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思想变迁的轨迹

第一节　环境思想变迁的轨迹

人类的自然观与生存观密切相联，生存观决定自然观，而自然观又反过来影响生存观，并且，这些思想观念的变化与人类生存状态的变化之间也是互相影响和相互印证的。人类在不同生存阶段的生存观念不尽相同，这些生存观决定着人类的自我意识。因此人类自然观念变迁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着人类生存境况变迁的历史，同时也是自我意识变迁的历史。

一、人类自我意识的不断觉醒

人类对自身与环境之间关系的认识一直在变化，这种认识的变迁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它随着人类生存状态的变化而变化。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环境思想

马克思与恩格斯共同提出了关于人与环境关系的理念，这些科学理念对当代中国各族民众实现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有着指导意义。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史上，马克思与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是一部里程碑式的重要著作，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在这部著作中被第一次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中就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当然，我们在这里既不能深入研究人们自身的生理特性，也不能深入研究人们所处的各种自然条件——地质条件、山岳水文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其他条件。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1]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强调自然环境是人类生存的基础，人类所有的活动都不能脱离这个基础。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还深刻地指出，自然环境并不能完全决定人类活动，相反，人类的经济生产、文化思想等活动可以改变环境的状况。恩格斯曾经表述了这样一个理念：“自然科学和哲学一样，直到今天还完全忽视了人的活动对他的思维的影响；它们一个只知道自然界，另一个又只知道思想。但是，人的思维的最本质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单独是自然界本身；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变自然界而发展的。因此，自然主义的历史观（例如，德莱柏和其他一些自然科学家都或多或少有这种见解）是片面的，它认为只是自然界作用于人，只是自然条件到处在决定人的历史发展，它忘记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恩格斯以日耳曼民族为例明确指出：“日耳曼民族移入时期的德意志‘自然界’，现在只剩下很少很少了。地球的表面、气候、植物界、动物界以及人类本身都不断地变化，而且这一切都是由于人的活动，可是德意志自然界在这个时期中没有人的干预而发生的变化，实在是微乎其微的。”^[2]论述人与自然对象性关系的形成首先取决于人类自身活动的特点，这就是恩格斯的科学理念。

总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既肯定自然界作用于人，人的生存离不开自然界，同时，也肯定人能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换句话说，人与自然协调一致，人类文明才能繁荣昌盛。

纵观人与自然的关系变化，从古代到近代，再到当代，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发生了三次重要的变迁。

（二）古代人与自然的关系

人类在历史发展的早期即原始社会和农业社会形态的时代，人们对于自然界乃至于自身的认识都很有限。但是，人类自身求发展的冲动、信念和实践中磨炼出来的坚韧始终起着激励、坚持的作用，人们也往往曲折地通过占卜来猜测、探知面前千变万化的世界。在中国远古时期，人们就是在占卜中创造了文字，推演了历法，建立了人伦、社会，国家的建设也与占卜有关。《易经》是古代中国以占卜形式传世至今的大成之作，依据现代考古发掘，诸如商代（公元前1766～公元前1111年，共655年）殷墟甲骨文字判断，这部典籍表述的内容大约产生于新石器时代，那是后来华夏民族历史发展的起点，因而，该典籍是华夏五千年智慧与文化的结晶，被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古人通过《易经·彖传》对人与社会发展的规律作了精练的概括：“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3]“文明”一词在中国文字中最早的出处，就是在这里。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文化领域百家争鸣，各种学术流派竞相出现，各自提出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念。儒家学派是中国历史上居于主流地位的学派，孔子、孟子是这个学派的创始人物。孔子曾对学生提问：“天何言哉？”接着他明确解释曰：“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4]孔子的理念很明确，环境季节与人和其他生物紧密相连，不可分离。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并且进一步地深化之。孟子曰：“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岂曰小补之哉？”（《孟子·尽心上》）^[5]这个表达说上下，谈天地，讲人伦，将天、地、人共和的理念阐述得很明确。所以，儒家学派主张“天人合一”，这个理论起源于孔子、孟子。老子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强调：“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第二十五章》）^[6]道家学派更加坚定地认为，“自然”法则是最高的原则“道”，世界万物都要遵循这个规律，人的行为绝不能违背客观的自然规则。总之，“天人合一”思想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是主导思想，内容由简单到繁杂，受历史局限性制约，其中也包含有僵化、腐朽的观点。

