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谈话节目策划的意义

三、电视谈话节目策划的意义

电视谈话节目的策划是电视谈话节目录制之前的前期准备工作，体现了电视编导对谈话现场的预测和掌控能力，也体现了编导对成形后的节目所具有的超前编辑意识。电视谈话节目策划是为了谈话现场的交流能够顺利进行，并使相对热烈的谈话氛围能够贯穿于节目当中，避免冷场等因素的发生。同时，节目策划能够对节目的谈话走向、节目的风格、成片后的种种因素进行预期确定，以保证节目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

1.电视谈话节目策划的必要性

策划是为了资源的有效配置和整合，尽量发挥组合配置的特点和优势。同样的要素，如没有好的组合而是完全无秩序的简单堆积，只能是事倍功半，很难达到预期效果。因此能够使电视谈话节目的各项资源达到最佳配置、最佳组合就成为电视谈话节目策划的核心。在充分调动各种资源、形成合理有序的组合的基础上，才能形成组合的整体大于部分之和。

电视谈话节目篇幅长，节目容量大，一般都在30—50分钟左右，如：中央电视台的《实话实说》节目时长35分钟，北京电视台的《国际双行线》节目时长50分钟，中央电视台的《对话》栏目时长60分钟。这些节目往往占据频道的黄金时段，是电视台的重头戏。节目会牵涉很多相关专业人员，各工种之间的协调和配合都需要一个统一的调度，而这种调度正是蕴含在节目的策划运作当中的。

应当说，在这一方面，美国的电视谈话节目所实行的工业化标准式的操作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为了保证每一期节目都能获得高收视率而不失水准，每一期谈话节目都是按照标准的制作流程进行，保证谈话节目的质量。而庞大的制作队伍和团体以及相互之间的协调保证了节目的正常运行和高收视率。如，美国的电视谈话节目《今夜谈话节目》，主持人是有“深夜谈话节目之王”称号的强尼·卡森，每晚播出的这档深夜谈话节目要动用上百位专业人员。“卡森最后一档谢幕节目动用了两位执行制作人、一位现场制作人、一位导演、一位协作制作人、两位定稿人、六位撰稿人、一位音乐指导、一位音乐指挥和助理音乐指挥、三位人事协调人、一位广告管理人、四位制片主任，一位助理导演、一位美术指导、一位制片助理、一位技术指导、一位灯光指导、两位录音师、一位音频工程师、三位录像剪辑师，一位高级木工、一位道具员、一位高级电工、五位摄制人员，一位化妆师、一位发型师、一个绘图车间、一位服装指导和若干其他助理人员……当天晚上该节目的收视率达到了5 000万人”^[4]。如此众多的制作人员，都是为了保证节目的谈话出彩，而如何协调各工种，使他们各尽所能，正是策划所必不可少的环节。从这一角度看，这些因素都使我们从一个更广阔的背景和思路去考虑电视谈话节目的策划运作，而不仅仅局限于节目的具体内容。

话题、嘉宾、现场观众的选择决定着现场谈话的质量和谈话氛围，这些要素都需要在演播室录制前完成，这些因素是电视谈话节目成败最直接的因素。如果没有事先周密的策划，很难保证长时段谈话的顺利进行，如果对现场预期因素估计不足，也可能导致节目失败。

现场谈话对象庞杂，尤其是有观众参与的谈话节目，嘉宾和观众共同组成“谈话场”，现场各抒己见，舆论复杂，头绪很多，存在着较多的不可控因素。如果没有对谈话走向的预期设定或者正确估计，主持人很难在现场掌控谈话方向、激发不同舆论，实现谈话的平衡调度。

以上因素的存在使电视谈话节目必须引进较为系统严格的策划机制，在节目各个环节的策划上需要缜密的考虑，在演播室录制前做出较为详细的策划方案。

2.建立策划的运作机制

随着中国电视的逐步发展和国外电视制作理念的进入，我国电视界尤其是电视新闻界已经开始接受了“节目策划”这个概念，同时许多电视台也逐步引进策划运作机制，树立策划先行的节目制作理念，并建立了策划人的培养和延揽机制。尤其是“Talk Show”节目作为国外“辛迪加”节目制作公司比较成熟的节目形式，有其一整套较为成熟的节目策划运作模式。而我国在引进模仿这些节目样式的同时，也在学习他们的策划运作机制。在这一方面，中央电视台1996年开播的《实话实说》不仅开创了电视谈话节目的先河，而且为中国电视谈话节目的整体策划运作开了一个好头。这就是树立节目的整体策划意识，引进节目策划人，通过社会智囊为节目出谋划策，使策划成为节目必不可少的一环。随着中央电视台和地方电视台的众多电视谈话节目的开播，不同类型的谈话节目也出现了不同的节目策划方式和对案形式。一些节目成立了较为稳定的策划团体，形成了节目策划先行的运作机制。从电视谈话节目制作的普遍规律看，谈话节目的策划有这样几个必要环节。

（1）树立整体策划意识和观念。

观念对事物的发展起着决定作用，意识和观念是长期和相对固定的。而缺乏策划意识和观念，节目不会有很好的质量，正如《实话实说》原节目主持人崔永元谈到：“目前全国有一百多个谈话节目，到我们那里学习过的不下几十个。他们回去以后，大都没有建立起自己的策划队伍……他们说他们觉得推行起来非常难，我们可能觉得策划很重要，但是台领导不觉得重要，其他工种也不觉得重要，总是在吃醋，弄得文化人心里不舒服，慢慢就退出了。当策划队伍退出你的节目以后，你的节目文化品位也退出了。”^[5]

