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长江流域的文明进程
20世纪90年代以后，学术界开始关注长江流域环境变迁对人类文明进程的影响。陈桥驿、徐建春、王家德、陈中原、朱诚、邓先瑞等从环境考古学的角度，研究长江流域人类文明早期气候、植被、水环境等演变对人类文明起源、文明演进、文明分布的影响，研究成果较多，大多集中于长江中下游，其中关于长江上游的研究尚显不足。[152]陈桥驿、蓝勇、张建民、朱诚等人利用文献资料及孢粉分析，对历史上环境演变对文明发展进程、区域文化特征形成、民间风俗、民间信仰嬗变等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如蓝勇探讨了历史上四川居民个性特征的地域差异，认为其演变受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变化的影响。[153]朱诚等人通过巫山张家湾遗址考古发掘及孢粉分析，研究汉代以来长江三峡地区环境的演变与人类活动之间的关系，认为由于汉代本地制陶工业发展曾导致生态环境脆弱。[154]陈业新、姚伟钧、郑哲雄、张建民等人对历史上长江流域环境演变与地方民俗形成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了一系列的深入探讨。[155]陈桥驿、王子今、邓先瑞等人研究了水环境、季风气候等因素对江南地域文化特征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156]刘礼堂尝试用文化生态学的方法，探讨唐代长江上中游地区政区演变和自然环境特点，但未能进一步探讨环境与区域文化特点之间的关系。[157]陈曦从地域文化入手，分析了宋代荆湖北路地区人类的经济开发活动造成的生态环境变动，及其在本地区民间信仰中的间接反映，研究视角较有新意。[158]目前学术界对长江流域文化的形成、传播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之间互动关系，尤其是对不同时空生态文化多样性的研究仍不够深入，有分量的文化生态学成果较少。只要通过环境史学与民俗学、民族学、文化学、人类学等多学科交叉协作，一定能取得突破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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