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科技事业发展政策

一、新中国科技事业发展政策

（一）确立“人民科学”的政策

1949年9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通过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共同纲领》第43条规定：“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的建设。奖励科学的发现和发明，普及科学知识。”第44条规定：“提倡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经济、政治、文化及国际事务。奖励优秀的社会科学著作。”第47条规定：“注重技术教育，加强劳动者的业余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给青年知识分子和旧知识分子以革命的政治教育，以适应革命工作和国家建设工作的广泛需要。”^[1]

1950年8月17—24日，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的宗旨是贯彻《共同纲领》的方针。毛泽东接见了会议代表，朱德和周恩来到会讲话，中央人民政府部分部门负责人和科学院李四光在会上作了报告。这次会议基本上确定和提出了新中国科技工作的工作路线和方针。为此，《人民日报》发表了《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人民科学工作》的社论，社论不仅明确提出了人民科学的方向，而且对此做了深刻的说明、指出新中国的科学工作应该成为群众性的事业，应该把科学理论与群众的经验结合起来，把专家的智慧与群众的智慧结合起来，把科研工作与群众生产工作结合起来。因此，科学界正确的努力方向是“为国家建设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1954年3月，中共中央发布了中科院党组《关于目前科学院工作的基本情况和今后工作任务给中央的报告》的批示。这是“建国以后全面奠定党的科学政策的初步基础的第一个文件”。^[2]其中强调了科学对于国家建设的重要意义：“要把我国建设成为生产高度发达、文化高度繁荣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定要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在国家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已经开始的时候，必须大力发展自然科学，以促进生产技术的不断发展，并帮助全面了解和更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我国科学基础薄弱，而科研干部的生产和科研经验的积累，都需要相当长的时期，必须发奋努力，急起直追，否则就会由于科学落后而阻碍国家建设事业的发展。”^[3]

可见，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的科技方针是十分明确的，这就是《共同纲领》所规定的为国家建设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总方针。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科技工作总方针是中国共产党针对旧中国科技事业脱离实际、脱离人民的弊端提出的。实践证明，这一方针是适合当时我国国情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正确的科技发展方针。

（二）“向科学进军”口号的提出

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初步建立起来，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改造基本完成，人民民主专政进一步巩固；整个工农业生产和国民经济得到巨大发展。国家面临的任务，是要迅速地发展经济和科学文化事业，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国家大规模的建设任务进一步提上全党全国的议事日程，这就对科技工作提出了迫切要求，要求科技生产力大大发展，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更大贡献。然而，中国的科技水平还是落后的。经过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努力，中国的科技事业发展很快，科研机构和科技人员初具规模，科技水平有所提高。但总体说来，科技人才十分匮乏，1955年全国科研人员只有0.9万人，高校毕业生人数仅有5.5万人。科学技术水平仍十分低下，即使苏联援建的项目一般也只具有二三十年代的水平。因此，中央特别提出要重视科技工作，毛泽东在1955年初时说：“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4]周恩来指出：“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国家需要充分地发挥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5]

“向科学进军”的口号是周恩来在全国知识分子会议上首先提出的。1956年1月14—2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同志，以及重要的科学、教育、文化、卫生等单位的党员负责干部共1 279人。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毛泽东最后作了重要讲话。

为了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周恩来的报告提出了三项具体政策：第一，应该改善对他们的使用和安排，发挥其专长；第二，应该对于所使用的知识分子有充分的了解，给他们以应有的信任和支持，使他们能够积极地进行工作；第三，应该给知识分子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最后，报告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向现代科学进军”，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战斗任务。

在提出上述政策性规定后，周恩来做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安排。提出“制定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科学发展的远景计划”的任务，确定规划的指导思想是“按照需要和可能，把世界科学的最先进的成就尽可能迅速地介绍到我国的科学部门、国防部门、生产部门和教育部门中来，把我国科学界所最短缺而又是国家建设所最急需的门类尽可能迅速地补足起来，使十二年后，我国这些门类的科学和技术水平可以接近苏联和其他世界大国”。接着，周恩来提出达到这个目的的途径，主要包括：派人去苏联学习，聘请苏联专家，向外国专家学习；集中最优秀的科学力量和大学毕业生到科研方面；把科学院作为“火车头”，同时加强高校的科研力量；政府各部门加强科研工作；重视应用等等。最后，周恩来指出，为了认真而不是空谈地向现代科学进军，我们必须抓紧时间，必须为发展科研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6]

毛泽东在会议上的讲话虽然很短，但分量很重。据薄一波回忆，毛泽东讲话主要有以下几点：知识分子中的落后分子也是可以改变的，党要加强领导，促进他们的改变；我们要革技术的命，革没有文化、愚昧无知的命；搞技术革命，没有科技人员不行，不能单靠我们这些大老粗；要培养大批知识分子，要有计划地在科学技术上赶超世界水平，先接近，后超过。^[7]总之，这个会议开得很及时，也很成功。它既是新中国成立后党正确地阐明知识分子政策的宣言书，也是号召全国人民向科学进军的动员令。单就科技领域说，会议对科技价值和科技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做出了正确表述。

