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观点

13．3　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观点

生态马克思主义联系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理论观点，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从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面临严重危机这一事实出发，分析资本主义制度与全球性生态危机的必然联系，提出了一系列独特的理论观点。

13．3．1　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

如同生态主义理论把自然价值意义的重新阐释作为立论基础一样，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对马克思恩格斯人与自然辩证关系观点的归纳与拓展，就可以提供一种介于技术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之间第三种模式的理论根基。生态马克思主义对其哲学基础的论证，可概括为以下三个要点。

第一，自然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历史存在。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虽然不否认有一个客观的先于人的自然界存在，但它的自然概念本质上却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大卫·佩珀认为：“虽然不能把人与其他动物同日而语，但人也是自然存在物。我们所设想的自然是社会地被设想的和社会地形成的。”^[23]因而，他们不同意技术中心主义把自然当作经济利益的储存地，也反对生态中心主义把自然看作内在价值的源泉。他们承认自然除了物质生产的材料、资源等工具性价值，还有审美、精神、道德等非工具性价值，但坚持认为这些价值关系的主体只能是人而不是其他形式的自然存在。

第二，人与自然是辩证统一的历史过程。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与自然是不可分离的，它们各自是对方的一部分，通过对方来界定自己展现自己，同时它们又是互相渗透互相作用的，人类作为自然界整体的一部分，不能拒绝它的内在规律，必须承认外部或第一自然的优先性，但同时人类又可以作用于它所产生的第二自然。这种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构成人与自然日益统一的历史过程。豪沃德·帕森斯解释道：“人类离开了它在自然中的进化和借助工具实现的面对自然的集体劳动是不可想象的。人类与自然的辩证关系——人改变自然的同时也在改变自己——是它自己的自然的本质。自然是产生了人又为人所产生的有限的材料和环境力量。”^[24]

第三，人类物质劳动是人与自然最终实现统一的现实途径。人类技术进步基础上的生产劳动是使人与自然实现一体化并最终使人从自然必然性中获得解放与自由的主要手段，关键在于不要像资本主义社会下那样人类成为技术的奴隶，自然物质成果成为外在于人自身的东西，但也不能由此走向否定人类劳动及其对自然的支配本身，这既不现实也无必要。瑞尼尔·格伦德曼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支配概念不同于统治，支配并不意味着征服与破坏，相反，它正是缺乏支配的表现，因为支配标志着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集体的有意识的控制。他甚至认为，人类对自然的支配范围越广、能力越高，将会越自由。

13．3．2　关于生态危机的性质

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生态危机不是生态主义者所承认的一般环境危机，而是全球危机。瑞尼尔·格伦德曼强调生态危机的广度和深度。他不同意把生态问题仅仅归结于资源耗竭和人口增长，认为生态危机是全球性的，包括物种灭绝、污染等许多全球范围的问题和人类的生存危机。有些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生态问题本质上或首先是它所影响到的人的问题，如本·阿格尔说：“今天的危机理论既强调资本主义内在结构矛盾（导致马克思称之为利润率趋于下降的矛盾），又强调发达资本主义加深异化、分裂人的存在、污染环境以及掠夺自然资源的趋势。”^[25]正如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等著作中已指出的，19世纪初的环境问题对于多数人来说是与社会打击相关的，即与城市化和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相关联的经济剥削，早期的工人运动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环境运动。在这些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在当代社会条件下环境问题的这一实质并未改变。这既表现在这种19世纪初形成的环境剥削在拉丁美洲、亚洲等广大发展中国家依然存在，也表现在发达国家环境问题只是一系列相关社会问题中的一个方面，更表现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环境剥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殖民主义”政策，使得不发达国家成为他们的原料仓库、垃圾站及转移污染严重的工业的场所。法国“人类进步基金会”认为，我们面临着三种失衡：地球南北的失衡；穷人和富人的失衡；人与自然的失衡。这三种失衡反映了三重危机：社会与社会关系的危机；人与人关系的危机；人与其生存环境关系的危机。这三重危机产生的共同原因在于西方创造的“现代文明”。科学和市场是最好的、也是最坏的东西，两者在当代世界的发展导致了价值危机。精神和伦理的破坏造成了严重的恶果，使道德沦丧，人欲横流，腐败成风。如果听任社会从属于科学和市场，“三重危机”将永远无法解决。

