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色的草原
草原是什么？
专家对草原的定义是：温带半湿润到半干旱条件下，形成的旱生或半旱生多年生草本植物占优势的一种地质景观。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首自南北朝开始流传，脍炙人口的诗句为我们描绘了宽广辽阔、牛羊遍野的草原景象。
草原是什么？
草原是上苍赐给人类的一块“绿色地毯”。它不仅是现代化畜牧业基地，为草食动物提供食料，为人类生产高质量食物、服装、药品等提供原料，而且在调节气候、涵养水源、保持水土、防风固沙、改善环境、维护地球表面生态平衡等方面起着重大作用。
全世界草地面积为5000万平方公里，占陆地总面积的33.5%。在它绿色的胸膛中接纳了无数的河流和小溪，这块绿色的沃土充满难以想象的生养力，这里每一寸土壤都在吐绿，动植物种类之丰富让人咋舌。
草原在世界上的分布主要有两大区域，即欧亚草原区和北美草原区。欧亚草原区从欧洲多瑙河下游向东一直延伸到我国的东北松辽平原，美丽富饶的内蒙古大草原位于该草原区的最东端。北美草原区从加拿大到美国的得克萨斯州。与北半球的草原相比，南半球的草原面积要小得多。此外，在南美的阿根廷南部布宜诺斯艾利斯及其相邻的省份也有一块草原称为南美草原，又称潘帕斯草原。它是南半球面积最大的草原，约有76万平方公里。
草原覆盖面大，水源充沛，植物众多，对地球生态环境和气候有着巨大的调节作用，在这块巨大的“绿色地毯”上许多植物有吸纳有害气体、释放氧气的功能，是地球上产生氧气的重要源地，有“地球的肺”之美誉。
绿色SOS
中国是草原大国，草地面积达到60亿亩，占国土面积的41%，占世界草原面积的13%，居世界第二位。
草原是人类的田园。我国60%以上的牛羊肉由草原地区提供，我国每年生产的23.8万吨毛线、2.95亿米呢绒中有63%的羊毛和70%以上的绒毛来自草原牧区，我国制革工业所需的各种类皮张50%由草原地区提供。此外，草原上的许多植物资源是造纸、食品、饮料和药用的重要原料。
草原也是我国最大的绿色生态屏障、抵御沙漠的前哨阵地和重要的水源涵养地。长江、黄河等多条大江大河及主要支流都发源于草原区，这些江河的上中游都流经草原区。草原的保护工作做得如何，草原能否发挥出特有的防风固沙、防治水土流失的作用，直接关系到我国中部、东部地区能否免受沙漠和恶劣气候的侵袭，关系到我国大江大河的生态质量。
草原是我国北部与西部自然生态的绝对主宰，它感冒，这些地区一定发烧。
当我国的森林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呈现良性恢复态势时，草原状况却日趋恶化。
草原已经成为我国生态的第一绿色警报。
目前我国草原被破坏的状况如何？请听草原专家的解说：
我国草原的破坏在空间上是全方位的。它不仅发生在温带草原、高寒草原、干旱地区的荒漠草原，而且发生在温湿与半干旱地区的草甸草原。目前在中国没有遭受破坏的草原只有所谓的“不可利用草原”。即便是这些“不可利用草原”同样在遭受人类的践踏。在青海可可西里草原，人们疯狂地猎杀藏羚羊和遍地的草原挖金活动已使这些“不可利用草原”遭受空前的磨难。
草原专家语气深沉地告诉我，我国可利用天然草场的退化面积已经超过90%，并且每年还以200万公顷的速度递增。
在农业部草原处，我听到的消息更令人辛酸：我国草原退化的表征是多层次的。首先是植被种群的退化，其次是草原土壤的干旱化、沙化。草原荒漠化和沙漠化的速度已经上升到每年2460平方公里。再次是生物多样性因植被的破坏导致食物链断缺而使许多动物减少甚至灭绝。以青海和内蒙古草原为例，目前在这两个地区大型食草动物如野驴、野马、野骆驼、黄羊等日趋减少或者灭绝，而田鼠、鼠兔等啮齿动物和蝗虫种群明显增多，这一少一多的变化，使得草原被破坏的程度日益加深。
我国草原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已经对我国区域经济和生态环境造成极为严重的影响。
在新疆南部的草原上，牧民对我说，由于草的质量和产量的下降，许多家畜体形变小、掉膘，成年羊的体重仅为20世纪60年代的65%，藏羊的体重是20世纪50年代的68%。与过去相比，同样养一只羊收入减少许多。
在内蒙古的一些草原，我看到由于草场退化导致环境恶化，微风一起黄沙遍野，沙尘暴更是频繁发生。
气象专家说，沙尘暴目前已经成为中国的一个跨地区、跨国界大气环境问题之源。20世纪80年代前，沙尘暴主要局限于中国北方，90年代后沙尘暴不断侵袭南方的江苏、安徽、福建，甚至飘洋过海，影响到朝鲜半岛和日本。
闯关东去
草地是牧民惟一的生产资料。
草地是牧民的“生命线”。
牧民们在草地上世世代代牧养牛羊。后来，由于人口的迁移，人口数量的增多，人们为了生存，开始拓草种粮。为了多打粮食，他们把最肥沃的草场开垦为农田，慢慢地使昔日的草原沦为半牧半农区。半牧半农区草地与耕地犬牙交错，镶边接袖，成为“有肉有粮”的富裕区，很快又吸引了另外的人前往。如此反复，过去人烟稀少的大草原上很快村屯密集，人为活动频繁。
这些人成为中国拓草种粮的先行者。
这些地区被草原专家称作农牧交错带。
我国的农牧交错带包括东北西部科尔沁草原向西南沿长城至兰州附近，长约2000多公里，宽约300公里。区内跨越12个省（区）的160个县（旗、市）。
中国的农业史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我国的农业萌芽于草地畜牧业。
自古以来，中国农业发展的主要思维方式是垦草——开荒。这种观念一直延续下来，近代中国出现的“闯关东”、“进军北大荒”便是人类向草地入侵的最好说明。在这种传统观念的支配下，形成了“重粮轻草”、“重农轻牧”的错误思想，人们试图通过向草原要粮改变生活的窘况，农田不断蚕食草地，使草地遭受到非常严重的破坏。
2001年，中国农业大学草地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对这一区内的通辽市、赤峰市、承德市、张家口市、乌兰察布盟、榆林市的人口增长和草地开垦情况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分析。
请看下列数据：
从1949年到1999年，6个地区的人口从882.76万增加到2139.87万，50年间净增加人口1257.11万，增加了1.42倍。其中，通辽市人口从86.84万增加到303.64万，增加了2.4倍；赤峰市人口从165.5万增加到441.5万，增加了1.7倍；承德市人口从163.87万增加到350.16万，增加了1.13倍；张家口市人口从233.18万增加到442.31万，增加了近1倍；榆林市人口从117.4万增加到328.86万，增加了1.8倍。50年间，6个地区人口密度从每平方公里27.24人增加到66.04人，增加了1.42倍。这一数字比联合国提出的干旱地区环境承载力每平方公里7人的标准超出了8.5倍，比半干旱地区环境承载力每平方公里20人的标准超出2.2倍。
人口增长必然加重区域环境的负荷。巨大的人口意味着巨大的生存需求，必然导致对农产品和畜产品等生活用品的大量需求。于是人类只好向草地索取更多的粮食和其他生活用品。于是，人类只有拿起镐头向草原开战，将一块块草地开垦为耕地。向草原开战的结果是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更趋突出，人们把极易发生荒漠化的草地开垦后种上粮，一亩地每年产粮不过百余斤，但付出的代价却是引起周边2亩地以上的荒漠化。
“一年垦草场，两年打点粮，三年变沙梁”这句顺口溜是因人类开发草原引起荒漠化的真实写照。
2002年夏季，我来到内蒙古自治区商都县。县志对该县人口增长和草场开垦情况有非常明晰的记载：20世纪30年代人口8.6万人，耕地面积7万余亩，未出现土地沙漠化现象。50年代人口上升为16.2万人，耕地面积上升到98.2万亩，此时土地荒漠化已经出现，土地荒漠化面积占全部耕地面积的5.4%，而到了80年代，全县人口增加到了32.2万人，土地荒漠化面积高达32.4%。
70年悠悠岁月，70年一个婴儿成了白头翁。70年中商都县的百姓不知流了多少血和汗，他们幻想从绿地里抠出自己的保命粮，可至今仍然生活在贫困之中。
一叶知秋。透过商都县的变化我们可以想象过去的岁月里，人们为了脱贫干了多少愚昧之事，毁了多少草地。
人类拓草种粮的结果往往与人类最初的目的相悖。当人们抡起镐头挥向草地的时候，人们幻想的是将草地变成耕地，带来丰硕的果实，但人们忽视了草原的自然生态规律。
违背规律只有受罚。
绿与黄的嬗变
“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挥动着鞭儿响四方，百鸟齐飞翔。”著名歌唱家胡松华这首人们熟悉的歌曲赞美了内蒙古美丽的草原风光，吸引了无数人对内蒙古草原的向往，这首歌至今仍被许多人哼在嘴里。
当历史进入到21世纪，许多人哼着这首歌来到内蒙古草原时，他们感到了失望，他们无论如何不能将眼前的景色与美妙动听的歌联系起来。
内蒙古伊克昭盟杭锦旗松软的沙土地上。
满目黄沙不见绿色。
微风阵阵吹来，黄沙随风泛起，风沙不停地扑打着我的脸颊。
望着眼前一望无际的沙土地，我反复问自己：这里是内蒙古大草原吗？这里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内蒙古大草原吗？
这里曾经是草原。
