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的文化人类学家在墨脱的考察中，将其称为“门巴东迁”。他们以此为背景，进行深入的调查分析，结合国内外大量历史记载，找回了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碰撞印痕。

若追溯“门巴东迁”的历史，最早记录恐怕非印度学者兰姆·拉合尔莫属。可最早来到雅鲁藏布大峡谷腹地墨脱考察，对“门巴东迁”有最初印象的外国人，恐怕要算英国地理学家贝利了。他在1956年撰写的回忆录《无护照西藏之行》中写道：

相对来说，峡谷中的居民（指门巴族）移来时间不长。这又要整个涉及白马岗预言天书，即希望之乡的故事了，但涉及的是更早一个时期的篇章。单在我们这次旅行（1 91 3年7月）约一百年前，（雅鲁）藏布江大转弯以下的整个峡谷住着阿波尔人。遵照后来把江措带到米培的预言天书，不丹东部低洼地的许多东不丹人和门隅人登程寻求希望之乡。同我谈话中的一个人说他祖父就是“一百年前”从不丹过来的移民之一。他说的一百年前，不过是“很长时间以前”的另一种说法罢了。

移民在此地定居的时间，无论如何也不会有那么久。西藏人称之为竹巴人的不丹人仍把自己看成是仲莎彭罗的臣民，仲沙彭罗从其祖先永久移居外国后，就成为不丹的马哈拉贾。相类似的是，来自门隅的那些人，西藏人称其为门巴人，是以其所在的地名自称的，而不以其祖先到达那里时的国名来决定。

但是，看来他们正处在拆除、分割竹巴人和门巴人之间的一层屏障的过程之中，他们穿着类似，语言相同，不像其他大多数西藏人那样蓄长辫，而是蓄短发。他们的种族起源正在变得模糊不清，因为他们有必要把自己同洛巴人加以区分，洛巴人遍及在同一土地的偏僻村庄里。

“洛（珞）巴”这个词对西藏人来说，就像野蛮人对希腊人，异教徒对基督教徒一样，基普林称其为“不受法律约束的小畜生”。当竹巴人和门巴人到这里来寻求希望之乡时，他们不是驱逐，几乎可以说是挤走了阿波尔人。剩余的阿波尔人采用门巴服装，学习讲门巴话，宗教上皈依一种极其讹谬的佛教形式。

据说，阿波尔人于1 905年搞过一次异乎寻常的严重联合袭击，打到仁钦朋（仁钦崩）与卡布之间的吉多村，激怒了波巴政府（指波密土王）。波巴政府派出讨伐队，阿波尔人败北，被迫承认吉多村以下为边界，并同意西藏人有权监视界南地区。

姚兆麟、李坚尚、刘芳贤首次到达墨脱考察时，英国地理学家贝利这本书，已躺在了西藏社科院资料情报研究所的书柜里，直至1983年7月才翻译出版，他们当时没能参考到这些资料。贝利在书中提到的“阿波尔人于1905年搞过一次异乎寻常的严重联合袭击”，同波密土王建立嘎朗央宗的时间不谋而合，从中印证了贝利考察资料的参考价值。但我们也看到了贝利的无知及许多错误，诸如莲花生大师曾有过预示，当世界末日来临，墨脱诸山将向众生打开，以逃避种种劫难。可贝利却道听途说，将其写成是法国旅行家巴高写的一本老预言天书。

在这次调查前，中央民族学院教授王辅仁将搜集到的一份《上珞渝地区基本情况调查材料》拿出来，提供给民族研究所考察队的文化人类学家参考。这份1955年7月上报的材料，系西藏工委塔工分工委白马岗工作队成员冀文正调查整理。他在这份材料中，同样提到了“门巴东迁”，对门巴族的迁徙时间、门珞械斗等，都作了简短的交代。

门巴族为什么要东迁墨脱？从何处迁徙？最初迁徙的有多少人？门珞为什么会发生械斗？这一个个问题困扰着首批进墨脱的姚兆麟、李坚尚、刘芳贤等考察队员。

1976年7月，姚兆麟等一行走进了墨脱村门巴族村民普布多吉家，他自称是最早来到墨脱的“门堆朱巴”，即从不丹朱隅逃到墨脱的6户门巴人。普布多吉说：“我已记不得曾祖父的名字了，但知道祖母叫格姆次仁，父亲叫列穷，如今我也有了孙子，我家已是第六代了。”