（三）近代人与自然的关系

到了近代，人类社会发展迅速，生活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生活状态的变化又促使人类改变了对自然以及人类自身的认识，从而形成了以人类自我为中心的“主体意识”。以下例举两个海外实例。

1.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

古希腊人曾说：“认识你自己。”这是“自我意识”的原始表达，但那时的“自我”更多的是众神旨意的化身。到了中世纪，基督教文化在欧洲取得了万流归宗的地位，“自我”则成了上帝的法则，人是上帝的仆人。文艺复兴运动兴起后，上帝从人们心中渐渐隐去，人们更加注重人的价值和个体自由，于是出现了笛卡儿提出的“我思故我在”的主张，其内含着主张人性、反对神性的光芒。

法国哲学家勒内·笛卡儿（Rene Descartes，1596～1650年）是西方社会近代资产阶级哲学奠基人之一，他本人深受文艺复兴思想的熏陶，他的哲学思想则对历史的影响较为深远。笛卡儿将“我”认定为思维的主体，而不是客观上的肉体。“我思”指的是存在于人头脑中的“思维的规定性”，“我在”指的是“人的本质存在”，“我思”是“我在”的存在前提。“我思故我在”要表达的内涵为：人的本质就是人的头脑之中先天地存在着的某些思维规定。这种理论的表述一方面开拓了新的知识领域，另一方面则扩大了人类生活的境界，使人们开始以自己为主体来看待世界。可以说，笛卡儿开启了近代西方哲学的知识化与理性化时代。

2.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

笛卡儿的主体性的思想协助性地解放了人类的思想，改变了人类的思维模式，同时，社会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极大地促进了人类对于自然的认识，于是，急速膨胀的对自然的控制欲要求一个理论的支撑和思想上的进一步解放。德国思想家与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年）在这个时刻顺应历史地提出了“人为自然立法”的观点。康德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也是欧洲启蒙运动的主要思想家^[7]。康德思想中的“自然”，乃是指我们心中表象的总和，其中的“法”，是指自然界的普遍法则。因而，“人为自然立法”即知性不是从自然界中获得自己的规律，而是人为自然界颁布规律。康德坚持自然和人是统一的，思维和存在是统一的，它们之所以统一，关键在人。这个理论正好符合当时人们的心态，反映了人类在发展过程中对于自然的控制欲。

（四）当代人与自然的关系

到了当代，社会的发展又呈现出另一番景象。工业革命将人类带入工业化时代，社会在短短两百多年里的变化远远超过了人类之前变化的总和。然而，社会经济高速发展背后所带来的环境问题也使人类不得不反思当下的生活环境。于是，人们的“生存意识”的愿望十分强烈，成为这一时期的某种思想特征。

1.生存意识的表达

康德的主体意识好像有魔力一般将禁锢人类几千年的思想瞬间释放，人类开始以自我为中心向自然“宣战”。然而随着人类社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迈进，社会的发展却走向了反面。人类倾向于把一切都变为征服的对象，也把一切都变为利用的材料。由此，过度的掠夺终究酿成了无法估计的后果，大自然开始对人类“实施报复”。例如，从1930年的“马斯河谷事件”出现之始，世界接连发生了“八大公害事件”，全球人类为之震惊。面对生存环境的不断恶化，人们表达了对现实的、当下人的存在状态的深切忧虑，还有对人类未来发展的自我关切和自我认同。于是，近代环境思想中所倡导的主体意识逐渐隐去，“自我意识”与当今世界的状况紧密相连，并且赋予了其时间的概念。

