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的口才艺术

二、春秋战国时期的口才艺术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时期。社会的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社会关系的急剧变化，促进了思想的活跃和文化的繁荣，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这一时期论辩、游说成为时尚，无论从口才实践还是从口才艺术理论上说，春秋战国时期都是口才艺术空前繁盛的时期。

首先，这一时期养士盛行，论辩成风。春秋战国时期群雄争霸，各地诸侯都千方百计寻找安邦立国之人，以便称雄争霸，统一天下。他们求贤若渴，礼贤下士，养士招贤，唯才是举。于是“士”这个知识分子阶层应运而生。名士们凭三寸不烂之舌，周游列国，游说诸侯，宣传自己“治国平天下”之策。当时的诸侯如魏文侯、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等，无不礼贤下士，广揽人才。世称“四公子”的孟尝君、信陵君、平原君和春申君，以及秦丞相吕不韦等，有的门下食客号称三千。许多名士因善说或成为诸侯的得力谋臣，或得富贵卿相。如主张合纵的苏秦，能言善辩，曾佩带六国相印作穿梭外交，往来游说，抗击强秦，使“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主张连横的张仪，帮助秦国出谋划策，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终于吞并了六国，统一了天下。百家争鸣的氛围为口才艺术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其次，诸子百家，能言善辩。春秋战国时期，思想界特别活跃，诸子百家，三教九流，不仅各有政治主张和思想体系，而且各家都有不少能言善辩之人。在诸子百家中，比较著名的当数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其他如纵横家、农家、名家、阴阳家等，亦各有千秋。先秦诸子几乎个个能言善辩。他们一方面周游列国，宣扬自己的主张；另一方面，在不同的学派之间展开论辩，并聚徒讲学，传道授业。

儒家始祖孔子，先是周游列国，四处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后来，聚徒讲学，以“雅言”授课。“雅言”就是当时的普通话。孔子把教学内容分为德行、政事、文学和言语四科，其中“言语”就是口才训练课。孔子有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其中不乏口才优秀之人。孔子自己就很能言善辩，《论语》中记载了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生动形象的日常言论，留下许多经典名言。

孟子是著名的雄辩家。他常用生动的比拟说服对方，比如有名的典故“王顾左右而言他”就是通过高超的语言艺术巧妙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此外，春秋战国时期还有一些不属于诸子百家的口才家，比如，郑国有“持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的邓析，安邦定国“子产有术，诸侯赖之”的子产；齐国有使楚而不辱使命的晏子等。

再者，春秋战国时期在对口才艺术的总结和论述上也有很多精辟的见解。这个时期丰富的口才实践为口才理论的形成提供了现实基础，言语表达规律已经有了理性的自觉。言语表达理论散见于诸多经、史、子、集中。韩非子还著有《说难》《问辩》等语言表达专著。比如，关于口才的功用，孔子提出“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把言语修辞看作是进德、修业、治国的大事。墨子认为论辩的作用在于明辨是非的界限，审度治乱的纲纪，分清异同，明辨形式和内容，以便决断利害，澄清嫌疑。在口才的技巧问题上，孔子提出“情欲信，辞欲巧”，“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充分说明了语言技巧和语言文采的重要性。孟子主张语言表达应当“言近而旨远”。邓析主张，说话要针对不同的对象和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对策，做到话因人异，区别对待。

春秋战国时代是我国口才艺术发展水平较高的时期之一，对后世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也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值得继承和研究的宝贵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