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法学的兴起及其发展

中国语言学曾经受过两次外来的影响：第一次是印度的影响，第二次是西洋的影响。前者是局部的，只影响到音韵学方面；后者是全面的，影响到语言学的各个方面。

从清末到解放以前，西洋的影响，基本上是资产阶级语言学的影响。自从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以后，许多知识分子都以为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这种政治思想反映在学术观点上，就是把西洋的学术搬到中国来。具体到语言学上，也是把西洋的语言学搬到中国来。直到解放以前，除了极少数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外，中国语言学始终是以学习西洋语言学为目的。这样，中国语言学就是从封建主义转移到资产阶级的，整个时期可以称为西学东渐的时期。

在本节里，我们讲的是语法学的兴起及其发展。中国古代学者们也曾注意到一些语法事实。例如《说文》：“者，别事词也”；“皆，俱词也”；“曾，词之舒也”；“乃，词之难也”；“尔，词之必然也”；“矣，语已词也”。《说文》所谓“词”，大致等于今天所谓虚词。《说文》：“词，意内而言外也。”《系传通论》引作“音内而言外”。徐锴说：“惟也，思也，曰也，兮也，斯也，若此之类，皆词也，语之助也。”清刘淇著《助字辨略》，“助字”也就是“语助”。清代王引之著《经传释词》，释的就是《说文》所谓“意内言外”的“词”。但是，虚词虽是语法成分，如果单从词汇上看它的意义，不从语法上看它的作用，仍然不能算是语法著作。《文心雕龙·章句》说：“至于‘夫’、‘惟’、‘盖’、‘故’者，发端之首唱；‘之’、‘而’、‘于’、‘以’者，乃劄句之旧体；‘乎’、‘哉’、‘者’、‘也’，亦送末之常科。”这倒是讲了虚词在句中的位置，但是也远不能满足语法的要求。佛教上有所谓“声明”，其中包括语法，当佛经传到中国时，梵语语法也曾传入中国，当时也有人学过“声明”。但梵语语法的研究并没有引起人们对汉语语法的注意。

关于词类的划分，从前也曾涉及过。大约在宋代就有了“动字”和“静字”的分别：“动字”等于今天的所谓动词，“静字”等于今天所谓名词。这也可以算作语法的萌芽，但是距离整个语法体系的建立，还是很远的。中国真正的语法书，要算《马氏文通》为第一部。所以我们就从《马氏文通》讲起，直到解放前为止。我们共分为两个时期来讲：第一是兴起时期（公元1898—1935），以马建忠、杨树达、黎锦熙为代表；第二是发展时期（公元1936—1948），以王力、吕叔湘、高名凯为代表。在这六个人的著作中，我们着重讲马建忠的《马氏文通》。

（一）兴　起　时　期

马建忠，字眉叔，江苏丹徒人，天主教徒，毕业于法国巴黎大学。他的“小学”根柢很好，又通拉丁语和法语。他在法国学法科，兼通声光电化等自然科学。回国后，在政治上是“办洋务”的人物，在学术上则可以说是学贯中西。在今天看来，他在政治上是失败了，他的一部语法著作对中国文化却是有贡献的。

应该指出，十九世纪末期，欧洲语言学已经很发达了，而马建忠似乎并没有学过语言学，他所著《马氏文通》只是受了西洋“葛郎玛”（grammar）的影响。

后代人们常说《马氏文通》是硬套西洋语法的。但是我们应该深入研究《文通》的内容，然后能够作出正确的判断。本来，在语法学的初期，以西洋语法作为模特儿来研究语法，是不可避免的事。我们所要注意的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马建忠的著作算是杰出的。具体表现在：

（1）马氏精通拉丁语和法语，他拿西洋语言来跟汉语比较，是全面而精到的，与后来那些一知半解、仅凭一部《纳氏文法》^〔1〕来比附的相比较，有上下床之别。

（2）马氏精通古代汉语，此书以古代汉语为对象，唯有像他那样对文言文能读能写的人，才有很好的条件对古代汉语进行深入的分析。

（3）马氏在著作中有许多独到之处，《马氏文通》可以说是富于创造性的一部语法书。他开创中国语法学的功劳是很大的，正所谓“不废江河万古流”。照搬西洋语法的地方固然也不少，但不能因此抹杀此书的价值。

