韵书（下）

在这一节里，我们将谈到六部韵书：一、《集韵》，二、《五音集韵》，三、《壬子新刊礼部韵略》，四、《古今韵会举要》，五、《中原音韵》，六、《洪武正韵》。这六部书各有特点：《集韵》偏于守旧，《五音集韵》趋于革新；《壬子新刊礼部韵略》完成韵部的合并；《古今韵会举要》寓革新于守旧之中；《中原音韵》全依北方口语；《洪武正韵》南北调和。由于《中原音韵》在语言学史上特别重要，所以本节的重点放在《中原音韵》上。

（一）《集韵》

《集韵》是由《广韵》增订的一部书。王应麟《玉海》说：“真宗时，令陈彭年、丘雍因法言韵就为刊益。……太常博士直史馆宋祁、郑戬建言：‘彭年、雍所定多用旧文，繁略失当。’因诏祁、戬与直讲贾昌朝、王洙同修定，知制诰丁度、李淑典领，令所撰集务从该广。凡字训悉本许慎《说文》；慎所不载则引他书为解。凡古文见经史诸书可辨识者取之，不然则否。字五万三千五百二十五，新增二万七千三百三十一字，分十卷。诏名曰《集韵》。”

在归字的问题上，《集韵》有混乱的地方，主要表现在真谆、轸准、震稕、吻隐、问焮、勿迄、魂痕、混很、圂恨、旱缓、翰换、歌戈、哿果诸韵开口呼与合口呼的分别上。例如谆准稕魂混缓换戈果诸韵，《广韵》只有合口呼，《集韵》兼有开口呼；隐焮迄恨诸韵，《广韵》只有开口呼，《集韵》兼有合口呼。这分明是杂乱无章的。从反切上看，反切下字应与其所切的字同韵，今本《集韵》经常违反了这个原则。例如“尽，在忍切”，“忍”在轸韵而“尽”在准韵；“运，王问切”，“问”在问韵而“运”在“焮”韵；“旦，得案切”，“案”在翰韵而“旦”在换韵。从语音系统上看，今本《集韵》又违反了四声相配的原则。例如“尽”是“秦”的上声，但是“秦”归真韵而“尽”归准韵；“运”是“云”的去声，但是“云”归文韵而“运”归焮韵；“旦”是“单”的去声，但是“单”归寒韵而“旦”归换韵。《集韵》的作者不至于糊涂到这个地步，想来必有错简。《通志·七音略》的韵图是根据《集韵》编成的（里面有些是《广韵》所未收而只见于《集韵》的），还没有这种错乱的情况。但是这种讹误的本子大概在南宋或稍后就存在了，所以《切韵指掌图》纯然依照误本的《集韵》^〔28〕，在开口图内兼注合口韵，如第七图（山摄开口呼）上声旱缓并举，去声翰换并举；第九图（臻摄开口呼）平声真谆并举，上声轸准并举，去声震稕并举。又在合口图内兼注开口韵，如第十图（臻摄合口呼）上声吻隐并举，去声焮问并举，入声迄物并举。

《集韵》的反切用字，与《广韵》大不相同（虽然切出的音是一样的）。现在举平声部分韵目为例，以见一斑（二书相同的不举）：

从上面所举的例子可以看出：第一，《集韵》反切上字尽可能照顾声调，这里是以平声切平声^〔30〕；第二，《集韵》反切上字尽可能照顾到开口呼和合口呼的分别^〔31〕；第三，《广韵》反切上字一、二、四等为一类，三等自成一类，《集韵》则一、二、三等为一类^〔32〕，四等自成一类^〔33〕，所以“居膎”可以切“佳”，“居谐”可以切“皆”，而“徂奚”不可以切“齐”。这些可以说是反切方法的改进，至少在作者看来是这样。

