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特曼文化符号学

6.2.5　洛特曼文化符号学

本节介绍以洛特曼为代表的莫斯科—塔图学派的文化符号学：它的诞生、研究范围和中心议题、理论基础（莫斯科—塔图学派、巴赫金学派和克里斯蒂娃的有关理论等）、文化符号学概略和突出特点等。笔者认为，洛特曼文化符号学继承了索绪尔语言符号学传统，但对结构主义提出了质疑，在吸取了同一传统的巴赫金和克里斯蒂娃的有关理论外，同时，吸取了皮尔斯的有关符号学理论，因此我们可以把洛特曼文化符号学看作是索绪尔语言符号学和皮尔斯符号学的交融，以及现代西方哲学的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两大思潮在语言学上的转向和融合趋向的一个典型例子。索绪尔语言符号学重点研究语言符号在社会交流中的作用，而皮尔斯符号学重点研究符号在作为生物的个人的认知中的作用。而文化符号学把交流和认知结合起来，把交流的社会性与认知的个人心理活动结合起来，把文化交流看作一种社会性的交流和认知活动。

6.2.5.1　洛特曼文化符号学的诞生

以洛特曼为代表的文化符号学，丢弃了俄罗斯形式主义和布拉格语言学派理论中的不合理成分，沿着自己的传统前进。这种情况和法国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后结构主义转向相应。克里斯蒂娃参与了这个运动，她从20世纪60年代起宣传洛特曼的理论，而且以互文性概念代替文本概念。这些活动在发展洛特曼的理论中把符号学推进到互文交流（intercommunication）。文化符号学的诞生也受到当时流行的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的启发。

1973年，洛特曼和莫斯科—塔图学派推出了文化符号学，研究文化中流通的符号系统之间的功能性关系。对洛特曼来说，符号学是一门科学，它将互相交流（intercommunication）及信息和结构的重新加工看作基本文化事实，看作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实质。（Peeter Torop，“文化符号学与文化”）

6.2.5.2　文化符号学的研究范围和中心议题

普通文化符号学研究文化统一的各种机制，即这个机制内不同符号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及每个系统对整体做出的贡献。在最初阶段，形成有关文化的一些普遍概念，即人类文化的基本项目、结构和机制，并把它们应用于对文化整体和每一个子系统的研究。既然在时间和空间上文化是动态和变化的，这些普遍概念就应该是形式的和抽象的，应该可用以回答有关区分文化内和文化外、每个符号系统的特殊作用及符号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等基本问题。

6.2.5.3　文化符号学的理论基础

在形式主义语言学和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基础上，前苏联开始研究并发展文化符号学。在目前的俄罗斯，这门学科还在继续发展。其中，以洛特曼为代表的莫斯科—塔图学派和以巴赫金为代表的巴赫金学派所做的贡献最大。法国学者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理论，也对这门学科的建设起了重要作用。

1.莫斯科—塔图学派

这个学派的成员是一群苏联语言学家、东方文化研究者和文学家。大约从1960年起，他们就在一起研究有关文学、文本、神话、民俗学、电影、戏剧和文化系统等符号学理论。从1973年开始，他们研究文化理论并应用于俄罗斯文学、文化史和地志学研究。这个学派的理论基础，特别是文学方面的理论基础，是结构主义语言学、西方符号学和巴赫金的一些著作。

洛特曼是上述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年生于彼得格勒，是爱沙尼亚塔图大学教授，1964年曾任塔图大学《符号系统研究》杂志编辑，以他的著作“论结构的语言学和语文学概念界定”（On the Delimitation of Linguistic and Philological Concepts of Structure）（1963）闻名，并成为第一位苏联结构主义学者。

他首先提出，文本是“文化的缩小模式”（text as a“reduced model of culture”）。文本不是一种语文现象，而是一种产生意义的复杂的互动活动——符号活动。这种观点把重点从文本移到文本外围，这样就把文本浸没在历史和社会中；文本不但发生于封闭结构内各语言成分间的相互作用，而且发生于各种文化运动和文件的影响。

