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人类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

环境人类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_环境人类学

第三节　环境人类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

总体来说，人类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而有关人与环境的关系论述，在中国最早可追溯到先秦时代的儒家和道家思想^[18]。不过真正意义上的环境人类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则开始于20世纪的90年代。

环境人类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虽然是人类学学科本身发展的必然，但更多的则是因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中国经济建设自1978年以后高速发展，迄今为止已经持续了30多年。在这个阶段，中国曾经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单纯追求生产量的偏向，即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掠夺资源式的经济总量增长，结果导致了灾难性的损失。最典型的事例是，1998年6月～8月，中国长江暴发了大洪水，那是全流域性的特大洪水灾害，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统计和新闻媒介报道，成灾耕地面积1306万公顷，受灾人口2.23亿人，房屋倒塌497万间，直接经济损失达1666亿元。

也就是在长江大水灾害之前，中国一些学者从民族学、生态学和经济学等多学科综合角度出发，研究和预测了人们不科学的经济行为的后果，那就是已经引发与继续会引发环境恶化灾难。

这些研究的方式与成果实际上可以视为环境人类学，标志着当代中国环境人类学的兴起。例如，实施“补偿机制”理论，建立“环境资源产业”^[19]。这些理论认为，有着“地球第三极”称谓的青藏高原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绝大部分位于中国境内，其面积为250万平方千米，藏族世世代代在这片雪域高原生息繁衍。青藏高原孕育了长江、黄河、印度河、雅鲁藏布江—布拉马普特拉河，澜沧江—湄公河等国内外著名江河，其中黄河与印度河流域是人类古代五大文明发祥地中的两个。整个青藏高原的存在和其所具有的巨大的热力与动力的功效是非常重要的，这些直接对北半球的高空西风环流、冬夏季风及大气运行产生着不容忽视的引导、转向、重组的作用，而且，被国际气象学界称为“青藏高压”的气团所产生的行星尺度的影响力向东可以远达北美大陆，向南可以穿过赤道抵达澳洲大陆。青藏高原是地球著名的“江河源”与“生态源”，直接或间接影响着中国乃至亚洲许多国家几十亿人民的生存。这类“江河源”与“生态源”的功能是独有的，可是这些功能又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广阔草地、茂密森林的调节。青藏高原森林草地面积是否减少，树草生长是否茂盛，必然影响到降水、降雪等气候变化过程，从而引起与高原相邻区域和源于高原的江河流经的中游、下游地区生态环境的变化。长期以来，一些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宗教信仰中有一些对大自然的崇拜，它们包括对巍峨山脉、雪峰、森林等的崇拜，还有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意识^[20]。由于青藏高原与藏族历史文化具有鲜明的特征，这样的情况在那片区域呈现得十分明显。

长期以来，对雪域高原腹地一些大江大河发源区域，藏族人民自古以来就运用了许多美丽的神话传说，描述和解释那里奇特的自然现象，并且由此产生了一些有益于环境保护的理念、习俗与禁忌。这些思想最初产生于藏族对大自然的崇拜思想，因为，在远古时期，在适应高寒缺氧的严酷生存环境的过程中，藏族先民逐步产生了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或者是本教意识。例如，在当代社会呈现的藏族传统文化之中，依然有着浓郁的保护“神山”与“圣水”的理念，这些理念在数千年的历史中客观上保护了原始生态的群山与湖泊，作用巨大^[21]。羊卓雍湖就是藏传佛教的圣湖，严禁任何人污染湖水。喜马拉雅山脉的很多山体支脉被视为神山，山中的树木和生物不能随便被砍伐或猎杀。藏族民众也于漫长的历史岁月内，在生产生活中自觉地保护着那里的山山水水。于是，西藏的很多大山河湖迄今为止依然保留着原始的无比美丽的状态。因此，藏族的意识行为客观上保护了关系数十亿人生存的环境资源。藏族民众付出了历史性、社会性的广义文化劳作活动，保护了草原、森林，涵养了江河水源，而部分人类劳作物化为源源不断的流水，奔流到中国沿海地区、奔流到中南半岛5个国家等。藏族在草原上放牧的牛羊是看得见的，它们可以称为有形经济劳动产品；而藏族保护草原、森林，涵养了水源则是看不见的，它们可以称为无形生态劳动产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学说和现代市场经济理论，有形经济劳动产品与无形生态劳动产品均具有性质相等的抽象的人的劳动价值，因而均应当在市场上依据其价值量获得等价交换的利益。因为，那些广大江河中下游地区的民众享用了江河流水，而它们不再是中国唐代诗人李白所说的“黄河之水天上来”的纯天然河水，其中部分是物化了的由藏族民众的广义文化劳作的无形生态劳动产品。