这里的草原变成沙漠仅仅30年时间。
村民李小五对20世纪60年代末大开垦的日子仍记忆犹新。
那是个“农业学大寨”口号喊得山响的时代，那是个“人有多大胆、粮有多大产”的荒唐时代。李小五说，20世纪60年代末，上级提出了“向草原要粮”的口号，村民们开始盲目追风。他指着眼前的沙地说，未开垦前，这里全是半人高的草，一片绿茵茵，人躲在草中根本看不到。全民动员后，每人发了一把镰刀，大刀阔斧地割草开地。两年过后，这里80%以上的草场都开垦了。粮食没打多少，沙子倒蹭蹭地长。
有关资料写道，到了20世纪70年代，这里的沙漠化面积已达70%，造成种地不产粮，放牧没草场的恶果。
一位看热闹的村民告诉我，这里成了沙地后，他们的日子一天也没安定过。稍有一点风，天空就变成黄色，滚滚的黄沙逼得村民一退再退，许多人已搬了几次家。
我在村子里转了几遭发现，房顶、路边到处都是黄沙，远处近处一片黄色，远处的一些房屋已被黄沙掩埋。
再看看乌兰察布盟的德仁村吧。
50年前，一群逃难的人群从山东来到了乌兰察布盟德仁村。这里原本是一处水草丰美的大草原。草比马高，风一吹能看到黄羊。草原四周小溪流淌，滋润着草原。
这一切对逃难的人们来讲并不美丽。草原能长庄稼吗？草原能
口吗？这些山东汉子们没有犹豫，定居下来后便挥起䦆头开始在草丛中垦草种粮。随着䦆头的起落，一块块绿地成了黄色。当裸露的土地暴露在他们的面前时，每个人的脸上洋溢着得意的自信：我们有耕地了，这回吃饭没问题了。随着耕种面积的不断扩大，他们幸福的欲望愈加强烈。
随后，这里又相继来了许多逃难者。为了解决吃饭问题，他们同样满怀信心地挥起䦆头，希冀开出一片幸福美好的田地。人越聚越多，开垦的范围越来越大。肥美的草原就这样被一群无知的人糟践着。
50年中，难民们每人开垦的草地由10亩增加到70亩，但粮食单产却由每亩125公斤下降到不足25公斤。
历史无情地嘲弄了这些希望通过开垦草地过上幸福生活的人们。
50年的辛劳，他们没有走出贫困，没有过上丰衣足食的美好生活。50年中，这里的人口由几十个增加到几千个，为解决吃饭问题，这里的人们陷入了开垦—减产—再开垦—再减产的恶性循环之中。他们天真地认为长草就能长粮，过惯苦日子的他们怀着善良美好的愿望希望拥有自己的良田沃土，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辛勤劳作的结果是草地没了，小溪断流干涸了，开垦出的草地只长一年粮。裸露的土地没了草的呵护，先是干旱，继而沙化，然后变成茫茫沙海。草原变成沙漠，无法放牧，不能打粮，只能就着西北风喝沙子。
绿地变成了沙地，沙地带来了贫困，大自然对无知的人就是这样无情。
这样愚昧的日子当地人一过就是半个世纪。
据了解，乌兰察布盟的耕地面积解放初不足1000万亩，而如今已扩展到2100多万亩。这些原本并不肥沃的土地被脱去绿色层的保护后，均不同程度地沙化了。目前，全盟仅剩下的5150万亩草场中，1/3不同程度地退化。全盟所辖11个旗、县中，国家级贫困县6个，自治区级贫困县3个，贫困乡97个。
航空遥感资料显示，内蒙古自治区的土地沙化面积已占全区面积的65%，造成100多万公顷草地沙漠化。看到自己家园的惨状，许多当年的决策者和乡亲们感到十分痛心，但沙漠并未因人的痛心而止步，沙漠化面积仍在继续扩大。
草场如何演变为沙地，就这个问题我曾专门请教了草地科研人员，他们作了如下描述：把草地开垦为农田后，茂密的草地被稀松的农作物替代。稀疏的农作物遮挡不住暴雨对土壤颗粒的冲击，许多土壤在雨水的作用下被冲走，频繁的大风把地表的细土刮走，残留的物质越来越粗，缺少草地呵护的耕地在大风的作用下不断损失水分和肥力，而农作物又吸走了不少的无机和有机肥料，导致土壤理化性状不断恶化，植被越来越少，水土流失加速进行，使农作物的产量越来越低。于是，人类选择撂荒另垦。撂荒的土地无植被覆盖，被风蚀后成为荒漠化土地。这种变化少则几年，多则几十年就完成了。
如此周而复始，开垦的面积越大，荒漠化的土地越多。
近20年来，我国内蒙古、新疆、青海、黑龙江等10个省（区）拓草种粮达到174万公顷，仅1997年到1998年一年间，内蒙古东部34个旗（县）就开垦草地1460万亩，若从20世纪50年代算起，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地区累积开垦草地已经达到2亿多亩。目前这些开垦的草地一半以上已经成为荒漠化土地。1亿多亩昔日水草丰美、一望无际的大草原成了沙地，成了危及人类的祸害。而另外1亿多亩“耕地”，每年只产可怜的一点点粮食，距离当地百姓的粮食需求还差得很远很远，那里的百姓绝大多数依旧处在贫困线之列。为解决温饱问题，个别地方仍在掀起一轮轮的开垦热。
今天他们站在被自己践踏的土地上大声问天：21世纪，我们的家园在哪里？我们的幸福在哪里？
地球之肺癌
我国草地至今保持着两项世界记录：放牧的历史超过3000年，遥遥领先于世界其他草地大国；我国草地农垦历史长达1000年，同样比其他草地大国早得多。
前一项世界记录让每一位中国人感到自豪和骄傲，后一项世界记录则让我们脸上无光。
世界著名思想家利欧佩奇在《世界的未来》一书中指出：“经济和生态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在生态遭到破坏的世界里，是不可能有福利和财富的。”
回忆历史，人们记忆犹新：19世纪末，美国中部开展了大规模的农业开发运动。他们将大片大片的天然草原开垦为耕地，种上了粮食。到20世纪20年代，共开垦草地2000万公顷，造成当地的生态环境急剧恶化。1934年5月终于爆发了震惊世界的“黑色风暴”，也就是现在的沙尘暴。呼啸而来的“黑色风暴”弥漫在美国的天空，黄沙蔽日，砂石飞扬，天昏地暗，给美国的经济建设和生存环境造成了重大的创伤。1963年，原苏联中部也是由于过度开垦草地重演了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悲剧，300万公顷农田颗粒未收，整个农耕系统完全崩溃。
我国的草地开垦虽然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但由于过去人口少，开垦的面积不大，草原生态问题显现不出来。真正使我国草地荒漠化加剧的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两次大规模草地开垦高潮。
一次是1958年的“大跃进”时期，一次是“文化大革命”时期。
两个时期的开垦运动前后长达20余年，被开垦的草地数千万亩。现在这数千万亩草地已经基本沙化半沙化，成为危及人类生存的祸害。
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是全国草场因开垦受灾最重的一个。
1958年，“大跃进”运动开始在国内以超乎寻常的速度开展起来。为跟上形势，有关部门提出了牧区不能无农业，牧区也要种粮食的口号。1960年呼伦贝尔草原被列为国家垦荒的重点地区。为不愧“国家级”称号，这里先后建起了25个国营农场，几十万名开垦大军开始了向草地要粮的大奋战。仅仅两年时间，他们开垦草地19万公顷，占当年全国开垦总面积的9%。这是一次超大范围的开垦运动，海拉尔河、克鲁伦河、辉河、伊敏河、哈拉哈河、额尔古纳河、根河、得尔布干河等沿岸的草地都被开垦。这些开垦的耕地仅仅长了两年的庄稼，就出现严重退化，有的耕地到第三年种上庄稼后颗粒无收。到1963年，开垦的耕地大部分被迫停止耕种，撂荒的耕地达到15万公顷，占整个开垦耕地的78%。
耕种虽然停止了，但恢复成原来的面貌是不可能的了，裸露的土地经大风的吹蚀，很快成了沙地。从草地变成沙地只用了五六年时间。
人们并没有汲取教训。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呼伦贝尔大草原再次掀起了大规模的开垦草地运动。这次开垦运动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这次开垦用上了机械化，拖拉机翻地远比人工开垦快得多。随着拖拉机的轰鸣声，一片片草地成了耕地。10年间，呼伦贝尔草原又开垦草地47万公顷，是1958年垦荒面积的5倍多。这次更大规模的开垦依旧重复了过去的悲剧，草场沙化面积进一步扩大，沙化面积达到116万公顷。
地球之肺被人折磨患了癌症，1973年5月癌症突发，呼伦贝尔大草原首次出现强沙尘暴。沙尘暴速度达到每秒14米，许多房屋、蒙古包被沙尘暴摧毁，牛羊被大风吹跑。之后，这里的沙尘暴每年不断，一次比一次猛烈。如今这里的沙尘暴不仅影响华北平原，而且飘洋过海，刮到了日本，甚至美国的夏威夷。
呼伦贝尔草原沙化完全是人类违反科学规律造成的。这类“杰作”不光在呼伦贝尔草原，在其他草原同样存在，即便进入21世纪的今天仍有人续演这种“杰作”，继续折磨地球之肺。
听听草地专家的忠告吧。地球之肺染上癌症的结果是：每60秒丧失4.5亩草地。
挤死我了
对草原的保护和合理利用是保持草原生态平衡，使草地得到自然更新，从而保持稳定的产草量和载畜量的最基本措施。
我们不得不佩服我们的祖先。他们的游牧方法实际上就是对保持草原生态平衡的一个创造。为了保护草场，不怕自己麻烦，今年在这块草地上放牧，明年转移到另一块草地上放牧，几块草地交替使用，保证了草的质量和产量，达到了维持草地生态平衡的目的。
随着社会的发展，一块草地可以养活多少头牛羊国际上有了严格的标准，许多国家为了禁止过度放牧造成草地沙化，对草原的保护和利用从法律法规上作出了许多规定。