当考察队成员提起迁徙原因时，普布多吉讲起了父辈们的传说。朱隅王剥削成性，哥哥支乌拉回家还没休息，弟弟又接过哥哥的背篓跟着去，妇女通宵点着松明灯织布，灰烬堆成了小山，可差还是没个完。沉重的差役，使得许多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他们渴望到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地方。

曾经去过墨脱的村民尼玛竹回来说，白马岗的气候同朱隅的气候相似，正如莲花生大师所描绘的那样，是个“不种青稞有糌粑，不养牦牛有酥油，不修房子有房住”的好地方，那里没有差税，人们可以过自由自在的生活。后来，这样的传说又添了许多新内容，诸如白马岗的地里长出的粮食像金盘那么大，玉米棒子像树那么粗。树上挂着畜禽肉，摘了又长，年年不断。森林里珍禽异兽随处可见，虎骨麝香俯拾皆是。那里有糌粑山，还有牛奶湖，无疑是一个令人向往的理想天国。

在靠近门隅西边的不丹王国扎西岗宗，有一户叫布南卡桑吉村的门巴人，家里有两个女儿，共招一位藏族丈夫，姐妹俩生了三个儿子，兄弟分别成家后又组成三个不同的家庭，他们中有一个是会编制竹器的桑珠，一个是会打制银饰、铁器的东德尔，还有一个是当喇嘛的扎西朗吉。他们和村里的江措、多吉、赤列等其他3户一道，从朱隅门堆村首批迁入白马岗，即今天墨脱县门巴族妇孺皆知的“门堆朱巴”。

门堆村6户村民逃跑后，朱隅王发觉了，派兵连夜追赶，一名追兵被打死，便不敢再追了。逃跑的村民一路上历尽艰辛，翻越德阳拉山口，下到雅鲁藏布大峡谷江西面班戈的格波希日，可是当地珞巴人不让通行。

他们只好把所带的珍贵珠子，给珞巴人的富户每家赠送一升，普通户每家送去一把。然后又沿雅鲁藏布大峡谷逆流而上，到达吉多村时，这里的珞巴人又不让通行。这6户门巴人只有向珞巴人显示自己的武功：一人将坚硬的石块劈成两半，另一人运足力气将拐棍插入地里。珞巴人见后大骇，不再阻拦。

门堆村6户继续沿雅鲁藏布大峡谷逆流前行，最终翻越更邦拉山，到达了墨脱村附近。可墨脱县原是土著珞巴人的地盘，在18世纪中叶，依旧处于“不耕不织，穴处巢居，冬衣兽皮，夏衣木叶”的原始社会阶段，主要靠狩猎和采集生活。门堆村6户来到墨脱县城附近的东波村一带，向珞巴族头人送礼后，并说：“我们来到这里，什么也没有，借块地给我们耕种吧！”珞巴人同意了他们的请求，让他们在一块“鬼地”上耕种。

据说这地里有一棵“鬼树”，树的下截长有藤竹，上截分九枝，人住这里活不了。可门堆村6户却在这里搭建一个窝棚，冬德尔将匕首插向“鬼树”，降措砍藤竹时，藤竹竟流血并会讲人话，各种颜色的猴、蛇四散逃窜。珞巴人得知后，惊讶地说：“门巴人把鬼都赶跑了，连鬼都怕他们！”于是，门堆村6户在墨脱的影响大增。

门巴族会种庄稼、编竹器和纺织粗布，而珞巴族在狩猎、捕鱼等方面又相当原始，许多都不如门巴族。门巴人便将生产技术传授给珞巴人，还送给他们工具、装饰品和食盐，这样不仅打消了珞巴人的顾虑，还同意门巴人在这里定居。于是门巴人建立了第一个门仲，意为“门巴的村庄”。

正当姚兆麟一行进行深入考察时，民族研究所派出的第二批文化人类学家张江华、吴从众等也来到墨脱，余下的考察任务即由第二批人员来完成。张江华、吴从众在墨脱村考察10天后，便深入雅鲁藏布大峡谷背崩乡地东村进行了为期1个月的考察。

考察人员吴从众与地东村门巴族民间艺人在一起（刘芳贤摄）

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人员经过墨脱解放大桥时留影（欧阳觉亚摄）

当姚兆麟一行在“门巴东迁”历史考察中取得阶段性成果时，张江华这位出生四川的藏族青年学者兴奋不已。因为他从小就对墨脱非常向往，那里曾是红教始祖莲花生大师开创的莲花圣地，父辈们曾以到墨脱县朝拜贡堆颇章神山为人生最大幸事。当他站在这片土地上时，心绪难平。

