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写语言学的兴起及其发展

描写语言学又称静态语言学，这是对某一具体语言的静态描写，而不管它的历史演变。按照这个定义，扬雄的《方言》，也可以认为是描写语言学，但是，《方言》只限于部分词汇的零星记录，人们还不能从此看出当时语言的全貌，特别是语音方面缺乏叙述。周德清的《中原音韵》基本上反映了元代大都语音情况，但是作者不是从语言学观点，而是从词曲学观点来看问题。清初樊腾凤的《五方元音》记录了17世纪北京的语音系统^〔50〕，黄谦的《汇音妙悟》（1800）记录了18世纪福建泉州的语音系统，像这类的书不算太少，但是记录的人不是经过语言学训练的人，甚至不是经过等韵学训练的人（如《五方元音》以“凤羊”切“方”），而且他们的书也只是为了扫盲的目的，不是为了语言学的目的。因此，真正描写语言学的产生，是在普通语言学传入中国以后。

中国学者们之所以一向不重视描写语言学，是受了复古主义的影响。小学是经学的附庸，虽然不是每个人都像顾亭林那样梦想着：“天之未丧斯文，必有圣人复起，举今日之音而还之淳古者”，但是，清儒对于唐韵也认为非正，哪里还甘心研究清代的语音呢？章炳麟等人之所以研究方言，无非想证明方言中存在着一些“古”的东西，那仍然是历史语言学观点，不是描写语言学观点。直到普通语言学传到中国，学者们的眼光才有了转变，能对现代语言进行静态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也用的是崭新的一套。譬如说，记音的方法不再是用反切的旧方法，而是利用音标了。在解放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工作中，由于赵元任、李方桂等人的提倡，曾经有一个时期把力量完全放在方言调查上。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也逐渐有人在做了。

在此之前，有些外国传教士也曾为了传教的目的，甚至为了侵略的目的，调查过我国的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他们多数没有经过严格的语言学训练，他们的著作，可信程度是不高的。高本汉自己所调查的方言，可信程度较高，但是偏于黄河流域，即以黄河流域而论，他只调查了几处，也还是不够的。

赵元任的《现代吴语的研究》（1928），是中国描写语言学的较早的重要著作。他实地调查了江苏、浙江两省的三十三处方言。他的调查以语音为主，同时还调查了三十处七十五个词的词汇，二十二处五十六个用的助语词。此外还附录了“北风跟太阳”的故事。

语音部分分为四章：（一）吴语声母；（二）吴语韵母；（三）吴语声调；（四）声韵调总讨论。前三章所列的声母表、韵母表、声调表，主要是表现了《广韵》、“国音”（按指普通话）、吴音三方面的对应，特别着重在古音系统与现代吴音系统的对应。表中以“国音”排在吴语三十三处方言的上面，而声、韵、调都按照下面的三个标准来分类：

（1）今吴音声母，今吴音韵母，今吴音声调类。这一栏又分为两行：第一行是吴音的最大公约数，第二行是吴音的最小公倍数。

（2）古母，《广韵》韵，古四声。古母依照三十六字母的名称，但照穿床审各分二类。《广韵》依照二百零六韵，古四声也依照《广韵》。

其次，在每一类都举了一些例字。每一表后面都有详细的讨论，最后还来一个声韵调总讨论。

这种做法，是比较富于科学性的。特别是分合条件一栏很重要，有了这一栏，才能说明语音演变的规律性。后来人们所作的方言调查报告，虽然不再标明“分合条件”，但是凡是拿《广韵》的音系来对比的，都注意到古今音的对应规律。这书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现代吴语的研究》出版后，对后来的方言调查起了很大的影响。《广韵》对比的办法一直到解放前没有人改变过。甚至“北风跟太阳”的故事也被广泛应用着（罗常培《厦门音系》与赵氏自己的《钟祥方言记》都用了）。

赵元任的第二部调查方言的著作是《南京音系》（科学杂志13卷8期），第三部调查方言的著作是《中山方音》。

赵元任第四部调查方言的著作是《钟祥方言记》（1936年写成，1939年出版）^〔51〕。这书分为三章：第一章是语音的分析，记录了钟祥方言的十七个声母，三十六个韵母和四个声调，并加以描写性的说明；第二章是本地音韵，分析了声母跟韵母的关系（主要是声母跟四呼的关系），介母跟韵母的关系，声母跟声调的关系，声母、韵母、声调之间的关系，还有单音字全表和同音字汇；第三章是比较音韵，先是跟同音比较，其次是跟广韵比较。《钟祥方言记》比起《现代吴语的研究》来，在方法上有了明显的进步。第一，著者把“语音”和“音韵”分开了：“语音”只是客观的描写，“音韵”则是声、韵、调相互间的关系；第二，著作拿前两章来作纯粹静态的研究，基本上不涉及历史^〔52〕。这样，描写语言学的性质就较浓厚。

罗常培关于方言调查的著作有《厦门音系》（1931）和《临川音系》（1936）。《厦门音系》第一章是绪论，第二章是语音的分析，第三章是本地的音韵，第四章是比较的音韵，第五章是特殊词汇，第六章是标音举例。从第二章到第四章，完全是《钟祥方言记》的架子^〔53〕。但是罗氏的治学态度是谨严的，其中也有不少的创造性。例如《临川音系》声调的分析利用了实验语音学。讲本地音韵时，先撰“临川韵镜”，再谈“临川方音的通性”，也能别开生面。