澳大利亚是一个美丽的国家。该国草原辽阔，以放牧和畜牧业为主。为保护草原，该国法律规定，对不同类型的草原按其产草量分别控制一定的载畜量。一般的天然草场载畜量严格控制在每4至5公顷草地养一只羊，土质瘠薄、产草量极低的草场每20至25公顷草地养一只羊。牧场主如果未按规定或超过规定的载畜量放牧造成草场退化的，政府将依法进行处罚甚至收回草场。
加拿大法律规定，在不同类型的草场放牧必须控制放牧强度，一般天然草场的放牧强度为产草量的50%。如果牧场主违反规定，将受到法律的严厉惩罚。
阿根廷、日本等国家也都制定了相应的法律法规，确保草地面积不减少。这些国家正是有了严格的法律法规，并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去做，才达到既发展了畜牧业，又保护了草原的目的。
我国的情况与人家相比存在很大差距。
吉林省西部草原1958年有草地252.9万公顷，羊180万只，1981年，草地减少到172.7万公顷，羊增加到515万只，1996年，草地还剩下107.4万公顷，羊却达到1025万只。按国际通用标准，吉林西部草原超载的羊达到700余万只。羊大幅度增加，草地大幅度减少，使草地的牧草产量也由20世纪50年代每平方公里1500公斤减少到现在的500公斤。
云南省2000年牲畜存栏1665.1万头（只），是1949年的2.94倍。云南省可利用草地面积1.78亿亩，按国际标准可饲养黄牛621万头，2000年实际饲养黄牛达到1221.7万头，超载600.2万头。由于严重超载放牧，使草地长期超负荷运转，产草量大为减少，黄牛体重下降。
黑龙江省2000年牲畜存栏3331.7万头（只），超载量达到3倍。全省草原沙化、退化面积为1917万亩，占草原总面积的80%，产草量由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200公斤下降到现在的75公斤，个别草地已经寸草不生。
1999年，贵州省牲畜存栏达到1032万头（只），而天然草场仅能为611万头（只）牲畜解决吃饭问题，也就是说天然草地只能解决59%的牛羊等牲畜的吃饭问题。如此一来，牲畜们只能饥一顿饱一顿地勉强活着。
西藏自治区是我国五大牧区之一。全区草地面积12.44亿亩，可利用草地面积8.25亿亩，全区草地可以养活羊3700万只，实际载畜量达到5400万只，超载46%，超载最严重的那曲地区超载量为63%。
甘肃省普遍超载放牧，牧区各县超载率大多在30%以上，个别县超载率超过50%。因过量放牧，全省90%的天然草地出现不同程度的退化，其中，中度以上退化面积达到可利用草地的78%。
内蒙古毛乌素沙地的大部分旗（县）草场载畜量普遍超过标准的3倍，最多的超过9倍。
联合国沙漠化会议规定，干旱草原每头家畜应占有5亩草地作为临界放牧面积。目前，内蒙古草原每头家畜所占草场面积不足联合国沙漠化会议规定的临界放牧面积的1/3。过多的牲畜集中在有限的草地内，草场资源因负荷量过重而出现衰竭，先是产草量下降，继而草场开始退化，接着草原植被日趋稀疏低矮，草盖不住地后，裸露的地表再经受大量畜蹄的践踏，促使表生植被死亡，地皮硬结破碎，形成众多风蚀破口，在风力作用下导致草场沙漠化。
越穷越养
“越穷越养”这句话用在一些草原地区非常恰当。目前，我国大部分草场放牧大大超过了草场的承载力。而且有些牧区形成了一个怪圈，越是贫苦地区，越是荒漠化严重的地区牲畜超载率越高。
据统计，荒漠化地区草场牲畜超载率为50%至120%，有些地区高达300%。笔者在这些牧区采访时，牧民们普遍反映，牧区羊多了，草少了，风沙大了。这一多一少一大的变化，严重影响了当地的生态环境。
以上情况清楚地表明，最近50年间，我国绝大多数的草场都处于草地逐年减少，载畜量逐年增多的尴尬局面。这种变化对我国草地生态系统的破坏是十分巨大的。据专家最保守的估计，若想恢复过去良好的草原生态环境，即便没有任何人为的干扰破坏，人和牲畜完全撤出草场，至少需要20年的时间，也只能恢复到草原的最初状态。
过度放牧对草原的破坏程度有多大？草原专家回答是多方位的。
从草地面积看，大量的优质草场因过度放牧使草地面积迅速减少。从草地质量来看，过度放牧引起的草地退化已经显现。许多草场退化后植物生长不良，产草量逐年下降，最少的下降50%至60%，最多的下降70%到80%。草场面积不断减少，产草量不断下降，而牲畜量逐年增多，使草地长期遭受超负荷的巨大压力，是草场发生退化甚至荒漠化的最主要原因。
过度放牧对草地地表产生的破坏也不容忽视。大量的牲畜集中在有限的草原内对地表的践踏是十分严重的。牛羊在草地上啃食过后，超量的畜蹄践踏草地，使沙质草原地表土壤结构遭受严重破坏，形成沙地缺口，口子经大风一吹变成大量的风蚀坑、风蚀槽。沙质草地在来不及喘息的情况下，又迎来新的一轮践踏。日积月累，风蚀坑、风蚀槽越来越大，越来越多，内蒙古乌兰察布盟等一些草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而逐渐走向衰亡的。
在茫茫的大草原上，只要我们留意观察，便会发现，牛羊经常经过的地方，由于牛羊群的践踏留下许多土壤裸露斑块，俗称羊肠小路。这些羊肠小路由于牲畜的常年践踏使土壤结块而寸草不生。在草原水草丰盛的时候，牛羊每天循着熟悉的羊肠小路寻找草食，一般情况下它们是不会开辟新路的。可当草场的草不能够满足它们的食欲时，牛羊们只得重新开辟新的天地，践踏新的草地。践踏久了形成新的裸露斑块，出现新的羊肠小路。
羊肠小路的增多意味着草地的减少。而牛羊却不断增多，过量的牛羊对越来越小的草地形成围剿之势。恶性循环的结果便是草地退化、减少及荒漠化形成。
过度放牧的另一个危害是严重影响草原植被的正常发育。植被跟我们的孩子一样，都有一个成长发育期。当草原被超量的牛羊围剿时，牧草被啃食的程度不仅十分严重，而且几乎没有喘息的时间，经常是一群牛羊吃过后，又来一群。草原植被天天遭受牛羊啃食，没有恢复生长的机会，使得草群逐渐变成低矮稀疏，覆盖度下降，生长量降低。在这种情况下，草原植被开始发生质的变化，牛羊喜欢吃的牧草急剧减少，不愿意吃的草越来越多，无形中使牲畜的口粮变少了。僧多粥少，牛羊只好对适口的牧草吃得越发仔细，甚至连根吃掉，极大地抑制了植物根系的生长发育。在干旱情况下，受伤的草根无法得到恢复，慢慢地变黄。
草原专家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总结了因过度放牧引起的草原植被变化规律：生物多样性、植被覆盖度、草层高度、牧草产量明显下降；多年生牧草首先从草地中消失，然后牲畜喜欢吃的一年生牧草和有害牧草占了优势；当草原的植被覆盖度下降到一定程度时，地表首先出现小的裸斑，小裸斑逐渐扩大并迅速连成一片，最终出现荒漠化。
杀鸡取卵
国外的研究资料表明，人类利用草原放牧时利用率在30%时为最佳，这样可以充分维持草地的各种自然循环，保持草地的生态平衡。草原利用率最大限度不能超过50%这个最后的基准线。一旦突破限度，草原的各种生态平衡必然要被打破，草场肯定要遭受毁坏。
我国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发展畜牧业的问题上走了一条片面追求“头数”的弯路。就像过去粮食产量追求高产一样，只重视粮食产量而忽视了对土地的养护，使得许多良田在连续多年的超负荷运转后发生土壤退化，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
20世纪60年代，许多人基于中国贫穷落后，急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一良好愿望，提出了发展牲畜“头数”这一口号，试图通过加大草原牲畜个数使牧民尽快富裕起来。这一做法如今被草原专家称作杀鸡取卵。
不能否认，追求“头数”确实在短期内出现了牲畜兴旺的喜人局面，生产队和牧民们饲养的牲畜多了，财富自然多了。在这种表面现象的诱惑下，人们开始了新一轮盲目增加牲畜数量的运动。
50多年过后，一位草原管理者对当时的做法进行了深刻反思：那时的人真是太天真了。人们被暂时的牲畜兴旺迷住了眼，忽略了牲畜数量的增多意味着草地绝对面积的减少，草畜矛盾日益尖锐。
是啊！有限的草地长期供超量的牲畜使用，当草地的第一性生产远远不能满足牲畜的需求时，草地退化、沙化已是必然。
当时光仅仅过去50年的时候，当我们意识到过去那种盲目追求牲畜数量是一种严重违反科学规律的时候，草原已经向人类发起反攻了。
最直观的数字是：全国草原退化和沙漠化面积中，因过度放牧造成的占了45%。
我国北方12个省、区的294万公顷草地中，因过度放牧草地退化面积已经达到137.7万公顷，并且还在以每年4600亩的速度扩大。
河北坝上草原由于过度放牧，平均产草量比20世纪50年代下降了50%，许多天然草地已经成为次生裸地，基本失去了可利用价值，恢复的可能性十分渺茫。吉林省西部草原区20世纪50年代还保持着松嫩草原的原始面貌。这片草原上有种子植物610种，隶属82科、315种。其中，禾本科78种、菊科71种、豆科43种，可饲用植物450种，占植物总数的75%。植物中牛羊可以吃的草达到93%以上，牛羊不能入口的草仅为3%左右。在这片辽阔的草地上牛羊吃喝不愁，牧民悠闲地哼着小曲，晒着太阳，与牛羊一起过着优哉游哉的日子。是过度放牧扰乱了牧民的美好生活，牛羊的迅速增多对松嫩草原带来巨大的灾难。仅吉林省白城地区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的30年间，牲畜由34.8万头增加到77万头，其中牛的数量由8.3万头直线上升到37万头，增加3.4倍。牲畜无度增加的结果是30年里，当地的草原面积锐减了一半。豆类牧草基本消失，牲畜不可食用的杂草占到40%以上。
