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流域环境史研究的展望

长江流域环境史研究的展望_历史时期长江中游

三、长江流域环境史研究的展望

长江流域的区域环境史研究在20世纪初进一步深化，并走向国际化合作研究。2005年11月19—20日，由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与《光明日报》理论部在武汉共同举办“14世纪以来长江中游地区环境、经济与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来自海内外有关经济史、社会史、历史地理、历史人类学、法律史、文化史等领域6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与会者对14世纪以来长江中游地区的生态环境变迁，以及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等问题展开了广泛的交流。这次会议对推进长江中游地区的区域社会环境史和经济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2009年12月6—7日，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在上海主办“江南生态环境史研讨会”，围绕江南开发、水环境、疫病与卫生、土地利用与生态农业等问题进行研讨。此次会议对推进长江下游环境史的研究具有积极意义。

20世纪80年代以来，长江流域环境史研究以人地关系为核心，探讨人口运动、经济开发、自然灾害、资源利用、聚落形态、环境保护、文化嬗变、疫病传播与环境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的领域不断拓展，研究的问题不断深化，长江流域的环境史研究取得了众多成果，但仍存在一些缺憾:

一是研究资料的整理发掘工作相对滞后，阻碍了长江流域环境史研究的发展。首先，档案、历史文献中有关长江流域环境演变的资料有待系统整理。其次，家谱、墓志、碑刻、地方文献中有关本区域生态环境变迁的资料尚待搜集和发掘。再次，长江上、中游的环境考古数据资料相对较少，仍然需要加强研究的力度。只有加强对长江流域环境史研究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才能促使长江流域环境史研究迈向新的高度。

二是跨学科资源整合力度不足。自然科学领域的学者习惯采用生物学研究法、自然地理学研究法、同位素法、碳14法等，研究对象多关注人类文明早期气候、植被、水文诸环境因素的演变历程，较少关注乃至轻视人类社会对环境的影响;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只重视历史文献研究法，忽视自然科学研究的数据。长江流域环境史与经济史、历史地理、社会史等对话较多，而与文化史、医学史、人类学等的对话较少。目前，长江流域环境史研究尚未形成跨学科合作的平台，导致长江流域环境史研究从研究方法到研究成果上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和局限性。

三是在研究方法上仍存在着一些不足。首先，研究的时段分布不均，学术界的研究多集中于明清阶段，秦汉、唐、宋元时段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而其他时段则尚存空白。宏观、长时段的环境史研究成果较多，而微观、短时段的环境史研究较少，暴露出长江流域环境史研究的深度仍显不足。其次，长江流域环境史研究的地域分布不平衡，目前的研究成果较多集中于长江流域的秦巴山区、江汉平原、三大湖区等重点地域，而长江上游山区、长江中下游山区、丘陵、长江支系等地域的环境演变和人地关系状况问题较少得到关注。

四是不同领域的研究水平发展不平衡。目前，在长江流域人口与环境、经济开发与环境、资源利用与环境、灾害与环境等问题的研究成果相对丰硕，而在长江流域聚落形态与环境演变、环境保护措施与意识、区域文化发展与环境演变、区域疫病分布传播与环境等问题的研究成果较为薄弱。从研究的视角来看，长江流域的环境恶化问题得到较多关注，而长江流域人类的良性开发活动和生态农业发展等方面受到的关注不够。从乡村环境史与城市环境史的分野来看，关于长江流域城市内部生态系统历史演变的研究起步较晚，成果较少，必须吸收长江流域城市史研究的成果。此外，研究成果大多集中在人类生产环节的活动与自然资源变迁之间关系层面上，而对环境变化与流通、交换、消费等环节的人类活动之间的关系，以及环境变化与长江流域城市化、社会近代化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研究尚显不足。

五是关于长江流域环境史研究的中外学术交流仍显不足。学术界对境外长江流域环境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关注不够，美、日、韩等国及中国香港、台湾地区的相关研究成果未能及时翻译介绍到国内或内地。目前，跨国、跨地区的学术合作尚停留于学者个体之间，而国内环境史科研机构与境外科研机构之间的合作尚未形成。

总之，虽然长江流域环境史研究目前尚存在各种问题和不足，但只要相关领域的学者不断开拓创新，团结协作，必将在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推动长江流域环境史研究不断深化。