这天天气晴朗，无雨无雷又无风，只有天上白云舒卷，树上蝉鸣鸟叫。在一处香蕉林围绕的吊脚楼前，张江华、吴从众走进了地东村门巴族村民菊尔登的家。菊尔登时年50岁，当得知他们的来意后，便露出得意的神色，说：“你们可找对人了，我们家是最早到墨脱的6户门巴中的一户。”接着，菊尔登背起了家谱来：“第一代名字忘了，第二代叫多康着，第三代南木杰，第四代朗诺布，第五代沃南木杰，第六代是我，第七代是我的儿子桑昂多吉，第八代是我的孙子措莫丝。”

张江华结合着墨脱村民普布多吉和菊尔登的家谱掐指一算，约有200多年的历史，大概在18世纪中叶以后。可对于这样的时间推算，很难精确到具体年份。后来他看到了印度学者兰姆·拉合尔著的《喜马拉雅边疆》一书，虽然对迁徙时间也没有一个准确说法，但同他的推算大致相当。目前这样的提法已被普遍认同。

门巴族的迁徙分散进行，所走路线不完全相同，有关说法也比较多。张江华在考察时发现，传说最早迁到墨脱的只有3户，那就是一对门巴姐妹同藏族丈夫共生的三个儿子桑珠、东德尔和扎西朗吉。他们定居墨脱不久，同村的江措、多吉、赤列也紧随其后来到门仲村，这就是门巴族历史传说的“门堆朱巴”。可是，在墨脱生活16年的冀文正，在门巴族传说《墨脱宗的变迁》中讲道，据传6户门巴人来到米林县达娘乡德阳村，大家商量说：“珞巴人不讲理，不好说话，咱们一路走可能被珞巴族阻挡，还是分两路进去吧！”具体哪种说法更为准确，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张江华在雅鲁藏布大峡谷腹地墨脱县考察时，发现门巴族竟占70%以上，如此庞大的数字不是6户门巴族所能繁衍的。在一次的不经意中，一位上了年纪的门巴老人对张江华说：“我们所在的地东村，过去珞巴人不这样称呼它，这是我们祖辈在朱隅居住时的村名。”

老人一句话，揭开了不丹门巴人集体迁徙墨脱的悲壮历史。门堆6户迁徙墨脱不久，上百户不堪忍受朱隅王繁重乌拉差役的门巴人，在门巴族首领贾班达哥的率领下，出现了集体逃亡。朱隅土王恐慌了，派列尔欠率兵追赶，追至扎木村时，贾班达哥带领人马回击，在激战时伤了左眉骨，行到西藏工布地区时伤发身亡。

有关这段历史，李坚尚在第二次进墨脱考察时，却有另外一种说法。那就是朱隅王派兵追赶拦截，门巴族首领列尔欠多次率众击退追兵，还用刀砍断追兵头目贾班达哥的右腿，他的头部也受了重伤。当行进到西藏林芝县工布地方时，列尔欠的伤势甚重，叫人取来大米放在嘴里，然后对众人说：“我若能把大米嚼烂，还有活的希望，否则必死无疑。”结果他无法嚼动大米，很快就死了。可因讲述人不同，出现了贾班达哥、列尔欠这两个颇有争议的人物，到底他们谁是门巴族首领，也值得进一步探讨。

从朱隅逃来的门巴人，分两路进抵墨脱。一路翻越德阳拉、丹娘拉山口，来到墨脱的都登（印占区）、希让、地东和背崩一带（仍沿用一些原来的村名和地名，诸如背崩乡的阿昌村、得尔工村等）；一路从雅鲁藏布大峡谷入口处派乡沿江而下，经格嘎、直白、加拉到达白马狗熊（应为白马更穷）后，发现无路可走，翻越西兴拉山口直抵大峡谷深处的甘登、加热萨和帮辛一带。有的还沿雅鲁藏布大峡谷溯江而上，定居在大拐弯隶属于林芝管辖的一些村庄，有的甚至沿帕隆藏布江逆流而上，定居在林芝排龙门巴民族乡。

