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共性理论的完善

3．9　语言共性理论的完善

随着对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研究的不断深入，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中的许多弱点和难题逐渐暴露出来，迫切需要寻找新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随后几个新的语言学派相继问世，其中影响最大的首推转换生成语法。转换生成语法与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反其道而行之，认为语言是共性的，而不是个性的。转换生成语法主要由一套有顺序的规则组成。这些规则可视为在讲话中应遵循的指令，即遵循这些指令，讲话人就能“生成”符合语法的句子。转换生成语法主要从个体内部的角度研究语言，从个体大脑结构及其活动规律研究语言。转换生成语法承认个体的本能在语言描述中的作用，其研究方法从个体本能中归纳出规则，然后将这些规则形式化。转换生成语法倾向于把语言看做知识。转换生成语法的哲学基础是“天赋主义”，人类具有天生的习得语言的能力，这种能力是人类特有的。

转换生成语法是由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Chomsky）创立的。他生于1928年，曾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哈佛大学学习，是哈理斯（Harris）的学生。乔姆斯基的第一部著作是1957年出版的《句法结构》，书中运用数学上的“转换”概念，提出了“转换语法”。当时普遍认为乔姆斯基的“转换语法”比布龙菲尔德（Bloomfield）惯用的直接成分分析法更合理，因而引起了美国语言学界的重视。后来他的研究逐步深入，看法也在不断地改变。到20世纪80年代，他提出管辖与约束理论（theory of government and binding），全面论述他的新观点，和他以前的模式有很大的不同，这就引起了人们对他理论可靠性的怀疑。

早期的模式刚问世时，不容易为人所接受，对语言的生成性要做很多的论证。在1957年的《句法结构》里，乔姆斯基讨论了句子如何产生。据他说，The man hit the ball这个句子，是这样一步步推导出来的。

NP＋VP　　　　　　　　　　　 （Ⅰ）

T＋N＋VP　　　　　　　　　　 （Ⅱ）

T＋N＋Verb＋NP　　　　　　　 （Ⅲ）

The＋N＋Verb＋NP　　　　　　 （Ⅳ）

The＋man＋Verb＋NP　　　　　 （Ⅴ）

The＋man＋hit＋NP　　　　　　（Ⅵ）

The＋man＋hit＋T＋N　　　　　（Ⅶ）

The＋man＋hit＋the＋N　　　　（Ⅷ）

The＋man＋hit＋the＋ball　　 （Ⅸ）

人们内省一下，并没有发现这样的心理过程。这种推导过程，哪一个没学过转换生成语法的美国人知道呢？这一套规则，让人难以相信，五六岁的美国小孩不但知道，而且非常熟悉、流利，不加思索就能运用。有语言学家认为转换语法不加限制，其生成能力太强，也有问题。理想的语法应该是，能够生成一切合乎语感的句子，而且只能生成合乎语感的句子，不能生成不合乎语感的句子。因此，转换语法学家全力以赴，研究如何限制语法的生成能力，使它恰到好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们提出了“管辖与约束理论”。这种缺乏最初总体框架的做法，让人感到他们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有语言学家提出衡量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法是否科学的四条原则：一是人们应该看乔姆斯基是否能自圆其说，有无自相矛盾之处，是否严格按照自己规定的程序来进行研究；二是人们应该看他的论断是否合乎客观实际，他的规则能否正确描写已得的语言材料，他的假设是否能用什么方法来证明；三是不要纠缠在次要的、技术上的问题，如用什么标号、用什么术语、怎样立公式等，而要集中在关键性问题上，如句子是怎么生成的，表层结构应该按什么原则来分析，语言的底层结构包括什么内容，转换生成语法应该着重研究什么，意义与语法的相互关系如何等等；四是应当全面而客观地审查乔姆斯基的学说，看到它的正反两面，看到它的可取之处和不可取之处。随着语言学家对乔姆斯基理论研究的深化，对他的理论怀疑日增，从而对语言共性论引来了更多的争议。

约翰·佩娄说，“如果你以严格的定义来抵挡超越该概念的相反例证，你就会滑下无底的陡坡，你就会被迫在自己的理论中用无比模糊的语言炮制越来越严格的定义！但是你绝对无法摆脱模糊。”（汪榕培，顾雅云：90年代国外语言学的新天地，161．1997）客观世界的这种模糊性在一些语言问题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大千世界，五花八门，有些问题的答案一目了然；有些问题的答案经过分析概括、逻辑推理也能明白无误；另一些问题是没有答案的，人们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探求答案，这只能是徒劳。例如，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如果某些人认为先有鸡，他们可以举出许多例证说明他们的观点；如果另一些人认为是先有蛋，他们也可以举出一堆的例证说明他们的观点，但双方都不可能有效地证明对方的观点不成立。类似这样的问题还不少，例如，是男人勇敢，还是女人勇敢；人之初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等。语言学中关于语言共性与个性的争议就是典型的“鸡与蛋”的问题。在这种无能为力的争议面前，我们应该采纳神圣的“无知原则”（principle of ignorance），也许更为行之有效。许多思想家从不同角度，用不同的方式强调“无知原则”。就像贝特逊说的一样，我们永远无法声称对某一事物了如指掌。许多不同领域的思考和感觉提供了具有说服力的论点，支持“无知原则”。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要问自己“我们不知道什么”，而不是“我们知道什么”。语言学正是有了这类问题，才使它具有极大的魅力，吸引着众多学者研究它。反之，语言学将走向衰亡。

语言共性与个性的争议并非近几十年的事情，早在两千多年前有关共性与个性争论就初见端倪。在西方语言学史上形成了以普罗塔哥拉和柏拉图为代表，以及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两种对立观点。普罗塔哥拉和柏拉图派认为，语言是人类学的一部分；语法是文化的一部分；语言是向人谈论事情的手法；语言是一种活动方式等。亚里士多德派认为，语言学是哲学的一部分；语法是逻辑学的一部分；语言是表示肯定与否定的手段；语言是一种判断方式等。这两种对立的观点在历史上并没有谁战胜谁而长期并存，只能说某一学派在某一特定时间内属于主流，这种情况将长期继续下去。

语言共性论者强调语言的相似性，忽视语言的相异性；语言个性论者强调语言的相异性，而忘却了语言的象似性。从现代认知科学观点看，语言共性是绝对的，语言个性是相对的。共性与个性是语言的两个方面，没有高山，不显平地。正因为有了语言个性的存在，才能够显出语言共性来；正因为有了语言共性的存在，才能够显出语言个性来。两者缺一不可，失去一方，另一方没有存在的基础和必要。语言的本质要是只有共性，学生就无需花时间到学校学习语言，他们可以无师自通。语言的本质要是只有个性，学习外语就失去了基础，学校开设外语课是浪费时间，学生很难学好外语，或根本不可能学好外语，外国人与中国人不可能交流。语言是共性和个性折中的产物，共性给人们学习语言词汇提供了前提，个性给学习者提供了努力的方向，通过努力学习方可学好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