从这点来看，文化符号学是研究作为基本文化事实的、作为文化和社会生活实质的信息和结构互相交流和再加工的一门科学。他坚持说，如果不考虑意义的转换实质（transfermative essence of meaning），不对结构主义和教条主义提出质疑，就不会有文化，就不会有文化研究。（克里斯蒂娃，《论洛特曼》）

2.巴赫金学派

巴赫金学派是研究以巴赫金著作为中心的俄罗斯思想的现代学派。它研究俄国革命引起的社会文化问题。总的来说，它研究的重点是社会生活中的意义，特别是艺术创作中的意义和语言记录社会集团间冲突的方式。它的主要观点是：语言主要产生于对话之中，形成于社会互动过程中，从而导致不同社会价值间的相互作用。人们就在巴赫金所说的对话中发现许多不同声音。在广义上，可以把全人类活动和全人类话语看作一个差别的复合体。这种对话化的语言，或对话言语，不仅是许多不同声音，是“多义”（heteroglossia），而且是彼此听对方声音的一种行动，一种“对话化多义现象”（a dialogical heteroglossia）。这种理论包括以下主要观点：语境、话语和对话（context，utterance and dialogue），以及应用于全人类话语的一些广泛概念：多声性、多义性和狂欢节（polyphony，heteroglossia and carnival）。

3.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理论

虽然索绪尔强调符号之间关系的重要性，但结构主义符号学的一个缺点是它倾向于把文本当作分离的、封闭的实体并完全专注于内部结构研究。

“互文性”这个符号学概念是克里斯蒂娃提出的。她指出，文本有两条轴线：一条是连接文本作者和读者的水平轴线，另一条是连接一个文本和其他文本的纵向轴线。连接这两条轴线的是共同的代码：每一个文本和它的阅读依靠前面的代码。克里斯蒂娃声称，每个文本从开始就在别的话语的管辖下，这些话语把整个宇宙强加于它。她认为，与其把我们的注意力限定在文本上，不如研究这个文本的“结构化”（结构如何形成）。这就涉及将一个文本置于以前的或共时的文本的整体之中。（Daniel Chandler，Intertextuality，Semiotics for Beginners）

6.2.5.4　文化符号学概略

1.文化的定义

按照莫斯科─塔图学派的定义，文化是信息的生产、流通、加工和储存的集体符号机制。它既是集体记忆，也是生成新信息的程序。它调节人类行为和人类给予世界的结构。文化可看作非遗传性信息的总体和它的组织、保存手段。文化构成复杂的、相互依赖的系统。它是所有意指系统的等级总体，每个意指系统都有自己的内部结构和相对独立性。因此，文化既是一个统一系统，又是相对自治的各符号系统的联合体。（戈兰·索尼森，《文化符号学中语篇的概念》）

总之，它把文化看作符号系统，文化是人类的符号活动，是文化系统中各子系统和各层面之间的互动，是“信息的生产、流通、加工和储存的集体符号机制”。

2.文化文本

文化符号学中的文本与传统意义上的文本也不同。后者指语言的一个层面，从单词、词组、句子到语篇，语篇就是文本。或者像韩礼德和其他一些语言学家主张的那样，文本（text）是表达完整意义的、连贯的语言片段，不论它是哪个语言层面。文化符号学的文本不是一种语文现象，而是一种产生意义的复杂的和互动的活动——符号活动。这种观点把重点从文本移到文本的外围，这样就把文本浸没在历史和社会中；文本不但发生于封闭结构内各语言成分间的相互作用，而且发生于各种文化运动和文件的影响。文化符号学的文本是信息，是信息的生产、传递和储存，是符号活动。大到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整个文化，小到一个事物，都可以是文本。

以洛特曼为代表的莫斯科─塔图学派认为，每一种文化都把自己看作与外界的某种东西相对的一种秩序，而外界的东西则被看作混乱的、无秩序的和野蛮的。在这个意义上，自然（nature）包括别的文化，但这些文化并不为这种文化模式所承认。被文化承认的每一种事物都是一个“文本”，不论这个文本是由语言库中的符号构成的，还是由图画、一系列行为或其他东西构成的。这样就产生了“文本”与“非文本”。文本具有文化特色，具有民族特点，文本就成为一种心理模式（图5）。