门隅达旺地区的门巴人迁徙到雅鲁藏布大峡谷墨脱，则相对朱隅门巴人来说要晚些。他们同样无法忍受繁重的差役，数十户门巴民众相互串联，将途中所需粮食藏于山洞。他们逃出来后，曾抗击过西藏地方政府的追兵，将丝绸裹在身上和头部以防刀箭，有的翻越多雄拉山口，有的翻越德阳拉山口，先后进入墨脱的马尼翁、背崩等地，在这里繁衍了四五代人。其后，这里一直流传着一个非常有趣的笑谈，居住在墨脱的藏人骂他们时说：“门巴扎染！”可门巴人总是辩解说：“我们戴的是丝绸，不是扎染。”

有人认为，门巴人的迁徙，大约经历了半个世纪。人口的大量涌入，必然导致争夺地盘，引发门巴、珞巴两族的械斗，可张江华却又发现历史并非如此。门巴人最初到墨脱时，受到了珞巴人的友好接待，供给口粮。门巴族农耕技术好，生活得比珞巴人富裕，珞巴人要求他们交狩猎税和地差，门巴人也极不情愿地同意了。他们之间真正的矛盾，应源于宗教信仰的不同。

在1780年前后，西藏地方政府曾派甘布巴到雅鲁藏布大峡谷腹地墨脱县，打算在墨脱村附近的仁钦崩修建寺院，但珞巴族信仰原始宗教，信鬼不信佛，自然遭到了上百户珞巴族达额木部落人的坚决反对。生活在墨脱的藏族、门巴族派出代表，同珞巴族经过多次谈判，没有达成任何协议。珞巴人坚持说：“仁钦崩是鬼山，鬼山不能建寺。”后来珞巴人收了很多财物后，他们才获得了仁钦崩寺址。拿他们的话来说：“我们送的财物之多，能阻断雅鲁藏布江激流。”

在张江华看来，门巴族前后迁徙人口不足千人，对于地广人稀的墨脱来说，也用不着为土地大打出手。张江华通过仔细调查发现，地处一山之隔的西藏波密土王，早就想将自己的势力扩展到墨脱，派人暗杀了珞巴族头人，挑拨门巴、珞巴两族间的关系，引发了两族之间的械斗。

波密土王政权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地方割据政权。相传西藏第一代藏王聂赤赞普便出自波密地区，当初聂赤到波沃（波密）时，受到当地民众的拥戴，被推举为首领，居住在波沃噶朗地方（今波密县）。聂赤被迎回雅隆时，其后代仍留居噶朗，建宫筑寨，统领波密一带的百姓，子孙承袭，遂成西藏一个势力较强的地方政权。因建宫设治于噶朗，故称为“噶朗第巴（王）”，俗称“波密土王”。

门、珞械斗初期，门巴族抵挡不住珞巴人的进攻，节节败退到墨脱的北部。门巴族首领诺诺拉派人向噶朗王求救，噶朗王立即派兵，从金珠、加热萨两路挥兵南下，会同门巴人攻打珞巴人，拥有火药枪的波密军队支援门巴人后，火药枪的巨响和枪口喷出的密集铁砂，使珞巴族的弓箭盾牌难以招架，迅速撤退，追杀至雅鲁藏布江支流仰桑河流域。原在墨脱境内的大批珞巴人，也因惧怕门巴人的报复纷纷南逃，波密军队迅速占领墨脱县全境。长期的械斗，使门巴、珞巴两族群众伤亡惨重，双方不愿再战。门、珞双方首领在地东村进行谈判，波密土王派出代表调停，随后以希蒙部落把首领吉白交出，被波密军队投入汹涌的雅鲁藏布大峡谷的激流中，门、珞械斗才宣告结束。

1980年9月，民族研究所文化人类学家李坚尚同样对这段历史碰撞非常感兴趣。他从中了解到，门、珞械斗后，居住在背崩村的珞巴人南逃，波密土王便在附近村子里征召一些门巴人，把土地分给他们，并要他们支应劳役和实物，从此便确立起了农奴制。尽管他对这次门、珞械斗的起因、导火线、经过和结果有所了解，但也存有许多疑团。

门巴族老俩口（冀文正摄）

9月中旬，李坚尚组织几位上了年纪的门巴老人座谈，直截了当地问：“墨脱目前地广人稀，100多年前更是如此。土地这样多，为什么会发生门、珞械斗？”可门巴老人解释，珞巴人信鬼不信佛，到处都有鬼，不少地方为鬼地，若开荒种地就会赶走野兽，对狩猎不利，所以不让门巴人开垦。随着人口增加，出现了耕地不足的问题，矛盾也就多起来。

