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的语言研究

第一节　国外的语言研究

在传统的语文学时期，也就是语言文献研究为主、现代语言学还没有产生的时期，全世界有三个源头，即古中国、古印度和古希腊。

一、古印度语言学

为了《吠陀》的传播和阅读，古印度学者对古代梵文开展了研究，进行了最早的语法分析、词源解释和词典编纂等工作。公元前4世纪，著名语言学家巴尼尼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写成了著名的语法学著作《梵语语法》。

《梵语语法》是一部诗歌体的著作，共有3996条简练的语法规划。这部书对梵语的词汇分析得相当准确、细致，代表了古代印度语言研究的水平。古印度人的语言研究对世界语言研究产生了很大的积极影响。

二、古希腊语言学

古希腊人最初是从哲学的角度去认识语言问题的，他们曾经就事物与名称之间的关系进行过激烈的争论。这一争论在学术史上有着重大贡献。古希腊语言学的另一个重大贡献是语法范畴的确立和词类的划分。著名学者亚里士多德把语法和逻辑结合在一起研究，对语法范畴的划分和归类作出了很大成绩。到了公元前1世纪左右，古希腊的语言研究由哲学的论争转向语言学的立场，开始注重语言自身的现象和规则。狄奥尼修斯·特拉克斯写成了希腊语的第一部语法专著《语法术》。

公元2世纪，另一位语言学家狄斯考鲁写出了又一部希腊语语法著作《论句法》。古希腊的语法研究，奠定了西方传统语法的基础。

三、古罗马的语言学

古罗马语言学的主要贡献有两个方面：

1．朦胧的语言规范观念。公元1世纪，古罗马学者昆提利安对语言运用提出过一些看法。他认为语言的正确运用应根据三方面的原则：逻辑规则、权威人士的认可和经典文献的证据。这实际上是一种朦胧的语言规范观念，其中不乏合理因素。直至今天，语言学家在制定规范标准时，首先还是要考虑到这些原则的。

2．对希腊语法体系的继承和传播。古罗马人主要是借用希腊语法体系来描写拉丁语法，在语法理论方面没有什么贡献。编写出一些系统而实用的语法教材，通过教学传播了在希腊语法研究基础上形成的传统语法体系。在后来漫长的年代中，其他语言的语法描写，也都采用了这个体系。19世纪末，中国第一部语法专著《马氏文通》采用的也是拉丁语法的体系。

四、历史比较语言学

历史比较法是语言学中用来研究语言或方言的亲属关系，重建它们过去的历史，揭示它们从基础语时期直到以后各个时期的发展规律的一整套的科学研究方法。对不同语言或同一语言的不同发展阶段作比较分析，构拟语言的原始基础形式，确定语言间的亲缘关系，以展现语言的发展变化规律，这样的语言研究叫做历史比较语言学。

一般认为，历史比较语言学起源于18和19世纪的欧洲。1786年，英国学者琼斯发表论文，指出梵语和拉丁语、希腊语之间存在着非常有系统的对应关系，正式揭开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序幕。1806年，德国诗人施勒格尔出版了《论印度人的语言和智慧》一书，指出，梵语与欧洲许多语言有着不可否认的共同点，这既不是出于偶然，也不是出于假借。提出了“比较语法”这一概念，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建立产生了很大影响。1814年，丹麦人拉斯克写出《古代北方语或冰岛语起源研究》一书，首次利用语音对应关系来比较不同语言中的词源形式，认定古冰岛语属于日耳曼语系。拉斯克论述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一些原则和方法，他认为要找出语言的亲属关系，必须按照一定的方法考察它们的整个结构，而不是只比较一些琐碎的细节。如果两种语言之间有成系统的对应，它们的亲属关系则是确凿无疑的。拉斯克提出的这些原则和方法，对后来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家影响很大。

1816年，德国语言学家葆朴出版了《论梵语动词变位系统，与希腊语、拉丁语、波斯语和日耳曼语相比较》。葆朴认为，梵语和其他几种语言之间没有相互演变关系，而是都出于一种共同的原始语言。葆朴的研究目的，是寻求语言的原始语法形式，他发现了比较语法的一些重要原则。

