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版《鲁迅全集》的出版

二、1958年版《鲁迅全集》的出版

由于种种客观条件的限制，《鲁迅全集》1938年版本身是有缺点的。主要是搜集鲁迅著作有所不足，其中缺《鲁迅书简》和《鲁迅日记》两大部分，其他还有佚文的搜集等。《鲁迅书简》最初由许广平编定，1937年出版了影印本。此书收信虽仅69封，但它使社会认识到鲁迅书信的价值，开了搜集鲁迅书信的风气。此后许广平于1946年再次出版了《书简》排印本，收信增至800余封。《鲁迅日记》最初于1938—1939年曾发表片断，但全书在1951年才得以影印出版。此外，佚文收集的较大成果有唐张的《鲁迅全集补遗》（1946年）及《续编》（1951年），还有一些其他发现。这些内容都有重新荟萃的必要，这就使新版《鲁迅全集》有了需要和可能。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也为新版《全集》的出现提供了时代的契机。人们知道，许广平解放前曾冒着很大风险和花费许多心血办起了鲁迅全集出版社。随着革命形势发展和工作需要，1948年10月在中共地下党安排下，她离沪经香港，秘密转入东北解放区。翌年2月下旬抵北平，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被推举为全国政协委员。10月出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秘书长。与此同时，她还担任全国民主妇联和中国民主促进会的领导工作。身肩重任异常繁忙的她，此时已实在无暇顾及鲁迅全集出版社的各项工作。同时为了更好地宣传鲁迅精神，规范鲁迅著作出版，防止盗版和向广大读者群众普及鲁迅作品，在征得出版总署的同意后，她于1950年10月将鲁迅著作出版权和全部版税上交出版总署。为此，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于1950年10月7号开会作出决定：由总署代表鲁迅家属向各私营书店收回鲁迅著作的版权，禁止投机商人胡乱编选与偷印盗版，在上海建立鲁迅著作编刊社，任命冯雪峰为社长兼总编辑。冯雪峰不仅是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家和诗人、作家，而且是鲁迅晚年的学生和亲密战友，堪称是熟悉鲁迅著作、了解鲁迅思想的“通人”。他一面着手草拟了《鲁迅著作编校和注释的工作方针和计划方案》，一面很快调集了王士菁、孙用、杨霁云、林辰等几位全国知名的鲁迅研究专家，还有工作人员杨立平与殷维汉。其中孙用和杨霁云系经许广平推荐，林辰则是由冯雪峰专门致函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长楚图南，将其从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的教学岗位调来上海的。他们在冯雪峰的直接领导下，组成一个精干而敬业的编校班子，开始漫长的兢兢业业的从事鲁迅著作的搜集、整理、编辑、注释工作。

解放之初，百废待兴，一切都因陋就简，工作条件相当艰苦。名为“编刊社”，实际连一个最起码的“社址”也没有。因为冯雪峰时任“上海文协”主席，便由其出面借用武进路309弄12号“作协”二楼两间屋子作为办公地方。当时寻找参考书籍资料也十分困难。幸而许广平考虑得十分细致周到，1950年她从上海搬家到北京时，曾将鲁迅的遗物一分为三：首先将与鲁迅在上海和北京生活工作时有关的纪念物品分别移赠上海鲁迅纪念馆和北京鲁迅故居；而将另一份与鲁迅著作注释有关的大量手稿和剪报，他人写给鲁迅的信函以及鲁迅生前搜求的碑帖等则都送交鲁迅著作编刊社，成为编注全集最重要的依据和第一手珍贵参考资料。

那时刚刚解放，一切均属草创，冯雪峰不顾身兼数职，于1950年10月份，亲手起草《鲁迅著作编校和注释的工作方针和计划草案》（共14页）。又在1950年11月间，在上海成立了“鲁迅著作编刊社”，负责出版鲁迅的著作。冯雪峰带领着王士菁、杨霁云、林辰、孙用等鲁迅研究专家，开始了收集、整理、注释、编辑出版鲁迅著作的工作。许广平同志对于出版有注释的《鲁迅全集》是全力支持，毫无保留的。因为她信任冯雪峰同志，她深知冯雪峰是20世纪20年代初西湖杭州《湖畔诗社》四诗人之一，后来走上了革命道路，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入党，是党内少数的著名文艺理论家之一。冯雪峰也是“左联”创始人和党团的领导人之一，后到江西苏区任中央党校副校长（正校长是董必武同志），是作家中屈指可数的长征老干部之一。1930年至1936年，代表中国共产党与鲁迅有过密切的交往。他本人在新四军工作时，经过皖南事变，住过上饶集中营，是一位久经考验的、有文化素养，又是仅次于毛泽东和瞿秋白，正确、全面评价鲁迅的党内第三位权威人士。