据门巴老人回忆说，门巴、珞巴两族械斗导火索，是格林村门巴族曲结俩兄弟因争夺家产的纠纷。在分家过程中，曲结深感不均，吃亏不小，愤愤不平，便到下珞渝的希蒙部落，向珞巴头人吉白寻求支持。吉白应邀乘夜率队攻占格林，并派人砍断雅鲁藏布江上的四座藤网桥，阻止西岸门巴人前来支援，拉开了两族械斗的序幕。珞巴人乘胜北上，节节败退的门巴人派首领诺诺拉向波密土王求援。波密土王早有向墨脱扩张势力的野心，于是便有了上面的一幕。

门巴族在这次械斗中虽然胜利了，但从此套上了波密土王的统治枷锁。波密土王为了加强对墨脱的控制，在地东村设地东宗（县），任命宗本（相当于县长），推行封建农奴制。李坚尚随后又查阅墨脱县档案：地东宗设于1881年，首任宗本为到波密请求援兵的门巴人诺诺拉。在他任宗本期内，整顿社会秩序，按户分摊差税。1900年前后，乌金继任宗本，把地东宗内的稻田、熟荒地和生荒地，按人口多少分给各户，负担相应的差役，而土地的最高所有权属波密土王，从此确立了墨脱的封建农奴制度。继诺诺拉之后，每隔3年由波密土王委派一任宗本，前后共委派13任。最后一任宗本为波密土王管家朗杰，任职时间长达15年。在朗杰任职期间，因地东村缺水，故在1919年将宗政府迁到墨脱村附近。

在英国人贝利的笔下，“阿波尔”人1905年搞过一次异乎寻常的联合袭击。在调查中，李坚尚得知，地东宗建立不久，地东宗以下的雅鲁藏布大峡谷地区珞巴族希蒙和达额木两大部落发生械斗。希蒙部落人多势力大，达额木部落难以抵挡，他们向北逃跑，进入地东宗寻求保护。波密土王派察隅人居美前往希蒙部落，采取软硬兼施手段说服希蒙部落首领，希蒙部落惧怕波密土王，停止了对达额木部落人的追杀，让达额木部落人返回了故地。为了保证达额木部落人的安全，波密土王还将数以百计的暂时难以返回家乡的达额木人安排到墨脱北部的米日村一带。1905年，波密土王在达额木部落仰桑河流域设立嘎朗央宗，委派有功的居美任第一届宗本，管理该宗的行政事务。由于珞巴人的坚持，自第三届起，嘎朗央宗的宗本由珞巴族人充任。波密土王共任命8任宗本，直至藏波战争爆发，波密土王覆灭为止。

嘎朗央宗宗本除每年向地东宗送缴税物以外，每隔3年要去觐见一次波密土王。见波密土王时，珞巴族宗本得向波密土王献上一张兽皮。返回时，波密土王送给珞巴族宗本一身新衣服和其他用物，以示关怀。波密土王采取怀柔政策统治雅鲁藏布江下游的珞巴族地区。至此，北起更邦拉、高尤拉，南至巴昔卡，沿雅鲁藏布江流域的广大地区都在墨脱宗、嘎朗央宗的管辖范围内。

波密土王的势力伸向门巴族、珞巴族地区，引起了清王朝和西藏地方政府的严重关切。驻藏大臣联豫命令驻藏清军开往波密征讨，同时又请四川总督赵尔丰派军助剿。东西两路军夹击，波密土王逃往墨脱。1911年7月，两路清军分别从金珠拉、多雄拉山口进入墨脱追剿波密土王。同年秋，辛亥革命爆发，清朝灭亡，驻墨脱清军闻讯，内部发生变乱。波密土王家族卷土重来，全面复辟。

西藏地方政府以波密土王为大患，欲除之而后快。为了消灭这个日渐强大的地方势力，他们煞费心机，曾以联姻的方式，向那里伸展势力，即由西藏贵族仔仲南木杰指派姑娘次仁卓马和波密土王顿顿联姻。1924年，次仁卓马以回拉萨省亲为名，不仅携带了大量金银，还窃走了波密土王辖区内的差赋机密，从此一去不归，演出了一出“美人计”和“特洛依木马”相结合的历史剧。波密土王顿顿只好哑巴吃黄连，把苦水往肚子里咽。次仁卓马返回拉萨后，西藏地方政府又密令昌都总管派出谍报人员，搜集波密地区的情报。昌都总管派出亲信贡布索朗以经商为名到处活动，把波密、墨脱等地各村寨的交通、差户、物产等搞得一清二楚，为军事进攻做了准备。