《马氏文通》全书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是正名，这是对各种语法术语所下的定义，马氏称为界说^〔2〕。总共有二十三个界说。第二部分是实字，即今天所谓实词。马氏把实字分为五类：第一是名字，即今天所谓名词；第二是代字，即今天所谓代词；第三是动字，即今天所谓动词；第四是静字，即今天所谓形容词；第五是状字，即今天所谓副词。第三部分是虚字，即今天所谓虚词。马氏把虚字分为四类：第一是介字，即今天所谓介词；第二是连字，即今天所谓连词；第三是助字，即今天所谓语气词；第四是叹字，即今天所谓感叹词。第四部分是句读。句，就是今天所谓句子；读（音dòu，今写作逗），大致等于今天所谓分句。

《马氏文通》摹仿西洋语法的地方自然是很多的。现在试举一些典型的例子：

（a）接读代字　接读代字等于西洋所谓关系代词（relative pronouns）。马氏以“其”、“所”、“者”三字为接读代字^〔3〕。

（b）约指代字　马氏所谓约指代字，是“皆”、“多”、“凡”等^〔4〕。这是受了法语语法的影响，因为法语的tout（皆、凡），plusleurs（多）在用作主宾语的时候都算作代词^〔5〕。

（c）方位词代替介词之用　马氏以为记时记地的话“上”、“下”、“内”、“外”等词放在地名、人名、时代的后面，总是前面不加介词的，在此情况下，“上”、“下”、“内”、“外”就代替了介词的作用^〔6〕。这种说法，很像后来有些外国汉学家说这些方位词是“后置词”。

（d）坐动与散动　马氏所谓“坐动”，等于西洋语法的定式动词（finite verbs），所谓“散动”，等于西洋语法的不定式动词（infinite verbs）^〔7〕。

（e）助动字　马氏以“可”、“足”、“能”、“得”为助动字^〔8〕。这显然是照抄西洋的助动词（auxiliary verbs）。

但是，我们如果说马建忠完全照搬西洋语法，那是不公平的。马氏在许多地方都照顾到汉语的特殊情况，并没有生搬硬套。现在举其荦荦大者三事为例：

（a）马氏在例言中说：“此书主旨，专论句读。”虽然实字与虚字所占篇幅最大，但是，把实字与虚字讲清楚了，正是为句读服务的。所以他说：“惟字之在句读也，必有其所，而字字相配，必从其类，类别而后进论夫句读焉。”我们知道，西洋语法一般分为音韵、形态、句法三部分，而以形态部分为主。马氏在书中完全没有讲汉语的形态学，在今天看来可能是太过了，但是，在当时来看，的确是从汉语具体情况出发，不肯照抄。我们试看德国汉学家加贝伦兹（Gabelentz）在1881年所写的汉语语法就说汉语名词共有五个“格”^〔9〕。马建忠如果生搬硬套西洋语法，为什么不像加贝伦兹之所为呢？

（b）马氏在词类中建立助字一类，这是很大的创造。在此以前，中国所谓助字是泛指虚词；马氏所谓助字，指的是语气词。今天我们看来并没有什么稀奇，但是，我们试想，西洋语法中所没有的东西，凭空加了进去，这是墨守西洋语法的人所敢设想的吗？直到马氏以后还有人说助字不过是副词之一种，可见欲抄西洋不患无辞。在这一点上，可以看见马氏的卓识。

（c）马氏立“象静司词”。“象静”就是一般形容词。“司词”是介词后的名词，这里指形容词后的名词。如《论语》“言寡尤，行寡悔”，“尤”与“悔”被认为象静司词，这也是照顾了汉语的特点。

马建忠由于是拿拉丁语法来跟汉语语法比较的，凡是汉语语法跟拉丁语法接近而跟英语违异的地方，他都讲得较好。这里也举两件事来说明：

（a）《马氏文通》说：“又句读中，凡名字用以记地、记时、记价值、记度量、记里数，类无介词为先者，皆可见同宾次。”^〔10〕我们知道，拉丁语中的介词是比较少用的，不用并不是省略。马氏在这里不谈省略，正是合理的。

（b）马氏不把系词归入动词，而称为断词，放在静字的一卷内，这显然是受拉丁语法的影响。系词后面的形容词或名词称为表词，这也是受拉丁语法与法语语法的影响（法语Attribut），与英语不同。他说：“静字而为表词，必置起词之后。后之者，即决为如斯之口气也。口气决而意达，意达则句读成矣。其句读之起词（按：即主语），名、代、顿、豆无论也，而概为静字。然有以名字与顿、豆为之者，则必用若静字然。”^〔11〕这里完全没有谈到系词省略的问题，因为拉丁语的名句（按：即描写句与判断句）本来就不是必须用系词的。