2.控制自然与控制人的理念

随着人类在科学技术领域的进步，对当代人来说，“控制自然”已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近在眼前的现实的实践活动过程。从表面上看，当代人“控制自然”，这是人类全面战胜自然的体现。然而，随着环境恶化对人类生活的影响越来越严重，“控制自然”的本质也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反映出的是人类深层次的生存危机问题，是人与人之间矛盾关系危机化的体现。“如果控制自然的观念有任何意义的话，那就是通过这些手段，即通过具有优越的技术能力——一些人企图统治和控制他人。”^[8]因为，现实表现是，不论是出于生存目的的考虑，还是出于需求满足的要求，占有环境资源就等于占有“他人”，“控制自然”的权力就等于“控制他人”的权力。在“控制”的含义下，“控制自然”与“控制人”其实是相通的^[9]。换句话说，一些当代人正在用向后代人“借贷”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的享受欲望，其实质是扼杀后代人的生存权利。

二、世界图景的不断变化

随着人与自然关系认识的不断变化，人类看待世界的方式也发生着变化，因而世界在人类眼中的图景也会不断更替。人类在与自然界的互动中不断进步，不断改变着自己的思想。

（一）“天人合一”时期的客观世界

在原始文明与农业文明时期，人类对大自然以及人类自身的认识都很有限，人类将自己与自然界同置于一个价值体系中，他们与动植物、山川、河流以及森林在价值体系上是同等的。“天人合一”中的“天”即大自然，因为，当时人类眼中的大自然即世界，整个大自然统治着万物，也就包括了人类。人类作为大自然中的一员，没有任何优越的权力。因为，“人”作为自然界的产物在这里是以自然形态存在着，而不是社会形态，因此人需要服从自然界存在的普遍规律。所以，“天人合一”是一种宇宙观，也是一种道德观。“天道”统治着大自然，违反了大自然的规律就会受到“上天”的惩罚，所谓的“天人合一”所表达的道德观就是人要顺从大自然，而不能去违抗大自然的旨意。

（二）“人类中心主义”时期的主观世界

社会发展到近代，随着工业文明进程的加快，人类的自然观念从传统的“顺从”意识中挣脱出来，理性意识上升并成为主导。在人与自然关系上，一些人认为，人类在本体这个层次上处于宇宙的中心，宇宙的万物都围绕着人类这个中心而展开。整个世界是意识的外化，世界的存在与否取决于人的意识。从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到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的命题，均是从肯定和推崇人的理性立论的，都表明了理性是世界的根基。无疑，这种理性认识具有正面意义。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年）是英国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和科学家，他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中被尊称为哲学史和科学史上划时代的人物。培根是第一个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人，这个理念鼓励人们用科学知识去改造自然，去为大众的利益服务^[10]。但是，后来一些人加以夸大地发挥，将人的作用推到了一个很高的层次，表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意识^[11]。这里需要表述两个问题，第一，夸大地阐述培根观点中关于人在改造自然中的作用，这实际上是一种曲解。第二，正是在世界工业化初期与中期阶段的背景条件下，人类中心主义借助科学技术的力量出现了。在主客观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一些人甚至认为，世界只是人类意识的外化，其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满足人类的需要，离开了人，大自然的存在就变得毫无意义。显然，这种思想十分偏激，十分错误。

（三）可持续发展观时期的文化世界

到了当代，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明显加快，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强度不断加大，从而导致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也日益严重。于是，人类对自然和人类自身有了全新的认识，新的生态自然观以挑战者的身份向“人类中心主义”理论发起猛烈冲击。人类开始承认，一方面，大自然无法主导人类的行为；另一方面，大自然的存在也不受人类意识的控制。为了实现人类的整体利益，人类努力寻求一种既能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同时又能使人类社会得以健康发展的战略，这就是今天众多国家所接受并实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这样，世界的图景又一次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个世界是以存在大自然和人类客观存在为前提的，这个世界要求人类尊重大自然，尊重其他生命，因而，这是一个以可持续生态文明观念为主导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