1927年，西藏地方政府派兵攻打波密。波密土王利用熟悉的地形，在波河一带大败政府军。拉萨政府在色拉寺僧兵的协助下前来决战。波密土王终因寡不敌众，被困在一座寺庙里，最后只好化装成百姓，带着娇妻和三个随从，乘夜潜逃墨脱，试图组织门巴人、珞巴人东山再起。但因政府军穷追不舍，便改道察隅，进入扎嘎地区，不久因食物中毒身亡，波密土王势力至此覆灭。对于波密土王逃跑的这一史实，在今天墨脱的地名上，还留下一段趣闻：墨脱北边有个山口叫宿瓦拉（藏语的意思“耽误山”），据说波密土王兵败逃至该山后，属民设宴热情招待，执意挽留，险些被追兵抓住，耽误了从容逃跑的时间。

西藏地方政府在征讨波密土王的战斗中，色拉寺派出的僧兵勇敢善战，屡建奇功。为了表彰他们的战绩，西藏地方政府把墨脱交给色拉寺管理，由该寺派出宗本。大约在1930年，色拉寺派出的宗本撤销了嘎朗央宗的建制，将其改为达岗措，归墨脱宗管辖。墨脱宗共辖五措，即东布措、荷热措、背崩措、莎嘎措和达岗措。这一建制，一直到西藏民主改革时还没改变。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文化人类学家依据这段历史考察资料，得出结论：早在1881年，西藏波密土王就行使了雅鲁藏布大峡谷区域上珞渝的统治权，1905年将这种统治延伸到整个珞渝地区，“麦克马洪线”的非法性不攻自破。

解开国土被占之谜

打开中国出版的地图，不难发现，在雅鲁藏布江下游与印度布拉马普特拉河交汇处附近的巴昔卡以北的广大地区，实属我国领土范围。然而，我军实际控制地方只及希让村南边的更邦拉山口，从这里往南至巴昔卡的大片地方，已成为印军控制的地域。这意味着，印军实际的控制线已从中印边界传统习惯线向北推进了100多公里，占领了不少于两万平方公里的墨脱县土地。

1976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首次派出综合考察队来到中印边境考察。文化人类学家李坚尚作为珞巴族社会和文化的重点考察人，得知所里将派他去考察珞巴族、门巴族地区后，便从图书馆里借了一本由印度民族学家V.埃尔温编写、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于1959年出版的《19世纪的印度东北边境》一书。他从书中得知，1825年英国殖民主义者就派测量队到墨脱南端的密蒲一带活动，搜集地理资料，并不断派出武装力量并炫耀武力。

李坚尚还从国外出版的其他读物中了解到，1911年，英国以萨地亚助理政务官员威廉逊一行之死为借口，占领了中印传统习惯边界线以北的巴昔卡。1944年，英国殖民主义者占领潘其，随后又占领嘎哥，并阻止我国墨脱官员到许木等地行使行政管辖权。1949年，摆脱了英国殖民主义枷锁的印度当局又继承了过去英国的殖民主义政策，派军队侵占了更仁、都登。至此，印度把所谓的“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墨脱地域全部占领。

1976年秋，李坚尚希望在这次考察中，寻访到英国殖民者和印度非法占领我国领土的目击人。当他把这一愿望告诉墨脱县副县长拉巴次仁时，对方爽快地答应，还说：“我们县里的爱国人士白嘎，当年是墨脱宗的工作人员，曾陪同西藏政府派驻墨脱的宗本到南部辖区收差，充当翻译，目击了印军占领我国领土的情况。”

拉巴次仁副县长的推荐，使李坚尚喜出望外。第二天上午，他如约前往。白嘎住在墨脱县东布村的一幢普通小木楼里，与一般群众的住房没有多大的差别。见客人前来访问，约50多岁白嘎便热情地接待了他。