1819年，另一位德国语言学家格里木出版了《德语语法》，提出了印欧诸语言语音演变的规律（格里木定律），对历史比较语言学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1861～1862年，德国语言学家施莱赫尔出版了《印度日耳曼语言比较语法纲要》，该书最大贡献是原始印欧语的“重建”（或“构拟”，reconstruction）。到了19世纪70年代，新的发展不断出现，把研究推上了相对成熟的阶段，其标志就是“青年语法学派”的形成。

青年语法学派也叫新语法学派（Neogrammarians），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一个学派，是19世纪70年代由德国莱比锡大学布鲁格曼、奥斯特霍夫、德尔布吕克、莱斯金、保罗等人建立。因为他们对梵语与古希腊语的关系提出了新见解，老一辈语言学家如库尔蒂乌斯等深为不满，称他们为“青年语法学派”，含有揶揄之意。但是他们欣然接受了这个名称，后来人们也就沿用下来。在语言学界，现在一般叫做“新语法学派”。

新语法学派的材料和思想，导源于19世纪前期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家格林和中期的施莱歇尔等人。这个学派指出，梵语有些词形比古希腊语距离原始印欧语原状更远，原始印欧语词根并不都是单音节的等。新语法学派强调两点：一是语音演变规律无例外，二是语音变化中的类推作用。青年语法学派对语言演变的认识比以前有了明显的深化，推动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发展，在语言学史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远在1822年，格林就提出了语音演变规律，人们也曾看到有些例外情况，1875年维尔纳提出了补充说明。新语法学派因此觉得，历史音变已得到了充分解释。1878年，布鲁格曼和奥斯特霍夫在一篇文章中宣称，语音变化按规律进行，没有例外，跟自然科学一样，有其严格的规律。他们说，人类语言变化的因素不外乎心理、生理两种，可是语音变化是缓慢的，不自觉的，所以“语音定律的活动完全是盲目的，依照自然的盲目需要而进行。”他们没有注意到，语言演变是社会历史现象。语言不是脱离说话人而存在的实体，语音演变要受社会和历史两方面的制约。语言并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有预见性，不能预言有什么音变会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发生。

在类推作用中，新语法学派看到了语音演变的心理因素。类推作用是以某些词或形式为标准，改变另一些词或形式来与之看齐。如果这样，就会产生不遵循语音演变规律的现象。新语法学派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影响很大。除德国人外，其他国家的语言学家，如丹麦的汤姆逊和维尔纳、俄国的福尔图纳托夫等都自称属于这一派。新语法学派提倡研究活的方言，但受到方言地理学家舒哈特和吉耶龙等人的强烈反对，他们经过实地调查之后，认为语音在空间和时间方面的情况复杂而且变动不居。

历史比较语言学问世以来，所取得的最大成绩就是对语言之间的亲缘关系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尤其是在印欧语系的谱系分类方面，获得了相当确凿的证据。其次是有助于人们对于有关原始母语的表现形态和使用地区的了解，例如，欧洲学者现在很有把握地认为，原始印欧母语起源于黑海以北的地区。历史比较语言学确立的历史比较法在语言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对今天的历史语言学研究仍有深刻影响。

作为一种科学的研究工具，历史比较语言学不仅可用于印欧语系的语言，也可以用于其他语言。20世纪以来，瑞典汉学家高本汉、中国语言学家罗常培、陆志韦、王力、李方桂、李荣等人运用这种科学方法，构拟了上古和中古的汉语语音系统，初步制定了汉语和有关语言的亲缘关系，把在中国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汉语音韵学研究提高到一个崭新的科学高度。但是，历史比较语言学在方法上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对在所有子语言中都无残存表现的母语言特征，比较方法是无法揭示出来的。同时，它也很难确定某一特征到底是原始母语的特征，还是在分化后的子语言中独立发生的平行性变化。再有，历史比较方法偏重于语言的前后相继，忽略了语言之间的相互影响。根据这套方法所拟定的原始母语，是一个内部无方言差别的语言系统。现代学者则认为，一种语言，尤其是通行于广大地区的语言，无论怎么古老，内部只是基本相同，并非完全一致。法国的方言地理学家吉耶龙（1854—1926）在19世纪末期已经发现，一个地区的方言在语音上并不整齐划一。20世纪60年代美国拉波夫发现，就是在纽约市内，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发音也不一样。所以一般看法是，把原始印欧语看做单一性的、规律绝对严格的、内部毫无分歧的语言，未免理想化。