图5　文本的心理模式

文化文本可以使用任何符号媒体：油画、无声电影、芭蕾舞或语言等。它是一个具有全面区别性特征的紧密单位，一个组成的符号单位，一个具有整体意义的宏观符号（macrosign）。文本是多层面的，每层都有内部结构。不同层面结构之间（例如声音和词汇之间）互相作用产生多种结构的第二级结构。这些结构是文本变体。文本属于限定的体裁或类型，是信息传播手段，根据发送者和接收者的共同代码得到解释。

3.文化文本形成的机制（模式化系统）

模式化系统可以看作符号系统，看作广泛符号意义上生产文本的一组规则（规则、指令和程序），也可看作多种文本的总合及相互间的功能。

（1）主要模式化系统和次要模式化系统

莫斯科─塔图学派认为，文化中的所有符号系统都是模式化手段（即认知和解释世界的手段）。主要模式化系统是自然语言，而自然语言以外的都属于次要模式化系统。有些模式化系统（文学和神话等）以自然语言为材料，加上一些结构，所有的模式化系统都通过模拟自然语言（项目、选择和结合规则、层面）建构，同时起解释模式化系统的普遍元语言的作用。

（2）作为次要模式化系统的艺术

洛特曼提出了一个与互文性概念平行的叫做“次要模式化系统”的艺术观点。虽然艺术以自然语言为基础，但它仍属于另一个“超结构”序列，它按照新逻辑规则重新调整语言的主要逻辑，给人类以新的认知可能性，即重新建构自己和世界的不同逻辑原则。语言艺术既是一个通讯系统，也是一个模式化系统，它传递信息和构建现实意象。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次要模式化系统与各种文化语言（神话、宗教和行为规范等）相联系。

4.符号范围（semiosphere）、互文性符号活动（intersemiosis）、边界（boundary）及信息的产生

洛特曼所著《思维的领域》（Universe of the Mind）阐述符号空间（semiotic space）或精神世界（intellectual world）中的符号活动。在该书的第三部分中，洛特曼绘制了一幅符号空间或“符号圈”（semiosphere）的图画。符号圈是一个条件空间，没有它符号活动就不可能进行。符号圈最重要的概念就是边界。他说：“符号空间的边界是这个空间中最重要的功能和结构位置，它决定符号机制的实质。边界是一个双语机制，它把外部信息翻译成符号圈内部语言，或者相反。所以只有通过边界，符号圈才能与非符号和异己符号空间接触。同一机制也在符号圈内行使其功能。”这样，符号圈就被符号学意义上的区域的许多内部边界穿过。跨越边界的信息翻译、不同结构和子结构间的作用，一个或另一个结构对“外国领土”不断“入侵”促使意义诞生，即新信息的出现。（Peeter Torop，《文化符号学与文化》）

洛特曼对符号边界的论述构成了该书最有趣的部分。边界是符号的“热点”；新信息就产生在这个既分隔又联合各种语言、体裁和文化的“符号学多种文字使用”（semiotic polyglotism）区域内，“我们”和“他们”之间、内部与外部之间的张力将符号圈保持在一种创造性酝酿和在某些点上冲突的状态：“符号圈的整个空间被各个层面、各种语言，甚至各种文本的边界所分割，”边界既要求翻译也要求创造不确定性，即需要解释。（希拉里·克拉克，《解释的领域》）

5.非对称二元对立

洛特曼认为，符号必须理解为一种辩证关系的术语——“非对称二元对立”。两方面构成一个符号现象，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能完全地翻译成另一方面，然而如果符号结构要行使其功能，又要求这两方面能互相转译。

