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发展的不同阶段与特征

第一节　城市发展的不同阶段与特征

从工业社会出发，城市发展大致经历了前工业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等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以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为主要特征，集中反映为城市空间结构和功能分布的变化和差异。城市发展的整个脉络融合了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关系变迁，贯穿着对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 普罗旺斯的乡间小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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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工业化阶段，也就是农业社会，社会生产力水平不高，对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水平较低，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社会分工不发达。人类把自己看做是自然的一部分，在对自然的敬畏中保持着和自然界之间的和谐关系，城市具有优越的生态环境和生存空间。城市生活节奏缓慢，因此降低了人们的心理紧张和精神压抑。社会竞争机制不健全，城市的发展与变革比较迟缓。尽管以工厂制度为核心的企业生产使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云集城市，使城市成为资本、人口、生产与生活最集中的地区，但城市土地利用强度、城市规模却很有限，城市内部结构还未明显分化。城市功能区的划分，主要依赖于社会等级关系。中世纪的欧洲城市，一般是在封建领主的城堡周围自然发展起来的，手工业作坊往往和居住建筑混合在一起，教堂占据着城市的中心，教堂广场周围通常是市政厅和市场（见诺林根城）。我国早在《考工记》中就有“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记载。隋以后历代都城，大都采取以宫城为中心的功能分区布局形式，如隋大兴城（见长安城）、明清北京城等。宋代以前，市场一般集中布置在独立的地段，王公贵族和平民百姓的居住区明显地被划分开。

● 拥挤的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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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工业化阶段，特别是电气动力技术的发明和石油能源的使用，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发展，人们从自然界获取物质的能力大大加强，改变了对自然的畏惧与顺从的态度，克服了对自然的强烈依赖，开始征服和改造自然的各种社会活动。人类对世界的认知能力在不断提升，科学发现和发明活动较以往空前增多，机器生产代替了手工劳动，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城市集聚了工业文明产物，社会竞争在加剧，城市的生活节奏在不断加快，城市的所有单元都在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目标。个人追求自己效用的最大化，企业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很少人关注经济社会发展的外部经济性。宏观经济管理通过不断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来增加生产，推动着工业文明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城市开发强度和规模大大提高，出现了以纽约、东京等为代表的一系列百万人口的世界级大都市。

工业社会在城市空间分布上受到历史因素、社会因素、经济因素等多方面的影响，所以城市的分布有其各自鲜明的特点。从经济因素方面分析，城市分布往往受制于土地成本与区位成本之间的权衡。决定这一权衡过程的基本前提有两个：一是，从城市中心到城市边缘地区的土地成本递减，而交通成本递增；二是，各种土地使用者的边际效益变化速率不同。正是基于上述权衡，随着城市规模和城市空间的进一步扩张，城市的功能出现了“专业化”分工，形成不同的功能区。例如“休闲商务区”( Recreational Business District)，即为了满足季节性涌入城市的游客的需要而在城市内集中布置商业、文化、建筑景观、城市风貌、娱乐业等设施，使其具有购物、餐饮、观光、休闲、会展等功能的街区。由于使用土地的边际效益变化速率存在差异，城市的土地使用者可以抽象为具有商业、休闲、工业、居住等主要功能的主体。城市中心一般是商务区（CBD），其外围一般是居住区和工业区，城市边缘则以居住区为主。越靠近中心城区，城市空间结构上的密集度越高。人口分布密度、土地开发强度呈现明显的从城市中心向城市边缘递减的特征，城市空间结构呈现出圈层式、自内向外发展的形态。

然而，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还不高，步伐却走得太快。城市的快速发展，对资源的消耗和浪费都很严重。资源开发和利用的低效，一方面直接导致资源的严重浪费，还对环境造成了极大破坏。城市的发展忽视了自然环境的承载能力，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关系变得紧张，导致城市环境的恶化和生活质量的下降。城市空间分布上的高度聚集，也引发了一系列的城市管理问题，例如治安混乱、交通拥挤、垃圾污染等。人们开始关注城市快速发展过程中引发的环境、社会等问题，城市结构分布也在发生着变化，甚至出现了逆城市化发展。

20世纪40年代的信息科技革命将人类带入信息社会，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改变了经济社会活动的模式和竞争基础，空间区位对城市土地价格的影响大为削弱。信息科技催生了很多新兴产业，促进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化，同时使得原有产业的生产效率大大提高。通过逆城市化的筛选过程，劳动密集型企业渐渐远离城市，技术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企业集聚在城市中心。信息技术的应用，使得知识传播和扩散的速度加快，人们获取和利用知识的成本显著降低，大大提高了知识创新的效率，城市的节奏从行为上的速度加快转变到思想上的速度加快。