五、结构主义语言学

进入20世纪以后，语言研究的主流由历史比较语言学转为结构主义语言学。一般人认为，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论基础是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de Saussure）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奠定的。索绪尔认为，语言现象既是个人的行为，又受社会的制约，可以把语言现象统称言语活动，言语活动又可以分为“语言”和“言语”两个部分。语言是言语活动中的社会部分，不受个人意志的支配，是社会成员共有的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是一种社会心理现象。言语是言语活动中受个人意志支配的部分，它带有个人发音和用词造句等方面的特点。语言和言语这两个对象是紧密相连而且互为前提的，言语是语言的具体体现，而语言则是从言语中抽象出来的。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符号是由能指和所指两方面构成的。能指是音响形象，所指是由系统所规定的概念。语言符号有两个基本特点：任意性和线条性。所谓任意性，是说能指和所指的关系是任意的；所谓线条性，是说语言符号在使用中只能一个接一个地出现。

索绪尔特别强调语言的系统性。他认为语言的单位都是系统的成员，这个单位是什么，有什么作用，要看它在系统里所处的地位，看它跟其他要素的关系，这种地位和关系决定了它的“价值”。对一个语言符号来说，离开了系统，就毫无价值可言。索绪尔强调系统，强调在系统中观察语言，系统就是结构，所以说索绪尔开了结构主义的先河。

在语言符号系统里，有两种基本的关系：句段关系（组合关系）和联想关系（聚合关系）。句段关系表现为语言单位的线性组合，联想关系由心理联想而产生，表现为语言单位以一定的共同点在人们头脑中形成的各种类别。索绪尔还区别了语言的“共时态”和“历时态”。共时态指语言在一个相对稳定时期里的状态，历时态指语言在不同时期的发展演化情况。他强调共时研究的重要性，只有共时研究，才能看清语言系统的整个状态。

从索绪尔开始，语言学的研究重心才开始转向共时的分析描写。索绪尔所提出的一系列重要概念，都已成为现代语言学的基本概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后人把他称为“现代语言学”之父。在索绪尔的理论基础上，形成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结构主义语言学有三个主要学派：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和美国描写语言学派。

（一）布拉格学派

布拉格是捷克首都，布拉格学派的主要代表有马泰休斯、雅可布逊和特鲁别茨科依。布拉格语言学会建于1926年10月，创建人是布拉格查理大学教授马泰休斯。雅可布逊和特鲁别茨科依是侨居国外的俄国语言学家。布拉格学派继承索绪尔的思想，认为语言是一个系统，应对其结构进行共时的研究，并进而认为应该把语言的结构与功能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在研究实践中，布拉格学派的音位学研究有特别突出的贡献，他们把音位学看作一门独立的学科，以对立关系为原则来研究语音单位的各种功能，主要是辩义功能。这种方法后来推广到语法、语义等领域的研究之中，成为现代语言学的重要研究方法。

1929年，学会向在布拉格召开的第一次国际斯拉夫学者代表大会提交一份《提纲》，全面阐述了自己的理论原则；1930年，他们在布拉格召开的国际音系学代表会议上又详述了自己对语言（尤其是对语音结构）的观点。此后语言学界遂以布拉格学派称之。学会自1929～1939年出版了8卷《布拉格语言学会学报》，发表了许多有国际影响的著作，此外，自1935年起还创办了期刊《词与语文》。

1939年3月德军占领捷克后，学会成员流散，活动中断，至1948年恢复，其组织存在至1952年。后来，特伦卡、瓦赫克等人以及一些年轻的捷克学者继承布拉格学派的传统，在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以现代语文学部功能语言学小组的形式从事研究工作。

布拉格学派的鼎盛时期是20年代末和30年代。当时学会同各国语言学界建立了广泛的联系，进行过许多学术交流活动。有些语言学家虽非学会成员，但因观点不同程度地接近布拉格学派，也对功能语言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其基本观点是在库尔德内和索绪尔的影响下形成的。他们同哥本哈根学派、美国结构主义学派的看法有同有异。相同之处是反对德国新语法学派的历史主义及分割主义，认为语言是一个系统，应对其结构进行共时的研究；不同之处是布拉格学派把语言的结构与功能结合起来研究。他们认为语言的基本功能是作交际工具，语言是一个由多种表达手段构成的、为特定目的服务的功能系统，因此要用功能的观点去研究语言。