江河中下游民众无偿使用这些劳作产品，无疑就是欠下了江河上游区域进行劳作的大众的一种债务。主要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社会经济机制不完善，居住在江河中下游的债务人一直没有向居住在青藏高原江河上游的债权人偿还这种无偿占有的劳作价值。市场经济规律告诉人们，等量劳动得不到等额价值，劳动必定不能持久。的确，大自然已经用自己的方式诸如长江暴发大水等，无情地报复了违反客观规律的人们。因而，为了保护青藏高原的“江河源”与“生态源”，应当建立“补偿机制”。主要内容包括，确定无形生态劳动产品的交易制度，建立属于绿色经济体系的环境资源产业，拨付保护草原、森林的专项资金等。

上述开创性的理论得到了社会广泛的赞同，更重要的是在生产建设中予以实践。主要的实际应用举例如下。

2010年，国务院审议通过了《西藏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规划（2008～2030年）》，将西藏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工程确定为国家生态工程。这项规划确定了生态保护、生态建设和支撑保障3大类10项保护工程。生态保护方面共包括5项工程：一是天然草地保护工程，实施退牧还草和鼠虫毒草害治理；二是森林防火及有害生物防治工程；三是野生动植物保护及保护区建设工程；四是重要湿地保护工程；五是农牧区传统能源替代工程。生态建设方面共包括4项工程：一是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二是人工种草与天然草地改良工程；三是防沙治沙工程；四是水土流失治理工程。在支撑保障方面，实施生态安全屏障监测体系工程，建设地面生态监测站和地面观测点。3大类10项保护工程计划总投资155.02亿元，目标是到2030年基本建成西藏生态安全屏障^[22]。

十分明确，补偿机制、无形生态劳动产品等理论正在现实中产生巨大的影响，不仅改变了西藏自治区原有的一些陈旧的经济结构，在当地创造了数万个就业岗位，使一些乡村农牧民成为城市产业工人。而且，这项巨大的环境保护工程已经产生了效益，为长江、黄河中下游数亿人口带去了福祉，也惠及了中南半岛、印度次大陆国家数十亿人口。

建立补偿机制，特别要注重应用科学知识与技能，因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能够大幅度增加财富。科技应用是人们运用科学技术来谋求发展的行为与过程，他们增加了财富。为了使广大民众享受到科学技术带来的福祉，以激励更多的人从事科学研究，一些学者认为，应当汲取人类学的一些理念与方法，例如参与式发展的理论及工具等，发现、提炼与升华简单可行、适宜当地生产的实用技术，这样可以较快地获利^[23]。要通过群策群力，将自然资源尽快变成货币商品，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科技发展，真正做到以人为本。总之，环境人类学，这个在中国新兴的学科充满朝气，蓬勃向上。

与此同时，还有一些属于环境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其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了新理念，提出新的政策性建议，为中国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

例如，学者刘雨林通过建立博弈模型发现，当区域收入不均衡的时候，提供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结果也不相同，高收入者（优化开发区和重点开发区）会承担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责任，而低收入者（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则会坐享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效益。因此，必须运用多种生态补偿的方法，解决跨地区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困境^[24]。又如，学者萨础日娜认为，中国目前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总数的75%，民族自治地方行政区域的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64%。因此，要从多个方面建立民族地区生态补偿机制的总体框架。例如，建立生态补偿的管理机制，包括科学决策机制、综合协调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等。还有，建立生态补偿的保障措施，包括体制保障、政策保障和财政保障等^[25]。