【注释】

[1]张建民:《生态环境问题与社会经济史研究》，《史学理论》1988年第2期，第142～145页。

[2]吴泽:《地理环境与社会发展》，棠棣出版社1950年版。王振德:《地理环境、人口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

[3]吴晓明、安延明:《关于研究地理环境作用的方法论问题》，《复旦学报》(社科版)1981年第3期，第8～14页。徐咏祥:《论导致普列汉诺夫地理环境决定论倾向的理论根源》，《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1期，第125～138页。

[4]郁越祖:《地理环境与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复旦学报》(社科版)1982年第6期，第58～62页。王正平:《地理环境与社会发展》，《历史研究》1983年第2期，第60～71页。严钟奎:《论地理环境对历史发展的影响》，《暨南学报》(哲社版)1985年第3期，第32～39页。宁可:《地理环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历史研究》1986年第6期，第3～20页。张艳国:《东方地理环境与中国历史发展》，《社会科学辑刊》1989年第4期，第79～83页。

[5]谭其骧:《中国文化的时代差异和地区差异》，《复旦学报》(社科版) 1986年第2期，第4～13页。

[6]史念海:《隋唐时期农牧区的变化及其对王朝盛衰的影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4辑，第31～54页。蓝勇:《唐代气候变化与唐代历史兴衰》，《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第1辑，第4～15页。李学江:《地理环境与西夏历史》，《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2辑，第135～150页。马强:《地理环境因素与汉末三国历史进程》，《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2期，第53～57页。

[7]于希贤:《地理环境变迁与文学思潮更迭——西周至魏晋南北朝文风演变与地理环境关系》，《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4辑，第225～238页。

[8]蓝勇:《20世纪运用人地关系思维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理论与实践述评》，《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期，第144～153页。

[9]王铮、张丕远、周清波:《历史气候变化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兼论人地关系》，《地理学报》1996年第4期，第329～339页。

[10]曹世雄、陈莉、郭喜莲:《试论人类与环境相互关系的历史演替过程及原因分析》，《农业考古》2001年第1期，第35～37页。

[11]方修琦、牟神州:《中国古代人与自然环境关系思想透视》，《人文地理》2005年第4期，第110～114页。

[12]［美］唐纳德·沃斯特著:《尘暴——1930年代的美国南部大平原》，侯文蕙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版。［美］唐纳德·沃斯特著:《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侯文蕙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田晓文:《“环境解释学派”述评》，《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0年第2期，第52～57页。李学智:《丹纳〈艺术哲学〉中的地理环境与社会生活》，《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4期，第138～139页。高国荣:《对环境问题的文化批判——读唐纳德·沃斯特的〈尘暴〉》，《世界历史》2003年第5期，第94～97页。包茂宏:《非洲史研究的新视野——环境史》，《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1期，第121～135页。包茂宏:《唐纳德·沃斯特和美国的环境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4期，第96～106页。包茂宏:《马丁·麦乐西与美国城市环境史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4辑，第114～126页。包茂宏:《德国的环境变迁与环境史研究——访德国环境史学家亚克西姆·纳得考教授》，《史学月刊》2004年第10期，第91～95页。包茂宏:《英国的环境史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5年第2辑，第135～147页。梅雪芹:《环境史学的历史批判思想》，《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第126～130页。杨宁一、郑丽平:《评梅棹忠夫“文明的生态史观”》，《史学月刊》2005年第8期，第92～98页。梅雪芹:《从“人”的角度看环境史家与年鉴学派的异同》，《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第9～13页。刘军:《论西方环境史的政治特点》，《史学月刊》2006年第3期，第15～21页。［美］J.唐纳德·休斯著:《环境史的三个维度》，梅雪芹译，《学术研究》2009年第6期，第97～102页。

[13]刘翠溶、伊懋可:《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上、下册，台湾“中研院经济所”1995年版、2000年版。

[14]包茂宏:《环境史:历史、理论和方法》，《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第70～83页。

[15]景爱:《环境史:定义、内容与方法》，《史学月刊》2004年第3期，第5～7页。景爱:《环境史续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5年第4辑，第152～158页。

[16]刘翠溶:《中国环境史研究刍议》，《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第14～21页。