松嫩草原是一个内陆盆地，湖水多次丰枯，沉积了丰厚的碱性地层，水分蒸发后，盐分留在地表或土层内，由于茂密草地的遮挡和草根涵养了许多水分，碱性地层发生不了什么变化。当草原植被遭受破坏，碱性地层少了“绿色地毯”的遮盖，白花花的盐碱地便裸露在人们的眼前。
在白城地区采访时，当地同志对我说，该市盐碱地面积已经超过60%。站在盐碱地上四处一望，远近白花花一片，地上只生长虎尾草、碱蓬等少量的耐碱植物。过去的“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变为“天苍苍，地茫茫，风吹沙碱一片白”。可怕的是松嫩草原盐碱地在不断移动，10年间已向东扩展了11公里，沙地、碱地逐渐联起手来，并且仍没有止住的迹象，对长春、四平两个城市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据土壤专家的化验分析，吉林西部的草地盐碱化后，土壤的理化性质发生了很大变化。土壤中含有大量的碳酸钠、重碳酸钠和氧化物，使土壤的总盐含量达到3%以上，碱斑表土层饱和渗透压超过一般耐碱植物种子发芽吸水渗透压的4倍，而表土层是植物种子萌发的最重要土壤。在此环境里种子根本不能发芽出苗，久之成片成片的草原变成不毛之地。盐渍化的土壤质地黏重，透水性极差，湿时土壤分散，干时土壤坚硬，是国内外公认的最难改良的土壤，被称作土壤的天然禁区。
一方面是草地和可供牲畜吃的草日益减少，另一方面牲畜的数量却成倍地增加。
牲畜同人一样要吃要喝，星罗棋布的牛、马、羊在有限的草地上寻找食物。草地的草从春季萌芽到霜后凋零，要经过无数牲畜的反复啃食，可供牲畜食用的草刚刚露出苗头就被啃食掉，饿急了的牲畜只好嚼食往日不可食用的杂草，牲畜质量下降也就不足为怪了。
走出怪圈
从北京向北直线距离400公里处是一片叫浑善达克的沙地。
这里沙地、沙丘和风蚀沙窝随处可见。
科研人员的调查让他们吃惊地发现，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这块沙地每10年以13%以上的速度扩大。新修建的内蒙古集通铁路在铺设不久就有多处被沙土掩埋，许多村庄在黄沙的咄咄进逼下节节后退。
这样一块来势凶猛的沙地，20世纪50年代前是一个草势茂密、野生榆木广泛分布的草原。
草原的毁灭是由于过度放牧和饲养不当引起的。在片面追求牲畜头数的影响下，当地许多牧民拿出自己的积蓄甚至贷款引进许多绒山羊，幻想卖羊绒脱贫致富。他们实在不知这种山羊是践踏草场、破坏草场植被最严重的畜种。绒山羊不光吃草，连草根也一起吃掉。每引进一只绒山羊就等于引来一个祸害。他们对这些不但不知，反而加大引进力度，使得绒山羊的超载率达到120%以上。羊多了对草的需求量自然多了。众多的羊儿欢.地在草地上尽情地吃，一片牧草吃光了转移到另一块草地上。这些蝗虫般的绒山羊很快把一片片草地上的草连根一起吃光，原本这里就是沙地草原，草没了，沙子自然裸露出来，很快草场变成沙场，绿洲变成了沙漠。
如今浑善达克蓝天白云依旧，只是地面由绿色变成黄色。颜色的转换意味着当地的牧民已经失去了生活的来源，等待他们的是更加贫穷。
在全国众多草原发生退化的地区里，吉林省四平市双辽县的草地退化速度称得上全国冠军。
20世纪70年代，双辽县的草地仍然保持良好，草势茂密，草高过人。遗憾的是，在追求牲畜量的大环境中，双辽县人未能把握住自己，盲目追风，牲畜量以超常规的速度增长，短短20多年的时间，草场出现大面积退化，现在的双辽县草场已呈衰败景象，放眼望去，映入眼帘的是稀松斑块状草丛，透过草丛可以看到地下随时可以翻上来的沙子。
如果单从数量上看，我国每平方公里载畜量可以名列世界之最。但从实际效果和经济效益来看，我国这种片面追求牲畜数量的做法与人们的美好愿望恰恰是相反的。畜牧数量的增多与投入和经济效益并不成正比。据统计，内蒙古每亩可利用草地平均生产肉250公斤，羊毛60公斤；新疆为肉70公斤，羊毛30公斤；西藏为肉90公斤，羊毛1公斤。而远在地球另一边的美国，气候、自然条件、草地面积与我国极为相似，但人家每一亩草地的各类经济指标整整比我国高20倍。
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
倘若我们能够借鉴国外先进的管理草原经验，各项经济指标能够达到人家一半水平，无论从保护草原还是从草原经济效益的角度看，都是令人欣喜的。
50年来，我国所有的草原区都经历了放养量不断扩大——草原草地载畜量过多——草原草地退化——草原草地荒漠化日趋严重——影响草原区经济可持续发展——非良性循环这个怪圈。许多草原区在这个怪圈里越挣扎陷得越深，好似一个挣脱不掉的恶魔。
我国草原过度放牧是如何形成的？近些年许多专家学者都在探讨这个问题。大家普遍认可的原因有以下几个：
草原区人口增长过快，生产方式没有相应改进。我国的草原区大多处在西部地区，新中国成立后这一带的人口增长过快，而第二、第三产业发展相对较慢，牧民们只能固守在有限的草原区依靠放牧为生。原来只需养活极少人口的同一草原牧场必须养活越来越多的人口。直至21世纪的今天，西部地区广大牧民以家庭为单位从事放牧活动的旧的生产方式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生产力没有得到质的提高，旧的生产方式仍在继续进行。由于草原没有其他经济来源，人们对草原的索取远远大于对草原的回馈，草原的自然植被根本得不到喘息的机会，这是导致我国草原区草畜失衡、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最主要的原因。
经济利益的负面驱动。多少年来我国牧区一直遵循着这样一个放牧原则：草原、草坡和牧场是国家和集体的，而牧民放养的牲畜是自己的。这样一个规则实际上牧民们是在搞无本经营。自己的牛羊在公有的草场上免费放养，他们完全不必考虑对草原的任何投入，也根本不用考虑如何保护草场，只要有草他们就可以通过放养牛羊获取较好的经济利益。经济学家将其称作“外部资本，内部收益”。没有成本投入也可以取得很好的经济效益，牧民们从追求最大经济利益的角度出发，放养的牛羊越多经济效益越高。实际上这是以牺牲生态环境和牧民们的长远经济利益为代价的一种最不可取的做法。
片面强调激励，缺乏制约。综观我国的国有财产，如矿藏、石油等都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这种管理方法的根本一条是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并存。只有这样，才能很好地处理好国家与个人的关系问题。多年来，我国对草原的管理过分地强调了激励，即鼓励牧民多养牲畜，对牧民过分追求经济利益过度放养引起对草地的破坏没有采取必要的约束，从而导致牧民们对草地只管索取不知爱惜。
重用轻养，对草原投入严重不足。有关部门曾对我国草原投入与产出情况进行了专项调查。调查的结果很是令人失望。过去的50年里，我国对全国60亿亩草原的平均投入是每年每亩2分钱。而每年每亩草地的产出是1元。整整相差50倍。相差如此巨大的投入与产出比，在世界上是十分罕见的。50年中人们在几乎没有任何投入的情况下近似疯狂地向草原进行掠夺。
专家的观点无疑切中了我国草原衰败的时弊。他们一致认为防治草场退化和荒漠化关键在于如何管理草地。
我们缺什么
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也曾经发生过因牧场载畜量过多而发生草原退化或沙漠化现象，但他们却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这是因为他们制定了一套严格的法律法规。
还是让我们看一看国外管理草原的有关法律法规吧。
美国在1934年颁布了《泰勒放牧管理法案》。该法案出台于美国20世纪30年代“黑色风暴”之后，事实证明这部法律对于有效防治和治理美国西部草原地区草场退化、沙化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法案规定，草区放牧的牧民，要由3人委员会研究确定其放牧的头数，按产草量50%的利用率计算，载畜量确定为每月在每2平方公里范围内可以放养一头牛，超畜过载者罚款：初犯者每头牛罚款7.5美元，再犯者罚款15美元，还不改正者加罚3倍以上。法案还规定，全年放牧时间为4个半月，超过时间放牧也要罚款。
《泰勒放牧管理法案》颁布后，从1936年开始，美国政府启动了以保持水土、恢复草原植被为宗旨的草原保护项目。美国政府每年拿出1.9亿美元的投资，采取国家与私人合作的方式选择重点草原区域进行治理，具体出资比例为国家出资75%，个体牧场主出资25%。国家和个人联手对破坏的草原进行整治，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美国西部的维尔草原，因过度放牧使草原遭受严重破坏。1962年到1972年，10年里国家和牧场主按照比例联合投资1000万美元，建设围栏草地930万亩，补播牧草100多万亩，铺设牲畜引水管道16公里。通过综合治理，这块草地重新焕发了生机，牧草覆盖度由原来的1%提高到22%，该区已建成牧场22个，形成养牛82000头、养羊6000只的规模，已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