人类的生存是以自然环境所提供的物质条件为基础的，环境条件好的地方居住的人口数量多，生活的质量水平也高。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可预见到的时期内，利用本地资源及其他资源和智力、技术等条件，在保证符合社会文化准则的物质生活水平条件下，通常只能持续供养该国家或地区一定数量的人口。换句话说，环境人口容量不能超过可能承载的数额。一个地方人口数量因为环境恶化而超出了生态承载力，解决问题的方式之一是，实施生态移民。因为环境问题而大量搬迁人口，其性质与前文一样，乃是一种典型的环境人类学领域的项目。例如，宁夏回族自治区的西海固地区，即南部山区的西吉、海原与固原三地共9市（县、区），由于历史、地理和气候等方面的原因，当地自然条件恶劣，干旱灾害易发频发，可人口数量规模却很大。自1949年以来的60多年，这一区域的干旱发生几率为72.4%，人口数量超过了环境承载力。西海固9市（县、区）是国家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之一，截至2011年，当地143万人口中有100万贫困群众，其中35万人生活在不适宜居住、不适宜发展的恶劣环境里。因而，国家在那里实施了百万人口生态移民工程。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在那里相继开展了“三西”建设与“八七”扶贫攻坚，目前已累计异地移民66万人。

因为生态恶化而移民，又因为环境变了而开始新生活，环境变化与人类行为密不可分，其中包含了多种秘密，探求它们正是环境人类学的用武之处。学者沙爱霞研究了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镇北堡镇人们的生产生活行为，因为那里是生态移民的典型地区。这位学者研究了在移民区后续发展中，旅游劳工的转移情况，认为必须依据影响镇北堡镇旅游劳工转移的四大因素，即为政策、经济、劳动力转移成本和城镇“拉力”，据此制定适宜的措施予以实施，解决生态移民的就业问题^[26]。学者东梅、王桂芬采用双重差分法评估了生态移民项目实施对移民和非移民的收入及其收入结构的影响，进而认为，搬迁使移民的收入显著提高，已接近非移民的收入水平，但是在收入结构内部，移民的种植业纯收入有所下降。为此，需要采取多种措施，鼓励移民多种粮，满足自己需求，支援国家建设^[27]。

人们长期置身于不同环境之中，形成的性格也不一样。例如，中国北方多平原、戈壁，人们总是置身于百里方圆、一览无余的广阔天地里，于是，北方人形成了豪放、耿直、豁达的性格特征；中国南方地形崎岖，丛林密布，十里一个天，百步不同景，这样，南方人的性格是细腻、多思、谨慎。北方寒冷，几乎是半年霜雪，长期生活在那里的人冷静、坚毅而刚强；南方气候温和湿润，各种植物花卉争芳斗艳，世代居住在那里的人安然，感情丰富。

一个民族长期生活在一种自然环境中，就会形成本民族的独特的生产及其文化形式，中国哈尼族的历史与发展就是如此。哈尼族主要聚居于云南省，目前总人口超过150万人。哈尼族源于中国古代西北部的羌人，上古时代游牧于青藏高原东部。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哈尼祖先“和夷”为了躲避战乱，他们先后经过了七次大迁徙，历经艰辛，从中国的西北最终到达了南部的红河两岸定居。经历了如此大的生活环境变化之后，原来是牧羊人的哈尼族先祖们为了生存发展，他们依据当地的自然环境而弃畜牧，改农耕，因地制宜地开创了哈尼族梯田文化。

哈尼族主要聚居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以元阳县为中心的哀牢山南部。元阳一带崇山峻岭连绵，没有平原，哈尼族民众便在崇山峻岭上花费了千百年时间，开垦出层层梯田种植水稻。他们还科学地利用了当地的一类独特环境资源，即当地红河的江坝之水在阳光照耀下蒸发升空为云雾，它们遇冷变为阴雨又降落于高山森林之中，从而形成了“山有多高，水有多高”的一种自然现象。解决了田地、水源两大难题，哈尼族开垦了大量的水稻梯田。今日，以一座山坡而论，梯田最高级数达3000级，构成了神奇壮丽的景观。当天光飘荡在层层水波之上，金色的碎片缀满山体，满山流光溢彩^[28]。这种梯田经济不是单一性的，而是形成了一个哈尼民族生产、文化和生存环境混合一体的系统，也可以简单归结为：人类生产与自然环境和谐一致^[29]。

任何人一旦走进哈尼族村寨，举目观看梯田生态系统，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样的生态农业体系特点：每一个村寨之上方，必然矗立着茂密的森林，它们提供着水、用材和薪炭之源，其中以神圣不可侵犯的寨神林为特征；村寨的下方是层层相叠的千百级梯田，那里提供着作为哈尼人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粮食；居于中间层次的是村寨，由座座古意盎然的蘑菇型民居组合而成，它们形成了人们安详度日的场所。这个组合被当代文化生态学家们盛赞为“江河—森林—村寨—梯田”四度同构，表现为林养水、水养村、村养人和人耕田，此乃是一类人与自然高度协调、可持续发展、良性循环的生态系统^[30]。