布拉格学派同意把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区分开来，但不赞成把两者割裂。由于语言永远处在运动变化之中，而这种运动又触及语音、词汇和语法各方面，所以共时研究不能绝对地排除演化的概念（如有的成分已经陈旧、正在消亡，有的则产生不久，尚在发展）；另一方面，历时研究也不能完全抛开系统和功能等概念。布拉格学派反对哥本哈根学派那种将语言视为封闭性符号系统，脱离符号的实体去研究纯粹的关系等做法，因为语言既然是在一定社会中产生和发展的，那么研究这个系统时就不能不考虑它同社会现实（文化、文学、艺术等）的联系，不能抛开实体去研究语言结构中的纯关系。在方法上，布拉格学派认为无须再用历史比较法去研究谱系关系和构拟母语，而应采用共时的分析比较法去研究各种语言（包括非亲属语言）的结构特征与发展趋势。他们针对语系的概念，提出“语盟”的概念，认为有些语言虽不一定有谱系关系，但在地理上相毗邻，在音系和语法结构上有近似特征，如巴尔干诸语言，就可以算是语盟。他们还主张在语言研究中把传统的定性分析同定量分析（统计方法）结合起来，以便得出一些贯通性的结论，例如考虑什么是能产型，什么是非能产型等。

布拉格学派区别于美国结构主义学派之处是：他们主要研究已有悠久文化的欧洲语言，从功能观点出发广泛探讨标准语、语言修养、修辞学、文艺学、诗学、美学等问题。他们重视语义标准，主张采用对立论，而不接受美国结构主义学派的分布论和直接成分分析法。

为了强调自己的特点，布拉格学派曾明确表示应该把自己称为功能语言学派。

布拉格学派主要以音系研究著称，代表作是特鲁别茨科伊的《音系学原理》（1939）。他认为音系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并以对立关系为原则来研究语音单位的各种功能，主要是辨义功能。凡能区别两个词的意义的语音对立叫做辨义性对立，如英语pig和big中的p和b。使得一个音位同其他音位构成辨义性对立的特征称为区别特征，如英语p的区别特征是双唇爆破（同t、k对立）、声带不振动（同b对立）、软腭封住鼻腔通路（同m对立），但送气特征不是区别性的，因为没有同p对立的不送气音。从音系的角度看，音位就是区别特征的总和。20世纪50年代初，已经移居美国的雅柯布逊又同别的学者合作，通过声学实验，进一步发展了这一套理论。

布拉格学派发展了索绪尔和库尔德内的理论。他们的主要贡献是首次系统地阐明了音系学的任务、原理和研究方法，使它在结构主义语言学诸领域中居于领先地位。音系学中的理论原则、基本概念和研究方法对语法学、词汇学、语义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布拉格学派的实际切分的理论已得到公认的发展，为话语语言学奠定了基础；他们的分析比较法对类型语言学和语言普遍现象的研究起了推动作用；他们的定量分析法又为数理语言学的形成准备了条件。他们对语言结构的研究是机器翻译产生的重要前提之一。1976年，法国成立了以马丁内为首的国际功能语言学协会，旨在发展布拉格学派的基本思想。

布拉格学派的薄弱环节是语法学（尤其是词法学）。他们未能建立起一个完整的结构语法学体系。此外，他们的有些概念，如正负对立原则、区别特征、中和论等，能否绝对化，并推广到语言的所有层次中去，也是仍有争论的问题。

（二）哥本哈根学派

哥本哈根是童话王国丹麦的首都。哥本哈根学派的产生以1931年哥本哈根语言学会的成立为标志，主要代表人物是丹麦语言学家叶尔姆斯列夫。哥本哈根学派接受了索绪尔“语言是形式而不是实体”的观点，承认语言是价值的系统。“形式”是语言的结构关系，“实体”是体现形式的语言之外的东西。语言学研究的对象应该是语言的形式。哥本哈根学派对语言理论形式化的探索和试图用一套形式的东西来描写语言的努力是有积极意义的。

该学派的理论叫做语符学。20世纪30年代初，叶尔姆斯列夫和乌尔达尔研究语音学和音位学的理论，提出了音声学理论，接着又把它发展成为一般性理论。为了强调跟以前的语言学不同，他们把自己的理论定名为glossematics（语符学）。语符学的基本设想由乌尔达尔写成小册子《语符学大纲》，1936年在哥本哈根国际语言学大会上散发，其后因乌尔达尔到希腊工作，学派的理论工作由叶尔姆斯列夫承担。叶尔姆斯列夫的论著很多，代表作是《语言理论导论》（1943，丹麦文），1953年该书被译成英文出版，语符学才受到人们的注意。该书从哲学和逻辑学的角度阐述语言学的理论性问题，明确提出语言的符号性质，是哥本哈根学派的理论纲领。