白嘎说，在旧西藏政府管理墨脱宗的时候，仅由拉萨色拉寺派出一个有一定地位的喇嘛来这里当宗本，三年一任，在这里雇请三四个办事人员，白嘎是其中之一，但却没有一个兵丁。

墨脱县政协原副主席白嘎年轻时留影（冀文正摄）

1948年，当时的宗本阿旺贡布按惯例，带着各措措本、办事人员以及背运东西的百姓，到嘎哥、许木一带收差，先远后近，一般是每户一张黄羊皮，以示管辖的权力。白嘎懂这些地方的语言，充当翻译。

当经过邦勾南边的昔勒帕底河时，发现那里已被印军占领，并被他们堵截，不准继续南下。阿旺贡布为了缓和局面，把随身带来准备送给各地头人的部分礼物，即一小筐奶渣、核桃和鸡蛋，送给印军首领，就责问他们：“这是我们墨脱宗管辖的地方，历年都来收差，你们到这里来，不准我们收差，这是为什么？”

印军头目坚沙雅说：“降曲拉以下都是印度的地方，在达岗措范围内，你们可以收差，但不准越过邦勾！”说完，就派兵把阿旺贡布等人包围起来。阿旺贡布由于没有武装人员，不能与他们对抗，只好作罢。

为了减缓冲突，印军头目也给阿旺贡布20块茶叶、1个望远镜、3个铝锅、6尺土布。作为翻译的白嘎，也收到半条烟、6尺土布和供制造农具的一块1尺多长的铁片。

阿旺贡布收完了达岗措的差税后，回到宗政府，并把印度兵占领邦勾以下大片地方的事向噶厦政府报告，但据说没有收到回音。

第二年，阿旺贡布带领白嘎等再到邦勾收差，但那时印度兵已北进至波列捷马，并拦截阿旺贡布，还是去年那个首领坚沙雅，对阿旺贡布说：“现在你们的哥布、更仁、马永、扎西工巴、阿米吉多、都登和邦勾等地的百姓已归顺我们，不服从你们管了，你们不能再在这些地方收差了。”

阿旺贡布觉得印度人不守信，便反驳说：“你们去年不准我们到嘎哥收差已经不对，但仍答应我们还可在达岗措收差，为什么今年连这些地方也不能收了？”那个坚沙雅借口群众已归顺他们，群众不答应收。双方就这样僵持了很长时间。

阿旺贡布气愤不过，对那个印度兵头领说：“你们的兵不要动，我的随员也不要帮忙，让我们两人拼了，看谁能取胜！”对方的人说：“双方打起来，对军队不利，对百姓不利，还是各自向自己的政府报告发生的情况吧！”阿旺贡布没有办法，双方依然互赠了礼物，阿旺贡布就离开了那里。这次达岗措没有收到差税，还目睹了印军全面占领墨脱的达岗措，阿旺贡布1949年任期也满，便回到了色拉寺。

1950年，色拉寺派了个新宗本强巴士登，群众称巴扎（麻子）。他也两次试图到达岗措收差，但一到希让南边的更邦拉山口，就被印军堵截，尽管也同新来的印军头领米加米工交涉，相互赠送礼物，但到达岗措收税的努力也没有成功。他准备去达岗措同印方谈判，对方不同意。从此，达岗措就完全被印度侵占了。

1976年，李坚尚从为人随和的米林县委冀书记处得知，这里的珞巴族原本不在这里，是从南边梅楚卡（今墨脱县境内）的南伊、穷林单嘎等地迁来米林县的。可穷林单嘎是个最前沿的边境村庄，出于安全的考虑，不允许他们住在那里搞社会调查，尤其是从北京来的人更不容易获得批准。

米林县领导越是这样，李坚尚就越想找到当年的见证者，以解开梅楚卡被占之谜。后来，县领导还是给他提供了一条重要信息，米林县的统战对象益西占堆了解这段历史，但告诫他们：“这个人在米林农场接受改造，你们在同他交谈时，还得多加注意。”

这一年，益西占堆像其他统战对象一样，在米林农场接受思想改造，不时还难免挨些批判。当李坚尚一行风尘仆仆赶到农场，向他了解当年印军非法占领梅楚卡地区情况时，他像找到了知音似的，将所目击的情况详细地述说了。

梅楚卡地区又称巴加西仁，长期由西藏地方政府管辖。早在19世纪60年代，大贵族拉鲁家出了十二世达赖喇嘛，西藏地方政府便把则拉岗宗的嘎查庄园（今米林县里龙区）封赐给拉鲁家族，并颁发封文。