当洛特曼坚持非对称性和不可翻译性是符号圈内活动的基本原则时，他从信息理论得到启发。信息必须有三个基本功能：传送、保存和创造信息。洛特曼对创造性最感兴趣，他想了解新信息是如何产生的。在这里，“非对称性二元对立”是关键。不论我们观察人脑的两个半球、通讯线路的两端、诗歌的本义和转义两方面、文本和读者间互动、互相影响和交流的两种文化，在所有这些意指情景中，一方向另一方转化是绝对必要的，但最终又是不可能的，只能产生“接近的等值”（approximate equivalence）。洛特曼说，这种不规则的、不准确的、近似的转化，是任何创造性思维最重要的特点，因为“它能铸造新语义连接”。如果符号结构的双方能完全互相转化，譬如一个文本能完全满足读者的期望，或一种文化能完全吸收另一种文化，新信息就不会产生。

洛特曼解释文本和读者间的互动。解释者的代码系统始终与文本的代码系统不对称，两者始终缺乏一种适合性，而正是这种不适合性产生了“剩余意义”。洛特曼解释说，文本和读者间的互动要求两种情景：理解和不理解，这两种情景间的相互作用产生最新信息。

洛特曼认为，文本的各方面和它们在交流中的作用具有功能的不对称性。他说，交流一般都有两个渠道：“我和他（她）之间”及“我和我之间”。第一种渠道是分别（discrete）信息的线性传送，而第二种渠道是一种自我交流（autocommunication），包含对信息的整体化和“拟似化”（aglobal or“iconic”reviewing of information）。经过更突出的形式化组织，这种信息就变成了新信息。和在文本中一样，在文化中两个系统之间的翻译对产生新信息做出贡献，因此也对文化发展做出贡献。

6.符号活动的两种趋向

各种文化都有自动平衡与动态趋向之间的张力。新颖、多样性及相对独立的子系统的增殖，是与一致和统一的愿望，与将文化看作具有严格、稳定组织的同质整体的愿望相矛盾的。没有多样性，文化就会僵化（无自我更新能力），但没有一定的同质性和内聚性，文化交流就不可能。

将不同层面和子系统结合起来置入一个单一的符号整体——文化——中时，两种对立的机制在起作用，一种趋向多样化，趋向组成不同的符号语言，构成文化的多语言性；另一种趋向统一，试图把自己或其他文化解释为统一的、严格的语言。

6.2.5.5　洛特曼文化符号学的突出特点

文化符号学是在批判索绪尔结构主义的浪潮中诞生的，自然它具有针对索绪尔结构主义的缺点或局限性的理论特点。这些特点体现在文化符号学的三个核心思想上：互动、语境内外结合和文化文本上。

1.互动和两种相反的趋向

对结构主义语言学和符号学的主要批评之一就是：它把语言或符号结构看作静止的、封闭的，因此也把人类的文化看作静止、封闭的体系。它也把符号系统看作文化现象，但文化系统之间并不发生互动关系。它还把语言活动看作单方面传递信息，而不是双方的对话。它的一个语言活动只有一个主题、一个语境。而文化符号学首先把文化看作一个文本、一种符号活动。文化文本由许多子文本构成，它们之间和它们的各层面间不断互动，经过混合、杂交，产生新文本和新信息。结构主义讲二元对立，但对立双方并不斗争，而文化符号学讲“非对称性二元对立”，也就是说，对立双方之间有不适应性，因此，对立双方产生互动，而互动产生新信息，使文化变化和发展。

各种文化都有自动平衡与动态趋向之间的张力。符号活动也有两种趋向，一种趋向多样化，趋向组成不同的符号语言，构成文化的多语言性；另一种趋向统一，试图把自己或其他文化解释为统一的、严格的语言。

洛特曼说：“动态性、不稳定和隐藏的内在矛盾使它（文化符号学）成为某种历史的和理论的多边形……”（“the dynamism，instability and permanent inner contraries turn it into a certain historical and theoretical polygon□”）（Peeter Torop，《文化符号学与文化》）。笔者对“多边形”的理解是：多边的互动关系。

