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人与自然关系的诸多动因

第二节　创建人与自然关系的诸多动因

人类自原始社会至今一直在自然演变中进化成长，依靠自然资源，通过劳动创新求得生存发展，这是通贯古今的规律。历史实践证明，人类需要不断地以创新姿态与自然和谐共处，不能被动地受制于环境，也不可以自然征服者自居。在改革开放中，人们积极探索，努力开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的新局面。

一、创新是一切文明的初始动力

人类的生产生活与其他动物存活的本质区别在于，人类通过社会化的劳动创造了生活所需。人类探索发明，制造工具，告别愚昧，走出野蛮，进入了文明时代。

（一）人类依靠自然生存探索与工具创造

人类在原始社会自然条件异常严峻的情况下，在原始的狩猎采集中探索创造，发明和使用了石器、弓箭等工具。这些发明最初充满了偶然性，但是人类智慧与创新使得偶然性逐渐成为了系统性的生产活动。恩格斯深刻而细致地以手为例比较了工具制作的重要性，说明这是人与猿类的一种本质区别，他阐述说：“……即使最低级的野蛮人的手，也能做几百种为任何猿手所模仿不了的动作。没有一只猿手曾经制造过一把哪怕是最粗笨的石刀。”原始社会的人类依然在整体上处于依靠大自然赐予才能生存的阶段，但制造和应用工具使得人类能够通过劳动获得生存资料。“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6]在那个人类被迫听命于自然统治的阶段内，盲目性和偶然性充斥于人类最初的生活、生产之中，不计其数的失败让人类饱受惨痛牺牲的苦难。然而，失败是成功之母。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也通过创新工具与劳动发生着绝对被统治—摆脱统治的变化，当然，这个过程非常漫长，经历了500万年。

1.旧石器时代

旧石器时代分早期、中期和晚期，大体上分别相当于人类体质进化的能人和直立人阶段、早期智人阶段、晚期智人阶段。人类创造工具的目的是满足生存的需求，欲越高程度地实现各类需求，就越要不断地创新，形成物质文化的生产体系。在诸多生存需求中，食物的供给始终居于首要地位。旧石器时代，人们创造工具的能力极其低下，或者说仅表现为能够制造打制石器，因而，人们只能直接地从所处环境范围内的动植物界中获取生活资料。原野上的集体狩猎是人类最经常性的生产活动，牛、羊等野性动物以自然荒野上的青草为生，人们首先制造石箭镞、石斧等工具猎取它们，或者为了能及时获得肉类食物而驯服它们。于是，动物驯养的规模慢慢地扩大，最后，形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生产体系畜牧业，这就是原始形态的游牧业。原始畜牧逐渐地成为了部落的重要生产行业，并且对历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就是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称谓的划时代的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恩格斯对这种伟大的创新发展有过精辟的论述：“在亚洲，他们发现了可以驯服和在驯服后可以繁殖的动物。野生的雌水牛，需要去猎取；但已经驯服的牛，每年可生一头小牛，此外还可以挤奶。有些最先进的部落——雅利安人、闪米特人，也许还有图兰人——其主要的劳动部门起初就是驯养牲畜，只是到后来才是繁殖和看管牲畜。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这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7]

现代社会，生产工具制造水平与它们蕴含的科学技术含量已经很高了，但是，在中国北方内蒙古自治区的大草原、中国西部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宽广草原和西南部的西藏自治区内的广阔草原上，带有浓郁原始特色的草原游牧业依然活跃，人们还能从这种形态的畜牧业中总结一些经验，以利于地方经济的发展^[8]。原因就在于，游牧业在很多方面适宜那些地方的草原环境。必须指出的是，畜牧逐水草的生产方式效益低下，因而必须予以深入的产业改革。总之，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形成的事实表明，适宜的生态环境有利于人类的创新与生产，而创新又推动了人类文明发展。

2.新石器时代

自打制石器之后，工具创造进入了磨制石器时代，这个历史阶段也就被称为新石器时代。属于这个时代的仰韶文化（距今约7000～5000年前）是中华民族史前发展的典型代表。当代考古学家通过对属于仰韶文化的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半坡遗址（距今6800～5300年）和临潼区姜寨遗址（距今约6700年）出土的孢粉分析后确定，仰韶文化时期中国内地处于地质史上最年轻的地质时期即全新世（自11500年前至现在）的最好温暖期。气候的暖湿化造成了适宜的生态环境，这为原始农牧业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社会人口因此有了较多增长。在考古遗存方面的表现是，仅陕西省关中地区就发现仰韶文化的遗址1162处^[9]。