马氏以后，有许多人都批评他照抄西洋语法，这其实是没有细读他的书；又有许多人批评他不合理论（即不懂语法理论），其实是所见不广，用英语语法的眼光来看《马氏文通》。作为一个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开路先锋，马建忠做到这个地步是很不容易的。

马氏在理论上也有一些缺点。其中最重要的是缺乏历史主义观点。他在序文中把语法看成是“有一成之律贯乎其中，历千古而无或少变”。他的意思是说，字形、字声是最易变的，而语法则是千古不变的。他把先秦的古语与千年后的韩愈的语言看成是同一的研究对象，这样古今杂糅，是语法不变论的逻辑结果。马氏的非历史主义又表现在抹杀语法的民族特点。他说：“而亘古今，塞宇宙，其种之或黄、或白、或紫、或黑之钧是人也，天皆赋之以此心之所以能意，此意之所以能达之理。”虽然他也注意到某些不同之点，但是他说“其大纲盖无不同”^〔12〕，还是错误的。

《马氏文通》出版以后，有许多汉语语法书跟着出版，大体上是因袭马书的体系。其中有一些改变，那就是改得更像英语语法。马建忠对欧洲语言所知较多，眼界较宽，他并不是以英语语法作为标准的。而且书中又照顾了中国旧有的词章学上的和小学上的一些概念，以致只读过英语语法的人感到生疏。因此，只有越改越像英语语法了。陈承泽《国文法草创》批评说：“坊间通行之中国文法，大抵以外国文法为楦，而强以中国文法纳之，所谓削足适履的文法。”但是，如果视野不广，只看见英语而看不见世界各民族的语言，甚至看不见欧洲各种主要语言，空谈不模仿是无济于事的。

陈承泽的《国文法草创》是一部较好的语法理论著作。他对马建忠的讲法有许多修正，主要是做到词有定类，分别本用与活用。

杨树达，字遇夫，湖南长沙人。他在语法上的主要著作有《高等国文法》（1920），《词诠》（1928），《马氏文通刊误》（1931）等。其他方面的主要著作有《老子古义》《论语疏证》《汉书窥管》《中国修辞学》《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等。杨氏继承了乾嘉的朴学，各方面的造诣都颇深。他的语法著作，显然是从高邮王氏父子那里继承了很多东西。《词诠》等于一部“新经传释词”。即以《高等国文法》而论，也等于拿一部“新经传释词”进行一种新的排列法。

《高等国文法》和《词诠》都是很好的材料书，材料搜罗得相当丰富。对虚词的解释，一般地说是能取王氏父子之长而舍其短。

《马氏文通刊误》在校订工作上也做得很好。马建忠引书很粗心，许多材料上的错误都得到了纠正。至于涉及语法理论，杨氏就不一定比马氏高明，而且以英语语法去纠正拉丁语语法也是牛头不对马嘴的。

总的说来，杨氏在语法体系上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凡是他与马建忠违异的地方，往往也就是执着英语语法的地方。例如他把“所”字改称为助动词，实际上是受了英语被动式须用助动词的语法的影响。他把“在”、“居”、“适”、“诣”、“之”、“如”、“涉”、“过”等字认为关系内动词，不认为外动词，正是由于这些词译成英语是内动词。有时候，好像他是独出心裁，无所依傍，如以“之”字为连词。总之，杨氏长于考据而短于理论，所以他在语法体系上没有什么创获。

从原则出发，而不是从材料出发，这是杨氏在研究方法上的缺点。例如《马氏文通》分析《汉书·陆贾传》“乃病免家居”一句，以为“病”、“家”二字在动字的前面而又不是主语，应视同宾语。杨氏硬说《陆贾传》本当云：“以病免，于家居。”原文省去“以”、“于”二字，而以为马说“于理论不合”。其他讲到“理论不合”的地方很多。杨氏在这一点上比不上严复。严复在《英文汉诂·序》中说：“文谱者，讲其所以习，非由此而得其所习也。”以某种“理论”作为语法的准绳，而不顾语言事实，则这种所谓“理论”是站不住脚的。