符号不是静止的，而是编织在认知和进化过程中的动态单位。因此，符号系统也不是静止的，而是变动的。它们也不是孤立的，始终在互相接触中。这种情况贯穿符号产生、成长和变迁过程中，一般称之为符号活动。静态符号或非动态符号被认为“死”符号。符号的演变来自先前存在的符号间的接触，接触产生新符号。这种情况也包括在符号活动过程中。

笔者认为，这种互动和两种相反趋向的思想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观点。

2.语境内外结合

对结构主义的另一主要批评是：把语言符号体系看作与语境脱离的一个封闭结构。其实也不尽然，索绪尔后来的追随者也研究上下文、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但索绪尔语言符号学的一个语言活动只有一个语境，这个语言活动和语境与其他语言活动和语境不发生关系。而文化符号学吸取了巴赫金的理论，认为一个语言活动有一个语境，但这个语言活动和语境之外还有许多语言活动和语境，它们之间互相作用，产生“多种声音”和“多种意义”。

3.文化文本

结构主义语言符号学把文本看作一个语言符号层面：从单词到词组到句子到语篇，语篇就是一个文本，或者说文本是一个有组织的、传达一种完整意义的语言片段或一个代码。总之，“意义产生文本”。而文化符号学则认为，文本是交流中的一个信息，是一种符号活动。一个民族的文化就是一个文本，就是整个民族的符号活动；或者说，在符号圈内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是文本。因此，意义是作为符号活动的文本的产物，所以说是“文本产生意义”。另外，文本具有文化特色，具有民族特点，文本就成为一种心理模式。这种提法的重大意义是：文本就是信息，文本就是符号活动，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就是文本交换，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交流也是文本交换。交换文本就会互相吸取、互相排斥、互相批评，从而产生新文本、新信息，达到新的认知。这样个人才能增长知识，社会才能不断进步，民族和世界的文化才能不断发展。

6.2.5.6　对文化符号学的符号学分析

现代西方哲学的两大对立思潮科学主义思潮和人本主义思潮在语言学上转向有相互融合的趋势。（夏基松，1998：1—11）英美分析哲学和欧洲大陆哲学分别代表这两大思潮。在符号学的两大流派中，皮尔斯符号学是以实用主义、范畴论和逻辑学为基础的，着重研究符号在认知中的作用，研究对象是作为生物的人使用的符号，研究范围涉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它的突出特点是其科学倾向和认知性。索绪尔语言符号学的哲学基础是康德的先验论和结构主义，研究重点是语言和符号在社会交际中的作用，研究对象是作为社会成员的人使用的符号，范围限于社会人文科学，特别是语言学。它突出的特点是社会性和结构性（系统性）。韩礼德指出，语言研究主要从两个角度进行，一个是从生物体内部的角度研究语言的心理和生理活动；另一个是从生物体之间的角度研究语言的社会属性。（胡壮麟等，1989：9；张德禄，2004）笔者认为，从两个不同角度研究语言学可以追溯到两大符号学派别，甚至追溯到两大对立的哲学思潮。因此，两大对立哲学思潮在语言学上的转向和融合趋向，必然反映在两大符号学派和两种不同角度研究语言学的两大流派融合趋向上。文化符号学就是这两大哲学流派和两大符号学派理论融合的典型例子。

洛特曼文化符号学继承了索绪尔语言符号学传统，他是“第一位苏联结构主义学者”，但他对结构主义提出了质疑，在吸取了同一传统的巴赫金和克里斯蒂娃的理论外，同时吸收了与索绪尔语言符号学相对立的皮尔斯、莫里斯的理论，因此我们可以把洛特曼文化符号学看作索绪尔语言符号学和皮尔斯符号学的交融。

索绪尔语言符号学研究的重点是语言符号在社会交流中的作用，而皮尔斯符号学研究的重点是符号在个人认知中的作用。（郭鸿，2004）而文化符号学把交流和认知结合起来了，把交流的社会性与认知的个人心理活动和生理活动结合起来了，使文化交流被看作一种社会性的交流和认知活动。对一个民族来讲，这种社会性的交流和认知的结果就是一个民族文化水平的提高、一个民族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对世界各民族来讲，就是人类文化的发展、人类整体的科学技术水平的发展。

