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统一天下以后，“同书文字”（《史记·秦始皇本纪》），这表现了书面语言的统一，同时也有利于民族共同语的形成。但是方言的分歧不是一下子可以消灭的，州与州之间，郡与郡之间不能没有交际往来，语言的隔阂引起人们的重视，方言学由此兴起。
《方言》的体例与《尔雅》同，每条先列举一些同义词，然后用一个常用词解释。但是它跟《尔雅》有一个大不相同的地方：这些同义词不是属于同一词汇的，而是属于不同的各个方言词汇的，这就构成了方言的互译。所以下面还必须说明某词属于某方言。全书约有十分之九的地方是这样做的。例如：
党、晓、哲，知也。楚谓之党，或曰晓。齐宋之间谓之哲。
《方言》一书所指称的方言区域相当复杂。大致说来，有下列几种：
1．古国名，如秦、晋、韩、魏、赵、燕、齐、鲁、卫、宋、陈、郑、周、楚、吴、越等。其中晋国和韩、魏、赵三国是重叠了的；大约是在指较大区域时则说晋，指较小区域时则说韩、魏、赵。这些国家，在春秋战国时代的疆域不是没有变化的，所以只能得其大概。
2．州名，如幽、冀、并、豫、青、兖、徐、扬、荆、雍、凉、梁、益等。其中雍与凉，梁与益是重叠了的；汉代改雍州为凉州，改梁州为益州。书中所谓“雍凉之间”、“梁益之间”，应作一个区域看待。
3．郡名，如代、汝南、沛、平原、临淄、会稽、广汉、蜀、巴等。
4．县名和地名，如曲阜、巨野、郢等。
5．水名，如江（长江）、河（黄河）、汾、济、汝、颍、淮、泗、湘、沅、洌水等。
6．山名，如岱（泰山）、衡、蒿、九嶷等。
7．其他国名和民族名，如朝鲜、瓯等。
此外还有一个最大的划分，就是以函谷关为界：函谷关之东叫做关东或自关以东，函谷关之西叫做关西或自关以西。
书中常常以两个以上的地名并举，如秦晋、赵魏、燕代、齐鲁、郑韩周、东齐海岱之间、吴扬、陈颖、江淮南楚之间等，显示了这两个（或更多）区域的方言非常接近，大部分词汇是共同的。但是同中有异，各地也有它的特点，例如秦与晋也有分开提的时候，有时候魏不跟赵在一起，而是跟宋在一起。根据这样的材料，我们可以划出一个西汉方言分区示意图来〔50〕。
众信曰谅，周南、召南、卫之语也。
这就是说，“谅”字当“众信”讲，通行于周卫之间，本来是《周南》《召南》《卫风》的话。今《诗·鄘风·柏舟》有“母也天只，不谅人只”的话，可以为证。
实际上，古语与方言有极其密切的关系。各地的方言，由于同出一源，所以语音有着对应的规律，产生了同一个词的不同语音形式。另有一些古代的词，它们在甲方言中保存下来，而在乙方言中消失了。最后还有一类的词，它们在古代存在过，而后来在所有的地方都消失了。《方言》中有一些训诂只是《尔雅》式的，如“露，败也”、“别，治也”之类，并不说明属于哪一个区域的方言，很可能就是所谓“绝代语”，是已经过了时的、死了的词。
《方言》在中国语言学史上占着重要的地位。作者虽然没有到各地实地调查，但是向各地来大城市寓居的人们采访收集，也不失为调查研究的一种方式。他虽然只写下了一万来字，但是这书不但在语言史上提供了一些资料，而且在语言发展的规律和方言的性质上，给我们很大的启示。最重要的有五点：
第一，方言的分歧不妨害民族共同语的存在。书中提到“通语”的地方很多，通语也就是民族共同语。例如：
有时候，虽不明说是通语，但是说在前头，然后再罗列各地的称呼，自然也是通语。例如卷十说鸡、说猪，然后说各地对鸡、猪怎样称呼，鸡、猪当然是通语了。
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就知道汉族的民族共同语早已存在了；方言的复杂是幅员广阔的国家所难以避免的现象。我们不能从《方言》一书中得到错误的结论，夸大了汉语方言的分歧。
