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境和词语文化语义的翻译

4．3．3　语境和词语文化语义的翻译^[10]

翻译就是一个跨文化跨语言的信息传播过程，语境因素影响并制约人们对词语文化语义的理解和翻译，离开了特定的语境，言语就无法准确地传递信息。社会结构的多样性决定了人们使用语言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交际的成功与否取决于交际双方对语篇语境、情境语境及社会文化语境因素的共享程度（shared background knowledge）。交际双方对语境因素的共享程度越高，交际的成功率越大，反之，交际的成功率就越小。（王建平，1989）我们认为语境中词语意义的翻译原则就是信、达、适三个字（后面我们将在研究意义一章继续探讨）。信，就是信守原文的内容意旨，译文要忠于原文词句在原作语篇中所表达的信息；达，就是遵从译语的语言习惯，用最贴切自然的对等语形式在目标语境中再现原文内容；适，就是要熟悉中西文化的差异，适时调整译文表达形式，适合译语读者的信道接受能力，从而完成翻译的语义等值转换、语境再造、文化传播的三大任务。

4．3．3．1　词语文化意义的阐释必须结合原文语境

语言的使用离不开语境，语境有限定和明确词义的作用。关于翻译的语境问题，纽马克（1988）指出：“语境在所有翻译中都是最重要的因素。其重要性大于任何法规、任何理论、任何基本词义。”词语多义是语言中十分普遍的现象，同样的词语在不同的语境中，其含义会大相径庭。一个词不管它有多少个义项，一旦进入特定的语境，词语的义项由于上下文的限制往往变得明确具体，因而是单一的，绝不会影响读者理解，引起混乱。

例如，英语中的green是个常用多义词，其基本概念意义为“绿”，但它的引申词义众多，在理解和翻译这个常用多义词时，我们就要注意它与上下文的搭配，否则就容易搞错。如a green Christmas表示南半球温暖无雪的夏季圣诞节，和北半球a white Christmas（银装素裹的吉祥圣诞节）相对；a girl green from school表示刚出校门涉世未深的少女；a green old age表示老当益壮；green with envy表示嫉妒；in the green tree表示处于佳境；keep the memory green表示永志不忘等。从以上例子我们看到，一个多义词只有与其他的词语同时出现，构成一个统一的上下文有机体，这个单词才有了具体的含义。Verschuren认为（1999），语言的使用，归根结底是“一个不断选择语言的过程，不管这种选择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也不管它是出于语言内部还是语言外部的原因”。

有时词义不是受语言因素所决定，而是取决于交际情境。情境语境，就是产生语言活动的环境，它包括时间、空间和语言交际参与者。分析情境语境是把握原文的意境、气氛的一个重要手段，一般来说，特定情境语境中的词语往往扩展了信息容量，在表层信息之外又增加了深层信息，这一信息的容量要结合情境语境来考察。如外资公司的办公室电话一般不许打私人电话，电话机上就贴有“For no personal purposes”，根据这个情境语境，员工都理解字条的意思——“办公电话，请勿私用”。还有西方街头的禁止停车标示牌——大写的字母P，中间配上一道红线，表示“No Parking”，没有谁会误解这个非言语符号的含义。

4．3．3．2　文化语义等值的翻译应该模拟或再现原文语境

词是基本的语言单位，在翻译实践中，译者在判断原文词语的语义时，必须从使用语言的语境出发，把多义的语言单位同具体的语境紧密结合起来进行推导，充分认识到语境对语义的限定和制约作用，这是正确理解原文词语意义的前提和基础。韩彩英指出（2000），在语言交际过程中，语境对语言的制约功能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①语境制约交际参与者在交际前和交际过程中语言应答前的心理准备过程与心理准备状态，交际参与者的信息准备过程及信息准备状态；②语境制约发话人的信息发送行为与信息发送过程；③语境制约受话人的信息接收与语义理解的心理行为过程；④语境制约交际参与者的互动行为与互动过程及整个语言交际活动的交际效果。因此，译者要尽可能多地探明和把握原文语码产生的特定语境因素，这是正确理解原文的关键。如果对原文特定语境因素的把握出现偏差，就会导致译者理解的源语码的意义（interpreted meaning）偏离原文作者使用该语码想表达的内涵意义（intended meaning）。我们认为语义等值的翻译要想模拟或再现原文语境，译者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①翻译是一个文本重新阐释的过程，也是从一个认知语境（cognitive context）转到另一个认知语境，交际所用的语符系统发生变化，因而译者必须调整相关的文化喻象，使自己的视域与目标语读者视域融合。