索绪尔语言符号学的符号模式是：符号由能指和所指构成。从单个符号讲，能指与所指相结合产生意义。从宏观上讲，能指是整个符号系统，所指是符号系统代表的意义。因此这是一种静态客观反映论（严格地说，是一种先验论，因为索绪尔是一位康德主义先验论者，他认为，世界原本是一片混沌，语言给予世界以秩序）。而皮尔斯的符号模式是：符号由符号代表物（representamen）、符号所指对象（object）和符号的解释者（interpretant）构成。符号代表物并不能完全代表符号所指对象的意义，意义最终产生于符号使用者对符号代表物与符号所指对象之间关系的解释。这里强调了符号使用者的主观能动性，强调了符号使用者与客观世界之间的互动，强调了符号使用者对世界的认知。文化符号学把这种互动和认知观点广泛地应用于文化交流中。文本既是一个信息单位又是一个符号活动。信息交流就是文本交流，文本间的交流就是文本间的相互影响和互动，互动产生新文本，也就是新信息，新信息产生新认知。这样，文化交流既是一种社会群体、民族间的信息交流，同时也是社会群体、民族的集体认知活动。

索绪尔语言符号学认为，语言是形式，是一个结构，是一个系统，或一个系统的系统。但由于这是一个与社会、文化语境隔绝的封闭系统，它不受变化中的社会、文化语境的影响，因此它也是静态的。而文化符号学从皮尔斯符号学，更直接的是从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中，吸取了交际双方互动的思想和巴赫金的“多声性”、“多义性”的理论，认为文化是由许多子系统构成的一个大系统，而且系统和子系统都分为许多层面，系统与系统之间和层面与层面之间都有一种互动关系，互动产生新文本，新文本就是新信息，新信息产生新认知。

索绪尔语言符号学着重研究作为社会成员的人使用的语言和符号在交流中的作用，而皮尔斯符号学着重研究作为生物体的人使用的符号在认知中的作用。而我们从文化符号学中可以看出，它研究的是两者的结合：把作为生物的人的认知和生理活动的理论运用于作为社会的人和民族的认知活动中，也就是运用于对社会、民族文化发展的研究中。另外，文化符号学中的“符号圈”的概念也是来自生物学的“生物圈”的概念。生物的生存环境是生物圈。文化交流和文本生成的环境是“符号圈”。另外，以洛特曼为首的莫斯科—塔图学派同时也研究生物符号学。从此可以看出这个学派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相结合的倾向。

总之，我们从洛特曼创导的文化符号学中看到了索绪尔语言符号学与皮尔斯符号学理论的交融。它把人类的认知、思维与表达、交流结合起来了，并把这种关系从社会范围扩大到民族和民族之间，形成一种各民族和民族之间的认知、思维与表达、交流的文化符号学。

6.2.5.7　文化符号学的启示

1.文化符号学为世界各国、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和人类文明进步确定了一个模式

文化交流就是文本之间的交流，文本是信息，也是符号活动，文本间的互动产生新文本，产生新信息，以达到民族文化和人类文明和平发展的目的。每一个民族都把自己的文化当作一个文本、一个符号圈，在这个圈内的一切信息都属于文明范围，而圈外的则是非文明的野蛮行为。中国古代把“中原”看作文明世界，而把中原以外的地区的民族看作“蛮夷”。当今的美国把西方世界看作“文明世界”，而把这个世界以外的，尤其是落后地区的，当作不文明的世界。一个文化文本通常开始对外来信息采取抗拒态度，但是如果这种外来信息经常、重复输入就会逐渐被接纳，成为文化文本的一部分。这就是各民族文化交流和人类文明的和平发展道路。按照符号学术语，各种文化的交往就是符号的和平交流，以达到富有成果的发展目的，这种情况也可称之为相互学习和理解。下面这段话说明了这个道理，并说明了文化符号学在文化交流中的任务。