13．3．3　关于生态危机的成因

生态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与生态危机的内在必然性，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豪沃德·帕森斯、瑞尼尔·格伦德曼、安德列·高兹等，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结构分析方法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认为正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自然作用的社会管理方式，造成了生态危机。安德列·高兹说道：“生产力的经济规则与资源保护的生态规则截然有别。生态理性旨在用这样一种最好的方式来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尽可能提供最低限度的、具有最大使用价值和最耐用的东西，而消费少量的劳动、资本和资源就能生产出这些东西。与此相反，对最大量的经济生产力的追求，则旨在能卖出用最好的效率生产出来的最大量的东西，以获取最丰厚的利润，而所有这一切均建立在最大量的消费和需求的基础之上。只有通过这种最大量的消费和需求，才有可能在资本的增值方面获取回报。其结果是，在企业的层面上最大量的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了在经济领域浪费的日益加剧。但是，从生态的观点看是对资源的浪费和破坏的东西，用经济的眼光来衡量则是增长之源。”^[26]因此，以私有制为基础，以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所带来的“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必将导致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个体公司不可能按反对其自身利益的、着眼于集体和长远利益的生态化方式进行生产经营，于是全球性生态危机的出现在所难免。这一矛盾是内在的，决定了不会有持续的、绿色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生态矛盾使可持续发展、‘绿色’资本主义成了一种不可能实现的梦想，从而成为一种自欺欺人的骗局。”^[27]乔治·拉比卡指出，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掠夺和剥削是造成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生态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生态殖民主义者为了保护本国的生态环境不惜破坏他国的生态环境。发达国家虽然也叫喊克服生态危机，但是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性质决定了它们只能解决本国或局部地区的生态危机，而不可能解决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安德列·高兹认为，资本主义是追求经济合理性的社会，其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模式是与生态合理性的要求不相容的。资本主义追逐利润的最大化和市场、消费的不断扩张，必将破坏生活的基本要素和生活质量，生态危机的原因在资本主义积累的逻辑之中。为满足这一逻辑，需要引导人的消费最大化，创造商品消费量的最大化。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生态危机产生这一点上，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取得了高度的一致。瑞尼尔·格伦德曼和安德列·高兹更是强调，不能简单化理解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必然后果，消灭了资本主义社会，建立其他社会，如果仍然采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生态危机照样出现。“倘若社会主义运用与资本主义一样的工具的话，那它与资本主义就没有什么区别了。”^[28]强调社会主义应建立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

13．3．4　关于走向绿色社会的道路

生态马克思主义在这一问题上与生态主义理论面临着同样性质的难题，即理论提出的任务和现实变革的动力不相适应。总体上看，生态马克思主义坚持了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将工人集体运动作为社会根本变革的基本力量，并力主实现与生态运动等新社会运动的结合。由于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承认生态环境问题根源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这就决定了生态环境问题的最终解决首先要与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结合起来，而实现这一根本性变革的根本动力就是社会物质生产的主体有着这方面的要求并组织起来。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强调的是工人阶级为了自己的物质利益在政党、工会的旗帜下组织起来，以及领袖人物在发动组织革命性转变中的作用。但是，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已开始注意到这种被剥削阶级的主体意识与阶级意识在社会变革中虽有着决定性作用，而它们完全有可能在资本主义物化社会关系与意识形态控制下淡化甚至消失。发达资本主义通过“福利社会”的建立证实了这一趋势。产业工人阶级不仅规模上比其他阶级缩小得快，而且因日益依赖于资本主义秩序变得保守。因而，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的最大难题之一就是为自己的理论寻找实践载体。比如，安德列·高兹就认为，工业无产阶级已不再是马克思所说的革命性力量，工业无产阶级的作用将由一个新的非阶级或后工业新无产阶级——一个包括从体力、智力工作中排挤出的和被部分雇佣或没有工作保证的跨范围的阶级——所取代。^[29]但是，大多数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依然认为，社会变革的潜力来自于新社会运动与工人运动的结合。大卫·佩珀指出，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战略是多样化的。但他们一致认为应着眼于实现斗争的潜在需要而不是超越资本主义，作为生产者有权建立自己想象的社会。因而，劳工运动是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社会变革的主要方法是物质主义的，它决定人们的行为与意识，虽然这并不排斥社会化、教育和观念的作用。潜在的阶级斗争仍是社会变革的有力推动力。”^[30]但正如事实已证明的，新政治运动特别是生态运动与工人运动的结合一开始并不顺利，双方对自己和对方在整个社会进步主义政治中的位置的认识都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比如许多绿党及生态运动拒绝社会主义的任何形式的渗透，更不用说接受其立场与理论。这种状况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虽有所改变，但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绿色社会还很难说是一个可以预期的现实前景，用大卫·佩珀自己的话就是，生态社会主义在人们非常需要和愿意维护它之前不会产生。^[31]安德列·高兹建设性地提出了走生态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他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合理性与生态合理性互相矛盾。为了解决两者的冲突，必须进行生态重建。资本主义生态现代化道路对资本主义经济合理性的新制约改变不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趋势，只是扩展经济合理性的范围，增加资本的价值。资本的技术机制剥削了劳动力，也剥夺了个人的生存关系及其意义。生态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拯救生活的基本要素，改善生活质量，使生产和利润最大化的经济标准服从于社会——生态标准。生态社会主义现代化意味着范式的转换，使发展从属于非定量的社会文化目标以及个人的自由发展。它是走向一个基于自我约束的、更节俭的、生态上可持续的消费模式的唯一道路。

13．3．5　关于未来绿色社会的设想

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与反对就包含了克服生态环境问题的社会条件，因而，未来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就是经济生产满足人类全面需要、符合生态可持续性原则并处在更民主的控制之下的社会，也就是一个绿色社会。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对未来绿色社会的设想是：

