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贴近”原则

除去所有翻译工作都需要遵循的“信、达、雅”标准之外,外宣翻译更需要翻译工作者熟知并运用“外宣三贴近”^[1]原则,即坚持贴近中国发展的实际、贴近国外受众对中国信息的需求、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黄友义,2004：27）。“外宣三贴近”原则的其中两个原则都是以国外受众的信息需求和思维习惯为出发点的。一般情况下,凡是要对外介绍的素材,理所当然是贴近中国发展的实际和贴近国外受众需求的,对于从事外宣工作人员来说,最应该注意的是要潜心研究外国文化和外国人的心理思维模式,善于发现和分析中外文化的细微差异和特点,时刻不忘要按照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去把握翻译。最好的外宣翻译不是按中文逐字逐句机械地把中文转换为外文,而是根据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对中文原文进行适当的加工,有时要删减,有时要增加背景内容,有时要将原话直译,有时必须使用间接引语。怎么才能正确地运用这些技巧呢?具体地说,有两条原则必须坚持：一是充分考虑文化差异,努力跨越文化鸿沟。二是熟知外国语言习俗,防止落入文字陷阱,并建议每一个从事对外宣传的作者、翻译、编辑,都应在他们的写字台上放一个标语牌,上面写着：外国人不是中国人。这既是对外传播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也是我们外宣翻译工作应该遵循的指导原则。

我国文化外宣翻译工作就是基于外国受众的信息需求而开展的（朱义华,2013：2-6）。1990年,由中国外文局（中国国际出版集团）与耶鲁大学出版社合作的“中国文化与文明”系列丛书项目开始启动,计划分成画册、中国文学名著、中国哲学思想3个系列,大约翻译出版70种图书。该项目的始源动力来自于倾慕中国文化、对中国友好的美国有识之士,如时任美中书籍设计社社长的詹姆士•派克、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前社长莱登等。他们发现美国人乃至西方人普遍不了解中国,他们所具有的关于中国的知识,其实是被歪曲了的、不确切的,许多人对中国的恐惧与对立由此而生。因此,他们希望有一套符合西方人思考方式,使西方人易于读懂的出版物,将中国悠久而丰富的历史文化及中华民族的精神品质介绍给西方,以增进理解,传播文化,消除对立。该套丛书的翻译出版迎合了美国读者的需求,不但做到了通过文化、思想与艺术作品的对外宣传与传播让国外受众听到了来自中国的声音,而且还以国外人士喜闻乐见的形式让国外受众听懂了来自中国的声音。

1995年,我国正式启动了《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工程。这是我国历史上首次系统、全面地向世界推出外文版中国文化典籍的国家重大出版工程,计划从我国先秦至近代文化、历史、哲学、经济、军事、科技等领域最具代表性的经典著作中选出105种。丛书堪称我国大范围地向国外宣传译介中华民族悠久历史与灿烂文化一大壮举。温家宝总理在2004年给《大中华文库》项目组的回信中如此评价,该工程“是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有益实践和具体体现,对促进世界文化交流与合作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文库翻译和出版的质量之高,反映了我国目前的出版水平”。这套丛书常被当作“国礼”赠送给外国政府、领导人或著名科研、教育机构。

2004年下半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与新闻出版总署启动了“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2005年开始正式资助图书国外出版。根据规定,图书必须是反映中国当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发展变化,有助于国外读者了解中国、传播中华文化的作品,反映国家自然、社会科学重大研究成果的著作,介绍中国传统文化、文学、艺术等具有文化积累价值的作品。该计划满足了世界对中华文明和中国文化的期待,回应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快速发展的关切,也体现了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尤其是国家自然、社会科学重大研究成果的译介体现了中国对环境、能源、和平、发展等全球性议题的贡献。

2009年,“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开始启动,重点资助能代表中华文化的精粹和当代中国的文化成就的图书的翻译出版与对外传播。该工程是我国实施“引进来”与“走出去”相并举的文化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文化‘走出去’就是要使我国对外文化传播能力与综合国力相匹配,出版‘走出去’就是通过‘中国经典’回答国际关切、宣传中国精神,使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进程做出国际社会广泛认同的、重要的贡献”（柳斌杰,2011）。

文化“走出去”战略作为我国外宣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符合了外宣翻译“三贴近”原则。一经提出便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与密切关注,2012年年初举行的全国对外宣传工作会议也再次强调了“加大中华文化‘走出去’步伐,展示中华民族丰富多彩的优秀文化和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华春雨,2012）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