对此，很多民族经济学家赞叹地评述，在争取天时、地利并与生态环境协调相处方面，没有任何社会集团拿出超过哈尼族梯田的作品。梯田经济支持了一个民族的发展与壮大，梯田也滋养哈尼族创造出精粹的梯田文化。“哈尼族的梯田是真正的大地艺术，是真正的大地雕塑，而哈尼族就是真正的大地艺术家！”法国人类学家欧也纳博士曾这样评价说。层层梯田、民族文化和自然环境组成了一幅壮美绚丽的景观图卷。2004年，在中国苏州市召开的世界文化遗产大会上，有关哈尼族梯田的专题申请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正式受理^[31]。哈尼族为整个人类创造了一个精妙绝伦的历史作品，一个显示生态文明的奇迹^[32]。

可喜的是经过我国学者多年的努力，一批年富力强的中青年环境经济人类学理论工作者已经成长起来，在学术研究和政策制定、咨询方面作出了优异的成就。例如，西北民族大学的马小平从人类学的角度，以宁夏回族自治区永宁县闽宁镇移民社区为实地考察对象，研究了生态移民的文化变迁问题。根据马小平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在国家扶贫资金的支持下，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实施了大规模的生态移民工程。具体做法是，将居住在宁夏南部西海固地区的一部分经济发展落后、生态环境恶劣而无法维持正常生活的群众集中搬迁，移民迁往黄河灌区能够得到便利灌溉的地方，由此开拓了新的经济发展途径。马小平指出，人口迁移是文化变迁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宁夏实施生态移民工程，既促进了移民经济社会发展，也推动了移民群体传统文化发生了巨大变化。主要表现是：那些生态移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生态移民们在面临自然环境变化、生存空间转移和社会转型加速的社区重建过程中作出了一系列带有建构意义的调适^[33]。这项研究表明，生态移民是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

西藏大学刘亚成进行了深入研究，探索了“西藏生态补偿制度研究”项目。刘亚成认为，西藏自治区的高原地形复杂多样，生态环境各具特色。那片区域的生态功能作用明显，因而在全国乃至世界都居于重要的战略地位。同时，那片区域资源丰富，但是由于历史、地理等方面的原因而经济发展滞后，在乡村，藏族、门巴族、珞巴族等部分民众尚处于贫困状态之中。所以，保护环境、加快发展与扶贫攻坚既紧密相关又交织着矛盾。在这种情况下，西藏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发展道路，这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与解决的根本问题。刘亚成提出，西藏自治区发展经济要与环境保护协调一致，为此，必须建立和完善西藏森林、草原、水资源及矿业的生态补偿机制，这样才能加快乡村部分人口脱贫步伐，推进雪域高原人民实现繁荣昌盛^[34]。很多实例也表明，必须在确保生态环境良性循环的情况下开发西藏，唯此才能促使高原经济快速发展。

内蒙古农业大学的洪冬星在类似的领域进行了探索，该项目是《西部地区草原生态建设补偿机制及配套政策研究》。洪冬星认为，中国西部地区草原生态建设和保护发挥着巨大的环境效益，然而由于草原生态系统服务具有公共属性，因而传统市场无法实现其经济价值。必须完善草原现有的承包制度，转变过度放牧的生产方式，合理利用草地资源。他分析了内蒙古自治区目前实施的草原生态建设补偿政策的特征和运行现状，评价了已经实施的草原生态建设补偿政策的绩效，揭示出管理工作中的一些不合理的做法。洪冬星指出，必须制定和应用财政、税收、金融等各项配套政策，才能有效运行内蒙古自治区的草原生态建设补偿机制。具体内容是，构建和完善我国草原生态补偿法律体系，完善各级政府间纵向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与构建横向转移支付机制，实现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的耦合，建立规范的草原产权流转制度等^[35]。事实表明，草原生态建设补偿机制是草原环境保护取得成效的关键。