黎锦熙，字邵西，湖南湘潭人。他的主要著作有《新著国语文法》（1924）和《比较文法》（1933），而以前者的影响为最大。《新著国语文法》的最大特点是在最大程度上仿照英语语法。例如黎氏把“是”字后面的实体词叫做补足语或补位^〔13〕，“有”字后面某些名词被认为是主语^〔14〕，又有所谓双宾位^〔15〕，包孕复句^〔16〕等，这都是依照英语语法的。尽可能和英语语法一致是当时此书成功的主要原因。这是当时的潮流。黎氏的汉语修养好，又费了很长时间搜集丰富的材料，所以他的成就在同时代的许多语法学家之上。

放弃形态学，专讲造句法，马建忠就是这样做的。黎锦熙想得更深一层，他觉得“若单讲词类底分品和变形，在西文已经是国各不同，在国语更是绝无关系了”，所以应该打破“词类本位”，而创立“句本位”的“文法”。实际上他已经走到“汉语无词类”说的边缘。他说：“国语的词类，在词的本身上无从分别，必须看它在句中的位置、职务，才能认定这一个词是属于何种词类。”^〔17〕在这一点，他和陈承泽是背道而驰的。

词有定类或词无定类（事实上等于无词类），这是汉语语法学上长期争论的问题，将来还要争论下去。这是百家争鸣的问题。

黎书作为教科书来看是一部好书：条理分明，分析详尽。书中采用了图解法，也是采用了英语语法教学的经验，在教学上是有一定作用的。

黎氏在中国语言学上的主要贡献在于以白话文作为语法研究的对象。这也是时势造成的：五四运动以后，白话文风行全国，以白话文为对象的语法书也就应运而生了。

黎氏的主要缺点是先有理，后有法。他在《新著国语文法》引论中说：“思想的规律，并不因民族而区分，句子的‘逻辑的分析’，并不因语言而别异。”他这句话的前半说对了，后半却说错了。各个语言中的句子结构，不可能有先验的“逻辑的分析”。黎氏所谓“逻辑的分析”往往是以英语的造句法为标准。他之所以特立一类“关系内动词”，是看见这些词在英语中只算内动词（“坐”、“骑”、“到”、“进”、“过”等），而它们在汉语中却不须经过介词的中介而直接带上宾语^〔18〕。他认为“你坐车，我走路”里面的“车”与“路”都很像宾语，但是要作副词的性质看待^〔19〕。黎氏又常常谈省略，也是因为他心目中有一个先验的理。例如在分析“这座铁桥，〔　　〕今年秋季完工”的时候，他说：“这句话若是冬季说的，就属过去，〔　　〕中可以说是省了一个介词‘当’字；若是春夏季说的，就属将来，〔　　〕中也可以说是省了一个介词‘到’字。”这样任意谈省略，主观地填充一个所谓被省略了的词，而且这个词可以随季节而异，显然是研究方法上的缺点。

（二）发　展　时　期

1936年1月，王力发表了《中国文法学初探》一文，对前此的汉语语法研究方法进行了批判。他反对模仿西洋语法。他认为拿西洋语法来比较研究是可以的，但是他说：“我们对于某一族语的文法的研究，不难在把另一族语相比较以证明其相同之点，而难在就本族语里寻求其与世界诸族语相异之点。看见别人家里有某一件东西，回来看看自己家里有没有，本来是可以的，只该留神一点，不要把竹夫人误认为字纸篓。”他的意思是要从客观材料中概括出语言的结构规律，而不是从某些先验的语法规则中审查汉语。他在文中也提出了历史观点，以为古今语法是不同的。1937年1月，他发表了《中国文法中的系词》，也表现了他的历史观点^〔20〕。

王力在语法方面的著作，除了上述两篇论文以外，还有《中国现代汉语》（1943）、《中国语法理论》（1944）、《中国语法纲要》（1946）^〔21〕等。此外，在他所著的《中国语文概论》^〔22〕（1939）里，也讲到一些语法问题。《中国现代语法》和《中国语法理论》是互相配合的两部书^〔23〕：前者专讲规则，后者专讲理论（即为什么定出这些规则来）。《中国语法纲要》则是《中国现代语法》的简编。

王力在他的著作中把句子分为叙述句、描写句、判断句；又把汉语句法上的特殊结构分为能愿式、使成式、处置式、被动式、递系式、紧缩式、次品补语、末品补语；又把副词的范围缩小为一般不能修饰名词的词，把“了”、“着”等字认为情貌（aspect）的记号；又详细讨论了称数法。这些理论在语法学界都起了较大的影响。这是重视汉语特点的结果。

