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不若纯用元书之为尤美”到“任情删易，即为不诚”

第二节　从“不若纯用元书之为尤美”到“任情删易，即为不诚”

虽然“译意不译词”的方法论快速地为近代中国带来了符合国人阅读习惯的文学作品，但直译思想也在萌生并艰难地发展着。早在1897年，吴汝纶在《答严幼陵》中便明确地指出：

抑执事之译此书，盖伤吾土之不竟，惧炎黄数千年之种族，将遂无以自存，而惕提焉欲进之以人治也。本执事忠愤所发，特借赫胥黎之书，用为主文谲谏之资而已。必绳以舌人之法，固执事之所不乐居，亦大失述作之深旨。顾蒙意尚有不能尽无私疑者，以谓执事若自为一书，则可纵意驰骋。若以译赫氏之书为名，则篇中所引古书古事，皆宜以原书所称西方者为当，似不必改用中国人语，以中事中人，固非赫氏所及知。法宜如晋、宋名流所译佛书，与中儒著述显分体制，似为入式。此在大著虽为小节，又已见之例言，然究不若纯用元书之为尤美。^[32]虽然身为清末古文大家的吴汝纶并非近代的翻译家，但他就严复的翻译方法提出了切中肯綮的批评还是难能可贵的。“不若纯用元书之为尤美”可谓近代主张直译之先声。

其实，“译意不译词”的始作俑者梁启超本人并非没有意识到直译之利，1899年他在《夏威夷游记》中就坦言：“吾近好以日本语句入文，见者已诧赞其新异。”^[33]可见，梁氏在从事翻译时，尤其是由日译本进行转译时，尽管意译为其主要翻译方法，但直接将“日本语句”移植到汉语文本的“直译”手法还是时有出现的。被许多学者认为是意译派夙将的林纾同样也不完全排斥直译，在陆续翻译了《巴黎茶花女遗事》(1899)、《黑奴吁天录》(1901)等作品之后，对于“译意不译词”的弊病似有了深刻的切身体会。正如后来罗家伦所言：

林先生与人对译小说，往往上人家的当。所以错的地方非常之多。有一位自命能口译的Dickens著作的魏易先生，自己动笔来译《二城故事》A Tale of Two Cities，竟把第三章The Night Shaows完全删去。不知此章是该书最有精彩的一篇，是心理学的结晶，是全篇的线索。^[34]

因此，1905年在《鲁滨孙漂流记·序》一文中，林纾对比了著书与译书之不同，语重心长地说：

译书非著书比也，著作之家，可以抒吾所见，乘虚逐微，靡所不可;若译书，则述其它已成之事迹，焉能参以己见?……故一一如其所言。^[35]

此言可谓对“译意不译词”所产生的负面效应——胡译乱译之译风——的痛斥。1906年，林纾与曾宗鞏合译了《海外轩渠录》，现就其部分章节目录与原著以及今译本进行对比：

第一章　记苗黎葛利佛至利里北达

第一节　葛利佛叙其生世·述其行踪·碎舟于礁·得生至岸·及利里北达·见囚于土人

第二节　利里北达皇帝暨其贵近大臣来观葛利佛·叙皇帝及廷臣性质·皇帝敕宿学大臣授葛利佛以本国语言文字·帝悦葛利佛和蔼乃大加宠赍·皇帝以大臣检视葛利佛衣囊·葛利佛佩剑及手枪咸为居人载归府藏^[36]

原著目录：

PART I A VOYAGE TO LILLIPUT

CHAP．I．The atuthor gives some account of himself and family;his first inducements to travel．He is shipwrecked，and swims for his life;gets safe on shore in the country of Lilliput，is made a prisoner，and carried up the country．

CHAP．II．The Emperor of Lilliput，attended by several of the nobility，comes to see the author in his confinement．The Emperor's person and habit described．Learned men appointed to teach the author their language．He gains favour by his mild disposition．His pockets are searched，and his sword and pistols taken from him．^[37]