该学派发展了索绪尔的“语言是形式，而不是实质”“语言是价值系统”的论断，主张把语言从物理方面的声音和心理方面的语义抽象出来，并且排除语言对社会的依存和语言历史演变因素的制约，以便集中研究语言的内在结构。叶尔姆斯列夫主张以经验主义原则和演绎法看待语言，一方面认为语言理论要经得起语言事实的检验；另一方面又认为语言事实和语言理论是互补的，可以进行单纯的理论研究。这种语言理论的目标在于提供一种程序化的方法，以便能够详尽无遗地描写语言事实，也就是全面认识语言事实；语言理论研究的对象是篇章（text），理论的目的是提供分析篇章的程序和方法。既然理论研究的对象是篇章，那就要对篇章进行连续的切分和分析，最后做出连贯的、详尽的描写，把整篇文章切分成部分，再把部分切分成更小的部分，以此类推，一直切分到不可分割的单位为止。叶尔姆斯列夫发现，整体与部分的存在全凭其相互依存关系，整体受其部分之综合所规定，每一部分又受各部分之间、它与整体之间、它与更小部分之间的依存关系的综合所规定，也就是说，一个整体不是由许多独立的实体构成，而是由许多关系构成的，不是单个实体有什么科学现实性，而是实体的内部和外部的关系具有科学现实性。因此，叶尔姆斯列夫在这一点上是与索绪尔的“语言是形式，而不是实质”的论断相一致的。当然，这种依存关系不是一种，而是多种。因此，叶尔姆斯列夫认为，语言的内在结构是一个由各级要素共同构成的关系网络，“形式”是结构关系，“实质”是体现形式的语言外的实体（一方面是声音，另一方面是意义）。语言学只研究形式，包括内容形式和表达形式。这两种形式各有自己的最小要素，叫做“成素”。表达形式的成素是音位或音位特征，内容形式的成素是语义特征。成素与符号不同，符号是内容和表达结合的双面体，成素只是单面体，它为数有限，但却能构成无数的组合。内容形式和表达形式的成素通过转换能结合成为既有内容又有表达的符号。

另一方面，叶尔姆斯列夫在语言中切分“序列”和“系统”。序列是词、短语、句子等形式结构，符号的序列包含内容平面和表达平面。序列的成分之间，系统的大类、小类、要素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的关系，这关系分为两类：不决定于其他价值的叫常体，受其他价值制约的叫变体。关系则是三种：两个常体之间的关系称为相依，一个常体与一个变体之间的关系称为决定，两个变体之间的关系叫群集。这三种类型的关系能够包括语言中的全部关系，认为语言就是一套形式要素的关系的综合。

哥本哈根学派试图通过成素和关系来说明语言的内在结构，对语言的表达平面和内容平面以及这两大平面之间各个形式要素的依存关系和网络作出理论的解释。语符学十分抽象，试图实现人文学科和精密科学的结合。该学派的理论为韩礼德所欣赏，在70年代后期的著作中，韩礼德曾多次引用叶尔姆斯列夫的观点。叶尔姆斯列夫逝世以后，该学派逐渐衰落。

（三）美国描写语言学派

美国描写语言学派是结构主义语言学在美国的代表流派，这一学派注意对语言结构形式的描写，并因此而得名。描写语言学派跟欧洲的结构主义一样，都强调语言结构的系统性，但他们着重结构形式的描写，因而形成了与布拉格学派和哥本哈根学派明显不同的特点。在结构主义语言学中，美国描写语言学派的影响最大，最为广泛。

美国描写语言学派是在调查美洲印第安语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先驱人物有鲍阿斯和萨丕尔，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布龙菲尔德，其代表著作为《语言论》。1951年，哈里斯发表《结构语言学的方法》，把结构主义推向了顶峰。哈里斯给语言的结构分析提出了两项基本任务：一是把话语里的单位切分出来；二是把有关的单位归类。

美国描写语言学派的研究方法主要有四种：对比、替换、分布和直接成分分析。前三种方法实际上是互为补充，相辅相成，其中的核心是分布。直接成分分析法，就是按层次分出结构的组成成分，在同一层的两个成分互为直接成分。