[17]徐再荣:《环境史研究的人文取向》，《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6年5月30日。

[18]方修琦、葛全胜、郑景云:《环境演变对中华文明影响研究的进展与展望》，《古地理学报》2004年第1期，第85～94页。

[19]刘军:《环境史研究也应重视人与人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5年8月4日。

[20]梅雪芹:《论环境史对人的存在的认识及其意义》，《世界历史》2006年第6期，第117～125页。梅雪芹:《关于环境史研究意义的思考》，《学术研究》2007年第8期，第89～93页。

[21]行龙、李春华:《要重视从社会角度研究中国人口资源环境史》，《光明日报》2001年12月4日。

[22]侯文蕙:《环境史和环境史研究的生态学意识》，《世界历史》2004年第3期，第25～32页。

[23]侯甬坚:《关照现实:历史环境研究的出发点》，《江汉论坛》2005年第1期，第92～95页。

[24]朱士光:《关于中国环境史研究几个问题之管见》，《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第12～15页。

[25]王利华:《中国生态史学的思想框架和研究理路》，《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第22～32页。

[26]李根蟠:《环境史视野与经济史研究——以农史为中心的思考》，《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第2～13页。

[27]张全明、王玉德:《中华五千年生态文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8]田红星:《环境习惯与民间环境法初探》，《贵州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第84～87页。

[29]石楠:《关于环境史分层研究的构想》，《史学月刊》2004年第3期，第19～21页。

[30]梅雪芹:《从环境史角度重读〈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1期，第127～132页。

[31]王业键、黄莹珏:《清代中国气候变迁、自然灾害与粮价的初步考察》，《中国经济研究》1999年第1期，第3～18页。吴滔:《关于明清生态环境变化和农业灾害发生的初步研究》，《农业考古》1999年第3期，第285～288页。刘正刚、孟超:《经济行为与环境变化:清前期台湾野生鹿消失探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年第1辑，第150～157页。蔡苏龙、牛秋实:《流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与明代农业生产的衰变》，《中国农史》2002年第1期，第17～22页。杨煜达:《清代中期(公元1726—1855年)滇东北的铜业开发与环境变迁》，《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3期，第157～174页。古开弼:《我国历代保护自然生态与资源的民间规约及其形成机制——以南方各少数民族的民间规约为例》，《农业考古》2005年第1期，第257～265页。王社教:《明清时期西北地区环境变化与农业结构调整》，《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第75～81页。方行:《清代江南经济:自然环境作用的一个典型》，《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1期，第103～107页。行龙:《明清以来晋水流域的环境与灾害》，《史林》2006年第2期，第10～20页。方修琦、叶瑜、曾早早:《极端气候事件—移民开垦—政策管理的互动:1661—1680年东北移民开垦对华北水旱灾的异地响应》，《中国科学》2006年第7期，第680～688页。

[32]韩昭庆:《明代毛乌素沙地变迁及其周边地区垦殖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第191～204页。王社教:《清代西北地区地方官员的环境意识——对清代陕甘两省地方志的考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1辑，第138～148页。

[33]陕西师范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编:《史念海教授纪念文集》，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编:《西部开发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陕西师范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编:《人类社会经济行为对环境的影响和作用》，三秦出版社2007年版。

[34]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编:《历史环境与文明演进》，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35]朱士光:《历史时期华北平原的植被变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4年第4期，第79～85页。何业恒、文焕然:《历史时期华北的野象》，《地理知识》1981年第7期，第8页。周云庵:《秦岭森林的历史变迁及其反思》，《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1辑，第25～39页。李健超:《秦岭地区古代兽类与环境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4辑，第33～44页。

[36]史念海、张修桂、谭其骧:《海河水系的形成与发展》，历史地理编辑委员会:《历史地理》第4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7页。

[37]王利华主编:《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

[38]蓝勇:《中国西南历史气候初步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2辑，第13～39页。于希贤:《苍山雪与历史气候冷期变迁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2辑，第25～39页。

[39]刘德隅:《云南森林历史变迁初探》，《农业考古》1995年第3期，第191～196页。

[40]刘正刚:《明清闽粤赣地区虎灾考述》，《清史研究》2001年第2期，第120～124页。刘正刚:《明末清初西部虎患考述》，《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第4辑，第98～104页。刘正刚、孟超:《经济行为与环境变化:清前期台湾野生鹿消失探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年第1辑，第150～157页。