在古人类遗址中出土的属于新石器时代的生活、生产工具式样与数量都大幅度地超过旧石器时代，其中一些彩陶器皿式样较为别致，彩绘花纹中出现了鱼类、花草等艺术形象，创新与发明的因素很强。它们不但反映了古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某些认识，而且以现代人的视角来看都是较为优美的。

一般说来，当一个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持良性循环时，较好的气候降雨条件会使当地适宜性的动植物形成多样性繁盛种群。在这种环境状态下，人们创新所需要的外界条件较好，而成功的创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由此带来了更充分的生活资料，人类群体及其文化也就兴盛起来。

（二）合理利用环境条件与掠夺资源的错误

新石器时代结束了，表明人类告别了儿童时代，少了些蒙昧意识，进入了更快的成长阶段。作为标志人类本性的高级精神活动的自我意识不仅获得关于自身的知识，更是对自我之外的客观世界有更多的再认识。例如，更多地认识自身之外的自然环境，而且只有顺应自然规律，人类文明才能发展。

中国先祖对自然环境的正确认识，还有对环境保护的重要性的理解，在创造了文字之后，已经有一些记载，值得当代人学习。例如，西周时期，人们对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已有初步认识。有一个在经典文献中以文字记载的传说，周文王姬昌（公元前1152～公元前1056年）临终前曾告诫儿子周武王对大自然不要进行过度的开发，要按自然规律合理使用。他说：“山林非时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长；川泽非时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不麋不卵，以成鸟兽之长。”^[10]周文王认识到，保护环境意义重大。据史料记载，周王朝颁布的《伐崇令》规定：“毋填井，毋伐树，毋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11]可以看到，西周时期保护水资源、森林和动物的法令是极为严厉的。后来的朝代也有一些名望很高的官员同样重视环境保护。管仲（约公元前723～公元前645年）曾任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公元前221年）的齐国宰相，他明确地表示：“为人君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莱，不可以立为天下王。”^[12]他还进一步指出：“山林虽广，草木虽美，禁发必有时；国虽充盈，金玉虽多，宫室必有度；江海虽广，池泽虽博，鱼鳖虽多，罔罟必有正，船网不可一财而成也。”（《管子·八观》）^[13]先贤圣哲的智慧闪烁着光芒，可以照耀当代人的生产生活。

新石器时代之后，大约公元前4000～公元前1000年，人类制造和使用了金属生产工具，因而进入了金属文化时代。先是铜器时代，到了公元前2000年就进入铁器时代，能用铁制作犁了。金属生产工具的出现，尤其是铁犁被发明之后，传统农耕制度成了数千年封建社会的生产基础。考古研究表明，中国人工冶铁技术大约发明于西周时期，春秋战国时期大量小型的冶铁炉已经在很多国家出现，牛耕技术也在春秋末期问世。古代先民创新技术方法，利用环境因素协助冶炼。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公元前221年），人们将炼铁炉建在山坡上，冶炼采用自然通风。东汉时期（公元25～220年），冶铁技术利用环境资源又得到创新。建武七年（公元31年），杜诗在南阳（今河南省南阳市）任太守职位，他经过研究实验后发明了“水排”，这是一种以水为动力铸造铁制农具的冶铁炉的鼓风机械。史书典籍《后汉书》精辟评价它“用力少而建功多，百姓便之”。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水力鼓风机，比欧洲类似机械的制造早了1100年。由于这些创新技术出现了，使得“铁犁牛耕”在汉代得到广泛应用^[14]。“铁犁牛耕”，这是先祖们利用环境因素去改造自然界的产物，是开创性的中国传统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是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标志。

农耕经济在人类史上持续了2000多年，这种耕作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不仅如此，在世界上的很多国家和地方，农耕经济也都是那里的经济制度的主体，甚至一直延续到今日。1765年，英国英格兰西北部的兰开夏郡（Lancashire）的织工兼木匠哈格里夫斯（Hargreaves，1710～1778年）发明了“珍妮机（Jenny Machine）”，以此创新为标示，一系列生产机器相继被发明、制造出来，它们推动织布、动力、运输等行业生产效率的大幅度提高，从而揭开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英国工业革命（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的序幕。在这个革命的进程中，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达到了相当的高度，特别是创造工具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飞跃，形成了机器大工业。当代社会使用的铁路、汽车、拖拉机等均是工业革命带来的产物，它们奠定了现代社会经济与文化基础。