美国描写语言学派的影响是深远的，虽然这一学派在当前的语言研究中已不占主导地位，但是他们对语言结构进行形式分析和描写的程序及方法，仍然被广泛使用。

六、转换生成语言学

1957年，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出版《句法结构》一书，初次提出了转换生成语言学的理论，打破了结构主义的一统天下，在美国语言学界引起了震动，被称为“乔姆斯基革命”。转换生成语言学脱胎于美国描写语言学，但又是在同结构主义的决裂中发展起来的。

结构主义的心理学基础是行为主义心理学，它把语言行为看做是“刺激—反应”的结果。在哲学上，结构主义受“白板说”的影响，认为知识和观念都是在后天环境中获得的，人类掌握语言靠的是反复模仿和记忆。乔姆斯基认为，这些说法解释不了这样两种现象：一是动物经过反复训练为什么不能掌握语言，二是几岁的孩子为什么能够说出并理解他以前从未听到的话语。乔姆斯基认为人的大脑中有一种先天的语言能力，在一定的条件下，这种语言能力会被激活，人就自然地掌握了语言。

乔姆斯基提出了语言能力和语言运用两个概念。所谓语言能力，是指人本身具有一套生成和理解话语的能力，这也可以叫做“语言知识”。语言学家应该研究人们头脑中内在的语言能力，而不能满足于对语言运用这种表面现象的观察和描写。结构主义以观察语言现象并对它分类描写为目标，而转换生成语言学的目的是要建立一套形式化的系统，形成一套有限的语法规则。这些有限的规则能生成无限个合乎语法的句子，能解释句子内部的语法关系和语义关系。于是，乔姆斯基主张在语言研究中使用演绎法。

在表达方式上，转换生成语言学跟以前的语言学有一个明显的不同，它力图像数学研究那样，使用符号和公式来规定概念，表达规则。乔姆斯基认为，生成语法应该假设一套规则来描写语言能力，也就是揭示句子是怎样产生的。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今，转换生成语言学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提出假设，不断验证，不断修正。跟以前的理论相比，转换生成语言学有根本性的突破；跟后出的学说相比，转换生成语言学对它们产生了巨大影响。

七、功能语言学

系统功能语言学（system-functional linguistics）又称功能语法、系统功能语法等，简称功能语言学。功能语言学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兴起的新的语言学功能主义思潮，为英国著名的语言学家韩礼德创立。韩礼德（M.A.K.Halliday，1925－）在伦敦学派中继承和发展了弗斯的理论。他的系统功能语法是一种具有社会学倾向的功能语言学处理方法，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语言学理论之一，同时也影响到和语言相关的不同领域，如语言教学、社会语言学、话语分析、文体学和机器翻译等。

功能语言学的兴起，首先起因于对乔姆斯基语言观的批评。乔姆斯基认为，语言是一个自主的系统，不受其他系统的影响和制约，对于语言现象的解释，不需要借助于其他系统；语法也是一个自主的系统，也不受语言的其他系统和语言之外的系统的影响和制约，对于语法现象的解释，也不需要借助语法之外的系统。这就是说，对语言和语法要寻求来自于“内部的解释”。

功能语言学否认语言和语法的自足性，认为语言和语法受制于语言的功能、意义和认知等，主张通过功能、意义、认知等来解释语言现象和语法现象；有些语言和语法现象是历史发展演变的结果，因此，也可以通过研究语言的发展历史来对某些语言和语法的共时现象作出解释。

在乔姆斯基看来，句法是语法和语言的核心，是体现人类语言能力的最重要的方面；而功能语言学关注一切语言现象，并不把句法的地位看得那么重要。乔姆斯基学派特别重视“内省的语料”，不重视或不相信实际语料；而功能语言学比较重视交际中的实际语料，尽量少地使用个人的内省语料，而且对不同语体、不同风格的语料也要分别研究。乔姆斯基学派力求用数理逻辑对句法及其生成过程进行形式化的描写，因为他们认为句法的核心部分可由一组概括性极强的具有普遍性的规则、原则或制约条件来生成；而功能语言学则不强求语言描写的形式化，因为他们认为，许多语用因素和认知因素等，是难以形式化的。