第二，方言可以发展为共同语。例如“晓”当“知”讲，本是楚语；“瓮”当“甖”讲，本是赵魏语；“疗”当“医治”讲，本是江湘方言，“褴褛”当“衣被丑弊”讲，“怂恿”当“劝”讲，本是南楚方言，现在都变成了普通话了。共同语也可以演变为方言，因为有的地方把古语保存下来，有的地方消失了。例如“甖”本是通语，现在北方许多地方（如北京）口语中已经不用“甖”字，只有南方某些地方（如广州）口语中它还存在着〔52〕。方言也可以继续作为方言而存在，例如湘沅二水交会处儿子叫“崽”，音如“宰”，现在湖南方言仍然称“子”为“宰”。方言又可以进入全民通用的书面语言，例如秦晋故都的“妍”，赵魏的“点”，楚语的“翥”，楚郢江湘之间的“忸怩”。但是，语言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旧词的消失与新词的产生同样是语言发展的规律，因此，无论是共同语或方言，都会有大量的旧词从口语中消失掉。在这一点上，共同语与方言也有不同的情况。共同语的词从口语中消失后，一般成为文言词，我们在古典文献中还可以找到。例如“好”当“貌美”讲，我们既在《战国策·赵策》中看见“鬼侯有子而好”，又在古诗《陌上桑》中看见“秦氏有好女”，等等。方言词从口语中消失后，在古典文献中一般已难找到，所以我们对《方言》中所载的方言词多数感到陌生。
第三，方言区域虽然可以按照某种标准来划分，但是方言词汇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交错现象。例如书中宋与陈楚并举者三十五次，与魏并举者二十九次，与卫并举者二十次，与鲁并举者八次，与齐并举者八次，与郑并举者五次，假如把宋魏陈楚郑齐鲁卫都合为一个方言区域，则未免太大了，而且魏与赵，赵与燕代，楚与江淮，又牵连不断。正如方音现象一样，我们可以划出许多同语线（isogloss），但不能把所有的词（即整个词汇）用一条简单的界线从两个方言区域中间划出一条鸿沟来。
实际上，语转的情况决不止上述这些，我们还可以举出一系列的例子。例如：
逆，迎也。“迎”“逆”双声，古韵阳部与铎部对转。
朦、厖，丰也。“朦”“厖”双声，叠韵。“丰”“朦”叠韵。
奕、僷（yè），容也。“奕”“僷”“容”双声。
倚（qì）、踦（qì），奇也。“倚”“踦”双声叠韵，“奇”与“踦”“倚”旁纽双声。
第五，从《方言》可以证明汉代已经存在着大量的双音词。在别的古书里，我们看见的双音词差不多都是叠音词和连绵字，此外就是一些复合词或带复合性质的词如“天子”、“大夫”之类。前者可以说是一音化为两音，后者更不是纯粹的双音词。唯有《方言》所载的许多双音词，除了双声叠韵以外，还有既非双声又非叠韵的地道的双音词。例如：
谩台（mányí）、胁阋（xiéxì），惧也。燕代之间曰谩台，齐楚之间曰胁阋。宋卫之间，凡怒而噎噫谓之胁阋，南楚江湘之间谓之啴咺（chǎnxuǎn）。（“胁阋”、“噎噫”都是双声；啴咺是叠韵；“谩台”不是连绵字。）
殗殜（yēyè），微也。……自关而西，秦晋之间，凡病而不甚曰殗殜。
（“殗殜”，叠韵。）
臺敌，延也。……自关而西，秦晋之间，物力同者谓之臺敌。
（“臺敌”，双声。）
恒慨、蔘绥（sānsuí）、羞绎、纷母，言既广又大也。荆扬之间，凡言广大者谓之恒慨。东瓯之间谓之蔘绥，或谓之羞绎、纷母。
（“蔘绥”，双声；“恒慨”、“羞绎”、“纷母”，都不是连绵字。）
褛裂、须捷、挟斯，败也。南楚，凡人贫，衣被丑弊谓之须捷，谓之褛裂，或谓之褴褛。或谓之挟斯。
（“褛裂”、“褴褛”都是双声；“须捷”、“挟斯”都不是连绵字。）
古人把《方言》一类的书认为训诂之属；的确，在训诂方面它是有一定贡献的。但是，更重要的还是它在汉语史研究上的价值。由方言词逐渐取得了共同语的资格的词，固然值得我们研究；即使是死去了的方言词，既然也存在过，也有参考的价值。语音方面，如果我们根据上文所述的同一个词的不同语音形式即“转语”的材料来分析概括，也可以看出西汉语音系统的一些情况。作为方言史的材料来看，这书更有无比的价值。因为它揭示西汉时代汉语方言分布的情况。
由于时代的局限，缺乏音标是《方言》不可避免的缺点。郭璞说，转语不宜另立名称，他的话自然是有道理的。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假如不写成两个字，连语音的不同也表示不出来。当时没有音标，也只好这样做了。这样做，许多字只能起音标的作用。这种音标是很坏的音标，因为各方言中有许多语音上的细微区别，绝不是汉字所能精确地记录下来的。我们甚至不知道这些作为音标的汉字是拿什么地方的语音作为标准的。当然我们不能这样苛求扬雄，在他生活的汉代，他能这样做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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