自工业革命以来，人们在同自然界的交往中有了日益增强的主动性，逐步结束了靠天吃饭的历史，但是也产生了面对自然环境似乎无所不能的错觉，于是开始无视生态环境循环的内在规律，试图凌驾于自然界之上，无休止地掠夺，恣意蹂躏。人类创造的财富超过了有史以来所创造财富的若干万倍，但人类对自然界的破坏也是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资源越来越短缺，环境越来越恶化，由此造成地球温室效应越来越严重，暴雨、山洪、飓风、干旱、沙漠化……不断地向人类袭来。温室效应和环境污染使得整个生态受到毁灭性破坏，据此衍生出千奇百怪的细菌、病症甚至瘟疫，使人类的生存环境和条件在某些方面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恶劣。早在1881年恩格斯就提出警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消除了。”^[15]人类既不是环境的奴隶，也不是自然的主人，必须同大自然相克相生，和谐共处。

需用提出的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激励了创新发展，雄厚的经济实力支撑与推动了国家的环境建设项目。

二、创新是新中国环境建设的推动力量

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经济建设，由此，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以“铁犁牛耕”为代表的农业生产方式开始逐渐向高级阶段转变，这是国家农业经济结构向工业经济结构转型的开端。经过一段时期的曲折发展历程，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与规模都得到显著的提升，尤其是自1978年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神州大地逐步地实施了一系列改革开放政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获得全面建设与发展，经济增长业绩举世瞩目。国家在初步具备较强综合国力的情况下创新发展，在环境保护方面实现了历史性大转变。

（一）中国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创新发展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每七年翻一倍。国内生产总值是按市场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的简称，它是一个国家（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2005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加16.8%，超过意大利的同类值，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此后，中国经济大跨越的步子就没有停止。2006年，中国经济规模超过英国，成为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的世界第四大经济体。接着，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幅为13%，又一举超越德国，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2010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为5.474万亿美元，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为5.879万亿美元，两国相差约4050亿美元，中国首次在全年超越日本，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作为“十二五”规划纲要实施首年的2011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为人民币471564亿元，比上年增长9.2%，全国经济持续稳步增长，继续保持超越日本的势头^[16]。国家财富快速增长了，人均财富也随之增多了。2010年世界银行（The World Bank）对不同国家收入水平有个分组标准：按人均国民总收入（Gross National Income，GNI per capita）计算，1005美元以下是低收入国家；1006～3975美元是中等偏下水平；3976～12275美元是中等偏上水平；12276美元以上为富裕国家。世界银行公布的一组数据显示，按照2011年的现价汇率计算，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历史性进步。1978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Real Gross Domestic Product per capita，Real GDP per capita）为155美元，相当于世界平均同类值的7.9%；2000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949美元，使相当于世界平均同类值的比例提高到17.9%；2009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3744美元，使相当于世界平均同类值的比例进一步提升到43.6%。依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2011年4月公布的数据，2010年，中国内地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4382美元，中国香港行政特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31591美元，中国台湾地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18458美元。GNI与GDP的国内外要素收入略有差别，但可用来大致参考富裕程度。^[17]国家总体与个人平均国内生产总值大幅度增长，保护生态环境的新政策不断出台，新项目不断开工建设。

环境保护由此一方面有了较为雄厚的资金力量支持，另一方面形成了许多新理念、新举措、新机制。1973～2011年，国务院先后七次召开全国环境保护会议，集中宣示党和国家关于环保工作的重大理念和重大政策举措，极大地推动了环保事业发展。“十一五”期间（2006～2010年），党中央、国务院把环境保护摆上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主要包括建设生态文明、推进环境保护历史性转变、让江河湖泊休养生息、节能减排是转方式调结构的重要抓手、环境保护是重大民生问题、探索中国环保新道路等，这些理念指导了国家的环境保护工作。人民群众更加关注和积极参与环境保护，绿色环保的观念深入人心，公众环保意识显著增强。“十一五”时期，中央财政对环保工作的支持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全口径中央环保投资达1564亿元，是“十五”时期中央环保投资的近3倍。在环境保护部直接参与安排项目中，能力建设和环境治理方面下达的中央投资约290亿元，是“十五”时期的近7倍。全国各地建立了一些创新机制，启动运行效果显著。例如，重点流域省界断面水质考核制度全面建立，成为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的关键抓手。河北省在全省七大水系201个断面实行水质考核，并建立了全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江苏省率先实行“河长制”，使太湖水质有所改善。山东省采取“治、用、保”方式，省控重点污染河流全部恢复鱼类生长。区域空气联防联控机制创新建立，在环境保护中实现“统一规划、统一监测、统一监管、统一评估、统一协调”的管理，圆满完成了首届北京绿色奥林匹克运动会、首届上海世界博览会和广州亚洲运动会的空气质量保障任务。“十一五”期间全国经济增速和能源消费总量均超过规划预期，国家二氧化硫减排目标提前一年实现，化学需氧量减排目标提前半年实现。2010年全国化学需氧量排放量较2005年下降12%左右，二氧化硫下降14%左右，双双超额完成减排任务。生态区域面积不断扩大。^[18]目前，“十二五”时期（2011～2015年）环境保护规划正在实施，总体思路和主要目标是：到2015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大幅下降，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显著减少，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环境保护体系逐步完善。例如，2011年，全年完成造林面积614万公顷，其中人工造林414万公顷。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3.9万平方公里，新增实施水土流失地区封育保护面积2.8万平方公里。截至年底，自然保护区达到2640个，其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335个。“十二五”规划纲要实施第一年就有好业绩，开局良好。