今译本(杨昊成译)：

第一卷　利立浦特游记

第一章　作者略述自身及其家庭——出游的最初动机——海上船只失事，泅水逃生——利立浦特境内安全登陆——被俘，押解到内地。

第二章　利立浦特皇帝在几位贵族的陪同下前来看在押的作者——描写皇帝的仪容与服饰——学者们奉命教授作者当地语言——他因性格温顺博得皇帝的欢心——衣袋受到搜查，刀、手枪被没收。^[38]

通过以上对比，我们可清晰地看出：原作的章节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在林纾译本中得以保留，并没有被硬性改造为章回体，而是比较接近了今译本之体例。对于原著的章节名称，译者也没有任意增删以使之成为对偶句式，而是悉数译之。

阿英曾经说过：“晚清翻译小说，林纾影响虽是最大，但就对文学的理解上，以及忠实于原作方面，是不能不首推周氏弟兄的。”^[39]应该说，鲁迅早年翻译的几部科学小说如《月界旅行》、《地底旅行》等并未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忠实于原著。但随着对翻译活动本质认知的不断加深，当时译界盛行的“译意不译词”的翻译文风已令他以及其兄弟周作人愈加难以苟同。1905年，周作人译安介坡的《玉虫缘》问世。现将其中一段译文与当代译者徐汝椿译文进行对照：

周作人译：

郁金香树，拉丁名利亚覃特郎——忒立芘佛伦，为美国森林中最雄大之木。其干光滑而高耸，直上无枝，颇不易上。迨至树老时，树皮皴皱拳曲，多凹凸处，而其干之上，亦有短枝旁出。故此次迦别所上之树，始虽不易攀登，然既上树后，无甚大困难。彼以两臂与膝，竭力紧抱树身，手攫树皮之突出处，而以足趾踏其他窍，揉升而上。既过一二处之险要，即达第一之大枝，可以不虞坠落。其枝离地约有六十或七十尺之高。^[40]

徐汝椿译：

百合树，或者叫做Liriodendron Tulipiferum，是美洲森林树木中最最雄伟的一种，幼年期间，树身特别光滑，往往长得老高，横里一根桠枝也没有;到了成熟时期，树皮上才长出疙瘩，凹凹凸凸，树干上也有了不少短枝，因此当下看看难爬，其实倒不难。丘比特双臂双膝尽量紧紧勾住巨大树身，两手攀住疙瘩，光脚趾踩着疙瘩爬上去，有一两回差点没摔下来，最后终于一耸一挺地爬到头一个大杈枝上，看模样他还当万事大吉了呢。其实眼下爬树的人虽然离地六七十英尺，倒确是毫无危险了。^[41]

两相对比，除了术语翻译上的不同外，两者几无差异。由此可见，周作人直译的笔锋此时已初露端倪。1909年，周氏兄弟合译的《域外小说集》刊行。论及翻译初衷，鲁迅后来在给日本学者增田涉的信中这样写道：

《域外小说集》发行于一九〇七年或一九〇八年，我与周作人还在日本东京。当时中国流行林琴南用古文翻译的外国小说，文章确实很好，但误译很多。我们对此感到不满，想加以纠正，才干起来的。^[42]

因此，在这本“完全改变了当时译界盛行的所谓‘译述’方式”^[43]的翻译小说集中周氏兄弟终于响亮地吹起了直译的号角。在《〈域外小说集〉略例》中，鲁迅旗帜鲜明地提出：“任情删易，即为不诚。故宁拂戾时人，迻徙具足耳。”^[44]关于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的翻译，鲁迅极为认真地说：“人地名悉如原音，不加省节者，缘音译本以代殊域之言，留其同响……”^[45]这无疑是对当时译界牵强荒谬的人名、地名汉化的有力反驳。就原文中存在的典故，他也不像其他译者那样打着“译意不译词”的旗号加以删减，而是不厌其烦地“间以括弧注其下”^[46]。从此，以鲁迅为代表的主张“任情删易，即为不诚”的直译方法论正式在近代翻译思想领域萌生并逐步成熟。