[41]朱士光:《历史时期东北地区的植被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4辑，第105～120页。景爱:《平地松林的变迁与西拉木伦河上游的沙漠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4辑，第25～38页。景爱:《木兰围场的破坏与沙漠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2辑，第89～107页。林汀水:《辽河水系的变迁与特点》，《厦门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第10～16页。

[42]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主要有:蓝勇主持的《2000年来长江上游森林分布变迁与水土流失综合研究》(2001年立项)、赵万民主持的《西南地区流域开发与人居环境建设研究》(2006年立项)。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主要有:鲁西奇主持的《历史时期汉江流域的开发与环境》(1998年立项)、许怀林主持的《鄱阳湖流域的经济开发与生态环境的历史考察》(2000年立项)、李德英主持的《二十世纪岷江流域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问题探讨》(2001年立项)、张建民主持的《历史时期长江中游地区的人类活动与环境变迁》(2001年立项)、周宏伟主持的《历史时期长江流域的森林变迁研究》(2000年立项)、陈世松主持的《“湖广填四川”与西部生态环境及社会变迁研究》(2004年立项)、高蒙河主持的《长江流域文明起源期的生态系统与人地关系》(2005年立项)、朱圣钟主持的《中国古代巴人分布迁徙及其与环境的关系研究》(2007年立项)、张根福主持的《太湖流域人口与生态环境的变迁及社会影响研究》(2008年立项)。

[43]硕士学位论文有:康弘:《清代长江中游资源开发与环境变迁》，1995年，武汉大学专门史专业(导师:张建民)。吴海文:《清代洞庭湖区水患和洞庭湖治理研究》，2000年，广西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导师:钱宗范)。傅顺:《从环境演化角度探讨三星堆文化消失之原因》，2002年，成都理工大学科学技术哲学专业(导师:王成善、李荃辉、刘兴诗)。张舜:《宋代长江三峡地区经济开发的整体研究》，2003年，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古代史专业(导师:张全明)。严奇岩:《近代四川山货开发研究》，2004年，西南师范大学专门史专业(导师:蓝勇)。刘兴军:《明清时期湘鄂赣交界地区山林特产资源开发与社会经济发展》，2005年，武汉大学专门史专业(导师:张建民)。黄百灵:《民国时期岷江上游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研究》，2005年，四川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导师:李德英)。孙吉:《岷江上游历史文化景观与环境动因》，2006年，四川大学历史地理学专业(导师:李勇先)。潘英武:《唐宋时期长江上游地区的森林分布与人地关系研究》，2006年，西南大学历史地理学专业(导师:蓝勇)。徐艳:《明清金沙江下游经济开发与生态环境变迁》，2006年，西南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导师:蓝勇)。徐慧茗:《环境变迁、社会变动与鄱阳湖区域经济开发》，2007年，南昌大学专门史专业(导师:万芳珍)。孙黎丽:《环境变迁与徽商兴衰关系研究》，2007年，南京师范大学专门史专业(导师:施和金)。龚政:《清代湖南的经济开发和生态环境的变迁》，2007年，西南大学历史地理学专业(导师:蓝勇)。白昌红:《清代长江下游(江苏、安徽段)经济开发与生态环境变迁》，2007年，西南大学历史地理学专业(导师:蓝勇)。杨红平:《清代浙江经济开发与生态环境变迁》，2007年，西南大学历史地理学专业(导师:蓝勇)。彭恩:《清代湖北地区经济开发与生态环境变迁》，2007年，西南大学历史地理学专业(导师:蓝勇)。范文明:《清代江西的经济开发和生态环境的变迁》，2007年，西南大学中国历史地理学专业(导师:杨光华)。罗丽萍:《成都地区4ka以来环境—气候变化与其对古蜀文明的影响》，2007年，成都理工大学第四纪地质学专业(导师:朱利东)。夏先中:《清代湖南人口与环境》，2007年，湘潭大学专门史专业(导师:彭先国)。徐丽娟:《六朝都城建康的生态环境研究》，2007年，南京师范大学专门史专业(导师:李天石)。李思宏:《湘西山地村落形态特征研究》，2009年，湖南大学建筑学专业(导师:柳肃)。
　　博士学位论文有:高蒙河:《长江下游考古时代的环境研究》，2003年，复旦大学历史地理专业(导师:葛剑雄)。宋兵:《太湖渔业和环境的生态系统模型研究》，2004年，华东师范大学动物学专业(导师:陈立侨、陈勇)。魏幼红:《明清时期地方城市的形态与空间结构——以江西省为中心》，2006年，武汉大学历史地理专业(导师:鲁西奇)。肖启荣:《明清时期汉水中下游的水利与社会》，2008年，复旦大学历史地理学专业(导师:王振忠)。笪浩波:《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与生态环境关系研究》，2009年，华中师范大学区域文化史专业(导师:张正明、王玉德)。覃华瑞:《明清徽州的家族人口与生计变迁》，2009年，厦门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导师:郑振满)。钟启顺:《民国时期湖南自然灾害及社会变迁(1912—1949)》，2005年，湖南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导师:周秋光)。余涛:《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湖北的水灾及水利建设》，2005年，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导师:彭南生)。