第一，未来社会是一个人类自由实现和人与自然相统一的社会。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使人们可以更好地实现对自然必然性的把握与支配，尽管物质性的被迫性的劳动活动仍将存在，但人们肯定有更多的自由时间从事创造性、休闲性的活动，成为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自由存在。同时，社会关系方面资本主义私有制生产关系的克服，使人们可以自主地控制与自然的关系，社会主义制度与健全理性可以保证最大限度地消除社会非正义现象与自然环境方面的愚行。人类自由的实现和人与自然的历史性统一是这一未来社会的两个基本特点。

第二，未来社会将是一个绿色经济发展模式的社会。生态马克思主义虽不一般地反对经济的增长，但却要求承认并遵从外部自然的限制，认为未来经济将是基于生态法则的对所有人都有一定限制的经济。由于未来社会实现了对生产手段的社会占有，也就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集体控制，就可以使社会生产真正按照多数人的利益目标进行，并符合多数人的长远利益特别是生态利益。因而，社会主义条件下才会有绿色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及根本保障。至于这种绿色经济的结构形式，瑞尼尔·格伦德曼、安德列·高兹等认为，它将是结合市场机制的计划生态经济。他们批评市场自由主义，但也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主张取消市场、货币与国际交换的观点不现实。安德鲁·塞尔等明确指出，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混合经济是必然的选择，鲍里斯·弗兰克尔和马丁·雷尔等则对未来社会中经济的分散化趋势表示了怀疑。

第三，未来社会是全面废除现存的财产私有制和国家公有制的共同财产所有制社会。因为私有制会产生异化和对人类与自然的剥削，而公有制容易造成社会集权、人性异化和掠夺自然，主张建立“共同财产所有制”。

第四，未来社会将是一个基层民主充分发展但仍将存在国家或类似组织管理的社会。基层民主和参与民主的充分发展源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变革的本质，即生产者以联合的形式实现对社会生产资料的重新占有，也是出于对资产阶级代表制民主的反对和失望。大卫·佩珀就主张弘扬存在于社会主义传统中的分散化和基层民主的思想，因为它很类似于生态主义理论的目标。与此同时，安德列·高兹、瑞尼尔·格伦德曼等对国家的未来采取了日益谨慎的态度。前者认为在建立起适应地方条件的合作机构之前应继续发挥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以便国家逐步消亡；后者则在他的二元经济模式（即统治领域和自治领域）中，强调国家在社会生活中仍将长期发挥作用。

【注释】

[1]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西方马克思主义卷》下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73—579页。

[2]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86页。

[3]David Pepper，Ecosocialism:From Deep Ecology to Social Justice，p．248．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7—168页。

[5]岩佐茂：《环境的思想》，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116页。

[6]John Clark：“Marx’s Inorganic Body”，Environmental Ethics，Vol．11，No．3，1989．pp．243-258．

[7]岩佐茂：《环境的思想》，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117页。

[8]John Clark：“Marx’s Inorganic Body”，Environmental Ethics，Vol．11，No．3，1989．pp．243-258．

[9]岩佐茂：《环境的思想》，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116页。

[10]同上书，第117页。

[11]John Clark：“Marx’s Inorganic Body”，Environmental Ethics，Vol．11，No．3，1989．pp．243-258．

[12]岩佐茂：《环境的思想》，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116—117页。

[13]岩佐茂：《环境的思想》，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117—118页。

[14]同上书，第123—125页。

[15]Ted Benton，“Marxism and Natural Limits：An Ecological Critique and Reconstruction”，in：New Left Review，No．178，1989．

[16]Ted Benton，“Marxism and Natural Limits：An Ecological Critique and Reconstruction”，in：New Left Review，No．178，1989．

[17]Ted Benton，“Marxism and Natural Limits：An Ecological Critique and Reconstruction”，in：New Left Review，No．178，1989．

[18]R．Grundmann，“The Ecological Challenge to Marxism”，in：New Left Review，No．187，1991．

[19]R．Grundmann，“The Ecological Challenge to Marxism”，in：New Left Review，No．187，1991．

[20]岩佐茂：《环境的思想》，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139页。

[21]同上书，第140页。

[22]John Clark：“Marx’s Inorganic Body”，Environmental Ethics，Vol．11，No．3，1989．pp．243-258．

[23]David Pepper，Ecosocialism:From Deep Ecology to Social Justice，pp．232-233．

[24]Howard Parsons，Marx and Engels on Ecology．

[25]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导论》，加利福利亚古得伊尔出版公司1979年版，第269页。

[26]Andre Gorz，Capitalism，Socialism，Ecology，pp．32-33．

[27]David Pepper，Ecosocialism:From Deep Ecology to Social Justice，p．95．

[28]Andre Gorz，Ecology as Politics，p．19．

[29]Andre Gorz，Farewell to the Working Class:An Essay in Post‐Industrial Socialism，chapter 6．

[30]David Pepper，Ecosocialism:From Deep Ecology to Social Justice，p．234．

[31]David Pepper，Ecosocialism:From Deep Ecology to Social Justice，p．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