林宗成博士进行了关于福建省闽江流域南平市樟湖镇民间信仰的个案研究，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诠释了这样一个结论：特定地区人们的价值观念反映了精神世界对物质世界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会因生存环境的改变而轻易地改变，由此揭示了文化对环境的能动作用。他应用结构主义分析理论中的一个组合公式：a∶b∶c∶d，将樟湖镇人们的信仰、生活与环境归纳为以下象征性关系组合，一是，蛇∶人∶水∶村落，二是，猴子∶人∶土地∶村落。20世纪90年代，樟湖镇由于修建水库，居民们移民搬迁到他处。他通过田野调查发现，搬到新址之后，移民们没有再建祠堂，而与土地和水密切相关的猴王信仰和蛇信仰尽管曾经动摇，但是人们很快地修建了新的猴王庙、蛇王庙。林宗成博士认为，猴王与蛇王崇拜已经与樟湖人对自然与社会环境的感知紧紧相连，也与当地现实生活浑然一体。随着移民迁入新的村落，家族进一步淡化，于是祠堂被留在原地，像旧址一样成为过去的记忆。然而，猴王、蛇王崇拜的活动仪式却继续存在，并没有因搬迁而失去意义。这些理念实际上是他们对命运的理解，表现了他们对生命之源的水土的依恋，还有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向往^[36]。林宗成博士与其他几位学者也认为，一方面人类是实用主义者，选择适应途径；另一方面人类是象征的操纵者，制造了复杂、丰富多变的代码，用于表达对自然的感受^[37]。这些研究证明，文化创造性与生态环境调节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相互作用的模式。

刘源博士在对青藏高原北部长江源头唐乡的环境保护状况进行了田野调查。他依据事实指出，世代居住在那里的藏族传统文化特征明显，表现为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行为和观念与生态环境之间有着很强的相互适应性，而尊重这种本土文化在环境保护工作中是有重要意义的。他记录与分析了发生在唐乡的一些事情，用于表述存在于藏族牧民中的环境文化特征。例如，藏族牧民游牧生产方式的主要特点是，以部落为组织形式，按季节逐水草而畜牧；以小规模家庭为生产单位，多种牲畜混合放牧，追求谨慎适应与合理利用草原。在以佛教的教义为核心、苯教的仪轨为外壳的藏传佛教和民间信仰影响下，一些藏族牧民形成惜杀与惜售，不追求经济增值的传统畜牧业价值观念等。刘源博士认为，一方面，要肯定在藏族传统文化中一些牧民长期实施在不同草地上转场放牧的传统，这种做法使得草原生态系统与牧人之间形成了良性循环，而这种和谐共存的文化链条需要继续发扬光大。另一方面，在维护人与自然良性循环的过程中，要特别注重突出当地民族的文化优先选择权，具体讲就是政府工作人员要倾听藏族牧民的意见，尊重他们的民族自尊心、生产中的自豪感。这样工作的结果是，不仅保证了牧民的繁衍生息，而且使生态环境处于平衡发展状态^[38]。总之，文化生存、文化多样性与环境保护及生物多样性常常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而丧失其中的一种都会导致两者共同消失。

撮要言之，学者们的研究已经有了很好的成果，这表明，环境人类学在中国发展已经具备了基础条件。再接再厉，深入探索，创建这个新学科，这是本书的目标。

学习思考题

1.生态人类学的主要发展过程是什么？

2.生态人类学的主要学术观点有哪些？

3.现代环境人类学的主要特征是什么？

4.什么是现代环境人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和内容？

5.环境人类学在中国的传播过程和特点是什么？

6.中国环境人类学工作者的主要学术贡献是什么？

7.如何正确理解本书的主要特点和结构？

【注释】

[1]Moran, Emilio F.，People and Nature:An Introduction to Human Ecological Relations，Malden,MA:Blackwell Publishing，2006.

[2]White，L.，Ethnological Essays:Selected Essays of Leslie A，White，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1987；Elman，Leslie Alvin White,1900-1975，American Anthropologist78，1987：612～617.

[3]Wanklyn,Harriet，Friedrich Ratzel,A Biographical Memoir and Bibliography，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1.

[4]张雯：《试论当代生态人类学理论的转向》，《广西民族研究》，2007年第4期（总第90期）。

[5]张雯：《试论当代生态人类学理论的转向》，《广西民族研究》，2007年第4期，第34～39页。

[6]Ingold，Timothy，The Per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Essays on Livelihood,Dwelling and Skill，London:Rutledge，2000.张雯：《试论当代生态人类学理论的转向》，《广西民族研究》，2007年第4期（总第90期），第34～39页。

[7]Cashdan Elizabeth（Ed.）,Risk and Uncertainty in Tribal and Peasant Economies,Boulder,CO:Westview Press，1990.

