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个视角看翻译

一、莫言获奖背后的翻译问题

2012年莫言获得国际文学界的大奖——诺贝尔文学奖肯定是中国文学界乃至文化界最引人注目，且最令人激动的事件了，它极大地提升了人们对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自信。莫言的获奖，其背后有许多因素在起作用，但其中翻译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然而，尽管谁都知道莫言的获奖其背后有个翻译的问题，却不是谁(包括国内的翻译界)都清楚，这是些什么样的翻译问题。日前读到一位老翻译家在莫言获奖后所说的一番话即是一例，他对着记者大谈“百分之百的忠实才是翻译主流”、要“逐字逐句”地翻译等似是而非的话^[1]，却不知莫言作品的外译事实正好与他所谈的“忠实”说相去甚远:英译者葛浩文在翻译时恰恰不是“逐字、逐句、逐段”地翻译，而是“连译带改”地翻译的。他在翻译莫言的小说《天堂蒜薹之歌》时，甚至把原作的结尾改成了相反的结局。然而事实表明，葛浩文的翻译是成功的，我这里特别是指译者在推介莫言的作品并让它们在译入语国家切实地受到读者的欢迎和喜爱方面。德国汉学家顾彬指出，德译者甚至不根据莫言的中文原作，而是选择根据其作品的英译本进行翻译，由此可见英译本迎合了西方读者的语言习惯和审美趣味。

仔细考察一下，莫言获奖背后的翻译问题主要有如下几个:

首先是“谁来译”的问题。莫言作品的外译者，除了美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首席翻译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外，还有法译者杜特莱(Nol Dutrait)和尚德兰(Chantal Chen-Andro)夫妇，瑞典语译者陈安娜等。这都是些外国译者，他们为莫言作品在国外的有效传播与接受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诺奖评委马悦然所指出的，他们“通晓自己的母语，知道怎么更好地表达。现在(中国国内的)出版社用的是一些学外语的中国人来翻译中国文学作品，这个糟糕极了。翻得不好，就把小说给‘谋杀’了”。马悦然的说法也许不无偏激之处，因为单就外语水平而言，我们国内并不缺乏与这些外国翻译家语言水平相当的翻译家。但是在对译入语国家读者细微的用语习惯、独特的文字偏好、微妙的审美品位等的把握方面，我们还是得承认，国外翻译家显示出了我们国内翻译家较难企及的优势，这恐怕是我们在向世界推介中国文学和文化时必须面对并认真予以考虑的问题。

其次是作者对译者的态度问题。莫言在对待他的作品的外译者方面表现得特别宽容和大度，给予了充分的理解和尊重。他不仅没有把译者当作自己的“奴隶”，而且还对他们明确放手:“外文我不懂，我把书交给你翻译，这就是你的书了，你做主吧，想怎么弄就怎么弄。”正是由于莫言对待译者的这种宽容大度，所以他的译者才得以放开手脚，大胆地“连译带改”，从而让莫言的外译本跨越了“中西方文化心理与叙述模式差异”的“隐形门槛”，并成功地进入了西方的主流阅读语境。有人曾对莫言作品外译的这种“连译带改”译法颇有微词，质疑“那还是莫言的作品么?”对此我想提一下林纾的翻译，对于林译作品译介的是不是外国文学作品的问题恐怕不会有人表示怀疑吧?这里其实牵涉一个民族接受外来文化、文学的规律问题:它需要一个接受过程。我们不要忘了，中国读者从读林译的节译本《块肉余生述》，到读今天董秋斯、张谷若或其他译者译的全译本《大卫·科波菲尔》乃至“狄更斯全集”，已经花了一百多年的时间。然而当代西方国家的读者对于东方、包括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真正兴趣却是最近几十年才刚刚开始的，因此我们不可能指望他们一下子就会对全译本以及作家的全集感兴趣。但是随着莫言获得诺奖，我相信在西方国家也很快会有出版社推出莫言作品的全译本甚至莫言作品的全集。

再次是译本由谁出版的问题。莫言作品的外译本都是由国外的著名出版社出版的，譬如他的法译本的出版社瑟伊(Seuil)出版社就是法国最重要的出版社之一，这使得莫言的外译作品能很快进入西方的主流发行渠道，也使得莫言的作品在西方得到有效的传播。反之，如果莫言的译作全是由国内出版社出版的，恐怕就很难取得目前的成功。近年来国内出版社已经注意到这一问题，并开始积极开展与国外出版社的合作，很值得肯定。

