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的研究（上）

清代是小学的黄金时代。无论在文字方面，声韵方面，训诂方面，都有人作过比较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古音学从明末就开始了；文字训诂之学起于乾隆年间，即十八世纪后期；古文字学最晚，从公元1899年甲骨文被发现后，这一个学科才兴盛起来，而它的显著成绩还在清亡以后。现在我们按文字、声韵、训诂的次序，分别加以叙述。

《说文解字》的研究，以这个时期为最盛。《说文》专家多至数十人，如果连稍有研究的人也计算在内，则多至一二百人^〔1〕。自大小徐以来，《说文》之学中断了八百年。王安石作《字说》，郑樵作《六书略》，有许多穿凿附会的话，为文字学家们所不取^〔2〕。南宋戴侗作《六书故》，既非《说文》中的篆文，又非金文中之古文，字多杜撰，也受到了学者们的訾议。除此之外，谈文字学的人虽不少，但是在段玉裁以前，没有值得称述的人（通俗字书的作者如梅膺祚、张自烈不在此例）。因此，乾嘉间的《说文》之学被认为是文字学的复兴。

清代《说文》之学，大致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校勘和考证的工作，如严可均的《说文校议》、钱坫的《说文解字斠诠》、田吴炤的《说文二徐笺异》、承培元的《说文引经证例》等；第二类是对《说文》有所匡正的，如孔广居的《说文疑疑》、俞樾的《儿笘录》；第三类是对《说文》作全面研究，多所阐发的，如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桂馥的《说文解字义证》、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王筠的《说文句读》；第四类是补充订正先辈或同时代的著作的，如严章福的《说文校议议》、王绍兰的《说文段注订补》、钮树玉的《段氏说文注订》、徐承庆的《说文解字注匡谬》、徐灏的《说文解字注笺》等。其中以第三类最为重要。

段玉裁、桂馥、朱骏声、王筠，被称为说文四大家^〔3〕。其中以段、朱最为杰出。这里着重叙述四大家，并以段、朱为主。

（一）段玉裁的《说文》研究

段玉裁（公元1735—1815），字若膺，一字懋堂，江苏金坛人。他是一位小学家，同时又是经学家，著有《说文解字注》《六书音韵表》《经韵楼集》《古文尚书撰异》《毛诗古训传》《诗经小学》《周礼汉读考》《仪礼汉读考》等。

《说文解字注》原名《说文解字读》，是在乾隆庚子（公元1780）年着手编写的，当时他四十六岁，书成于嘉庆戊辰年（公元1808）^〔4〕，历时将近三十年。这一部著作受到了当时学术界的极端推崇，王念孙在《说文解字注·序》里说：“盖千七百年以来无此作矣。”按，许慎《说文解字》成于公元100年，王念孙的意思是说段氏的书可以直追许氏的书。

段氏对大徐本《说文》，做了一番校勘工作。本来，二徐就有殊异，小徐本还比较地不失许书之旧。段玉裁除了参考小徐本以外，还根据《尔雅音义》《玉篇》《韵会》《太平御览》等书，对大徐本加以校勘，改订了许多地方。例如：“雚，小爵也。”（雚，今作鹳，爵同雀）又如：“足，人之足也，在下，从止口。”段氏依《玉篇》改为“……在体下，从口止。”后人以莫友芝所得唐写本《说文》木部对勘，与段氏所校颇多暗合，可见段氏的校勘是审慎的。

许慎《说文》并没有凡例（当时也没有这种习惯），段氏在注中实际上为许氏作了一些凡例，这对《说文》的读者是有很大的帮助的。现在试举重要的几条来说一说：

（1）关于分部。如：

一部，凡一之属皆从一。【段注】：“凡云‘凡某之属皆从某’者，自序所谓分别部居，不相杂厕也。”

（2）关于列字次序。如：

一部，文五，重一。【段注】：“此盖许所记也。每部记之，以得其凡若干字也。凡部之先后，以形之相近为次，凡每部中字之先后，以义之相引为次，《颜氏家训》所谓櫽栝有条例也。”

（3）关于说解。如：

元，始也，从一，兀声。【段注】：“凡言‘从某，某声’者，谓于六书为形声也。凡文字有义、有形、有音。《尔雅》已下，义书也；《声类》已下，音书也；《说文》，形书也。凡篆一字，先训其义，若‘始也’、‘颠也’是；次释其形，若‘从某，某声’是；次释其音，若‘某声’及‘读若某’是。合三者以完一篆，故曰形书也。”