《集韵》在中国语言学史的地位远不如《广韵》。

（二）《五音集韵》

《五音集韵》每一个韵的字都是按照三十六字母排列的，始“见”终“日”，便于检查，这是韵书在技术上的改进。后来《韵会》和《音韵阐微》也都是按三十六字母排列的。

（三）《壬子新刊礼部韵略》

《广韵》时代、《集韵》时代都有一部《礼部韵略》并行。叫做《韵略》，是因为收字少；《集韵》共收五万多字，而《韵略》只收九千多字。这种书是为应科举考试用的，科举属于礼部，所以叫做《礼部韵略》。现存的《礼部韵略》有郭守正重修本及毛晃父子增修本。

《礼部韵略》也是包括二百零六韵，跟《广韵》《集韵》相同。但是，既然注明独用同用例，因此就有人索性把同用的韵合并起来。据现在所得的材料来看，至少有三部这样的书：第一部是刘渊的《壬子新刊礼部韵略》，第二部是王文郁《新刊韵略》，第三部是张天锡草书《韵会》。其中只有刘渊的书流传最广，所以这里只讲他的《壬子新刊礼部韵略》。由于刘渊是平水人，所以这部书又叫“平水韵”。

“平水韵”把《集韵》的二百零六韵合并为一百零六韵。除与《五音集韵》相同的合并情况以外，还有：（1）并钟于冬，并用于宋，并烛于沃；（2）并模于虞，并姥于麌，并暮于遇；（3）并祭于霁；（4）并咍于灰，并海于贿，并代废于队；（5）并谆于真，并准于轸，并稕于震，并术于质；（6）并欣于文，并隐于吻，并焮于问，并迄于物；（7）并魂痕于元，并混很于阮，并慁恨于愿，并没于月；（8）并桓于寒，并缓于旱，并换于翰，并末于曷；（9）并戈于歌，并果于哿，并过于箇；（10）并唐于阳，并荡于养，并宕于漾，并铎于药；（11）并清于庚，并静于梗，并劲于映，并昔于陌；（12）并登于蒸，并等于拯，并证嶝于劲，并德于职；（13）并侯于尤，并厚于有，并候于宥；（14）并严于盐，并俨于琰，并酽于艳，并叶于业；（15）并凡于咸，并范于豏，并梵于陷，并乏于洽^〔34〕。

《礼部韵略》对后代文学语言的影响很大，诗人做诗押韵，实际上不是根据《切韵》的二百零六韵，而是根据“平水韵”的一百零六韵；在平水韵未出世以前，诗人们实际上也是依照独用同用例来做诗押韵。因此，今天我们可以依照“平水韵”去读唐诗。封演《闻见记》说：

隋陆法言与颜、魏诸公定南北音，撰为《切韵》，凡一万二千一百五十八字，以为文楷式，而先仙、删山之类分为别韵，属文之士共苦其苛细。国初许敬宗等详议，以其韵窄，奏合而用之。

可见独用同用例起于唐初。不过有一点应该注意：同用并不完全由于韵窄。支脂之诸韵是够宽的了，但是同用；江肴诸韵是够窄的了，仍然独用，可见独用同用是有语言事实作为根据的，大约是实际口语已经不能分别了。独用同用也有时代性，如严凡的合并，《集韵》与《广韵》不同，可以看出是时代的关系：《广韵》所根据的是唐代的旧法，而《集韵》则照顾了宋代的语音。

音韵学家们轻视“平水韵”，其实无论从它跟文学语言的关系上看，或者是从它跟实际口语的关系上看，它都是应该受到重视的。

（四）《古今韵会举要》

《古今韵会》三十卷，是元代黄公绍所编。因为卷帙繁多，熊忠另编一部《古今韵会举要》。《古今韵会》作于至元二十九年（公元1292）之前，《古今韵会举要》作于大德元年（公元1297）。