最后，作品本身的可译性也是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这里的可译性不是指的一般意义上的作品翻译时的难易程度，而是指的作品在翻译过程中其原有的风格、原作特有的“滋味”的可传递性，在翻译成外文后这些风格、这些“滋味”能否基本保留下来并被译入语读者所理解和接受。譬如有的作品以独特的语言风格见长，其“土得掉渣”的语言让中国读者印象深刻并颇为欣赏，但是经过翻译后它的“土味”荡然无存，也就不易获得在中文语境中同样的接受效果。有人对贾平凹的作品很少被翻译到西方去，甚至几乎不被关注感到困惑不解，觉得贾平凹的作品也很优秀啊，似乎并不比莫言的差，为什么他的作品没能获得像莫言作品一样的成功呢?这其中当然有多种原因，但作品本身的可译性恐怕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莫言作品翻译成外文后，“既接近西方社会文学标准，又符合西方世界对中国文学的期待”，这就让西方读者较易接受。其实类似情况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早有先例，譬如白居易、寒山的诗外译的就很多，传播也广，相比较而言李商隐的诗的外译和传播就要少得多，原因就在于前两者的诗浅显、直白，易于译介。寒山诗更由于其内容中的“禅意”而在正好盛行学禅之风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日本和美国得到广泛传播，其地位甚至超过了孟浩然。

不难发现，以上对莫言获奖背后的翻译问题的讨论视角显然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翻译研究者那种仅仅关注“逐字译还是逐意译”等狭隘的语言文字转换的层面，而是把目光投向了更为广阔的跨文化交际的层面，不光关注文本以内如何翻译的问题，还要关注文本以外译作如何传播与接受等问题。其实经过了中外翻译界一两千年来的讨论，“该如何译”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翻译应该忠实原作”也早已是译界的基本常识，无须赘言;至于应该“逐字译”、“逐意译”，还是两相结合等，具有独特追求的翻译家自有其主张，也不必强求一律。倒是对后一个问题，即译作的传播与接受等问题，长期以来被人们所忽视甚至无视，从而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现在是到了换一个视角看翻译的时候了。

二、正视译出活动的特殊性

所谓换一个视角看翻译，确切地说，就是要求我们拓展我们的视野，从更高、更开阔的层面，也即从跨文化交际的层面上去审视翻译，去理解翻译，去认识翻译的性质及其本质目标，就是要求我们跳出狭隘的仅仅局限在文本以内的语言文字转换层面去看待翻译的传统眼光，而还能注意到文本以外影响、制约翻译行为的各种因素，影响、决定翻译的传播、接受效果的各种因素。站在跨文化交际这个高度看翻译，那就不仅应该看到翻译的译入行为及其相关活动，而且还应该看到翻译的译出行为及相关活动，应该看到与翻译的译入行为和活动相比，翻译的译出行为及相关活动呈现出传统翻译研究甚少关注和思考的一些特殊问题。而缺乏对翻译的译出行为和活动的特殊性以及相关问题的关注与思考，恰恰是传统翻译研究和传统翻译理论的一个空白，同时这也是一个应该由我们今天的翻译研究者去填补的空白。