具备整体策划意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策划应该是一个栏目的整体行为，而不仅仅是单个编导的具体操作。虽然单个节目的策划需要落实到具体的编导或策划人来进行前期采访和资料收集工作，但是从节目的整体来讲，每期节目应该调动必要的智囊团来出谋划策，为节目方方面面的因素做出周详的建议，使节目策划形成一个综合作战的态势。

第二，节目策划应该是对节目的整体综合考虑，在每一期节目里，选题、嘉宾和观众的选择，话题走向，现场的预测，主持人的预备对案，影像资料和文字资料的收集，最后成片的大致脉络和风格等等，都应该是每一期节目策划的要素，应当纳入每一期节目的策划案中，只不过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可以根据节目的侧重点做出相应的调整。

除此之外，还应注意对主持人角色的把握。很多人都说，电视谈话节目是真正意义上的“主持人”节目，这是针对节目和主持人转型时期非常突出的一点，体现了主持人在节目当中的能动地位。但是很多人在这一点上开始走极端，认为以主持人为中心，就意味着所有的现场都应该交给主持人去把握和掌控，主持人成了一个万能的人，而谈话节目似乎借主持人的嘴就能以低成本获得高收视率。因此，在中国电视谈话节目的初期阶段，很多谈话节目就完全把宝押在主持人身上，认为主持人在现场发挥、即兴表演就能成就节目的一切。这加大了主持人的工作量和压力，不利于栏目的长期生存。实际上电视谈话节目是以主持人为中心、以现场即兴性为核心的。这为节目制作增加了许多难度，更需要有一套完备的策划机制和预案控制作为保障，综合方方面面的信息，为主持人提供详细、立体的节目背景资源。同时为主持人的形象因素和语言因素提供充分的设计和考虑，使主持人真正能在谈话现场轻松地说好、控制好。

第三，策划应该是整个栏目运作当中的固定、标准的流程，而不是单个节目偶然之选。应该以栏目为整体，形成节目策划的长设机制和稳定的操作模式，而不是把策划仅仅作为重大节目或重大活动的权宜之计。这样才能使每期谈话节目都保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准上。这也是国外电视节目工业化标准操作的经验，只有在稳定节目质量的基础上才能创造并维持一个较为稳定的收视率。

（2）建立专门的策划团队。

目前电视谈话节目的策划人团队组建分两类，第一类是在栏目内组建专门的策划人队伍，又被称之为“内脑”。这些专职人员大多是常年工作在一线的电视记者，他们熟悉电视制作规律并积累了一定的采访经验。他们的任务更多的是从相对微观的层面参与节目的策划，承担着谈话节目演播室录制前的具体策划操作，如，收集相关背景资料，理顺演播室嘉宾的社会关系，在前期采访的基础上，为节目的预案讨论提供一个参考方案，同时也负责策划案的细化和资料收集整理的环节。在这一点上，有时候，策划人和编导的职责互有交叉。这些专职的策划人员形成的策划方案具体实际，符合电视制作传播规律，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而且长期固定的专职工作，使策划人对节目的整体风格和主持人的风格都有相当程度的熟悉，能够保证节目的稳定。

第二类是从社会上聘请兼职的策划人员，形成相对固定的策划工作机制。这些兼职策划人员主要是来自高校的学者，长期从事某类研究的资深专家或具体的从业者，又被称为节目的“外脑”。

这类人员又分为两种，一种是从宏观角度来考虑问题的社会、文化学者专家。他们更多从国家政策、体制、社会发展规律以及文化历史意义去把握节目的方向。他们注重节目与社会发展的贴近度，节目深层次的内涵，高屋建瓴地指明不同事物的关联，从而为节目的纵深度和横向度的拓展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背景，能够挖掘出节目更丰富的内涵。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节目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在于，它善于把高校学者专家资源引进节目中来，利用他们对转型期社会的读解丰富充实节目内涵。这些学者组成了《实话实说》栏目的相对固定的策划班子，包括杨东平（北京理工大学，教育学专家），郑也夫、周孝正（两位都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陆建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专家），此外还有邝阳、黄艾禾、梁平等学者和资深记者。正是这些学者的综合知识背景和宏观视野，使节目从一开始就体现出宏大叙事的特点，能够贴近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发展特点，在节目当中渗透着很深厚的人文内涵。正如主持人崔永元所说，“一开始，我们就选择了这样的策划班底，一个由北京著名的社会学者、教育学者组成的强大阵容。他们策划节目和我们电视人策划节目最大的不同是，我们只想节目的样式，他们希望在节目中体现他们的思想，在节目中体现他们的做人，这一点到今天，《实话实说》还在受益。”^[6]

另一种是行业的资深从业者和专家，他们从不同专业领域为相应的话题提供专业知识背景和读解，从相对中观的层面为节目提供智力支持。《对话》请了几十位专家做策划人，其中包括方向明、童宁、石述、关秀、苗棣、王甫等策划人员，他们有的是财经专家，有的是资深记者，有的是媒体专家。而“方向明在节目发展初期以他专业的财经知识，极强的从繁杂中抽取精要的能力……使《对话》栏目的发展受益匪浅”^[7]。

第二类节目策划人在栏目当中是处于一个相对自由的空间里，每一期节目根据选题领域不同而有不同的选择对象，因此这类节目策划人运作机制相对灵活。

应当说，从一个完整的策划运作机制来看，结合这两类策划人的特点，使节目能够从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得到观照，是电视谈话节目策划运作最好的模式。运用第一类策划人懂电视规律和所给出的案本操作性强的特点，辅之以第二类策划人提供宏观和方向的把握。这样的运作机制真正使节目既能跳出来，从大处着眼；又能深入进去，从具体着手，落实到实处。中央电视台的《实话实说》、《小崔说事》、《艺术人生》、《对话》等谈话节目都是采用这种“内外兼顾”的方式，在这个基础上稍微调整，逐渐形成适合自己栏目特点的策划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