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两河流域文明成就

1．1．1　城市的起源

城市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在劳动分工加深、生产关系改变和生产产品有了剩余的前提下，逐渐由农业居民点(村或庄)转化而来的人类集中活动的区域单元。因而，在城市发展的早期，城市就具有手工业和商业的职能。那个时代，这个人口比较集中的地方，主要的居住者是手工业者、商人、奴隶主、贵族和官吏等。可以说，城市是生产力发展和人类第二次劳动大分工的产物(Auty R，1995)。城市作为人类组织的一种聚落形式，首先出现在四个大河流域，即两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和黄河流域。最早的城市之所以发源于这些大河流域，主要因为城市文明是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而大河流域是最适合农业和畜牧业发展的地方(王颖，2005)。

1)两河流域与美索不达米亚古城

根据考古发掘的结果，在公元前3000年时，两河流域已经出现了12座城市国家，其中的乌鲁克城占地1 100英亩(约合4.4 km²)，人口约为5万;古城乌尔占地220英亩(约合0.9 km²)，人口约3.4万。两河流域的城市具有如下特征:围成圈的城墙、相当的占地面积、众多的人口、宫殿和庙宇、市场、围绕城市的农田、大规模的水利设施、图形符号和楔形文字等。由于两河流域每座城市就是一个国家，因此战争持续不断。每座城市各尊奉一位主神，城市被看做是属于主神的一个神圣的存在物。寺院和国王是大富豪，大多数平民靠当农夫、工匠、商人、渔民和养牛人谋生。两河流域后被许多游牧民族侵入，最著名的是阿里莫特人的入侵，他们的首领汉穆拉比于公元前1792年建立了闻名于世的巴比伦帝国和巴比伦城。

2)尼罗河流域及埃及古城

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是最早步入文明社会的地区。然而，人们在埃及的考古发掘中，却很难找到堪与公元前3000年两河流域苏美尔古城相比的遗址。有西方学者说，埃及在公元1500年以前根本就没有城市。按照芒福德的说法，这位学者的论断与其说是一种挑战，以催促人们继续发掘，倒不如说是要求给城市下一个更恰当的定义。没有发现城墙围绕的城市，并不意味着古埃及不存在城市。对此，芒福德解释说:从埃及古代象形文字可知，城市为一圆形或椭圆形的封闭圈，圈内有十字交叉路，把城市分割为四份。这说明在前王朝时代是存在着封闭城镇的。也就是说，在埃及，有城墙的城市是一种更古老的形式。而当法老建立起统一的政教合一的王朝后，社会控制主要依靠宗教信仰和自愿的支持，而非物质上的强制，因此城市的军事特征就消失了。代之而起的则是法老的陵墓和庙宇，作为王朝的政治和精神统治的中心，并由这个权力中心来动员全社会的潜能，发挥着与有围墙的城市相同的社会力量集中聚合的作用。到目前为止，发掘出来的最古老的孟菲斯古城以及规模最大的最著名的“百门之都”底比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始终是一个神圣的宗庙城市。即使著名的首都——底比斯的发展，也应该说是一种“松散的郊区式的增长”。因为作为城市中心的法老的家园和陵寝是排他性的，城市的居民事实上都分布在周围的村庄。

3)印度河流域与古印度城市

1922年，在巴基斯坦信德省的拉尔卡县南部印度河右岸，印度的考古工作人员发现了堪与美索不达米亚及埃及古城媲美的印度河文明古城，即举世闻名的摩亨佐·达罗城(Mohenjo-Daro)。考古学家与历史学家把摩亨佐·达罗城和在旁遮普的哈拉巴城一起，称作“哈拉巴文化”。据考古发现，摩亨佐·达罗城是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1750年青铜器时代的一座世界名城，占地面积达600英亩(约合2.43 km²)。该城有高大的城墙，有宽达10 m的街道，居民大约有数万人。城内街道十分整齐，房屋排列井然有序，有两层楼高，面积约30英尺×27英尺(合9.1 m×8.2 m)的小住宅，也有大概是国王居住的有许多间大厅和一个储存库的大型建筑物。更独特的是还有用拱形砖砌成的完美的排水系统。城市中最突出的建筑物是一个大澡堂，包括一个长40m、宽20 m带排水沟的大浴池，及一连串的小热水浴室，这种极度重视卫生的标志及设备，也是首次见于历史城市。城市居民是世界上最早种植棉花和以棉花织布的民族之一，其文字为象形文字。哈巴拉文明于公元前2500年左右达到成熟期，在以后的1 000年中，实际上几乎处于静止不变的状态。每当城市遭到洪水毁灭性的破坏后，重建的新城市总是造得与旧城一模一样。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古印度城市文明到公元1500年时，由于一些不十分清楚的原因，逐渐消失了。有人认为是源于雅利安人的入侵，也有人认为是地下火山多次活动造成大量的泥浆，对城市文明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4)东方两河流域与中国城市的起源

中国是世界上城市起源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城市起源于最适宜产生农业文明的东方两河流域——长江与黄河。在很长时间内人们只称颂黄河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而忽略了长江流域对中华文明形成的历史性作用。自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来，考古研究不仅在黄河而且在长江流域发现了大批史前城市文明。这些考古成果，向人们揭示了中华文明的产生是长江及黄河两河流域文化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的结果。东方两河流域同为中华民族和中国城市文明的发源地。

早在5 0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在黄河流域建立了商城、殷墟及洛邑、成周等京城。从发掘出来的3 000多年前的商朝都城废墟可以看出，“城周围有砖砌的城垣，城市有宫室、门庭、庙宇等大大小小的土木工程”、“到处可看到密布的铜的冶炼场、铜的作坊、石工作坊和兵器作坊等遗址”。不过，当时的城市虽然有冶炼业和作坊，但生产规模小、生产能力低，所消耗的原料和燃料都不多，产生的废弃物量不大。又据《周礼考工》记载，“匠人嬴国，方几里，旁三门，国中九纬九经，左祖右社，前朝后市，王室居中”(王如松，1994)。从这里，能看出当时的城市景观及基本风貌，城市规模虽不大，但有道路网的配置以及各种初见规模的功能分区。到战国时期，中原大地有城市数十座，并且出现了临淄那样“车轮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的繁华城市(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1992)。

在漫长的农业社会中，城市发展是十分缓慢的，城市数量少且规模一般比较小，城市人口所占的比重很低，城市结构也比较简单，城市化现象不显著，乡村是人类主要住区形式，城市的各种社会、经济尤其是生态问题并没有明显暴露出来，因而没有涉及今天特别热门的有关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