对于《域外小说集》，后来钱玄同这样评价：“他们的思想超卓，文章渊雅，取材谨严，翻译忠实，故造句选辞，十分矜慎……与林纾所译之小说绝异。”^[47]曾将德文译本对照读过的许寿裳也认为该译本不但“译笔雅健，无削趾适履之嫌”，而且“字字忠实，丝毫不苟，无任意增删之弊，实为译界开辟一个新时代的纪念碑，使我非常兴奋”^[48]。可见，《域外小说集》中的译文集中体现了鲁迅直译的方法论主张。例如其中的《默》(安特来夫著)有这样一段译文：

威罗既葬，阖宅默然，而其状复非寂，盖寂者止于无声，此则居者能言，顾不声而口闭，默也。伊革那支如是思惟，每入闺，遇妇二目，目光艰苦，乃似大气俄化流铅，来注其背，——又若开威罗曲谱，叶中尚留故声，或视画像之得自圣彼得堡者，亦复如是。^[49]

再看当代译者鲁民的白话译文：

从举行葬礼的那天起，这所小房子便笼罩着一片沉默。这不是寂静，因为寂静仅仅是无声而已，这是沉默，保持沉默的人本来是能够讲话的，不过他们不愿意讲。当伊格纳季神甫走进妻子的房间，遇到她那固执的目光，那沉重得仿佛全部空气都变成了铅块、压在他的头顶和背脊上的目光时，他就是这么想的。现在，看着女儿那本好象印着她的声音的乐谱，她的书籍和那张从彼得堡带回来的大幅彩色画像，他心里也是这么想。^[50]

通过对比，不难看出，除去因转译而产生的细微差异外，鲁迅的译文应是忠实于原著的直译。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域外小说集》的直译并非仅仅局限在两种语言的转换层面，它还果敢地将与近代中国主导文化之伦理观念相悖的西方文化因子直译出来，展现在国人面前。例如在《未生者之爱》(梭罗古勃著)中，关于女主人公未婚先孕的情节，译者并未碍于近代中国仍然强悍的封建思想而将其删除，而是将“女已自决，儿万万不可生也”^[51]这样一种复杂的心理活动完整地传递了出来。

又如在《月夜》(摩波商著)的结尾，原作者为深化主题发出了引人冥思的人性呼唤，这看似与原文大意已关系不大，但译文还是毫无保留地将其译出：

长老念曰：“神造如是月夜，殆以严饰男女之爱者也。”二人相将至，长老为之辟易，盖其侄耳。顾长老自思，今不将逆神命耶?神既以良宵为爱作饰矣，则神之视爱不亦正耶?^[52]

鲁迅在此所贯彻的坚决彻底的直译精神，在当时封建帝王思想仍然浓厚、人本观念尚未普及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实属凤毛麟角。

主张“任情删易，即为不诚”的鲁迅，在此后的翻译舞台上并不是孤独的。1917年周瘦鹃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出版，所译作品虽非篇篇为直译，但其中一些作品的直译还是相当精彩。鲁迅、周作人盛赞其为：“昏夜之微光，鸡群之鸣鹤”^[53]。例如爱伦·坡的《心声》、爱德华·海尔的《无国之人》、马克·吐温的《妻》、柯南道尔的《病诡》等篇，几乎都是一句一句的对译，原文的篇章结构与句式结构均得到了完整保留。

时至1918年，周作人将周氏兄弟的直译方法进行了更为明确地阐述：“至于‘融化’之说，大约是将它改作中国事情的意思，但改作以后便不是译本;如非改作，则风气习惯，如何‘重新铸过’?我以为此后译本……要使中国文中有容得别国文的度量……又当竭力保存原作的‘风气习惯，语言条理’。最好是逐字译，不得已也应逐句译，宁可‘中不像中，西不像西’，不必改头换面。譬如六朝至唐所译释教经论文体，都与非释教经论不同：便是因为翻译的缘故。但我毫无才力，所以成绩不良，至于方法，却是最为正当。”^[54]此语无疑为以后五四时期科学翻译方法的形成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