为了向科学进军，繁荣科学文化事业，党和毛泽东在总结领导科学文化工作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借鉴历史上学术文化发展的经验，针对我国科学文化领域中存在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形式主义等必须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在学术和文艺方面的“左”的倾向，正式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是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会议讨论了这个报告。4月28日，毛泽东就讨论情况做总结发言时提出：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首次提出了“双百”方针。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正式宣布实行这个方针。根据这个精神，5月26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怀仁堂向科学界文艺界作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系统详尽地阐述了党中央提出的这一方针。这篇讲话经毛泽东审阅后于6月13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双百”方针颁布后，中国知识界兴高采烈，一片拥护。科技界对“百家争鸣”的方针更是备觉必要和及时，科技界人士纷纷撰文表示欢迎，钱伟长说：“‘百家争鸣’是科学发展的历史道路，是同科学发展的客观规律相符合的，所以鼓励‘百家争鸣’就能推动科学的发展，我们从事自然科学工作的人，衷心地拥护这个方针。”^[8]

自从中共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以后，在“双百方针”的指引下，广大科技工作者精神振奋，为迅速提高中国科技水平而努力。但是，党对如何领导科技工作尚处于探索时期，科技政策缺乏稳定性。

从1958年开始，我国发动了“大跃进”运动。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全国立即掀起了各方面大跃进的高潮。6月，科学院举行了跃进誓师大会，号召破除迷信英美的奴隶思想，以排山倒海之势掀起向科学高峰大进军的热潮。在跃进口号的感召下，科技界从领导到科学工作者，无不雄心勃勃。但是，一味追求速度、时间，科技工作也出现了浮夸。从7月起，《人民日报》开辟了“努力攀上科技的高峰”的专栏，介绍科技跃进的成果，等于是放科技“卫星”。如报载中科院地质所稀有元素研究工作，过去定的是10年目标，科技跃进后，由于组织了10个突击队，结果10年工作用了10个月就“完成”了。1958年7月，中科院党组会议召开期间，有43个单位向会议献礼共927项，其中102项“已经达到或超过了国际先进水平”，“尤其是应用物理研究所，他们在大会第一天献礼22项以后，又苦干了三天三夜，在大会闭幕时又再次献礼45项，其中17项达到或超过了世界先进水平”。

（三）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的召开

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标志着党的指导方针的重要转变。毛泽东在会上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在毛泽东的倡导下，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纷纷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教训，以解决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全国第一个出现的政策性文件是“农业六十条”，第二个就是“科学十四条”。此后，工业、教育等各条战线也相继制定了各自的政策性文件。“科学十四条”是科技领域贯彻执行调整方针的重要文件，当时被誉为“科学宪法”。它是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经过反复讨论和修改而最后制定的。

1960年底，分管科技工作的聂荣臻先后到导弹研究院和中国科学院做调查研究。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聂荣臻主持了文件的起草工作，最后形成了《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简称《科研工作十四条》）。1961年7月19日，中共中央批准了《科研工作十四条》。《科研工作十四条》的制定和实施，表明党重视端正科技工作和知识分子工作的方向。1962年2月16日至3月12日，聂荣臻在广州主持召开了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到会的有各专业、各学科有代表性的科学家310人。广州会议的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知识分子政策；二是制定科学规划。3月2日，周恩来向广州“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作了《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报告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高度深刻地阐明了知识分子是劳动者，要求在这个根本估计的基础上，来确定党和国家对知识分子的政策。3月5日和6日，陈毅分别向两个会议的代表转达了周恩来的嘱托，明确提出要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即脱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上“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

科学技术方面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是继中共中央1956年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后，在科技界结合贯彻执行《科研工作十四条》，对知识分子问题上存在的一些“左”的偏向所进行的全面纠正。尤其是周恩来和陈毅同志的讲话，使科学家们激动得热泪盈眶，他们说：帽子摘掉了，责任加重了，是脑力劳动者、自己人了，不能再做客人了；这次会议“出了气”，“通了气”，因而就能加强团结，一定能够做出更多成果，“扬眉吐气”。广州会议后不久，周恩来在向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郑重指出：我国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条战线上，做出了宝贵的贡献，应当受到国家和人民的尊重。我国知识分子的状况，已经同解放初期有很大的不同。“绝大多数都是积极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且愿意继续进行自我改造的。毫无疑问，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如果还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为落实科技调整政策，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和批准了发展科学技术的若干政策条例，有力地推动了这一时期科技事业的发展。《科研工作十四条》的制定和实施，广州会议的召开，一系列科技条例的制定，使科技界“左”的干扰和束缚减少了，科技人员的积极性重新调动起来，科技调整政策取得了显著的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