王力的语法著作深受丹麦叶斯柏森（Jespersen）的《语法哲学》、法国方德里叶斯（Vendryes）的《语言论》和美国柏龙菲尔德（Bloomfield）的影响。特别是对于叶斯柏森，无条件地采用了他的“三品说”。“三品说”本身有着严重的缺点，王力又把它和柏龙菲尔德的“中心说”混在一起，以致互相矛盾，影响了他的优点。

吕叔湘在语法上的著作有《中国文法要略》（1941）和在1940年开始写的一些关于汉语语法的论文（后来合编成《汉语语法论文集》，1955年出版）。

《中国文法要略》的最大特色，是在书的后半部提出了“表达论”。这是从思想内容到表达形式的一种研究方法。“表达论”从十个角度来分别句子的种类：（1）正反，虚实；（2）传信；（3）传疑；（4）行动、感情；（5）离合、向背；（6）异同、高下；（7）同时、先后；（8）释因，纪效；（9）假设、推论；（10）擒纵、衬托。这种从内容到形式的方法也是比较新的方法。

吕氏在1941年前后，曾发愿要写一部近代汉语历史语法，所以先陆续发表一些文章。他根据唐宋以后的语录、笔记、词曲、小说等，研究了近代汉语中的一些虚词。他这样重视近代白话，跟马建忠以为两汉以后只有韩愈仅知文理，是一个鲜明的对比。这些文章都写得很扎实，有分量，有确凿的证据。其中也有关于上古语法的文章，例如《论“毋”与“勿”》，其中有很细致的分析。吕氏在早年就注意研究历史语法，比起马建忠千古不变的理论，是大大地推进了一步。

高名凯在语法上的著作有《汉语语法论》（1948）。这是纯理论的著作，和王、吕二家都不同。吕氏的《中国文法要略》是一部语法书，叙述各种规则；王氏的《中国语法理论》虽然专讲理论，但是只是为《中国现代语法》作说明，而高氏则专讲理论。书中包括“句法论”、“范畴论”、“句型论”等三编。“句法论”着重在讲词与词的关系，分为“规定”、“引导”、“对注”、“并列”、“连络”等六个类型。“句型论”分为“否定”、“询问”、“疑惑”、“命令”、“感叹”等五个类型^〔24〕。高氏曾经研究哲学，对逻辑学也有修养，所以善于分析问题。他的语法理论都是在方德里叶斯语言学说的强烈影响下产生的，所以语法体系与王、吕两家大大不同。

尽管三家的语法体系各不相同，但是他们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都是以普通语言学为理论指导来进行研究工作的。这是这个时期和语法初期的明显分野。在语法初期，马建忠固然绝口不提普通语言学，杨树达等偶然提到了一些语言学理论，也都只是作为一种点缀品，黏附在上面，很不调和^〔25〕。惟有这个时期的语法学家们才真正研究了普通语言学，真正运用了普通语言学。汉语语法学到这个时期之所以发展为一个新的阶段，原因也在于此。

但是，就在这个优点之中也隐藏着缺点。他们只知道把西洋的语言学方法应用到汉语语法上来，而不知道很好地结合汉语的具体情况来进行创造。于是在多数情况下还不能突破西洋的语言学方法的框子，有时候甚至拿自己所信奉的普通语言学家的理论来套汉语的材料。王、吕主要是依靠了叶斯柏森，高氏是依靠了方德里叶斯。这样就不免傍人藩篱，始终不能彻底地创立中国的风格。

王、吕、高三家还有一个共同的缺点，就是过于重视书面语言，而忽略了有声语言。他们都是南方人，对普通话的轻音、儿化不熟悉，不能从语调、变音等方面研究它们跟句法的关系。例如王氏把许多双音词看成了“仂语”（即词组），也就是不考虑轻音的缘故。

汉语语法学是一门新兴的科学。从1898年到解放以前，仅仅走了两步，离开成功地建立汉语语法的科学体系的时期还是遥远的。

参考资料

王立达编译：《汉语研究小史》，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34—37页。

马建忠：《马氏文通》序、后序、例言。

杨树达：《高等国文法》序。

杨树达：《马氏文通刊误》自序。

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自序及引论。

何容：《中国文法论》。

龙果夫：《汉语语法纲要》俄译本序。见王了一：《汉语语法纲要》，新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

《解放前汉语语法的研究》，见于《语言学研究与批判》第二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