《古今韵会举要》是按照三十六字母与一百零七韵排列的。熊氏的书表面上虽然依照传统的韵部，实际隐藏着元代的语音系统。熊氏在凡例里说：

旧韵所载，考之七音，有一韵之字而分入数韵者，有数韵之字而并为一韵者。

今每韵依七音韵各以类聚，注云：“以上案七音属某字母韵”。

如果我们依照他所谓“案七音属某字母韵”来进行分类研究，可以知道元代语音的概况。不过我们要注意所谓“某字母韵”并不就是韵部，大致地说，一个“字母韵”只等于一个韵部中的一个“呼”。例如居孤两个字母韵实际上是撮口呼与合口呼的分别；歌戈迦瘸四个字母韵实际上是开合齐撮四呼；嘉瓜牙嗟四个字母韵实际上也是开合齐撮四呼^〔36〕。从这个线索去进行研究，会得出较好的结果。

（五）《中原音韵》

《中原音韵》与《切韵》是中国的两大韵书。《切韵》由于是斟酌古今的，所以受到士大夫的重视，奉为圭臬；《中原音韵》由于是为北曲而作的，使用的范围狭些，它的影响也就小些。但是，从中国语言学史上看，《中原音韵》的价值，比起《切韵》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它基本上是以实际语音为根据的。

《中原音韵》的作者周德清是高安人，高安在今江西省，有人怀疑高安距离中原很远，他不一定订得出正确的读音来^〔37〕。但是籍贯并不能作为证明：即使周德清的大都话（北京话）说得不好，只要他精于北曲，他就能编出很好的曲韵来。大家都承认《中原音韵》影响很大，“作北曲者守之，兢兢无敢出入”^〔38〕。假使周德清的书与北曲不合，绝不会这样受人欢迎。我们知道，戏剧必须依照口语，然后为观众所接受；《中原音韵》代表当时大都的实际语音系统，那是毫无疑义的。

《中原音韵》书成于泰定甲子（公元1324）。书中共分十九个韵部：1．东钟；2．江阳；3．支思；4．齐微；5．鱼模；6．皆来；7．真文；8．寒山；9．桓欢；10．先天；11．萧豪；12．歌戈；13．家麻；14．车遮；15．庚青；16．尤侯；17．侵寻；18．监咸；19．廉纤。

周德清在《中原音韵·正语作词起例》里说：“音韵内每空是一音，以易识字为头，止依头一字呼吸，更不别立切脚。”这就是说：在十九个韵部中，每空一格就是另一个音，每一个音第一个字是一个容易认识的字，所以不需要反切，大家看了都会懂得。依照这个线索去分析概括，不难把声母的系统也找出来。现在大致可以肯定，《中原音韵》共有二十个声母^〔39〕，这二十个声母也就是兰茂《韵略易通》中的“早梅诗”所代表的。“早梅诗”是：

东风破早梅，向暖一枝开。

冰雪无人见，春从天上来。

由于《中原音韵》来得很突然，使我们感觉到不但从《广韵》到《中原音韵》是一种跳跃，而且从“平水韵”到《中原音韵》也是一种跳跃。其间差别最显著的，有以下两点：

平声的分化，则是由于清浊音影响了声调。声母清浊的不同，对声调不免有些影响。影响逐渐扩大，于是分化为两调。后来全浊音消失了，但是平声已经分化为两调，就不再合流了。

浊上的变为去声，完成的时期就更早了。李涪《李氏刊误》批评陆法言说：“又恨怨之恨则在去声，佷戾之佷则在上声；又言辩之辩则在上声，冠弁之弁则在去声；又舅甥之舅则在上声，故旧之旧则在去声；又皓白之皓则在上声，号令之号则在去声。”李涪是唐末人，可见全浊字读上声在唐末（或更早）已经完成了。

（2）从韵母方面看，《中原音韵》的最大特点是把支思从齐微分出来，把桓欢从寒山分出来，把车遮从家麻分出来。这当然是反映了实际语音的发展。

周德清的反复古主义精神促使他写这一部有价值的著作。他在《正语作词起例》里说：

但是，北曲韵谱的兴起，还不能说是完全由于周德清的反复古主义；应该说还有其社会的原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