澳大利亚在草原保护方面同样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1936年澳大利亚通过了《牧区法》。该法明文规定牧区内不准许过度放牧，对于因过度放牧引起的草场退化或沙化的一律课以重罚，甚至收回草地。
请看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确定的不同草地的载畜量：
平原有灌溉的草地，年降雨量在400毫米到600毫米的地区，每1平方公里可以放养8只羊；
丘陵无灌溉的草地，年降雨量小于600毫米的地区，每2平方公里放养6只羊；
中西部天然草地，年降雨量小于600毫米的地区，每2平方公里可以放养0.8只到2只羊；
中西部灌丛草原，年降雨量在350毫米到600毫米的地区，每3平方公里可以放养1只羊；
西部荒漠草原，年降雨量在200毫米到350毫米的地区，每4平方公里可以放养1只羊；
西部砾质荒漠草原，年降雨量小于200毫米的地区，每10平方公里以上可以放养1只羊。
与澳大利亚相邻的新西兰也有相似的法律法规。
这些国家正是靠着依法治草，维持了当地草畜平衡，发展了经济，保证了生态环境不被破坏。
总结过去意味着更好地发展未来。
我国的草地管理工作经历了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度过了从无法到有法的阶段。
新中国成立前，我国牧区的草地是牧主、农牧主所有制和封建部落所有制并存。王公贵族、农奴主和部落首领等通过封建特权掌握和支配草场的使用权，利用草地对贫苦牧民进行收租和剥削。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王公贵族、农奴主和部落首领的草地统统收归国有。昔日受剥削、受压迫的牧民翻了身，草地自然成为公有。
牧民们在公有的草地上放牧生活，中国的草地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而长期单一的草原全民所有制时间长了也有它致命的弱点。过分强调公有，牧民们实际上就失去了对草地的占有、使用和管理的权利，反而不利于草地的管理。过去发生的多起拓草耕地事件，实际上都是以全民所有的借口进行的，牧民们对此无能为力，以至于慢慢演变成了“草原无主，牧民无权，侵占无妨，破坏无罪”的局面，草地成了“众人的老子”——无人管了。这样无疑为破坏草地打开了方便之门。
我国的草原数内蒙古的最好，内蒙古的草原数呼伦贝尔盟的最好，呼伦贝尔盟的草原数陈巴尔虎旗和鄂温克族自治旗的最好。
这两个旗的草原是典型的草甸草原，这里年降水量为400至500毫米，河流蜿蜒，牧草茂盛。这样非常理想的草原，在过去“公”字当头的环境里，成了谁都想吃上一口的肥肉。20世纪60年代以来，这两个旗不断有人打着公家的旗号到处乱占草地，占用的理由五花八门，占用的单位也十分复杂，有国营农场，有机关，有知识青年，甚至有盲流。仅一个乡内就被8个单位开垦了草地180多万亩，连乡政府都被迫搬迁了3次。很快特泥河两岸、海拉尔河和默日根河两岸全部被开垦为耕地。所有开垦者的底气都十分充足：这里是公有的草地，我们开垦是为了更好地发展生产力，改善职工生活，我们的做法不但合理，而且合法。戴上了“公”字的大帽子，谁还敢管呢？40年后的今天，号称中国最好草原的这两个旗已经今非昔比，过去肥土膏壤的一些地段已经出现沙化。后人的总结是“耕地吃掉草场，沙子吃掉耕地”。
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
1980年内蒙古率先提出将过去的草原单一的全民所有改为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两种所有制形式。1981年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召开常委扩大会，专门讨论内蒙古草原的所有制问题。经过认真的讨论，会议决定内蒙古草原实行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1982年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办公厅发文要求各盟、市进行试点。至此两种所有制并存的局面正式形成，为今后草地承包给牧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85年6月18日，第6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1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
中国有了第一部关于草原的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以国家法律的形式规定了我国草原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和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全民所有的草原可以固定给集体长期使用。全民所有的草原、集体所有的草原和集体长期固定使用的全民所有的草原，可以由集体或者个人承包从事畜牧业生产。
之后，国务院发布了一系列关于保护草原的法律法规，许多地方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颁布了地区性实施细则或草原管理条例。这些规章制度为制止草原破坏行为，调解和处理草原纠纷，建立草原科学管理制度提供了法律依据，改变了长期以来我国草原无法可依的局面。
中国的草原在经历了数千年漫长的等待后，终于与国际接了轨，进入到法制管理的轨道。
皇家猎场的消失
《晋书》载：有王导王之西园，园中果木成林，有鸟兽麋鹿……
《孟子·梁惠王》：“孟子见梁惠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曰：贤者亦乐此呼。”
翻开中国皇家历史，从秦朝、汉朝、唐朝到清朝都广筑园囿、蓄养麋鹿等动物，供皇帝、皇室成员和大臣们打猎取乐、运动健身。
这些地方俗称皇家猎场。
皇家猎场水源充沛，树草茂密，鸟语花香，成群的野兽在这里出没，一般人是不能涉足的。所以，皇家猎场对于平头百姓来说是个非常神秘的地方。
北京城南10公里处有个叫南海子的地方。南海子又称南苑。现在的北京地图上两个名字都标在上面。
南海子是辽、金、元、明、清五代王朝的皇家猎场。
几代王朝对皇家猎场的称呼不一。元代称其下马飞放泊，明代永乐年间始称南海子，清代多了一个名字：南苑。南海子的范围包括现在的大兴区4镇及毗邻的丰台区南苑镇，东西长17公里，南北宽12公里，面积120平方公里，相当于3个旧北京城。此地应当说是块风水宝地，地处永定河冲积扇前缘，北有凉水河、小龙河，南有凤河，周边有一亩泉、苇塘泡子、团河、五海子、卡轮圈等湖沼。
众多的河流湖沼，为南海子注入了勃勃生机，充足的水源养育了众多的树木水草，加之这里沾了皇字，戒备森严，为大量珍禽异兽的繁衍生息提供了很好的场所。这里豺狼虎豹、狍子野兔俱全，仅鹿就有十几种，其中最著名的是麋鹿，俗称“四不像”。
南海子水多、树多、草多、野兽多，被誉为“北京的肺”。这里四季空气新鲜，春季野花烂漫，夏季清爽宜人，秋季鸟语兽欢，冬季流水不断。远远望去，绿茵茵的草地上镶嵌着一个个小湖，湖边麋鹿戏水，野兔打闹，蝴蝶飞舞，真乃一片世外桃源，引得皇帝和皇公贵族纷纷前来打猎寻欢，流连忘返。
这种活动在清朝达到高峰。
据史书记载，清朝进京后，历代皇帝均在南海子围猎。顺治八年（1651）顺治帝曾3次到南海子校猎行围，康熙帝从康熙四年（1665）起每年不定时一次或数次到这里打猎。乾隆帝、嘉庆帝、道光帝也是这里的常客。只是到咸丰年间，内忧外患，国事艰难，皇帝忙于处理国内外大事，已无心围猎，来南海子的次数明显减少。
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来南海子行猎的是同治皇帝。同治十三年（1874），一年间他两次来南海子打猎。之后，皇家猎场徒有虚名，再未有一个皇帝到此，只是偶有皇亲国戚到这里来玩一玩。
清朝历代皇帝在南海子的主要活动是行围、临憩、大阅。
行围。清代皇帝四时巡狩，分别称为春搜、夏苗、秋闲、冬狩。行围时由管围大臣督八旗将领各率所属官兵莅围场布列，镶黄、正白、镶白、正蓝四旗排列在左侧，正黄、正红、镶红、镶蓝四旗排列在右侧。两翼各执旗为号，两哨前队用白旗，两协用黄旗，中军用镶黄旗。当皇帝驾至围场，开始围猎。皇帝驾至称“临围”。其他参与的官兵称“从围”。若因下雨等不能围猎称为“减围”。尚未行猎而止称“停围”。行围时，皇帝亲自下令开始，此时八旗将士挥动手中旗帜和弓箭枪支，齐声叫喊，敲鼓助威，将野兽赶入围场。野兽入围后皇帝执弓或枪开始行猎，若野兽逃出围场，则官兵追射。若入围的野兽过多，皇帝则命令网开一面，让多数野兽逃出，以示帝王好生之德。
临憩。皇帝在南海子临憩主要是消遣休息，放松取乐。如在南海子举办八旗官兵赛马。走马之日，皇帝登上晾鹰台，看八旗官兵万马奔腾，争驰台下，然后依次进行奖赏。令皇帝高兴的另一个项目是殪虎之典。即由虎枪营兵持枪与猛虎格斗。刺中老虎头枪、次枪者得赏。