翻译是把一种语言语篇转换成一种语言语篇，把一种语码转换成另一种语码，一种语言网络系统的选择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网络系统的选择的过程和产物。当一个文本或语篇从源语译成目标语之后，由于语言材料、信息接受对象发生了变化，原文本或语篇所蕴含的文化美学意义也就被打碎，因而必须调整相关的文化喻象，使译者的视域与目标语读者视域融合。明代冯梦龙编的《笑府》中记载有《吹牛》这样一则笑话。请看下面译文：

甲曰：“家下有鼓一面，每击之，声闻百里。”乙曰：“家下有牛一头，江南吃水，头直靠江北。”甲摇头曰：“哪有此牛？”乙曰：“不是这一头牛，怎鞔得这一面鼓？”

TALKING BIG

A man said：“In our village there is a drum so big that when it is beaten，its booming sound will be heard 100 li away．”Another man cut in with：“In our village there is an ox which has its head in Jiangbei when it is drinking water in Jiangnan．^[11]”The first man shook his head and said：“There couldn't be an ox as big as that．”At that the second man retorted：“If there is no ox as big as that，how on earth can they get a skin big enough to cover that great drum of yours？”（卢允中，1991）

首先，这则译文中的问题是，译者没有意识到牛在中英两种不同的文化语境中带有不同的语用文化含义，不同的民族会对同一动物产生相同或不同的联想，也会由不同的动物产生相同的联想，英汉动物词联想意义的理解离不开特定的民族文化背景。中国是一个具有5 000多年文明史的农业国家，自古以来人们就用牛耕作，用马作战，大部分中国人对牛的接触机会比马多，因而多用牛来象征某种感情或意义，而英国是一个岛国，渔业和畜牧业比较发达，他们用马拉车、耕地，饲养奶牛以获肉食或牛奶，世界上操英语的国家深受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文化的影响，因而他们对马比较熟悉，多喜欢用马来比拟生活中的事物。中国人说壮得像头牛、倔得像头牛、牛不喝水强按头、牛饮，而英美人分别用马来形容： as strong as a horse（壮得像匹马），as stubborn as a mule（倔得像匹马）；You can take a horse to the river but you cannot make him drink（马不喝水强按头）；drink like a horse（马饮）（杨元刚，2003）。总之，在中国文化中，人们更关注牛，更倾向于用牛来做比，因而有关牛的成语比较丰富，与此相反，英美民族则更喜欢马，更容易以马产生丰富的联想意义，我们说吹牛，英美人说talk horse，《吹牛》的标题正好可以翻译成Talk horse，而且原文本中所有牛的喻象在翻译时都可以转换成horse。

②文本具有信息功能、语篇功能、人际功能，好的翻译应该在形式与内容上达到完美统一，保证语篇的衔接和连贯，以准确再现原文语境信息，为目标语读者提供最佳的阅读解码条件。

翻译活动涉及理解和表达两个阶段，译文是译者理解的产物，在表达的过程中，译者的角色从原文信息的接受者转换成了原文信息的再创造者，目标语读者成了他的信息接受者，目标语读者接受的是经过他阐释的文本，译者在创造译文的过程中就必须保证语篇的连贯和统一，以准确再现原文语境信息，为目标语读者提供最佳的阅读解码条件。笑话《吹牛》的译文语篇读起来就不太连贯，定语从句使句子太长，不符合谈话的口语色彩，而且Jiangnan和Jiangbei这两个汉语拼音词打断了读者的阅读过程，尽管译者加了脚注说明，其实它们只是形容牛的脖子长体型庞大，达到夸张和讽刺的效果，可以采用意译的方法，这样避免了加注之嫌，保证译文通畅。于是我们改译为：

TALKING HORSE

Two men were chatting．One man said：“There is a big drum in our village，so big that people can hear its booming sound 100 li away when it is beaten．”The other man replied：“In our village there is such a big horse，it will stretch its head in the middle of the Yangtze River when drinking water in the riverside．”The first man shook his head and said：“There couldn't be such a big horse．”At that the second man retorted：“Without such a giant，how on earth can they get a huge hide to cover that great drum？”

③词语的文体风格对构建语境十分重要，译者的任务就是使源语与目标语在语义、功能、文体等三个方面产生等效效果。如果词语的文体风格因素把握欠缺，会导致原文内涵意义的曲解，或者根本就得不到原文的真正意义。

奈达认为好的翻译应和原文一样对读者产生同样的效果，“译文对译文接受者所起的作用，应与原文对原文接受者所起的作用大体相等”。（金隄，1989）奈达提出的动态对等翻译理论（the dynamic equivalence theory）强调译者必须用译语中最自然贴切的等值语形式（the closest natural equivalence in the target language）再现原文信息，即译者不应该在词汇、语法、语义等语言学的不同层次上拘泥于原文语符表层的形式，而是追求用译文中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形式，把原文的语用信息内容在译语中表达出来，以求语用效果的对等。只有目的语的表达形式与源语的表达意义尽可能接近，才能较好地传达原文的意义，才能恰如其分地传达原文的语体和意义。