[44]武仙竹:《长江流域环境变化与人类活动的相互影响》，《东南文化》2000年第1期，第26～32页。

[45]张迪祥:《春秋、战国时期以来长江流域人口活动对植被变迁的影响》，《植物资源与环境学报》2000年第1期，第47～53页。

[46]张莉红:《古代长江上游地区的大开发及其历史启示》，《社会科学研究》2001年第2期，第126～131页。

[47]郭声波:《论四川历史农业地理的若干特点与规律》，《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1期，第78～91页。郭声波:《四川历史上农业土地资源利用与水土流失》，《中国农史》2003年第3期，第113～117页。

[48]张建民、鲁西奇:《长江中游地区人地关系的历史演变及其特点》，《光明日报》2004年9月21日。杨果、陈曦:《经济开发与环境变迁研究——宋元明清时期的江汉平原》，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55页。

[49]邹逸麟:《论长江三角洲地区人地关系的历史过程及今后发展》，《学术月刊》2003年第6期，第83～89页。

[50]高蒙河:《长江下游文明化初期的人地关系——多学科交叉的实践与探索》，《复旦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2期，第128～134页。

[51]龚高法、张丕远、张瑾瑢:《十八世纪我国长江下游等地区的气候》，《地理研究》1983年第2期，第20～33页。

[52]韩昭庆:《明清时期太湖流域冬季气候研究》，《复旦学报》(社科版) 1995年第1期，第34～38页。

[53]张玉玲、吴宜进:《明清时期长江流域气象气候变迁》，《科技信息》(学术版)2006年第4期，第1～2页。

[54]吴宜进、蔡述明、王万里:《湖北省历史干湿气候的世纪振动及其比较》，《武汉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9年第5期，第634～638页。

[55]周清波、张丕远、王铮:《合肥地区1736—1991年冬季平均气温序列重建》，《地理学报》1994年第4期，第332～356页。葛全胜、郭熙凤、郑景云、郝志新:《1736年以来长江中游梅雨变化》，《科学通报》2007年第23期，第2792～27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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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邓先瑞、吴宜进:《长江流域住区的形成与发展》，《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第50～54页。杨果:《宋元时期江汉—洞庭平原聚落的变迁及其环境因素》，《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05年第6期，第675～6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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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张建民:《环境、社会动荡与山区寨堡——明清川陕楚交边山区寨堡研究之一》，《江汉论坛》2008年第12期，第71～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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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蓝勇:《历史时期三峡地区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1辑，第153～170页。蓝勇:《历史时期三峡地区农林副业开发研究》，《中国农史》1995年第3期，第76～82页。蓝勇:《明清三峡地区农业垦殖与农田水利建设研究》，《中国农史》1996年第2期，第59～69页。