● 专栏

逆城市化

逆城市化是指城市快速发展中，带来一系列的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例如交通拥挤、环境污染、治安混乱等，城市人口或城市功能单元向郊区和农村转移的现象。在逆城市化过程中，钢铁、纺织、机械等一些污染严重的传统制造业从城市中心分散到城市郊区，减少了市区的制造业就业岗位。例如，1947年到1988年，芝加哥制造业工作岗位从66.8万个减少到22.7万个；1980年到1988年，纽约丧失了14.2万个制造业岗位，占其制造业岗位总数的1/3。城市制造业外迁后，城市工业中心的角色地位丧失了。市区人口的大规模外迁，可能导致城区的商业中心地位大为削弱。

逆城市化不是将城市变作“空城”，而是引发了城市功能结构上的深刻变革。制造业及商业的减少迫使为这些部门服务的机构和公司总部随之外迁，城市中心区域不得不寻找新的发展动力，对其功能进行重新定位。大量的人口及传统制造业从城区分散出去，为城市中心的再发展提供了空间，城市中心逐渐由过去生产产品转换为从事培训、管理、工业技能、金融等的服务业。由于城市中心附近拥有众多大学、研究机构、咨询公司，集中了大量的专业技术人才，具有极其丰富的知识资源，可以提供工程技术、设计和广告、信息处理等服务。城市对知识生产要素的聚集和吸引力逐步变大，可以直接创造一些新兴高技术产业，并通过产、学、研合作为邻近地区的高技术产业提供服务，促使大公司总部重新迁回城市中心。美国旧金山附近的硅谷集中了全美最大的计算机厂商，是全球最大的电子工业中心，而加利福尼亚的斯坦福大学提供的科技服务极大地推动了硅谷的发展；波士顿128号公路附近集中了大量的微电子工业，是全球第二大电子工业中心，而波士顿大学作为科技文化中心的智力服务提供者直接推动了一些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另外，城市拥有丰富的人文智力资源和旅游资源，拥有高水平的医生和研究人员，吸引着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人前来城市参观、出席会议、光顾博览会、参加训练项目、接受医疗服务，或从事旅游业、保健服务业；城市中心区的金融公司通过公司网络及其分支机构向全国及世界各地客户提供保险、证券交易、资本信贷等各种服务，促进了城市金融服务业的繁荣。

通信与互联网技术的应用，拉近了世界的距离，网络、移动电话让身在地球两端的朋友能够亲切交谈，“地球村”的概念因此应运而生。随着社会民主和城市文明的进步，人们对于城市的理解不再是模糊或虚拟的，主人翁地位逐渐凸显，对于所在的城市有了“家”的感觉。人们对城市生活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认识到盲目粗鲁地征服和改造自然行为的愚蠢，开始从征服自然向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关系转变。

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的发展，促进社会生产及其资源配置进入了全球网络化的新阶段，商品、服务以及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全球流动的市场加速形成。国际分工的进一步深化，促进了社会生产活动的各阶段和各环节加速分离，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整合和模块化，地区内的产业分工和融合也不断加强。城市的信息交换更多地依赖互联网络和移动通信，信息网络替代了城市传统物质运输的部分功能，生产活动的交通成本与到城市中心的距离呈现弱相关的关系。

相关产业的发展催生了大量的企业，尤其是服务型行业的蓬勃发展，使得城市的规模不断扩大。城市管理能力的提升，一方面支撑城市规模扩张，另一方面使得城市结构多样化分布成为可能。城市在空间结构分布上受到的影响因素越来越多，例如文化、市场、环境、休闲娱乐、交通等，因而，城市空间结构从密度、强度不同的圈层式结构向网络化等模式发展。大城市的周边出现了很多具备不同功能特征的卫星城市，疏解中心城市的人口、产业发展、环境等压力。城市之间联结度越来越高，形成了城市带、区域城市的地理概念，例如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等。城市规模的空前扩张，自然资源的消耗速度逐步加快，人类社会发展与自然和谐关系之间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冲突与矛盾。在对传统资源充分利用的基础上，人类开始加大对科技的研发与投入，来满足城市发展带来的日益膨胀的社会需求。智力资源作为知识经济的第一资源，不仅仅是指具有科学知识的个人或群体，还可涵盖从事各种基础研究和应用开发的研究机构。智力资源是科技创新的前提与保障，可以作为社会资本支撑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可以预见，城市未来发展将越来越依赖于智力资源的开发与应用，进入知识资本的竞争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