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长江流域人口分布与结构的演变
人类活动是人地关系中的能动因素，人类的人口变动和生产、生活都能对所处环境产生影响。20世纪90年代，蓝勇、张建民、邹逸麟、张国雄等人从人口学的角度，研究人口压力、人口运动引发的环境问题。蓝勇、龚胜生等指出，人口增殖和人口流动，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开发和导致环境问题的内在因素和主要动力。明清时期是中国人口的膨胀期，所以这一阶段长江流域人类活动引发的环境恶化问题较为显著。[100]陈家其的研究认为南北朝、唐宋、清末是长江三角洲地区人口激增期，人口增长在不同时段起不同作用，人口增长过快会导致资源、环境失衡，影响区域经济发展。[101]张国雄、张建民、邹逸麟等学者从人口增殖、流民与环境恶化的关系角度，分析历史上长江流域人口运动的主要流向、运动形式、人口压力的表现及原因，并探讨政府为缓解人地冲突、改善环境所实施的各种对策。[102]汪润元、勾利军研究了清中叶以来长江流域的人口压力增大趋势、人口运动的主要流向和形式，认为长江流域各重点林区以及沿江湖区在人口压力下的开山垦田和围湖促淤等生产活动，造成了本地区生态环境恶化的问题。[103]田强考察了秦汉时期人口移入长江流域的类型，认为大量人口移入对长江流域经济开发起了积极作用。[104]冯贤亮试图从社会控制的角度研究流民、环境恶化、基层社会控制三者间关系，提供了研究流民与环境关系问题的新思路。[105]郭立新研究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长江中游地区人口压力与山地型、平原型两种生计经济方式之间的关系，提出人口压力间接推动人类社会初期社会复杂化的观点，颇具启发性。[106]张力仁主张加强人地关系中人的行为的研究，通过研究清代陕南流民在空间选择、生产方式选择、资源利用方式选择等行为原则，深入分析人类行为选择性差异与环境变迁的关系。[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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