[132]周尚兵:《唐代长江流域土地利用形式及自然灾害原因》，《中南民族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第57～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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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杭宏秋:《安徽山区水土流失的历史现状刍议》，《农业考古》1992年第1期，第217～219页。黄志繁:《清代赣南的生态与生计——兼析山区商品生产发展之限制》，《中国农史》2003年第3期，第96～105页。傅乐园:《清代湘南山区的经济开发及其生态变迁》，《中南民族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第72～75页。杨安华:《论清代湘西山区的经济开发》，《古今农业》2003年第3期，第14～21页。王福昌、陈晓鸣:《清末民国时期闽赣边区南部的生态环境与稻作农业》，《农业考古》2005年第1期，第236～242页。张启东、石辉:《岷江上游地区开发史与水土流失分期研究》，《云南地理环境研究》2006年第1期，第2～5页。颜晓红:《清代浙西山区人口流动与生态环境变迁》，《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第70～75页。

[135]尹玲玲:《试论宋代三峡新滩地区的滑坡灾害及其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4期，第25～35页。尹玲玲:《明清时期三峡地区环境变动下的驿传变迁与改革——关于三峡新滩地区的滑坡地质灾害之影响的个案考察》，《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第117～125页。

[136]龚循礼:《洞庭湖区围垦问题的初步研究》，《地理学报》1985年第2期，第131～141页。谭作刚:《清代湖广垸田的滥行围垦及清政府的对策》，《中国农史》1985年第4期，第41～47页。张建民:《清代江汉—洞庭湖区堤垸农田的发展及其综合考察》，《中国农史》1987年第2期，第72～88页。朱士光:《历史时期江汉平原农业区的形成与农业环境的变迁》，《农业考古》1991年第3期，第84～92页。蓝勇:《乾嘉垦殖对四川农业生态和社会发展影响初探》，《中国农史》1993年第1期，第19～28页。张家炎:《江汉平原清代中后期洪涝灾害研究中若干问题刍议》，《中国农史》1993年第3期，第75～83页。杭宏秋:《长江中下游圩垸形成发展及其展望》，《农业考古》1994年第1期，第286～290页。张国雄:《明清时期两湖开发与环境变迁初议》，《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2辑，第127～145页。徐思钦、宋平安:《清代江汉平原经济开发简论》，《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3期，第93～96页。鲁西奇、蔡述明:《汉江流域开发史上的环境问题》，《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1997年第3期，第265～270页。龚胜生:《江汉—洞庭湖平原湿地的历史变迁与可持续利用》，《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02年第6期，第569～574页。陈曦:《从江陵“金堤”的变迁看宋代以降江汉平原人地关系的演变》，《江汉论坛》2009年第8期，第64～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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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日］斯波义信:《长江下游地区的水利系统》，历史地理编辑委员会:《历史地理》第3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9～151页。

[142]闵宗殿:《明清时期的人工生态农业——中国古代对自然资源合理利用的范例》，《古今农业》2000年第4期，第9～14页。洪璞:《明代以来江南农业的生态适应性——以吴江县为例》，《中国农史》2001年第2期，第42～46页。李伯重:《十六、十七世纪江南的生态农业(上)》，《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4期，第53～62页，《十六、十七世纪江南的生态农业(下)》，《中国农史》2004年第4期，第42～56页。

[143]王建革:《技术与圩田土壤环境史:以嘉湖平原为中心》，《中国农史》2006年第1期，第99～110页。王建革:《宋元时期吴淞江圩田区的耕作制与农田景观》，《古今农业》2008年第4期，第30～41页。王加华:《农事的破坏与补救——近代江南地区的水旱灾害与农民群众的技术应对》，《中国农史》2006年第2期，第108～114页。

[144]张芳:《清代四川的冬水田》，《古今农业》1997年第1期，第20～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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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周进步、王元浩、楼雪萍:《论湖泊的自然衰亡与可持续开发利用——以杭州西湖古今开发为例》，《人文地理》2003年第6期，第32～34页。

[147]陈仁端:《关于太湖流域的水环境与生态农业的若干思考》，《古今农业》2005年第2期，第1～10页。

[148]蓝勇、黄权生:《燃料换代历史与森林分布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第2辑，第31～42页。

[149]郭声波:《历史时期四川大牲畜养殖的地理差异》，《中国农史》2001年第2期，第82～90页。

[150]王加华:《环境、农事与耕牛——近代江南地区耕牛的饲育与役用》，《中国农史》2008年第1期，第32～40页。

[151]张家炎:《环境、市场与农民选择——清代及民国时期江汉平原的生态关系》，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3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37页。