在莎士比亚的悲剧《奥赛罗》中，奥赛罗听信小人伊阿古的谗言，以为妻子苔丝德蒙娜和副将卡西奥私通，他勃然大怒，苔丝德蒙娜向丈夫解释，手绢是不小心掉在路上被卡西奥捡到的，希望得到丈夫理解：I hope my noble lord esteems my honest（Othello，iv），有人译为“我希望在领主目中我属清白”。（黄兆杰，1989）这里lord表示master，一般是仆人对主人的尊称，中世纪妇女的经济地位不独立，婚后依靠丈夫生活，所以把丈夫尊称为lord，相当于中国妇女过去的口头禅“夫君”。苔丝德蒙娜结婚后对丈夫说：My lord，everything depends on you for a decision．我们可以模仿一个新婚妻子的口吻说：“夫君，婚后一切由你做主。”这就是符合汉语习惯的译文。译者既要准确传递原文的内容、意图、风格等，又要满足在特定历史时期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下译文读者的阅读要求。在翻译时，译者既要沟通两国文化，又要在必要时将原文中特殊词语的文体风格转换成译文读者所熟悉的表达法。至于“I hope my noble lord esteems my honest”，我们也可以模拟一个下嫁给摩尔人将军的贵族小姐的口吻辩白说：“夫君，请你相信为妻的清白之身。”而不应该译为“我希望在领主目中我属清白”，这个生硬的翻译无法再现原文语体风格。谭载喜说（1991）：“翻译中对原文意思的理解，远远不是单纯的语言理解问题。语言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它受着文化的影响和制约。……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对某段文字理解的正确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对有关文化的了解。……对于译者来说，没有两种文化的对比知识，就无从谈起对语言文字的正确理解与表达。”

西方人信仰基督教，一般把上帝称为My LORD，他们常说Our LORD is our shepherd（吾主保佑我们）。教堂的牧师在听教徒祷告或忏悔时常说：I hope thou wilt remember to give thanks to our Lord，my son，to Him who has given thee this treasure，and to pray for guidance in the future．这里Lord和Him的首字母均为大写，显然是指上帝，而且这段文字庄严古朴，所以我们应该选择符合宗教文体的措辞来模拟牧师庄严气氛：“孩子，希望你不要忘记主恩，是主赐给你财富，你需要求主指引未来。”（张经浩，1996）词是构成语言的最基本的独立运用单位，词义的确定和选择是模拟和再造原文语境最基本、最重要的手段。在英汉翻译过程中，只有当译者共享原作者使用的那些语境因素，他从原文获得的意义才会与原作者意欲表达的意义完全一致，才能忠实地表达原文的意境。

4．3．3．3　文化词语的翻译应该符合英汉句法文化

翻译作为一种语际交际活动，其目的就是为了排除交际者之间的语言、文化障碍，让译语接受者能像源语接受者欣赏原作那样理解、加工、评价所获得的信息。杨绛先生曾把翻译形象地比喻为“一仆二主”，即把译者比做仆人，把原著及读者比做两个主人，强调“一切得听从主人，不能自作主张”。翻译的困难在于源语读者与译语读者的文化背景和语言习惯不同，如果两个“主人”发生冲撞，译者必须在这道文化的鸿沟中架起一道桥梁，在翻译时文字表达就应该尽量顺应译语民族的习惯表达法，接受译语言内语境的限制。纽马克（Newmark，1988，1991）提出了两种基本的翻译操作方法：语义型翻译（semantic translation）与通达型翻译（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所谓语义型翻译乃是以源语文本为中心的（SL text-oriented），比较强调直译，而通达型翻译则是以译语读者（TL textoriented）为中心的，比较强调意译，后者近似于奈达等值翻译理论中最为强调的功能对等：舍形式对应而重功能对等，舍逐字逐句对应而重上下文一致，舍对原文中作者的忠实而重译者的创造性和译文的阅读接受效果。一个好翻译必须做到既忠实于原文的内容，又忠实于原文的风格；英汉互译必须尊重语言的规律，必须尽量选用自然贴切的目标语言和句式，来再现原文的内容、风格、语气、情感，达到传意、传神、传境的目的。

例如，英语的非人称句是一种冷静客观的叙述，比如“我今天很生气”，英美人可以说：Great anger fills my heart．汉语中几乎不用这种句式，这是由于英语民族重客体意识、汉语民族重主体意识的民族思维方式造成的句式，人作动作句的（施事）主语在英汉语里是无可非议的，然而在英语里表物的名词也可以做主语，这在汉语里好像不符合主体意识思维习惯，汉语的动作句的主语应该是人而不应该是物。所以汉语的动作句如果译成英语，一般遵照英语的客体意识思维习惯改用物做主语，以顺从英语语言的表达习惯，如：“近年来热情的教师纷纷致函校报，对学校的发展提出了各种建议。”如果将此句译为：“In recent years the passionate teachers wrote to the campus newspaper to advance various suggestions on the university's development．”译文与原文看来形似，实际上背离了英语的客体意识思维习惯，地道的译文应该是：“In recent years the campus newspaper has been sprinkled with passionate letters advancing．．．”这样翻译才能达到貌离神合的效果。