大阅。皇帝在南海子检阅八旗兵阵。一般选择良辰吉日。皇帝亲登晾鹰台，前方阵鸣螺号头前带路，后面紧跟着八旗兵阵。兵阵经过晾鹰台时枪炮齐鸣，高呼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皇帝面带微笑，向官兵挥手致意，场面十分壮观。
皇帝除去在南海子行围、临憩、大阅外，一些政务活动，如官吏任免、军政要务商讨等有时也在环境幽雅的南海子举行。
糜烂的肺
皇家猎场从1900年后逐渐从人们的视野里消失。
皇家猎场的消失同样与人有着密切的关系。
史书记载，100年前，偌大的皇家猎场范围内只有4户人家，30多口人，全都是满族人。1900年，战乱笼罩着中国大地，国内反清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国际上众多的帝国主义国家早已对中国垂涎三尺，趁着中国国内局势动荡不安，开始进犯中国。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中国，打入北京。清政府忙于国内外灭火，无暇顾及皇家猎场，豺狼虎豹被当地百姓打死或躲入深山老林，世界上仅存的18头麋鹿被英国人贝福特公爵以低廉的价格收走，世世代代生长在中国的麋鹿自此在中国本土上消失，开始了漂洋过海寄人篱下的流浪生活。
南海子日见萧条。皇家猎场的管理渐渐失控。
失控后的南海子皇家猎场立即被一些达官贵族分割占为己有。
1902年，南苑督办垦务局将皇家猎场内的闲旷地招佃垦荒种田，清宫太监、显贵、地主、商人纷纷抢购土地，画地为牢，不长的时间里，南海子相继建起了几十座庄园。庄园主广招河北、山东、河南、山西等地的农民耕种。仅仅两年的时间，这里的人口迅速增加到3000余人。单身的农民在这里扎下根后，又源源不断地从家乡招人前来种地，之后这些人结婚娶妻，生儿育女，人口不断繁衍扩大，清末年间，南海子渐渐出现许多村落。
人口的激增，需要大量的耕地满足人口的各种生活需求。于是人们开始在南海子大规模的拓荒种粮。成片成片的草地被开垦成耕地，一个个湖沼被填平后在上面盖房居住。20世纪50年代后这里变成了有几十万人口的一个县，这里的一切都改变了模样。草地湖沼几乎不存，五代王朝的皇家猎场彻底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
人口的增加除去对耕地的需求外，还需要水。而恰恰此刻，流淌了千万年的永定河在20世纪50年代出现断流。没有了永定河，没有了众多的湖沼，南海子由过去的水泽之乡变成了极度缺水的干旱之地。地表水没了，人们开始挖掘地下水。地下水从20世纪50年代的几米见水一直挖到现在的400多米才见水。地表水的失去，地下水的过量超采，使得原本湿润的大地出现裂痕，出现沙化。几十年的时间，南海子黄沙盖地，成了一片废墟。现实的南海子，挖沙成为当地百姓一大来钱之道。
从河湖众多，水草丰沛，到黄沙遍野，“北京的肺”在人们的蹂躏下逐渐糜烂。
我们站在昔日皇家猎场的旧址上，收入眼中的是一片片黄沙，还有就是一个个因挖沙形成的大坑小坑。
麋鹿归来
人们并没有忘记过去皇家猎场的辉煌。
人们试图100年后通过努力恢复昔日皇家猎场的本来面貌，这些努力已经一步步变成现实。
1985年，国家环保总局、北京市人民政府投入巨资在南海子建起了北京麋鹿苑。38头中国麋鹿在阔别祖国100多年后从大洋彼岸的英国又重归故里南海子。十几年过后，麋鹿在这里成功地生殖繁育，由38头增加到现在的500头。悠闲自在地生活在北京麋鹿苑的麋鹿们也许根本想不到，为了它们重新回到祖国，人们付出了多少艰难与辛苦。有关方面尽全力在资金和人力上给予支持。即便这样，恢复的皇家猎场也仅仅有200余亩，是过去皇家猎场面积的3‰。而为了维持这片面积不大的皇家猎场，仅水电费一项，麋鹿苑每月就要支出几万元。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麋鹿苑的工作人员仍旧兢兢业业地奋战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这里不是动物园，但能看到很多动物，这里有各种各样的鹿，却不是一个养鹿场。这里是当年皇家猎场的生动再现。这里一直在演绎着皇家猎场失而复得的传奇故事。”麋鹿苑的宣传口号代表了工作人员的一份心愿：尽可能地多恢复一些，让后人增强热爱家园的意识。
我们在麋鹿苑内听到这些宣传感到热血沸腾，走出苑外却心灰意冷。麋鹿苑外，风沙四起，挖沙者依旧。
让我们听一听外国人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吧。
1901年，法国著名的生物学家大卫得知皇家猎场被毁，麋鹿远离家乡的消息后伤心地写道：凡是有眼睛的人，都能看到宇宙的神妙，却因以自我为中心的物欲而变得视而不见。上苍造就成千上万与我们共生的动植物，它们也有生存的权利，我们却在残暴地消灭之。难道造物主安排了那么多多样性的、独特完美的生命体，只不过是为了让它的杰作——人类，把它们永远地毁灭掉吗？
乾隆打虎地黄了
清朝的皇家猎场除去北京外，还有临近北京的河北省木兰围场。
围场是河北省承德市最北部的一个县，全称叫围场满族自治县。该县居住的几乎全是满族的后裔。
围场是清朝木兰围场的故地，围场的县名因此而得。
围场中部，伊逊河从县城中间漂流而过。伊逊河滋润了河两岸，100年前这里到处是大树和茂密的草地，树草间栖息着黑熊、老虎、野鹿、野鸡、豹子、狍子等多种动物，于是这里被选做皇家猎场。每年秋后，皇帝都要携带家眷和文武大臣来这里打猎寻欢。乾隆皇帝在后沟洞亲手操枪打死了一只老虎，回到行宫后他非常高兴，摆上酒席，大宴群臣，席间沉浸在打虎喜悦中的乾隆当场赋诗一首。这首诗被人刻成碑文，现在仍然立在乾隆当年射虎的地方，诗中详细记录了射虎的经过和乾隆的胆略及枪法。
为了撰写此文，2002年夏天我专程来此。站在伊逊河边向东望去，大片的沙地已经取代了过去的草地，原本郁郁葱葱的山体也被黄沙笼盖。我费了好大的力气走到乾隆皇帝当年打虎的后沟洞，整条沟几乎被黄沙填满。森林没了，草地没了，昔日满目绿色、动物众多的皇家猎场今日成了沙场，成了建材地。
倘若乾隆爷在地下得知这种情况，真不知龙颜要气成啥模样。
木兰围场草地被破坏发生在1958年的“大跃进”时代。其中破坏最严重的是御道口草场。据有关资料记载，至民国年代这里的居民仍旧很少，不过几户几十口人。解放后，人口开始迅速增加，逐渐演变成了一个乡，人口增加到几万。
1958年，受“左”的思想的影响，围场县里提出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口号，号召人们打破常规，草地既要养牛羊，又要种庄稼。在这种错误思想的引导下，许多人到御道口开荒种地。汽车、拖拉机一齐上，场面十分壮观。不长的时间这里成立了许多大大小小的农场，一块块草地成了耕地。草地成耕地的结果就是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一家农场费尽很大力气开垦后种了1000亩小麦，赶上连续刮大风，结果小麦全部被狂风吹走，表面的土层被风吹走后露出底下的沙层，大风又将沙土吹出，很快沙土覆盖到其他的草地上。沙土所到之处掩埋草地，沙地随之扩大。围场县草场破坏后，土地迅速沙化，草场面积急剧减少。20世纪50年代，该县有天然草场488万亩，1990年减少为400万亩。草场减少的同时草场退化也十分严重。到20世纪90年代全县草场退化的面积已经达到330万亩，占整个草场面积的89%。
围场人曾经幻想通过开拓草场过上富裕的小康生活，几十年后的结果告诉他们，违背科学规律倒霉的只有自己。如今的围场县依旧处在贫穷之列，百姓依旧过着并不富裕的穷日子。
守着黄沙过日子能好吗？
蓝蓝的天空，清清的河水，广袤的大草原上成群的野兽在蓝天白云下尽情地奔跑。这些昔日的美景如今只能成为老一代人向下一代人讲述的美好故事。
皇家猎场永远地永远地告别了人类。
七月冻死人
我国的草原不仅广袤多样，而且蕴藏着丰富的宝藏。
砂金、甘草、麻黄、发菜、虫草等都是十分珍贵的草原宝物。
有宝就有人采，有人采肯定就要破坏草原。
于是有人打着发展经济，造福百姓的口号进军草原。人类以现代文明作斧头，向草地一步步逼近，疯狂地掠夺草地上的各种宝物。
汽车驶过格尔木，沿青藏公路翻越昆仑山向西就是青海省可可西里地区。这里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空气稀薄，人烟稀少，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有三江源源头之称，有中华水塔之美誉。
盛夏7月，青海的黄金季节。我终于站在了这片令我向往已久的大草原上。哦，简直是人间仙境，起伏的山峦似涌动的绿浪，哗啦啦向我扑来。若不是因为空气稀薄，胸闷气喘，怎么也意识不到已经站到世界屋脊上了。
蓝天、白云，河流、牛羊，旖旎的草原风光，醉人的绿。
蒙古语里可可西里的意思是“绿色的山梁”。这里亿万年前曾是一片汪洋大海，欧亚板块的飘移，喜马拉雅山的隆起，使格拉丹冬山脉横空出世莽昆仑，这里冰崖料峭，银光熠熠，冰山融水顺着晶莹的冰凌流下，形成八百里瀚海，滋润着丰饶的草原。这里曾是西羌的牧地乐土，吐谷浑古国的中兴之地，吐蕃政权的广袤疆野，“西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统一青藏高原的腹地。
三江源地区风光无限好。夏秋季节，山上银装素裹，山下野花烂漫。迷人的祖而肯湖碧水涟涟，俊美的英雀雪山上成群的雪鸡自由自在地寻觅食物。山下一望无际的草原上奇花异草，千姿百态，艳丽夺目。草地上藏羚羊、大头羊、白唇鹿、野牦牛等野生动物神出鬼没。