1951年春，冯雪峰又被任命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开始筹组国家级规模宏大的专业文学出版社，肩上的担子异常沉重。为了工作方便，减少奔波，翌年7月，编刊社迁来北京，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并经调整作为其下属的“鲁迅著作编辑室”，继续开展工作。

经过数年辛勤编纂，具有开创性意义的第一部附有注释的10卷本《鲁迅全集》终于在1958年10月诞生了。此版全集的书名系由鲁迅友人、著名书法家沈尹默先生题签。各卷卷首均有“说明”，并附鲁迅各个时期照片和相关墨迹。末卷最后附有简略的《鲁迅著译年表》。各卷所收文章经相关责任编辑依据作者手稿或各篇最初发表时的报刊进行细心校勘，纠正了1938年版许多误植、脱漏与印错的文字、标点。

10卷注释本全集与1938年版最大不同则在于，它“专收鲁迅的创作、评论和文学史著作”以及部分书信。而翻译作品和古籍辑校则另行整理与编辑。故以后又有10卷本《鲁迅译文集》与4卷本《鲁迅辑录古籍丛编》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58年12月和1999年7月分别出版。这次出版的《鲁迅全集》共10卷，第一卷包括《呐喊》、《坟》、《热风》；第二卷包括《彷徨》、《野草》、《朝花夕拾》、《故事新编》；第三卷包括《华盖集》、《华盖集续编》、《而已集》；第四卷包括《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第五卷包括《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第六卷包括《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第七卷包括《集外集》、《集外集拾遗》；第八卷包括《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第九卷包括《两地书》、书信；第十卷为书信，此外并附有简略的鲁迅著译年表。

对于鲁迅著作的正文，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根据作者亲自编校的初版、最初发表时的报纸和杂志，以及作者的手稿，作了一些校勘工作，初步地改正了过去版本中印错的字和标点。

总体而论，《鲁迅全集》1938年版和1958年版的最大区别首先是时代的差异，分水岭就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如果说，理解1938年版的主要坐标在于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话，那么要理解1958年版，其坐标就必须加入新中国的成立。新中国成立后，鲁迅被推崇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指出“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国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这就为在新时期如何认识鲁迅定下了基调，这一基调和蔡元培、许广平有所不同，潜在地成了新版《全集》的基调。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由于社会的推崇和公认，也由于毛泽东的倡导，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中的地位已不可动摇。但是，在鲁迅生活的时代和新变化之间，毕竟存在着若干难以弥合的差异，而且当年和鲁迅相关的一些人和事在时代变化中也产生了方向各异的变化，对此如何理解，成了编纂新版《全集》的重要课题。这样在《全集》的新、旧版之间，就自然落下了时代变化的投影。^[2]下面仅从对鲁迅著作的注释为例加以说明：

1958年版《全集》编写了近八千条注释（另每卷前有“说明”，说明该卷所收著作的版本状况），这是鲁迅逝世后的长期研究成果，是开创性的工作。注释虽然以“普通中学毕业学生都大致看得懂”为大概标准，实际作用却不止于此。《鲁迅全集》是一部牵涉面极广的大师作品集，它的文化触角渗向四面八方，而注释在相当程度上就是这些触角的展示。在20世纪50、60乃至部分70年代，中国大陆处于一个相对禁锢的时代，流通著作中真正可读的极少，仅有毛泽东著作和鲁迅著作内涵较为丰富，他们的著作及其注释确实滋养了一代人。然而，《全集》新版的编纂毕竟面临着一个变化的时代，《全集》出版延续的1956—1958年又恰好跨越着1957年的反右斗争，编纂者本身也受到了冲击。面对鲁迅著作所牵涉到的范围极大的种种人和事，注释必须明确表态，于是注释中具有政治色彩的批判性言辞触目皆是，而对30年代上海文艺界各种力量间的一些争论，其注释更受到权力的介入而多次修改，有的甚至后来引起了轩然大波。故此版《全集》注释，留下了种种时代的痕迹，在所难免。