[8]Nazarea，Virginia D.，Ethnoecology: Situated Knowledge/Located Lives，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1999.

[9]张雯：《试论当代生态人类学理论的转向》，《广西民族研究》，2007年第4期（总第90期），第34～39页。

[10]张雯：《试论当代生态人类学理论的转向》，《广西民族研究》，2007年第4期（总第90期），第34～39页。

[11]崔明昆：《文明演进中环境问题的生态人类学透视》，《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

[12]［英］杰拉尔德·G·马乐腾著，顾朝林译校：《人类生态学——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概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

[13]Haenn,Nora and Richard Wilk，The Environment in Anthropology:A Reader in Ecology, Culture, and Sustainable Living，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2006；West, Paige，Conservation is Our Government Now: The Politics of Ecology in Papua New Guinea，Duke University Press，2006.

[14]Meadows,Donella et. al，The Limits to Growth，London:Earthscan，1972.

[15]Haenn,Nora and Richard Wilk，The Environment in Anthropology:A Reader in Ecology,Culture, and Sustainable Living，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2006.

[16]胡鸿保、黄娟：《文化多样性与可持续发展——理解环境问题的人类学视角》，《甘肃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17]任国英：《内蒙古鄂托克旗生态移民的人类学思考》，《黑龙江民族丛刊》，2005年第5期。

[18]轩玉荣：《儒家“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观解读》，《滨州职业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第17～18页；鄯爱红、王志捷：《简论儒家的环境伦理思想及其现实意义》，《理论学刊》，2000第97期，第109页；张锋、初英娟：《道家环境伦理思想的现实意义》，《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总第108期），第52页。

[19]王天津：《青藏高原人口与环境承载力》，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8年。该书于2000年1月获得国家民委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王天津：《西部环境资源产业》，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该书于2004年5月获得辽宁省第九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奖”。

[20]张慧平、马超德、郑小贤：《浅谈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与森林资源管理》，《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21]康·格桑益希：《向神的顶礼：神山圣湖崇拜》，《西藏旅游》，2002年，第3期；李晓林：《神山之下——西藏边境纪事之三》，《中国民族》，2007年第1期。

[22]董昌俊：《国家加大对西藏生态安全屏障保护和建设投入》，《西藏商报》, 2010年8月18日。

[23]万辅彬、韦丹芳：《科技应用:科技人类学本土化的新走向》，《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24]刘雨林：《关于西藏主体功能区建设中的生态补偿制度的博弈分析》，《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08年第10期。

[25]萨础日娜：《民族地区生态补偿机制总体框架设计》，《广西民族研究》，2011年第3期。

[26]沙爱霞：《生态移民区旅游劳工移民转移研究——以宁夏镇北堡镇为例》，《人文地理》，2009年第3期。

[27]东梅、王桂芬：《双重差分法在生态移民收入效应评价中的应用——以宁夏为例》，《农业技术经济》，2010年第8期。

[28]朱华：《云南哈尼族梯田申报世界遗产》，《景观中国》，2007年第4期。

[29]范元昌、何作庆：《哈尼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特征》，《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

[30]陈燕：《哈尼族梯田文化的内涵、成因与特点》，《贵州民族研究》，2007年第4期。

[31]史军超：《对元阳哈尼族梯田申报世界遗产的调查研究》，云南民族学会哈尼族研究委员会；《哈尼族文化论丛》（第二集），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

[32]白刊宁、杨增辉、马理文：《元阳哈尼梯田大山里的壮丽文化景观》，《中国文化遗产》，2009年第1期。

[33]马小平：《人类学视野下生态移民的文化变迁》（硕士论文），西北民族大学，2010年。

[34]刘亚成：《西藏生态补偿制度研究》（硕士论文），西藏大学，2011年。

[35]洪冬星：《西部地区草原生态建设补偿机制及配套政策研究》（博士论文），内蒙古农业大学，2011年。

[36]林宗成：《樟湖人的精神社区：福建闽江流域的民间信仰解析》，《汇聚学术情缘——林耀华先生纪念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年，第316～332页。

[37]胡鸿保、黄娟：《文化多样性与可持续发展——理解环境问题的人类学视角》，《甘肃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38]刘源：《文化生存与生态保护：以长江源头唐乡为例》；孙振玉：《人类生存与生态环境》，哈尔滨：黑龙江出版社，2005年，第287页～3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