两千余年的中西翻译史表明，历代翻译家和翻译研究者对翻译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建立在对翻译的译入行为、译入活动的思考的基础上的。这当然也很正常，因为事实上翻译的发生和发展首先也总是与翻译的译入行为和活动密切相关的，翻译的发生基础就是译入语国家或民族对外国、外族的先进文化主动的强烈需求。古罗马人对古希腊文化典籍的翻译是如此，文艺复兴时期英、法、德等国对古希腊、罗马文化典籍的翻译是如此，清末民初我国对西方文化典籍的翻译也同样如此。正是由于译入语国家本身内部就有对外国的先进文化和优秀文学作品主动的强烈需求，因此译入语国家的翻译家通常也就往往把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如何把原作翻译好等问题上，诸如如何尽可能忠实地传递原作的内容、形式、风格等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翻译技巧方面的问题，等等，而甚少、甚至根本不考虑翻译出来的作品在译入语国家的传播、影响与接受效果等只有在进行翻译的译出行为和活动时才会突显出来并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由此我们也就不难发现，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到目前为止我们在推动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一事上所存在的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即把翻译的译出行为和活动简单地等同于翻译的译入行为和活动，而看不到翻译的译出行为和活动的特殊性。于是尽管我们为此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组织了一批像杨宪益夫妇那样一流的翻译家和外国专家，配备了我们国家最好的印刷和纸张，与此同时还投入了大量的资金，然而翻译出来的作品，其传播、影响与接受的效果却远不如预期:杨译《红楼梦》在英语世界遭到冷遇，西方读者大多青睐英国翻译家霍克斯的译本;旨在介绍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外文版“熊猫丛书”读者越来越少，乏人问津;编辑、出版了长达半个世纪的英、法文版的《中国文学》杂志，最后也因各种各样的原因而只能黯然停刊^[2]。如此结果其背后当然有许多原因，但其中以我们对翻译的译入行为和活动的理解和认识去指导我们的译出行为和活动，恐怕是我们的这一翻译行为和活动未能取得预期效果的最主要和最重要的原因。

诚然，从表面看，译入(in-coming translation)与译出(out-going translation)这两种翻译都是两种语言文字之间的一种转换行为和活动，只是翻译的“方向”不同而已，在这一层面上两者确实并无二致。然而从深层次看，由于它们的本质都是一种跨文化交际行为和活动，因此它们的行为和活动就不能不受到跨文化交际规律的制约。而不同民族、国家之间文化交流的流向是有其内在的规律的，它总体上总是从强势文化流向弱势文化，这样的例子在古今中外的翻译史上可以说比比皆是。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对西方文化、文学的译介品种和数量都远远超过西方国家对我们国家文化、文学的译介品种和数量的原因。

这么说并不是妄自菲薄，贬低自己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而是要揭示一个我们必须面对的客观事实。回避事实，不敢正视事实，甚至闭眼不顾事实，只会导致我们相关的跨文化交际行为和活动的失败。顺便可以一提的是，其实历史上我们中华文化也有过辉煌的时期，中华文化也曾经是周边国家心目中的强势文化，当时周边国家曾派出过许多知识分子来我国学习中华文化，并把中华文化的典籍带回各自的国家，翻译成各自国家的语言文字，并在他们的国家广为传播。是由于晚清统治者的腐败、昏庸和闭塞，导致我们国家从近代起与西方发达国家拉开了距离。近代中国的落后是促成清末民初我国历史上第二次翻译高潮的最直接和最根本的原因，与此同时，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它也是造成当代西方发达国家面对有着五千年悠久深厚历史的中华文化却仍然会表现出一种倨傲自大的文化自负的原因，因为它们国家里的不少人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具体而言，是对中国国家和民族的认识，仍然停留在清末民初那个时代。在他们的心目中，中国人还穿着马褂旗袍，留着长辫子，戴着瓜皮帽，中国女人仍然裹着小脚……张艺谋的某些影片之所以能在西方走红得奖，正是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相当数量的西方观众对中国和中国人的这种畸形想象。这种现象当然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但它又是当今国际社会的一个现实，我们必须面对它，正视它。这个现实给予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在国外，尤其是在西方发达国家，远未形成像我们国家这样一个对外来文化、文学有着强烈需求的接受环境，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中译外工作时，我们必须考虑如何在国外，尤其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培育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受众和良好的接受环境的问题。本刊自去年第二期推出连载的“借帆出海——史译论语选载”系列即是在这方面所做的一个探索，译者希望通过把论语与西方前贤名家思想的比较，拉近两者的距离，有助于当代西方读者对中国古代典籍的阅读与理解。

三、探索新视角下的翻译理论

当代西方国家社会里这种对中国文学和文化接受环境的特殊性提醒我们，文学作品的跨国、跨民族的译介与传播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它远非我们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样只是一个简单的语言文字转换的问题，尤其是涉及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对外译介，更受制于一系列特殊的因素，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国力强弱，到审美趣味、阅读习惯、语言文字的偏好，等等。我们有些人往往只是从外译中的角度来看待中译外的问题，也即把译出翻译等同于译入翻译，这就把问题简单化了，背离了跨文化交际的规律。莫言作品外译的成功和此前半个多世纪我们国家在对外译介中国文学和文化典籍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好好反思。