（4）关于声训。如：

天，颠也。【段注】：“此以同部叠韵为训也。凡‘门，闻也’、‘户，护也’、‘尾，微也’、‘发，拔也’，皆此例。”

旁，溥也。【段注】：“按旁读如滂，与溥双声。”

祸，害也。【段注】：“祸害双声。”

（5）关于古籀。如：

弌，古文一。【段注】：“凡言古文者，谓仓颉所作古文也。此书法后王，尊汉制，以小篆为质，而兼录古文，籀文，所谓‘今叙篆文，合以古籀’也。小篆之于古籀，或仍之，或省改之，仍者十之八九，省改者十之一二而已^〔5〕。仍，则小篆皆古籀也，故不更出；古籀省改，则古籀非小篆也，故更出之。一二三之本古文明矣，何以更出弌弍弎也？盖所谓‘即古文而异’者，当谓之‘古文奇字’。”

（6）关于“读若”。如：

段氏对《说文》还有许多阐发。现在择要加以叙述。

（1）关于引申义和假借义。《说文》只讲本义，不讲引申义。段玉裁在注中兼讲引申义和假借义，使多义词的主要意义都有着落。如：

道，所行道也。【段注】：“道之引申为‘道理’，亦为‘引道’。”（按，即“引导”。）

眚，目病生翳也。【段注】：“眚引申为‘过误’，如‘眚灾肆赦’、‘不以一眚掩大德’是也；又为‘灾眚’，李奇曰：‘内妖曰眚，外妖曰祥’是也；又假为减省之省，周礼：‘冯弱犯寡则眚之。’”

（2）关于同义词。段氏于同义词的辨析，非常精到。这是段注的精彩部分之一。很少小学家能做到这一点。如：

牙，壮齿也。【段注】：“统言之，皆称齿称牙，析言之，则当前唇者称齿，后在辅车者称牙。”

祥，福也。【段注】：“凡统言则灾亦谓之祥，析言则善者谓之祥。”

稻，稌也。【段注】：“今俗概谓黏者、不黏者未去糠曰稻：稬（糯）稻、秈稻、秔（粳）稻，皆未去糠之称也。既去糠则曰稬米、曰秈米、曰秔米。古谓黏者为稻，谓黏米为稻。《九谷考》曰：……孔子曰‘食夫稻’，亦不必专指黏者言……玉裁谓：‘稻’其浑言之称，‘秔’与‘稻’对，为析言之称。”

羽，鸟长毛也。【段注】：“长毛，别于毛之细缛者。”

肉，胾肉。【段注】：“人曰‘肌’，鸟兽曰‘肉’，此其分别也。”

饥，饿也。【段注】：“与饥分别，盖本古训。诸书通用者多有，转写错乱者亦有之。”

（3）补充说明。有时候，段氏就许慎的说解加以补充说明，使读者懂得更加透彻。如：

购，以财有所求也。【段注】：“县重价以求得其物也。汉律：‘能捕豺貀一，购钱百’。”

假如段氏只限于为《说文》作注，那么，他的学术成就只能在许慎之下，而不能超越前人。实际上段氏是寓“作”于“述”，他的成就已经远远超出注释家的成就之上。对《说文》来说，段注可以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段玉裁最大的创造表现在以下两点：

第一是敢于批评许慎。段氏的小学修养很高，他的批评和张自烈等人的批评大不相同，他的批评往往是中肯的。例如：

屦，履也。【段注】：“晋蔡谟曰：‘今时所谓履者，自汉以前皆名屦。《左传》踊贵屦贱，不言履贱。《礼记》户外有二屦，不言二履。贾谊曰：冠虽敝，不以苴履，亦不言‘苴屦’^〔7〕。《诗》曰：纠纠葛屦，可以履霜。屦舄者，一物之别名，履者，足践之通称。’按蔡说极精。《易》《诗》《三礼》《春秋传》《孟子》皆言‘屦’不言‘履’，周末诸子、汉人书乃言‘履’，《诗》《易》凡三‘履’，皆谓‘践’也。然则‘履’本训‘践’，后以为屦名，古今语异耳。许以今释古，故云。”〔力按，段氏在这里没有明白批评许氏，但许氏“屦”“履”为同义词，终属不当。段氏不肯苟同，实有批评的意义。〕