好一派迷人的草原美景！
三江源地区景色优美，地下富含砂金。
三江源地区的砂金应当说很久以前就有人窥视，就有人在此淘金。但形成气候和规模应当是20世纪80年代的事情。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粉碎“四人帮”后刚刚开始拨乱反正的年代。
经历了十年浩劫的中国人，过惯了苦日子的中国人幻想着一步登天迅速摆脱贫困，过上幸福美满的小康生活。
于是，一些聪明人走进了三江源地区，历经艰辛淘到了金子，变得富裕起来。
于是，关于在三江源地区淘金致富的神话越传越神奇：张三进去一个月挣了800元，李四一铁锨挖出个金疙瘩，足足有10斤重……
神话越传越远，越传越离奇，引得急于想发家致富的人们不顾一切浩浩荡荡地闯入了三江源地区，迅速形成了一股势不可挡、来自全国各地的淘金大军。在这股淘金浪潮的冲击下，一些当地政府和管理机关也不甘寂寞，他们设下路卡，雁过拔毛，只要交了费就可到草地上采金。
腐败与贪婪的完美结合终于酿成了震惊中外的淘金者死亡事件。
1987年夏季，三江源地区的淘金热达到了高潮。7月，美丽的三江源天空晴朗，气候宜人。这个季节正是淘金的最佳时段。海拔5000余米的可可西里草原上，不同口音，数不清的人聚集在那里，试图在草地上圆自己的淘金梦。海拔高、空气稀薄，他们全然不顾，挥舞工具希望尽快采到金子。
他们万万没有料到，一场灾难已经悄然来到他们的身边。
7月下雪在内地是天方夜谭。
7月下雪在三江源地区是常有之事。
草原上的天气如同小孩的脸色一样飘忽不定。刚才还是晴朗朗的天忽然飘来一块云彩，瞬间下起雪来。在三江源地区淘金的人们对7月下雪并不在乎，他们知道，7月下雪如同内地的雷阵雨一样，很快就会过去。他们料想不到，这次下雪是百年不遇的一场特大暴风雪，不光雪量大，而且持续时间长，雪中夹杂着雨。
当雨夹雪从天上掉下来的时候，当他们躲进帐篷避一避的时候，他们脑中只企盼雨雪尽快结束，尽快离开帐篷，抓紧时间采金，根本不可能与死亡联想在一起。
雨夹雪一下就是几天。雨雪在狂风的纵容下疯狂地泻向了躲在帐篷里的淘金人。很快草地成了白茫茫的一片，雨水把草地变成了一个大泥潭。连续不断的雨雪袭击，使得7月的草原温度骤然降到零下。
饥饿、寒冷威胁着淘金人。
淘金者们慌了。
口粮没了，御寒的衣服根本没带。有的人试图冲出帐篷，寻找生路。钻出帐篷一看，到处是银白的世界，雨雪已经把草原沤成了一片沼泽，人踏上去马上下陷。
无助的淘金者只能把生存的希望寄托于外来的营救。
可可西里的雨雪牵动了青海省省委、省政府领导的心。得知淘金者被困的消息后，政府迅速组织力量进行营救。经过几昼夜的奋力抢救，大多数人平安脱险，但仍有几十人因冻饿而亡。
淘金者为发财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然而，每年进入可可西里淘金的人仍然络绎不绝。
这之后，三江源地区虽然经过多次的治理整顿，非法淘金者仍然不能杜绝。
1克金与3亩草地
2001年9月11日。
全世界都不会忘记这个日子，美国世贸中心的两座大楼被恐怖分子用飞机撞毁。
当天晚上，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播出了记者采制的节目《三江源金不换》。电视片揭露了三江源地区一些非法采金者疯狂采金破坏当地生态环境污染三江源水质的情况。画面上一片片因采金被挖得乱七八糟的草地，原本清澈透明的三江源水被搅和得浑浊不堪，让人实在不忍再看。据有关部门最保守的估算，三江源地区因非法采金被破坏的草地有数千亩。
电视片一经播出，社会各界哗然。
非法采金不仅仅在三江源地区。
2000年3月，青海省祁连县默勒乡老日根村村委会与该县八宝乡拉洞台村一村民违法签订了草地开采砂金的“协议”。该村民拿到开采协议后马上倒卖开采指标。很快村内76家非法采金者和不少外来采金者涌入草场。一时间有限的草地上人声鼎沸，嘈杂无比。这些人在草地上搭好帐篷，支起锅灶，不分昼夜地在草地上大干起来。为了多挖金，他们不择手段地对草地实施强盗式开采，造成草地严重毁坏。该草场属山地草甸、沼泽类三级草场，草地上生长着小蒿草、矮蒿草、金露梅草等，平均每亩年产草76公斤。从2000年3月到2001年12月被查封，这些人共毁坏草地2417.08亩。2000多亩草地被这些人翻腾了三四遍，变得寸草不生，原本好端端的草原成了荒漠之地。
草地采金是如何破坏草地的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先要介绍一下采金者的装备。
“一把铁锨一口锅，一顶帐篷河边卧。”这便是非法采金者的全部家当。
“挖掉草皮，筛掉沙子，剩下金子。”草地采金的工艺也十分简单。
草地采金成本十分低廉，工艺非常简单，是招致众多采金者眼热的重要原因。从沙地里挖出含金的沙子，用筛子在河流中不停地摇啊摇，砂土随河水流走，金子留住。当然，草地采金一要能吃苦，二要有运气。两者都不具备，只能是两手空空而归。
草原管理人员对非法采金者破坏草地的情况有过详细的考证。依据当地含金情况计算，采金者每采到1克金要挖掉3亩草地。青海省的草地一般土层只有3到5厘米厚。砂金埋藏在草地下面的砂土或碎石中，采金者为了采到金子，先要把表面的草皮去掉，腾出一块空白地，然后挖下面的沙子。采金者的工具十分简单，就是一把铁锨。简单的工具只能挖到地下3到4米。采金者为了最大限度地挖到金子，也为了节省体力，在一块地方一般要倒腾3至4遍，然后再开辟新的战场。这样一来，过去的草地完全变成了沙地。有的地方根本不能恢复原来的面貌。即使能够恢复，在不被再次破坏的情况下，至少需要30年以上的时间。如此反复，采金者对草地的破坏程度是很大的。
有些地区由于干旱，采1克金子不仅要毁掉3亩草地，而且草地变成沙地后，由于沙子的自我滚动，沙化的面积逐年扩大。有些地方禁采多年后，采金者留下的深坑依旧清晰可见。若干年后这些大坑即使长出草来，由于没有回填，大坑将永远地留在那里。
在青海省草原采访，这样的大坑随处可见。
草比金贵
冬虫夏草是一种很奇特的草。
这种草的生长方式十分特殊。冬季绿蝙蝠蛾幼虫蛰居在土中，菌类寄生在幼虫之中，幼虫因体内充满了菌丝而死亡。到了夏季，从幼虫的头部长出菌座，形状似草，因而被称为冬虫夏草。[1]冬虫夏草古来有之，过去人们除去惊奇外，并没有引起重视。
如同任何东西都有可能从不值钱到值钱，再由值钱退化为不值钱一样。当历史进入到20世纪后期的时候，逐渐富裕起来的中国人摆脱了贫困，吃喝无忧后开始追求一种更为时尚的生活。人们的肚皮被大鱼大肉撑大后，开始想着法子刮掉肚子里的油水，更有富裕起来的一部分人追求吃稀罕物，什么稀罕吃什么。他们把能吃到别人吃不到的东西当成炫耀自己富裕的一种资本。
一时间普通的冬虫夏草成了有钱人向往的长命之草。
在有钱人的不断哄抬下，冬虫夏草的价格一路上涨，很快超过了黄金。
我们不能否认冬虫夏草确有一定的药用价值，但绝非如此神奇。一位常年工作在青海草原，尝过许多次冬虫夏草的老人说过一句令人深思的话：“倘若小小的冬虫夏草有如此大的功力，世界上就不会有这样那样的病秧子了。”
老人的话在汹涌而来的虫草热面前是没有任何作用的。
那些吃腻了大鱼大肉的大款富婆们追求的是一种尝“鲜儿”的快感，这些人的挥霍带动了冬虫夏草市场的兴旺发达。
有“市”之后的冬虫夏草从昔日的默默无闻，迅速攀升到高档补品之列，身价超速度上扬，引得想发虫草财的人潮水般涌入草场。
冬虫夏草鼎盛期的价格如何呢？据了解，每500克冬虫夏草可以买到8000元左右，最好时可以买到1万元。
利大是最好的诱饵。利大本小更引得挖虫草者趋之若鹜。他们只需带足自己必需的生活用品，具备吃苦耐劳的素质即可，基本上不需要什么成本，完全是一本万利的买卖。
冬虫夏草并不是青海省的每个草场都有，它只集中生长在玉树藏族自治州、果树州等少量的草地中。
每年的4至7月是挖冬虫夏草的黄金季节。每到这个季节便能看到许许多多背着大包小包的人挤上开往玉树藏族自治州、果树州的长途汽车。每个人脸上的表情都是急切的，他们希冀汽车能以最快的速度将他们送到目的地。这个时候长途汽车的生意极好，车票价格也随之上扬。司机们不光拼命地来回跑，而且每辆车都装得满满的，甚至超载。
玉树藏族自治州、果树州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挖虫草者为了挖到虫草，往往要选择人烟罕至的偏僻地区，他们大多三五成群，找个地方扎好帐篷，支好炊具，草草吃过早饭，带足一天的口粮向更远的地方出发，直至天色发暗才回到“大本营”休息。天天如此。
冬虫夏草的生长方式也非常特别，它的大部分“身子”埋在土内，外部只露出一个黑黑的不足3厘米的茎，它与杂草混在一起，非常隐蔽。因此，要发现冬虫夏草极为不易。挖虫草者为了发现冬虫夏草，只能将整个身子趴在草地上，一棵草一棵草地仔细辨认。挖虫草者为了找到目标往往要在草地上一趴就是几个小时，匍匐着缓慢地前进。在挖冬虫夏草的旺季，在冬虫夏草生长集中的地方，挖虫草者一个挨一个地趴在草地上，耐心地寻觅着自己的发财梦。
挖虫草者因运气不同，每天的收获是不一样的。少的十几棵，多的上百棵。三四个月下来每人至少能挖上1公斤，赚上1万多块钱。当然，也有运气不佳者。他们满怀希望而来，却挖不到几棵，落得两手空空，连回家的路费都凑不齐，只能步行走着离开这块伤心之地。
挖冬虫夏草对草地的破坏也是很大的。有人做过实地调查，每挖出一棵冬虫夏草，就要毁掉18平方厘米的草地。以每名挖虫草者三四个月内可以挖到3000棵计算，毁坏草地5.4万平方厘米，每年到草场的挖虫草者可以达到几万人，毁坏的草地可想而知。最保守的估计，每年因挖冬虫夏草毁坏的草地不会低于90万平方米！