[152]陈桥驿、景存义:《太湖平原中石器、新石器时代农耕文化发展与环境》，《农业考古》1991年第1期，第153～159页。徐建春:《杭嘉湖平原生态演替与古文化兴衰的变化》，历史地理编辑委员会:《历史地理》第1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63页。王家德:《试论三峡地理环境与原始文化的关系》，《四川文物》1996年第3期，第9～14页。陈中原、洪雪晴、李山、王露、史晓明:《太湖地区环境考古》，《地理学报》1997年第2期，第131～137页。王幼平:《更新世环境与中国南方旧石器文化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王红星:《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分布规律、文化中心的转移与环境变迁的关系》，《江汉考古》1998年第1期，第53～61页。吴小平、吴建民:《洞庭湖区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分布与古环境变迁的关系》，《东南文化》1998年第1期，第35～40页。吴小平:《试论三峡地区大溪文化的经济活动及其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江汉考古》1998年第2期，第32～34页。周鸿、郑祥民:《试析环境演变对史前人类文明发展的影响——以长江三角洲南部平原良渚古文化衰变为例》，《华东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0年第4期，第71～77页。朱诚、张强、张芸、张之恒、沈明洁:《长江三角洲长江以北地区全新世以来人地关系的环境考古研究》，《地理科学》2003年第6期，第705～712页。邓先瑞、邓巍:《气候变迁与长江流域古文化的奠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4年第1期，第101～104页。郭立新:《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自然环境变迁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2辑，第5～16页。张强、朱诚、刘春玲等:《长江三角洲7000年来的环境变迁》，《地理学报》2004年第4期，第534～542页。申洪源、朱诚、贾玉连:《太湖流域地貌与环境变迁对新石器文化传承的影响》，《地理科学》2004年第5期，第580～585页。陈杰:《良渚文明兴衰的生态史观》，《东南文化》2005年第5期，第33～40页。李俊、莫多闻、王辉:《成都平原全新世环境与古文化发展关系初探》，《水土保持学报》2005年第4期，第39～42页。孙吉:《成都平原更新世:全新世中期的地理环境与文明进入和选择》，《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年第1期，第23～27页。

[153]蓝勇:《历史时期四川居民个性特征的地理分区及演变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3辑，第219～233页。

[154]朱诚、张强、张之恒、于世永:《长江三峡地区汉代以来人类文明的兴衰与生态环境变迁》，《第四纪研究》2002年第5期，第442～450页。

[155]陈业新:《秦汉时期巴楚地区生态与民俗》，《江汉论坛》2000年第11期，第55～58页。姚伟钧:《长江流域的地理环境与饮食文化》，《中国文化研究》2002年第1期，第131～140页。郑哲雄、张建民、李俊甲:《环境、移民与社会经济——清代川、湖、陕交界地区的经济开发和民间风俗之一》，《清史研究》2004年第3期，第22～31页。郑哲雄、张建民、李俊甲:《清代川湖陕交界地域的经济开发与民间风俗之二》，《东洋史学研究》第87辑，2004年，第111～141页。

[156]陈桥驿:《越文化与水环境》，《浙江学刊》1994年第2期，第96～99页。陈桥驿:《论长江三角洲的水环境生态机制》，《现代城市研究》1998年第6期，第5～7页。陈桥驿:《长江三角洲的水环境及其文化》，季羡林、陈昕编选:《长江文化议论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56～178页。陈桥驿:《水环境:映射水城文化光芒》，《中国水利报》2006年6月8日。王子今:《试论秦汉气候变迁对江南经济文化发展的意义》，《学术月刊》1994年第9期，第62～69页。邓先瑞:《季风形成与长江流域的季风文化》，《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04年第5期，第419～422页。夏玢:《地理环境对黄梅戏影响的初步研究》，《云南地理环境研究》2006年第2期，第107～110页。邓先瑞:《长江流域民族文化生态及其主要特征》，《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第9～11页。

[157]刘礼堂:《唐代长江上中游地区的生态环境文化》，《江汉论坛》2007年第4期，第78～80页。

[158]陈曦:《宋代荆湖北路的水神信仰与生态环境》，《湖北社会科学》2009年第9期，第193～1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