在对待语言共性的问题上，以乔姆斯基为代表的生成语言学派是比较“激进”的，他们把普遍语法看做是人类共有的语言能力，是其研究的目标。许多功能语言学学者对语言共性持比较“温和”态度，他们承认语言共性的存在，但只把语言共性看做一种“柔性”的趋势，这种趋势在不同的语言中有深浅不同的体现，而适应于所有语言的不变的共性原则几乎是不存在的。

系统功能语法有两个组成部分：系统语法和功能语法。它们是语言学理论整体框架中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两个部分。系统语法的目标是要说明语言作为系统的内部底层关系，它是与意义相关联的可供人们不断选择的若干子系统组成的系统网络，又称意义潜势。功能语法的目标是要说明语言是社会交往的手段，其基础是语言系统及其组成成分又不可避免地由它们所提供的作用和功能所决定。

系统功能语法的建立基于以下两个事实：（1）语言的使用者实际上是在一组系统中进行选择，并且努力在社会的相互作用中实现不同的语义功能；（2）语言和人类的社会活动紧密联系，不可分离。于是，系统功能语法把语言的实际运用作为研究的对象。这一点与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正好相反。

韩礼德根据儿童对语言的学习以及成年人对语言的学习来区别语言的功能。他认为儿童语言发育是语言功能的掌握，学习语言就是学习如何表达。于是，韩礼德提出七种儿童语言模式的功能：（1）工具功能；（2）调节功能；（3）交往功能；（4）个体功能；（5）启发功能；（6）想象功能；（7）信息功能。

根据韩礼德的看法，成年人的语言变得更加复杂，必须承担更多的功能，而且最初的儿童语言功能范围将会逐步减少为一套高度符号化和抽象化的功能，即元功能：概念功能，人际功能，语篇功能。这些元功能以语法的形式在语言系统新的层面出现。而语法系统一如其旧，输入功能，输出结构；提供一套心理机制，将不同的功能以成年人所需要的方式结合在一句话语里。

在将语言解释为一个系统的过程中，语言的社会功能是一个中心概念。语言的内部组织方式不是偶然的，它体现了语言为人类生活服务的功能。在成人语言中，任何一段话语都同时体现了一系列的结构，每一成分均承担了多个角色并体现在各种结构中。成人语言的结构中蕴涵了潜在的功能意义；但是，由于语言拥有多种社会用途，当讲话者在选择了某一具体用法并将选择结果应用到一些大的组合中去时，就形成了语法。这些可在实际运用语法过程中了解到的选择成分，与语言中一些高度概括的意义范畴相符合。这些意义范畴对实现语言的社会功能而言是必须的，因此，它们就成为语言系统的内在的组成部分。

由于语言具有概括性的概念功能，我们可以用它来表达各种篇章中的人们在现实世界中的经历。由于语言具有概括性的人际功能，我们能够用它来表达各种具体形式的个人表达和社会交际。当然，要使上述两者有效地发挥作用，还需要语篇功能作为先决条件。有了这个条件之后，语言方可成为语篇，并与它自身以及它在上下文中的使用价值联系起来。倘若没有语篇成分，我们就根本不可能自如地使用语言。

八、认知语言学

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许多语言学家认识到生成语法研究范围的局限性，开始从认知的角度来研究语言现象。1989年前后，认知语言学初步形成，其标志是第一届国际认知语言学大会的召开和1990年《认知语言学》杂志的出版。认知语言学大会每两年召开一次，至今已举办了9届。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了一批认知语言学著名人物，例如Lakoff，Talmy，Fillmore，Fauconnier，Langacker，Rudzka-Ostyn，Turner，Sweetser等。他们确立了认知语言学的基本研究框架。该框架有以下五个研究主题：（1）语言研究必须同人的概念形成过程的研究联系起来。（2）词义的确立必须参照百科全书般的概念内容和人对这一内容的解释（construal）。（3）概念形成根植于普遍的躯体经验（bodily experience），特别是空间经验，这一经验制约了人对心理世界的隐喻性建构。（4）语言的方方面面都包含着范畴化，并以广义的原型理论为基础。（5）认知语言学并不把语言现象区分为音位、形态、词汇、句法和语用等不同的层次，而是寻求对语言现象统一的解释。