当然，这里不无必要强调指出的是，莫言作品外译的成功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国内从事中国文学、文化外译和出版的翻译家和出版社从此就无可作为。此前我曾在多个场合提到，由于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在文化交流层面存在的时间差(time gap)和语言差(language gap)，西方国家能够从事中国文学、文化典籍外译的译者数量相当有限，而中国文学和文化值得译介的优秀作品却是数量巨大，这就决定了中国文学和文化典籍的外译不可能仅仅依靠外国译者，而离不开中国本土翻译家的积极努力和共同参与^[3]。只是我们的翻译家在积极努力和参与中国文学和文化典籍的外译时，要认真吸取从前的经验教训，避免重蹈覆辙，必须调整我们的翻译的指导思想，我们的翻译方式、方法和策略，要探索新视角下的翻译理论，有效地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让中国文学和文化能切实地“走出去”。

说到翻译理论，我此前曾说过，“严格而言，翻译研究或者说翻译学并没有完全属于自己的理论，所谓的翻译理论实际上大多借鉴自其他学科理论”^[4]。但这并不是说翻译研究就不可能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理论。这其实是所有新兴的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的一个特点，它们就是在不断地借鉴其他学科理论的过程中，结合自己的相关实践，吸取一切于自己学科有用的思想、主张和经验，丰富、深化对实践的认识，然后慢慢地上升为理论。

因此，新视角下的翻译理论首先要求我们必须跳出所谓的“翻译本体论”或“语言本体论”，这种把翻译仅仅视作一种语言行为，并把翻译仅仅定位在两种语言文字转换层面上的理论，局限了我们的视野，看不到除了笔译之外的其他各种翻译形态，诸如口译、机辅翻译、符际翻译以及合作翻译等。这种理论还束缚了我们的思维，因而也就更看不到翻译的跨文化交际的实质。

其次，承认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行为已经是当代国际翻译界的共识，由此新视角下的翻译理论必然也是以此共识为其出发点构建其理论体系。为此，它就必须广泛借鉴交际理论、行动理论、传播学理论、信息理论、接受美学理论等思想，其中德国的功能学派翻译理论有望成为新视角下翻译理论的重要思想来源，该派理论中的一个核心思想，即把翻译定位为“以原文为基础的、有目的和有结果的行为”，认为“这一行为必须经过协商来完成”，提出“翻译必须遵循一系列法则，其中目的法则居于首位，即是说译文取决于翻译的目的”，等等^[5]，这些思想当能为我们今天探索新视角下的翻译理论以深刻的启迪。

最后，新视角下的翻译理论还必须进一步拓展自己的视野，跳出单纯的人文、社会学科的范畴。随着当今翻译实践中对现代最新科技手段的引入和应用，我们对翻译的研究也同样需要借助人文、社会学科以外的理论甚至当今最新的科技设备，譬如对口译者的心理学研究，对口译者在从事同声传译时脑电波活动情况的测试，等等，都已经越出了传统的人文、社会学科研究范畴。

换个视角看翻译，我们就能够构建起一个更加全面、更加科学的翻译理论，我们也就能够以这样的翻译理论去认识我们的翻译实践，去指导我们的翻译实践，从而实现切实有效的不同国家与民族之间的跨文化交流。

(原载《东方翻译》2013年第1期)

【注释】

[1]参见刘莉娜:《译者，是人类文明的邮差》，《上海采风》2012年第12期。

[2]限于篇幅，这里不展开叙述。我曾指导三位博士生对这三个个案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他们的博士论文，分别是江帆的《他乡的石头记:〈红楼梦〉百年英译史研究》，耿强的《文学译介与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熊猫丛书”英译中国文学研究》，郑晔的《国家机构赞助下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以英文版〈中国文学〉(1951—2000)为个案》。

[3]参见拙文《语言差与时间差》，《文汇读书周报》2011年9月3日;《中国文化如何才能真正有效地“走出去”?》，《东方翻译》2011年第5期。

[4]参见拙文《新时代语境期待中国翻译研究的新突破》，《中国翻译》2012年第1期。

[5]参见谢天振主编:《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35—1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