冬虫夏草昂贵的价格是挖虫草者最大的诱惑。每年到深山草地里挖冬虫夏草的都是挣扎在贫困中的农牧民。他们虽然付出了自己的体力和艰辛，但可以换来温饱。每挖出一棵冬虫夏草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口袋里又多了一些钱，这些钱虽然来得辛苦，来得不易，但毕竟可以解决吃喝了。
挖冬虫夏草热的形成与一些承包草场的牧主和当地管理者有着很大的关系。近几年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为了更好地保护草原，许多草场承包给了个人。一些牧主在利欲的诱惑下，违法收取挖虫草者所谓的“草皮费”。“草皮费”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草皮费”收到手后，他们放任挖虫草者毁坏草地，而当地管理者疏于管理，放任自流，也是挖冬虫夏草屡禁不止的原因之一。
挖虫草者、牧主、管理者为了自己的蝇头小利让国家的草原受损，实在是可悲的事情。
弯腰捡金子
除去冬虫夏草外，草原上的甘草、发菜、麻黄也成为人们发财致富的一条道路。
甘草，别名甜甘草。它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根茎皆可入药。甘草是中药中常用的解毒、调和药剂，故有“十方九草”之说。它具有补脾益气、清热解毒、润肺止咳等功能，能起到抗溃疡、抗炎症、降血脂等作用，被称作中药里的“国老”和“药中之王”。甘草还是副食品工业的原料，可做酱油、口香糖、香烟的添加剂和酿酒的香料剂。在工业和印染业中，甘草也有十分广泛的用途。
甘草本是草地中的一种宝贵资源，然而盛产甘草的一些地区近些年非但没有因此得福，反而成为破坏草地的重灾户。
一位贸易界人士告诉我，世界上许多国家都生长甘草，如美国、俄罗斯、伊朗、沙特阿拉伯等。近些年这些国家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均停止了甘草出口。目前世界上只有中国还在独家经营甘草出口贸易。
甘草出口国的减少，使得国际上甘草价格迅速攀升，国际甘草价格的上扬引发了国内一轮又一轮的挖甘草热。20多年来，新疆、宁夏、青海、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等地都有数不尽的挖甘草大军。这些“甘草军团”发现甘草一律斩尽杀绝，寸草不留。经过20余年毁灭性的挖掘，许多地区的甘草面临着灭绝或已经灭绝的局面。
20多年来，盛产甘草的地区天灾和人祸交替出现：挖甘草的人成群结队地来了，沙尘暴也如影随形地跟了上来；挖甘草的人把甘草挖走了，却把无穷无尽的灾难留下了，大片大片的草场退化了，昔日平坦的农田沙化了，牛羊断了口粮，人类失去了安宁。
挖甘草被人们称作“弯腰捡金子”。许多希冀捡到“金子”的人们长途跋涉，远途而来。他们在草地上扎起帐篷，挖出地窨子，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做起了“甘草梦”。
宁夏被称作甘草之乡。宁夏所产的甘草色红皮细、骨重粉足、条干顺直，名扬国内外，国际市场将其称作“西正甘草”。宁夏的甘草自古就是向皇室进贡的上等佳品，而宁夏的甘草又以盐池县的最为著名。
盐池县理所当然地成了人们圆“甘草梦”最好的地方。
过去的岁月，春季到夏季是挖甘草的最好时机。成千上万的挖甘草大军挺进盐池县，草原上到处闪动着挖甘草人的身影，给盐池县的草地带来毁灭性打击：许多草地被挖过几次甚至几十次，正所谓“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有些甘草上一年侥幸躲过人们的视线，当年却被有“福气”的人逮个正着，连根带草全部挖走。掠夺性翻挖的恶果是，草地越挖越大，甘草越挖越少。过去一亩草地能挖到40公斤甘草，如今能挖到10公斤已经很不错了。在马儿庄乡一位牧民告诉我，全乡有草地65万亩，其中50万亩草地被挖过，如今5万亩草地已经成为寸草不生的沙地。
经过20余年的“大兵团作战”，说盐池县的甘草被挖绝有些夸张，但该县已经没有成品甘草已是事实。现在人们挖出来的多是生长不过半年的细毛根。这些可怜的细毛根还未来得及长大就成为人类的战利品被人换成了钱。
照此下去盐池县还有甘草可挖吗？
中国的甘草故乡已经没有像样的甘草了。
中国的甘草故乡还能存在吗？
20年后的今天，饱受人类凌辱的草地已经向人类施以报复：农田被黄沙掩埋，草场被黄沙染黄，村庄被黄沙吞没，道路被黄沙隔断……
在内蒙古伊克昭盟笔者了解到，该盟每年收甘草250万至300万公斤，收麻黄500万公斤。人们平均每挖0.5公斤甘草要留下5个大小不等的坑，累计挖0.5公斤甘草至少要破坏草原20平方米，1年要破坏草地15万到18万亩；割麻黄50公斤要破坏草地1亩，每年收购500万公斤就要破坏草地10万亩。1977年10月到1980年2月，到西苏旗搂发菜的人数达到5万，5万余人在草地上随意折腾，破坏程度可想而知。由于搂发菜，该旗的一个乡草地面积由1700万亩减少到目前的不足1000万亩。
这仅仅是内蒙古的一个盟。挖甘草、发菜、麻黄不仅在内蒙古，在所有的草原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倘若将这些地区挖甘草、发菜、麻黄破坏的草地加起来肯定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向草地要宝，虽然暂时可以得到一些利益，但却长远地失去了自己的家园，许多牧民不但没有摆脱贫困反而沦为生态难民。失去草原对牧民来说就是失去生命。残酷的现实应当让他们明白：草的生命力在无法阻拦的沙漠面前是多么的脆弱。而造成这种局面的正是我们自己。
【专家观点】
草原系着国家生态安全
张志山（农业部草原处处长）：近几年我国部分地区洪涝灾害频繁，空气污染，沙尘暴迭起，在很大程度上都与草原不合理开发利用密切相关。如果不尽快扭转和控制这种局面，不仅草原经济难以发展，而且草原在整个生态系统中应有的良性作用也难以发挥，最终将有更多的草原沦为不毛之地和沙漠，从而危及整个国家的生态安全，危及全民族的生存发展。
我国草原分布面广，自然、地理、气候等条件差异很大，因此草原生态建设不能是一个模式，必须结合不同区域特点分类整治。
牧区草原是草原的主体，是草原生态建设的重点地区。这一地区要利用法制和行政手段强化管理。针对开垦及破坏严重这一实际情况，在全面完成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集中力量抓好已垦草地的恢复和牧区综合配套建设，从根本上改变牧民长期沿袭的逐水草而居、靠天养畜的落后生活生产方式，实现定居轮牧。在自然条件极其恶劣、草原生态极其脆弱的牧区，重点采取禁牧和生态移民等措施，搞好天然草原的保护。在半农半牧区搞好退耕还草工作。
过去由于片面强调粮食生产，把大面积草原开垦成农田，使之成为草原退化最快的地区。今后在这一地区要积极稳妥地实施休牧、圈养、草田轮作等方法，减轻对草原的压力，使被破坏的草地尽快得到恢复。
过去我们因为违反了草原科学规律，做了许多蠢事，受到了草原的惩罚，今天我们必须痛改前非。草原是关系到我国生态安全的一件大事，全社会都应当爱护它。保护好草原就是保护了我们自己。
草原是绿色黄金
王坤（中国农业大学草地研究所博士）：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的草原被近代人类过度开垦和过度利用，这些地区已经成为我国生态环境问题最突出的地域，科尔沁、浑善达克、毛乌素、腾格里及巴丹吉林几个大沙漠一字排开，对我国农牧交错带形成了巨大的压力。
过去，我国的草原生产结构单调，一是放牧，二是将草场开垦成耕地。结果牛羊越放越多，草场严重超载破坏了草地，开垦草地对草场的破坏程度更不用说了。中国的草原倘若不能从这样的怪圈里挣脱出来，只能重复过去的悲剧。
当务之急是尽快搞好改善生态环境工作，退耕还草。在退耕的地上种草，建立高产优质饲料基地。在这方面已经有了成功的例子。如河北省丰宁县万胜永乡在退耕的土地上种植饲用玉米6000亩，亩产青玉米秸秆3000多公斤，年储存玉米秸秆1500万公斤以上，相当于30多万亩天然草地的产量。这个乡用这种办法实现了饲草自给有余，减轻了放牧对草场的压力。
草原是绿色黄金。这已被许多国家所证实，并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如美国近些年大力发展人工草场，目前已有人工草场3150平方公里，占美国草场面积的13%。他们在13%面积的草地上种植的苜蓿草的产值在全国农产品产值中占到第二位。新西兰有人工草场46万平方公里，占全部草场的69%，该国饲养的牲畜几乎全部依靠人工饲草。这些国家的人工草场不仅解决了牲畜喂养问题，而且有大量的苜蓿草出口国外，交易额都超过了10亿美元。国外的经验值得我们真正思考和学习，我们只有树立草原是金的概念，才能珍惜它。
【注释】
[1]高一聪主编：《中华进补大全》，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76—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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