第二是注意到词义的变迁。段氏之所以比别的小学家可贵，其原因之一就是他有历史发展观点，并且重视后起的词义，不惮其烦地加以叙述。例如：

仅，材能也。【段注】：“材，今俗用之‘纔’字也。……唐人文字，‘仅’多训‘庶幾’之‘幾’，如杜诗：‘山城仅百层’，韩文：‘初守睢阳时，士卒仅万人’，又：‘家累仅三十口’，柳文：‘自古贤人才士，被谤议不能自明者，仅以百数’，元微之文：‘封章谏草，繁委箱笥，仅逾百轴’，此等皆李涪所谓‘以“仅”为近远’者，于多见少，于‘仅’之本义未隔也。今人文字，皆训‘仅’为‘但’。”

代，更也。【段注】：“更者，改也。《士丧礼》《丧大记》注同。凡以此易彼谓之‘代’，次第相易谓之‘递代’，凡以异语相易，谓之‘代语’。假‘代’字为‘世’，字，起于唐人避讳‘世’与‘代’，义不同也。唐讳言‘世’，故有代宗；明既有世宗，又有代宗，斯失之矣。”

段氏就是这样极其精审地进行研究工作的。他是许氏的功臣，又是许氏的诤臣。他赶上了许氏又超过了他。正是由于段氏《说文》之学独树一帜，影响非常之大，而又不可能没有错误，所以后来匡正段氏者不止一家。阮元《段氏说文注订叙》说：“金坛段懋堂大令，通古今之训诂，明声读之是非，先成《十七部音韵表》，又著《说文解字注》十四篇，可谓文字之指归，肄经之津筏矣。然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况书成之时年已七十，精力已衰，不能改正，而校雠之事又属之门下士，往往不参检本书，未免有误。”这是很公正的评语。而匡正段氏的人也都是尊崇段氏的人，其所以做匡正工作，实在是为了青年一代。这种学术风气是值得赞扬的。

段书的缺点，各家所举虽多，但是有些不但不算缺点，而且应该算是优点。例如段氏以古音十七部统九千余字，这是一个大大的优点，钮树玉反而认为缺点，以为古无韵书，段氏不该创立韵部，他不知韵部是语言本身的系统，与韵书之有无没有关系。有些则是校雠上的错误，无关宏旨，段氏一时疏忽，后人校正一下就是了。依我们看来，段氏的较大缺点有五个：

第三是拘泥本字。本来，汉字最初的数量是不多的，同音假借的情况最为普遍。所谓“本字”，往往反而是后起的字。因此，“本字”是经典中罕见的，甚至是没有的。假使依此订改经典，那就走入魔道了。段氏不明此理，所以处处提倡“本字”。例如《说文》：“屋，居也。”段氏改为“凥也”，并云：“‘凥，各本作‘居’，误，今正”。又如《说文》：“讲，和解也”，段注：“‘和’当作‘龢’。”其实“龢”字在经典中是罕见的，“凥”字在经典中是没有的。我们不能凭一部字书来断定经典是经过后人妄改的。不根据现存史料而妄谈“本字”，是不科学的。

第五，谈引申有许多不恰当的地方。本来，段注谈引申义是很大的优点，但是，在许多地方他都滥用了引申，那又变为缺点了。例如《说文》：“莫，日且冥也。”段注：“引申之义为‘有无’之‘无’。”由日暮引申为无，甚为迂曲，不可信从；朱骏声以为假借为“无”，那才是对的。又如《说文》：“该，军中约也。”段注：“凡俗云当该者皆本此。”按，“军中约”的本义已无确证，而“当该”的意义又是后起，说是从“军中约”引申而来，就十分勉强了。

总之，段书精当的地方甚多，令人惊叹；虽有缺点，终是瑕不掩瑜。在《说文》研究中，段氏应坐第一把交椅，那是毫无疑义的。

（二）桂馥的《说文》研究

桂馥（公元1736—1806），字未谷，一字冬卉，山东曲阜人，乾隆庚戌（公元1790）进士。他和段玉裁同时治《说文》，“自诸生以至通籍，垂四十余年”^〔8〕。其所著《说文解字义证》，被人认为与段著《说文解字注》相伯仲，但此书的流传远在段书之后。道光咸丰年间，才有杨氏刻本，而又流传不广；同治九年（公元1870）有武昌局翻本，经张之洞为之宣传，于是段桂才齐名。