认知语言学的方法论基础：认知语言学属于功能主义传统。从根本上讲，认知和功能语言学都认为，语言受其服务的功能和一些相关的因素制约，这些相关因素包括环境的、生物的、心理的、发展的、历时的和社会文化的。怎样对待这些相关因素是区分功能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关键。功能主义认为，了解这些相关因素，对语言结构进行描写和研究是至关重要的和基本的，而形式主义则认为，这些因素对语言结构的描写和研究是不重要和从属的。这就导致了这两种语言研究方法和思维方法的差异。

认知语言学从语言的角度或以语言为窗口研究人脑中的概念内容，而认知心理学仅研究人脑的结构。认知语言学试图根据对语言结构的分析，来推测人类思维中概念内容的特点。各种图式和隐喻映现等在人的理解和认知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种重视概念内容，同时又强调概念来源于躯体经验的研究是认知语言学研究的重要方面。

认知语言学家认为语言能力是一般认知能力的反映，并由一般的神经过程所控制。根据这一观点，各种认知之间是一个连续体，而语言不是人的心灵和大脑中独立的“模块”。认知语言学家认为，在各种认知能力中，一个主要的和普遍的认知能力是想象，即把一些概念投射到另一些概念中去。这就是为什么想象机制的隐喻和转喻会成为认知科学家研究的重点之一。

Fauconnier在其著作《心理空间》（Mental Spaces 1985）中提出了心理空间理论，系统地考察人类认知结构和人类语言结构在认知结构中的体现。心理空间理论是意义建构的理论，包含句子意义的体现分割成空间。虽然该理论都是处理语言材料，但它在本质上不是语言的。心理空间是说话人谈论实体和其各种关系时建构的一些可能世界和有关某一领域的信息集装箱。心理空间理论认为，语言结构的基本功能是利用和描写认知视角的不同的信息辨认度（accessibility），考察语言的用法是进行认知研究的重要工具。心理空间的各种连接或映现可使我们使用词语作为触发词（trigger）去指称其他心理空间中的另一目标实体，这些连接或映现包括语用功能（pragmatic function），转喻、隐喻和类比等。语用功能可把两个心理空间连接起来，例如作者名字可与该作者所著的书对应起来。

心理空间建构和连接的基本思想是，当我们思维和谈话时，在语法、语境和文化的压力下，建构和连接心理空间。随着话语的展开，我们创造出一个心理空间网络。由于每个空间都来自于一个母空间，而每个空间又有许多子空间，所以空间网络将是个二维点阵（two dimensional lattice）。在这个空间网络中，我们可以从子空间到母空间，也可以从母空间到子空间。

认知语言学不接受生成语法的句法与语义的区分。对认知语言学家来讲，所有语言结构都是符号工具，不管是从最小的词素还是到复杂的结构，都可用来传达意义。语言中的主要区分不是句法和语义的区分，而是语言符号和其交际功能所指与能指在形式与功能、符号与意义上的区分。在能指/形式/符号这一极，我们可以区分不同类型的语言符号，如词汇、形态和词组等，而在所指/功能/意义这一极，我们可区分语义和语用功能，但没有任何语言结构可独立于意义而进行运作。例如，NP在生成语法中只是一个范畴标签，而在认知语言学中，NP是一个有意义的范畴，NP是话语中的一个成分，用来为听话者辨认出“一个东西”，而这个东西就是分析经验的一个方式。NP范畴不管多么复杂，任何包含它的复杂的词语包括了它的形式和用该形式辨认指称物的交际功能。普通名词常用来与其他词语一起指一个“东西”。

石毓智（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终身教职）教授（任中国认知语言学研究会副会长）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读博士期间曾经与美国认知语言学大师Fauconnier、Langacker等人学习认知语言学理论，回国后把这些语言学家的理论介绍给国内学界，1992在台湾学生书局出版《肯定和否定的对称与不对称》一书，成为认知语言学在国内划时代的著作。该书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出发，认为句法规则是现实规则在语言中的投影，注重从现实，思维与语言三者相互制约的关系中探讨语法的深层机制，系统地使用演绎来分析语法语义问题，探讨语义的数量特征与其句法行为之关系，力求对各种现象进行证明解释（该书2001年由北京语言大学再版）。

在召开了几次研讨会后，中国认知语言学研究会2006年5月在古城南京正式成立，社科院沈家煊任名誉会长，河南大学徐盛桓任顾问，上海外国语大学束定芳任会长，许余龙、文旭、张辉、王文斌、辛斌、程琪龙、王寅、熊学亮等教授任副会长，张辉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