1938年版《全集》共20卷，1958年版《全集》删削后10卷保留前10卷，于前10卷中第7卷以后部分又重加编辑，基本在旧版的“古今中外”里除去“古”和“外”，突出“今”和“中”，正和当时流行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思想相呼应。凡时代变迁会导致对文本认识的变化，而认识的变化也会在文本上留下痕迹。新版《全集》在已经确定编目的出版过程中，由于受到政治因素的干扰，原来的编纂设想仍然有所变化。最突出例子就是书信部分。《全集》1956年出版第一卷时，卷首“出版说明”这样承诺：“本版新收入现在已经搜集到的全部书信。”而在1958年出版第九、十两卷时，在分卷的第九卷“出版说明”中却改变了这一承诺。我们这次印行的《书信》，系将1946年排印本所收855封和到现在为止继续征集到的310封，加以挑选，即择取较有意义的，一般来往信件都不编入，计共收334封。《全集》总的《出版说明》和分卷《说明》的不一致，就是编纂设想受干扰所留下的痕迹。《说明》中的“1946年排印本”指许广平编的《鲁迅书简》。鲁迅一生留下的书简估计约有二千余封，《书简》仅搜罗到855封，不过三分之一左右，远有补充的余地。所以许广平在编后记中希望此书“在再版的时候加厚一倍，三版的时候更加厚一倍”。^[3]

然而，从1946年至1958年，时间虽过去了10多年，但书简的刊行反而减少了一半，如果算上新发现的300余封，则更减少至三分之一，和许广平的愿望恰恰相反。《全集》收信始于1910年10月致许寿裳，比《书简》收集始于1923年2月致李秉中要早，此为进步。但更多的是大量删落，如已被打倒的胡风的信自然是一封不留，萧军、聂绀弩等的信大量被删，而关于“两个口号”争论的信更被全部删除。可见政治乃至宗派的因素还是进入了《全集》的编纂。

1958年版《鲁迅全集》比1938年版《全集》终究是一个前进，编校注释者为此花费了极大的心血，功不可没。《全集》出版后，其姐妹版《鲁迅译文集》于1958年出版，《鲁迅日记》于1959年出版（两书装帧皆仿照《全集》），基本形成系列现象，对系统学习研究鲁迅遗产提供了进一步资料。

鲁迅生前曾说：“拿我的那些书给不到二十岁的青年看，是不相宜的……”又在致友人的信中表示：“我的文章，未有阅历的人实在不见得看得懂，而中国的读书人，又是不注意世事的居多，所以真是无法可想。”就连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郭沫若早在1940年也曾坦言：“不仅年青一代的人，就像我们这一代的人，要通晓鲁迅作品中的许多新旧故实和若干语汇，恐怕都要有精确的注解才行。”又说：“非有耐心的人而且和鲁迅生活比较接近的人来细心地做一番疏释的工作，恐怕时代愈经久远了，愈要使人难于通晓的吧。”

因此对鲁迅作品的写作背景、涉及的古今人物、历史事件以及社团、书籍、报刊乃至典故、名物、方言土语、引文出处，等等，尽可能一一加以注释疏证，就成为阅读鲁迅和研究鲁迅的一桩最基础的而又十分艰辛的工程建设了。10卷本全集正是为适应需要和深入普及，在没有先例可以参照依傍的困难条件下，筚路蓝缕地草创出一条注释鲁迅著作的新路，的确是历经艰难十分可贵！在冯雪峰亲自主持与领导下，“鲁编室”的几位专家，呕心沥血，费时数载，终于合作完成。工作程序大致是：先认真细致地各自负责自己承担的作品的校勘和注释，这自然需要付出心血时间查阅大量书刊。完成初稿后，即互相传阅。对于“互见”或“参看”之处，彼此随即交换意见或开会讨论。有时为准确注好一个词条，落实一个引文出处，所付出的心血、时间、代价，往往是局外人所无法想象的。

总之，10卷本鲁迅著作，特别是大量杂文所加的一些必要注释多达5 800余条，约54万字，这对广大读者读懂和加深理解鲁迅原著思想内涵，起到良好的辅助作用，是一次具有开创意义的尝试。

10卷本《鲁迅全集》当年分别以灰漆布面精装本、灰布书脊普精装本以及重磅道林纸精印的灰布硬封面大开本精装三种装帧出版，以后又陆续再版重印，累计近10万套。1958年版《鲁迅全集》的出版，功劳是卓著的，因为正是这部《鲁迅全集》的出版，才使得注释、学习和研究鲁迅著作的人越来越多，使新中国的鲁迅研究逐步发展成为一种专门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