按照规定，嘎查庄园还负责收取梅楚卡地区的差税。尽管后来嘎查庄园的属主有所更替，但该庄园管理梅楚卡地区的权限一直沿袭下来，直到1951年印军非法占领梅楚卡地区，强行阻止我方人员到那里行使行政权力为止。李坚尚在回忆录《喜马拉雅寻觅》中记述：

1 951年4月，嘎查庄园的第巴边巴派我兄弟和另外六个人到巴加西仁（即梅楚卡）去收差，我们在过洛拉时，遇到了仁钦。他对我说：“印度人已占领那个地方了，你们还到那里去，一定会被抓起来！”我回答说：“这是我们的地方，年年都去收差，他们敢抓？”

我们来到德金塘，在那里遇到印度指派的头人桑巴次仁，另外还有德金塘村的洛桑、哈龙村的嘎鲁、梅楚卡村的洛白。他们问我：“你们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来干什么？”

我回答说：“我从嘎查庄园来的，也就是说从则拉岗宗来的，到这里收差。”

他们问：“你们收差有什么公文？”

我哥哥拿出了噶厦政府发的一份公文，内容大意是嘎查庄园及巴加西仁百姓均属噶厦政府管辖，从11月份起按时交差，如若延误，依法惩处。

他们看到这个文件后，十分生气地扔到地上说：“这里是印度的地方，出大米。西藏没有地方出大米，这里当然不是西藏的地方。你们看看这里的树木也和西藏的树木不一样。你们怎能来这里收差！”

他们说完之后，又用小恩小惠收买，发给我们8个人各自一个8寸直径的铝锅，里面装有茶叶、盐巴、白糖等，并要我们等几天，待他们请示上级后才能走。

我们不管他们那一套，在德金塘花了六天时间收差，共收了72包实物。这时勾才村的达崩、梅楚卡村的切扎来叫我们，说明天桑巴次仁同我们谈判，讨论收差问题。

我们第二天到了德金邦嘎，对方的人是桑巴次仁、哈龙村的嘎鲁、梅楚卡村的洛白及新巴巴村的达车巴尔，此外还有1 0多个士兵。桑巴次仁一见面就对我们说：“你们是中国特务，不准回去！”随即把我们带的两支枪没收了。

我们没有办法，回到了德金塘，一些印度士兵经常在我们住地巡逻。我在那里有个朋友，名叫桑吉，他给我捎来口信，说南边来的印度人很坏，要把我们弄上飞机，送到印度。

我们听了，便由一个叫切扎的当地藏人带路，悄悄逃跑了。切扎送走我们回去后，听说在归途中碰上桑巴次仁，被他一拳打晕，过了两个月后，切扎就死了。

自此以后，印度人占领了梅楚卡地区，益西占堆等人也不敢再到那里收差。

1980年，李坚尚再次提出要求到边境前沿穷林单嘎村，没想到有关方面竟爽快地答应了，可翻译仅有一个，显然是不够的。他想到了1976年时的翻译亚乃——珞巴族统战干部达金的女儿，毕业于咸阳西藏民族学院，是穷林单嘎村人，若把她借过来，不仅能当翻译，还可疏通与调查者的关系。没想到她一年前，为看护患脑出血住院的弟弟，劳累过度，心脏病突然发作而去世。

吹竹笛的珞巴族男子（李坚尚摄）

这时，李坚尚听说益西占堆从乡下来到县统战部开会，便去拜访了这位老人。尽管已隔4年，益西占堆年岁已近70，但在县统战部办公室里的他，被李坚尚一眼就认出来了。在重叙阔别之情后，再次谈起了被印度侵占“麦克马洪线”以南的边境。

这一年，李坚尚又对印度侵占中国领土的一些新情况作了补充。从这些情况来看，无论是墨脱的马尼岗，还是更南边的许木、嘎哥、邦勾、都登、更仁等，都是在边境空虚、无兵据守的情况下被蚕食的。

谈起这些事，曾先后6次赴藏考察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李坚尚感叹道：“就一般人的想象而言，国土是神圣的，边疆是不容侵犯的。但珞渝地区的这片领土，就是这样在没有枪声，没有炮火，在互赠礼物的氛围中被占去了。这似乎是笑话，但又绝不是笑话，而是确确实实的历史事件。”

珞巴族阿帕塔尼部落妇女（李坚尚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