（二）建立绿化国土、秀美山川的新体制

保护国家生态环境的创新建设工作千头万绪，其中具有非常突出地位的是植树造林、绿化国土，因为森林是陆地上最大和最重要的生态系统。森林在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历史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森林覆盖率的指标包含着“生存与毁灭”的深刻的哲理性内容。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前文已经表述，在黄河中游区域出现的史前时期的仰韶文化发展的最鼎盛阶段，正是那个区域有着较为适宜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典型表现是植被茂盛，从而使得土壤肥沃。到了先秦时期，黄河中游区域还是大片森林覆盖之地，仅据《诗经》记载，树木的种类就有松、柏等43类之多，野生草类更多达60种，这就为飞禽走兽的繁衍生息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诗经·国风》描述了先秦人们劳动、思恋、求偶和婚庆等日常生活场景，其中表述了灼灼桃花、苍苍蒹葭、依依杨柳等的唯美姿态，表现出人们用树木花草寄托美好与幸福的真情实感。现代科学技术更是用精确的数据表明森林对人的有益作用，例如，森林中杉、松、杨、桉等植物，它们能分泌出一种带有芳香味的单萜烯、倍半萜烯和双萜类气体“杀菌素”，可杀死空气中的白喉、伤寒、结核、痢疾、霍乱等病菌，保护人体健康。又如，森林中有一种负离子，它能促进人体新陈代谢，使呼吸平稳、血压下降、精神旺盛以及提高人体的免疫力。森林还具有涵养水土、调节空气、产出木材等巨大的生态功能，能在宏观范围内为人类生产生活作出巨大贡献。

植树造林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是新中国设立的法规。在中国古代社会，人们就有在清明时节插柳植树的习俗，这个传统沿袭至今。1979年2月23日，中国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决定，以每年3月12日为中国的植树节。这项决议的意义在于动员和鼓励全国各族人民植树造林，绿化祖国，改善环境，造福子孙后代。1981年12月13日，全国人大五届四次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对绿化祖国山川大地作出的第一个重大决议，从此，全民义务植树运动作为一项法律开始在全国实施。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国家在林业领域推行了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措施，稳定山林权属和完善承包经营责任制，确保林地使用权50～70年不变，实行以保护环境、植树种草为根本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建立了新的林业产业结构等，将林业的发展与民生幸福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2006年是中国“十一五”规划纲要执行的开局之年，在全国开展全民义务植树活动25周年的春季，胡锦涛同志指出：“要通过全社会长期不懈的努力，使我们的祖国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空气更洁净，人与自然的关系更和谐。”^[19]话语简短精炼，蕴含哲理深刻。保护环境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呢？人的生存依赖自然环境，社会主义建设的宗旨是“以人为本”，因而，让人民群众生活在优美的环境中，心情愉快、感觉幸福，乃是环境建设的最终目的。这个目标的实现在物质形式上是扩大植树造林面积，绿化祖国大地，在组织动员人力方面是依靠经济体制改革，激励民众焕发出劳动干劲，钻研科学知识，依靠科技创新，这样才能持之以恒地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建设工作。

国家总体改革措施的实施，林业体制产权、管理方面的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与优化，这些制度创新释放了大量的社会生产力，产生了显著的效益。第七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于2004年开始，到2008年结束。国家林业局公布的此次清查数据显示，2008年全国森林面积19545.22万公顷，森林覆盖率20.36%，提前两年实现了这个目标。当年全国森林活立木总蓄积149.13亿立方米，森林蓄积137.21亿立方米。人工林保存面积6168.84万公顷，人工林蓄积19.61亿立方米，人工林面积居世界首位。与2003年完成的第六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结果相比，在两次清查相隔的5年时间内，全国森林覆盖率上升2.15个百分点，活立木总蓄积净增11.28亿立方米，森林蓄积净增11.23亿立方米^[20]。在“十一五”期间，全国新建各类自然保护区192处，使陆地自然保护区面积占国土面积达到了约14.72%。一些生态功能重点省区不断强化生态安全保障，例如，西藏自治区安排超过100亿元资金建设生态安全屏障工程。在这一时期，国家特别地大力推进以环境保护为重点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森林覆盖率增加，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自然保护区面积扩大，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充分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