在国际合作、欧洲统一和执行移民政策的几十年中，我们看见移民和文化接触方面的交谈受到主要基于神话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信念的干扰。文化演变是一种自然发展的事业，各类欧洲文化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多于它们的对外影响。虽然务实的符号学不能说服政治家们进行更加宽松的立法，但我们可以把文化演变和联系与意识形态和文化信念分开加以详细分析。尽管差异很大，文化符号起中介作用是当务之急。因此需要破除文化神话来推动所有文化之间的和平接触和共同繁荣发展。现在回到这篇文章的开头，我想说明，符号学是发展分析和描写文化联系所需技能的一门科学。（“Semiotics of Cultural Interfacing”，Semiotics of Culture）

相反地，如果把自己民族的文化强加于另一个民族，甚至使用武力突破“符号圈”，就会引起国家或民族间的冲突或战争，导致一个民族对外来文化更坚决和强烈的抵抗，反而达不到文化交流的目的。阿富汗塔里班政权强行推广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炸毁巴米扬大佛，以及美国进攻伊拉克，企图以基督教文明代替伊斯兰教文明、推行西方民主就是两个典型的例子。

文化交流有两种趋向：“一种趋向多样化，趋向组成不同的符号语言，构成文化的多语言性；另一种趋向是趋向统一，试图把自己或其他文化解释为统一的、严格的语言。”“没有多样性，文化就会僵化（无自我更新能力），但没有一定的同质性和内聚性，文化交流就不可能。”因此，一个国家中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和全世界各国间的文化交流，一方面要致力于文化的统一和共同提高，另一方面也要有意识地保持文化的多样性。没有统一性，文化就不可能交流，但没有多样性，文化就会僵化，文化就不能发展。例如，我国对西藏地区的政策就是一方面国家要帮助西藏人民发展经济、文化，使西藏地区与其他地区同步发展，朝着国家统一方向发展，另一方面要尊重西藏的民族和宗教信仰及习俗，拨款修建西藏寺庙，保持西藏的民族和宗教特色。

2.文化符号学说明了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正确性

文化交流是文本间的交换与互动，交换与互动就会产生新文本和新信息，从而达到新的认知。拒绝交流就是拒绝新信息和新认知，就是停滞，甚至倒退。“孤立就是从跨文化符号活动过程中减去文化符号，它将导致停滞。从符号学角度讲，停滞等于死亡。”（Peeter Torop，《文化符号学与文化》）符号圈的边界是文化交流中的关键。“符号空间的边界是这个空间中最重要的功能和结构位置，它决定符号机制的实质。……边界是一个双语机制，它把外部信息翻译成符号圈内部语言，或者相反。所以只有通过边界，符号圈才能与非符号和异己符号空间接触……”因此，文化交流首先发生在边界上，对外开放是文化交流的首要条件，文化交流才能促使一个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发展。三百多年以前，中国曾经是一个持续了两千多年的文明古国和强大帝国。18世纪欧洲相继发生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在欧美兴起和发展，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发展逐渐超过中国，但中国皇帝夜郎自大，闭关自守，视欧美为“蛮夷”，使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限于停滞状态。直到鸦片战争帝国主义用洋枪洋炮敲开我国的大门，资本主义文化开始进入我国，带来了一点科学和民主，但随之而来的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乱和民族灾难。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和我们主观上的原因，中国仍然处于封闭和落后状态。直到改革和对外开放以后，我国与世界各国开展广泛的文化交流，经济、文化才迅猛发展。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3.文化符号学也说明了我国政府对港、澳、台政策的正确性

我国对港、澳、台实行“一国两制”和“一中两岸”的政策，实质上就是以文化交流的手段来达到和平统一的目的。大陆与港、澳、台进行广泛持久的经济文化交流以突破港、澳、台的“符号圈”，首先达到文化上的“向心”和统一，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政治上的统一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这样既可促进共同发展又可以避免中华民族的自相残杀。

【注释】

[1]指前文中所说的“互文性”理论等。

[2]指前文中所说的“互文性”理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