关于段桂的优劣，前人已有许多评论。陈庆镛在《说文解字义证·叙》中说：

尝谓段书尚专确，每字必溯其源；桂书尚闳通，每字兼达其委。

张之洞在《说文解字义证·叙》中说：

上述陈、张二人对桂书的评语是恰当的。桂书与段书的性质大不相同：段氏述中有作，桂氏则述而不作。桂氏笃信许慎，他只是为许慎所说的本义搜寻例证。就一般情况，桂氏的“义证”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举例证明某字有某义（限于本义），第二部分讨论许慎的说解。在第二部分中，或者引别的书的说解来证实许书的说解，或者引别的书所引许书以相参证，或者引别的书来补充许书。如果许慎举《诗》《书》《左传》等书为例，桂氏还注上篇名（如有异文，还注上异文）。例如《说文》：“颖，禾末也，从禾，顷声。诗曰：‘禾颖穟穟’。”桂氏《义证》说^〔9〕：

《汉书·礼乐志》：“含秀垂颖。”

《文选·应贞诗》：“嘉禾重颖。”《思玄赋》：“发昔梦于木禾，既垂颖而顾本。”

蔡邕《篆势》：“颓若黍稷之垂颖。”

《小尔雅》：“截颠谓之挃”，《尔雅》释文引作“截颖”。“禾末也”者，《广韵》同，又曰穗也。李善注《魏都赋》引本书作穗也。《诗·生民》正义所引与本书同。《小尔雅》：“禾穗谓之颖。”《归禾序》：“异亩同颖”，郑注：“二苗同为一穗。”《文选·西都赋》：“五谷垂颖”，五臣注：“颖，穗也。”《诗·生民》：“实颖实栗”，传云：“颖，垂颖也。”正义：“言其穗重而颖垂也。”

“《诗》曰：‘禾颖穟穟’”者，《大雅·生民》文。彼作“役”，传云：“役，列也”，非本书义。

又如《说文》：“羖，夏羊牝曰羖”。桂氏《义证》说：

《韩子》：“叔孙敖相楚，衣羖羊裘。”

《史记·秦本纪》：“吴媵臣百里奚在焉，请以五羖羊皮赎之。”

《张奂与崔子贞书》：“仆以元年到任，有兵二百，马如羖羊。”

《寰宇记》：“扶南国出金刚，状如紫石英，以羖羊角扣之，漼然冰泮。”

桂书的最大优点是材料丰富，例证对于字义的说明非常重要；惟有例证丰富，然后字的真正含义才能清楚，从例证中还可以证明词义的时代性。桂氏的例证取材甚广，经史子集，无所不包。以一人的精力成此巨著，实在是难能可贵。这是一部非常有用的材料书，与段书相得益彰。

由于桂书是一部材料书，所以有人轻视它，以为堆积材料，不算研究。其实桂馥并不是没有主见的人，试看“羖”字一例便知。而且他的材料也不是随便堆积的，而是有选择、有次序、有条理的。王艮善《说文解字义证·附说》引王筠的话说^〔10〕：

桂氏征引虽富，脉络贯通，前说未尽，则以后说补苴之；前说有误，则以后说辨正之。凡所称引，皆有次第，取是达许说而止，故专胪古籍，不下己意也。读者乃视为类书，不亦昧乎！

可见桂书和一般的材料书还是有区别的。

《说文解字义证》有一个明显的缺点，那是它的目的所决定的。桂氏先认定许书所讲都是对的，必须为它找出一些例证来，如果许慎讲错了（至少是没有确证），桂氏所找的例证一定是勉强牵合的。例如《说文》：“为，母猴也。”桂氏说：“母猴也者，陆机云：‘楚人谓之沐猴’，馥谓‘沐’‘母’声近。”按，“沐”“母”声近并不能证明“为”训母猴。又如《说文》：“殿，击声也。”桂氏说：“馥案，击声者，所谓呵殿也。”按，呵殿与击声相去尚远，无法牵合。可见墨守许说是会陷于谬误的。

段氏、桂氏对后来研究《说文》的人影响很大。朱骏声受段氏的影响较多，王筠受桂氏的影响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