此外，英语是形态型语言，汉语是一种语义型语言，汉语重意合、英语重形合句法的特点是由汉民族重整体性思维、西方民族重分析性思维的差异造成的，所谓“重形合”，即英语语法成分都有其独立作用，主、谓、宾结构突出，英语的谓语中心句的形成受空间搭架特点的制约，比较注重句子结构形式的完整和逻辑的合理；而意合是指词语和句子是靠本身语义的贯通、语境的存在来表达其逻辑关系的，汉语的流水句与是由于受汉语造句以“意尽为界”特点的制约；潘文国教授称英语句子是树式结构，而汉语句子是竹式结构，“树式结构和竹式结构的比喻不仅仅适用于英语和汉语的长句，实际上，它是英、汉两种语言组织句子的最基本规律。树式结构的背后是以整驭零的封闭性结构，竹式结构的背后是以零聚整的开放性结构”。（潘文国，1997）汉英两种语言的句子结构存在很大的差异，这些差异直接影响到使用这两种语言的人的思维方式和语言表达，例如美国小说家W．Faulkner在Acceptance Speech中有这样一句话：

But I would like to do the same with the acclaim too，by using this moment as a pinnacle from which I might be listened to by the young men and women already dedicated to the same anguish and travail，among whom is already that one who will someday stand here where I am standing．

译文：对于人们给予我的赞扬，我也想做出同样的回报：借此国际学界的最高盛会，请业已献身于同样艰苦劳作的男女青年听我说几句话，因为在他们中间已经产生了将来会站在我现在所站的讲台上的人。

英语原文主、谓、宾结构突出，犹如一棵树的主干，然后以S-V-O为主干，利用分词和定语从句进行空间搭架，借助斜体词语的词汇语法衔接手段，宛如大树长出枝干般地引出新信息，达到对主体的全面说明，形成一个完整的思维过程。这样的段落组织及其内在逻辑连贯是汉语根本无法还原的，如果我们直译，只能是佶屈聱牙、违背汉语行文思维逻辑的死译。

4．3．3．4　畅达的译文应积极传播源语文化

语言本身不仅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文化的载体。因此将一种语言译成另一种语言，必须了解两种语言的文化背景和语境常识。由于民族历史、政治制度、风土人情、地理环境的不同，人们认识事物的方法、观念也不同。一种表达方法在一种文化中有特殊意义，而在另一种文化中却不存在，因此我们可以利用翻译积极推介。鲁迅先生说：“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风姿。”（陈福康，1992）

例如，广东有道名菜叫做“龙虎斗”，实际上是蛇肉炒猫肉，如果我们把它译为The dragon fighting against the tiger，恐怕会令洋食客们目瞪口呆，因为在英美文化中龙是一种传说中的凶猛动物，獠牙突出口中喷火，它怎么可能和老虎斗呢？即使我们把“龙虎斗”意译为Stewed snake and cat，英美读者看了也会大跌眼镜。因为英美人喜欢把猫当宠物饲养，猫狗被看成是人类的好朋友，人们是不会食用狗肉猫肉的。看来，语言的翻译不仅是语符表层概念意义的转换，更是两种不同文化的相互沟通和移植，“这就要求译者要充当跨越两种文化的桥梁作用。首先他要设身处地，从原文文化语境的角度理解原文，然后，他还要从译语文化语境着眼，将原文信息重新表述为译文读者接受和理解的语篇”。（李运兴，1998）所以我们不妨把“龙虎斗”译为The dragon vs the tiger—stewed snake and wild cat，a typical Cantonese food．这样既可保留菜名的趣味，又宣传了中国菜肴的文化，视猫狗为友的老外们吃不吃只好自便了。

翻译，无论是作为一种活动本身，作为一种活动过程或结果，都具有一定的文化意味。翻译是语言间的转换，更是文化（包括文学）之间的交流，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当充分考虑原文的特定语境因素，并根据这些因素探索出词语适合原文语篇语境、情境语境及文化语境的意义，然后把词语的翻译和语义等值、语境再造、文化传播结合起来，帮助目标语读者进行获取正确的信息和了解新的文化。1990年代以来，人们在全球化的广阔语境下逐渐将翻译研究纳入文化研究的视野，将语言当做文化传播的一种载体，翻译实际上也变成了一种文化传播和文化阐释的活动，翻译是两种语言文字的转换，同时还是一种文化传输与移植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