词曲本里巷之乐，不可律以正声。其体创于唐，然唐无词韵，凡词韵与诗皆同。唐初《四波》诸篇，唐末《花间》一集，可复按也。其法密于宋，渐有以入代平、以上代平诸例，而三百年作者如云，亦无词韵。间或参以方音，但取歌者顺吻，听者悦耳而已矣。一则去古未远，方音犹与韵合，故无所出入；一则去古渐远，知其不合古音，而又诸方各随其口语，不可定以一格，故均无书也。至元而中原一统，北曲盛行，既已别立专门，自宜各为一谱，此亦理势之自然。

《提要》以为由于词曲是里巷之乐才不要求正声，这样贬低民间文学，崇尚“正声”（实际上是古音），显然是应该批判的。但是里面讲到曲韵兴起的原因，却是可以同意的。唐人离开《切韵》时代未远，《切韵》音系还将就可用，所以不需要另编词韵。宋人虽然离开《切韵》时代已远，但是中原不统一，只好各照方音作词，也不需要词韵。元代建立后，中原统一了，而且北曲盛行了，曲韵也就应运而兴。这可以说明为什么除了周德清的《中原音韵》以外，还有元卓从之的《中州乐府音韵类编》（简称《中州音韵》）、明陈铎（？）的《词林韵释》等。这些书的内容大致相同，这更证明社会上需要北曲的韵谱，正像现代北方曲艺的“十三辙”，很难说是一个人独创的。只不过周德清走在前面，他的书就显得重要了。

上文说过，《中原音韵》的价值在于它基本上反映了元代大都的实际语音系统。可信的程度即使不达到百分之百，也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42〕。它不是与个别方言的历史有关，而是与民族共同语的历史有关。我们可以说，现代普通话的语音系统也就是从《中原音韵》的语音系统发展来的。因此，在汉语史的研究上，它的价值是很高的。

（六）《洪武正韵》

《洪武正韵》是明乐韶凤等奉敕撰，书成于洪武八年（公元1375）。这是古今南北杂糅的一部韵书。在声调方面，它维持传统的入声；在声母方面，它维持全浊声母^〔43〕；但是，在韵部方面，它却大事合并。拿平声来说，它把“平水韵”三十个韵部并成了二十二个^〔44〕，比起《中原音韵》的十九部来只多出三个。宋濂在《洪武正韵·序》里说：“有独用当并为通用者，如东冬、清青之属；亦有一韵当析为二韵者，如鱼模、麻遮之属。”这样，从声调、声母两方面看，《洪武正韵》偏重于存古；从韵部方面看，它又偏重于从今。而存古与从今都做得不彻底，所以说是古今南北杂糅的一部韵书。

《洪武正韵》的作者排斥《切韵》系统，以为“韵学起于江左，殊失正音”，于是标榜“一以中原雅音为定”。排斥《切韵》为吴音，这是缺乏历史发展观点；但是，假使真能“一以中原雅音为定”，也可以与《中原音韵》媲美。现在这样不古不今，不南不北，参考价值就很低了。周宾所《识小编》说：“洪武二十三年，《正韵》颁行已久，上以字义音切尚多未当，命词臣再校之。”可见此书在明代也是行不通的。

此书失败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下列两点：（1）奉敕撰著的书不如私人著作那样自由，既要仰承皇帝意旨，又不敢完全否定传统；（2）当时尚未迁都北京，所谓“以中原雅音为定”的话是不明确的，中原区域很大，不知指的是什么城市；参加编写工作的共十一人，据籍贯可知者看来，除了一个蒙古人以外，都是南方人，其中有三个浙江人^〔45〕，难免受到自己方言的影响^〔46〕。

韵书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以建立音系为主要目的的，如《切韵》《五音集韵》《中原音韵》《洪武正韵》等；第二类是以增字增训为主要目的的，如《广韵》《集韵》，以及毛晃父子的《增修互注礼部韵略》（简称《增韵》）^〔47〕、熊忠的《古今韵会举要》等。至于《壬子新刊礼部韵略》，只可认为是实用手册。

从中国语言学史的观点看，第一类自然比较地具有语言学性质，但是价值有高有低；第二类也不能完全排斥于语言学之外，因为它们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些语言学观点，例如《古今韵会举要》所谓“七音韵”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