董同和关于方言调查的著作有《华阳凉水井客家话记音》（1948年，《集刊》第十九本81—210页）。此书的特点是以记录成段的话为主，颇有参考的价值。

前历史语言研究所一共进行了六次方言调查。已经发表的只有《湖北方言调查报告》。这是第六次调查的报告，调查时间是1936年，直到1948年才出版。这是一次相当大规模的方言调查，参加者是赵元任、丁声树、杨时逢、吴宗济、董同龢。总共有六十四个调查点，每一点都写一个报告，所以篇幅很大。最后还有一个综合报告。在综合报告中，有：（甲）综合材料；（乙）湖北特点及概况；（丙）湖北方言地图。其中以方言地图为最重要，这是中国的第一部有方言地图的著作。

解放前的方言调查，有两个共同的缺点。第一是侧重在语音方面，对词汇、语法重视不够；第二是夹杂着历史语言学的东西，不是纯粹的描写语言学。这两点可以说是受了高本汉《方言字典》的影响。高本汉为了研究古音，他那样做是对的。我们调查方言不是为了研究古音（至少不是主要目的），就不一定要拿古音来比较，徒然涂上一层复古主义的色彩。历史语言学味道最浓的是《现代吴语的研究》和《湖北方言调查报告》，因为没有什么地方是纯然静态描写的。其次是《厦门音系》，书中虽有描写语言学的独立章节，但是仍然着重在跟《广韵》对比，而且没有跟“国音”对比，显得厚古薄今。在《钟祥方言记》与《临川音系》里，历史语言学的味道虽然冲淡了，对于《广韵》仍然不舍得割爱^〔54〕。实际上，完全不提及《广韵》也可以进行很有科学价值的方言研究工作，1960年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为昌黎县志所编的《昌黎方言志》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方言调查需要很多的准备工作。前历史语言研究所在进行方言调查之前，先准备了一个调查用字表。人们不需要调查几万字的读音，只调查一些有代表性的字，就可以举一反三，闻一知十。赵元任等在进行湖北方言调查时，所用的调查用字表包括六百七十八个单字。选字的标准当然从音系出发，而音系又跟《广韵》有关。在今天我们虽然不需要人人熟悉《广韵》才进行方言调查，但是准备调查用字表的人则必须熟悉《广韵》。这又是辩证的看法：搞描写语言学的人在著作中应该尽可能不涉及历史语言学，但是他们必须具备历史语言学的知识，然后描写语言学才搞得好。

灌制音档，也是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调查步骤之一。灌制音档有许多好处：可以带回研究机关来仔细推敲，又可以请专家来听听，核对自己的记录是否正确。

中国人自己所做的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工作，开始于李方桂所写的《龙州土语》（1935年调查，1940年出版）和《武鸣僮语》（1935年调查，其中音系部分曾载于《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二本，其余部分尚未正式出版）。但是这两部书都偏重于语音方面和故事方面，没有能对少数民族语言作全面的描述。他的《莫话记略》（1943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之二十，石印本）第一章是导论，第二章是音韵，第三章是故事，仍然没有涉及语法等方面。李氏在序里说：“因为这书主要的目的是供给材料，所以比较、历史、文法上的各种研究都另文讨论。”可见他自己也承认这还不是全面的研究。但是，李氏曾受过严格的语言调查的训练，他的著作是有很大的参考价值的。

关于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研究，主要是研究它们的音韵和语法，其实音韵也可以归入语法的范围。解放以前，依照这个原则去做的，有罗常培的《贡山俅语初探》（1942年铅印本），马学良的《撒尼彝语研究》（1946年写成，1951年出版），高华年的《彝语语法研究》（指纳苏语，1943年调查，1958年出版），金鹏的《嘉戎语研究》等^〔55〕。袁家骅的《阿细民歌及其语言》（1946年油印版，1953年出版），虽然以民歌为主，其中也有一个专章叙述音系与语法。

实验语音学也可算是属于描写语言学的范围。中国第一个搞实验语音学的人是刘复。他的《四声实验录》讲了实验声调的方法^〔56〕，讲了与声调有关的乐理^〔57〕，记录了十二种方言（北京、南京、武昌、长沙、成都、福州、广州、潮州、江阴、江山、旌德、腾越）的声调。这书在理论方面虽然相当高明，但是在实践方面做得很差。许多声调曲线都不能反映真实情况（如北京的声调曲线就不应该是那样）。在调类方面，也有些错误（如长沙平声有两种，而说只有一种；广州入声有三种，而说只有两种，甚至说成都的“东”字可以读成入声！）。刘复作实验时身在国外^〔58〕，也许由于找不到合适的发音人，以至产生这些缺点。他归国后，在北京大学创立语音乐律实验室，发明声调推断尺，积极提倡实验语音学。中国实验语音学是由他建立了一定的基础的。继刘氏的《四声实验录》而作的，有王力的《博白方音实验录》（法文本）。王力利用假颚和浪纹计实验了博白的元音和辅音，再用浪纹计实验了博白的声调。但是他的书影响不大。

描写语言学在某些方面是接近自然科学的。调查方音需要一双有训练的耳朵，如果听音不准确，记录的可靠程度就不高。实验语音学正是调查语言的好工具，但是如果实验的经验不丰富，实验的方法不熟练，仍然是会失败的。解放以前，中国的描写语言学并不是十分令人满意的。但是，由于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等人都有很好的语言学修养，刘复则有较好的语音乐律实验的经验，描写语言学可说是有了良好的开端了。

最后，我们在这里附带谈一谈中国解放前的普通语言学。解放前，中国的语言学者对于普通语言学，是通过外文原本来学习的。抗战时期，西南联合大学曾经指定Palmes的《语言学引论》作为主要参考书。方光焘、王力、岑麒祥等人曾经在大学里教过“语言学”，编过讲义，但是都没有写成书。

沈步洲写过一部《言语学概论》，质量不高，流传不广。倒反是胡以鲁的《国语学草创》里面介绍了不少普通语言学的知识^〔59〕，可惜译名过时了，现在的人不容易看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