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乃大，道行不息

二、《论语》之传播哲学：有源乃大，道行不息

《论语》、《孟子》、《中庸》、《大学》，称《四书》；《诗经》、《书经》（《尚书》）、《礼经》（《三礼》）、《易经》、《春秋》，称《五经》。四书五经中，《论语》最为本源，乃群经之纲宗，万化之轨范；《孟子》、《中庸》、《大学》各有发挥；五经中，诗、书可观民风政风；礼、乐可观道德教化；大易、春秋则为儒门学问之高峰，一为宇宙观，一为历史观。四书五经，以其对宇宙人生终极真理之深刻而博大之揭示，合而为中国世界观之基石。

《论语》之深湛崇高，可谓美不胜收。仅以第九章《子罕》数条为例：“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论语》二十章之奥妙，全在此寥寥数语之内：子罕言利，而以义为人世价值之依归：“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小人之辨、邦国兴衰之机，全在此一辨。均利则义，争利则乱，如是而已，圣人之道，简明深邃。“与”者，赞许也，认同也，孔子最崇敬者有二：一曰天命，一曰仁爱。天命者，上天所命于万物之本性（自然，道）；仁爱者，人受此天命而行生生之爱也。天命是道，仁爱是德。德者得也，循道而行、依偎天命、自爱爱人，则个体生命收怡然自得之乐、温柔恻怛之情、万物同体之感；群体生命则和平共处、共同繁荣、生生不息。天安则人安，人安则天安，是谓大同。颜渊喟然赞叹：“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颜回深知夫子之道渊深博大，不可穷尽。然夫子循循善诱，博其文以滋养才情，约其礼以检束品德，如此，才汲深泉、德入江海，欲罢不能，卓然有所树立。幸运也颜回！吾读此文，遥想两千五百年前孔颜师生讲学之乐，思今日师生如同路人、道学如同敝屣，可深慨乎！

20世纪初年，著名美学家朱光潜留学巴黎，读西哲之哲理诗，与好友梁宗岱叹曰：中国无此等诗也。宗岱深不以为然，随口吟道：“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伟哉梁宗岱！难怪其诗论、诗文卓然而立于现代，此见识真如其名，巍如泰山也。百十年来，惟熊夫子十力先生具此“只眼”，与宗岱同。熊夫子以七个字揭示孔子此语之无穷深远之义蕴：“睹逝水而识真常”！可谓一语概括中国世界观之神髓！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是往古来今最深湛的哲学，世上最美的诗篇。广袤晴川之上，清清河水之滨，一个思想者，伫立于万象流转之中，怦然心动：宇宙万物不都是这样流逝、也都是这样获得永生的吗？“逝者如斯”，焉有例外？世俗名利，难道不可笑吗？“不舍昼夜”，则持之以恒，无一息之停，人生奋进不止，宇宙生生不息，天道因之起伏流行，人世因之涨落有序，君子因之自强不息。何颓废之有！何虚幻之有！

子贡尝问：“君子见水必观，何也？”孔子曰：“以其不息者，似乎道之流行而无尽矣。水之德若此，是故君子必观焉。”孟子回答徐子“仲尼亟称于水，曰：‘水哉！水哉！’何取于水也”之问，答曰：“原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尔。苟为无本，七八月之间雨集，沟浍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孟子·离娄下》）

中国世界观是有大本大源之世界观，其本乎天道，源于自然，故本固源深，枝繁叶茂，流行不息，生生不尽，立于无穷。佛老睹流逝而悟空无，遂以山河大地为虚幻；赫拉克利特见“万物皆流”而生“我们存在又不存在”之怪诞空想，西方世界观因此误入歧途。无论佛老世界观与基督教等宗教世界观之蹈空凌虚，还是西方近代世界观之求实反虚、堕为实用，皆只见器物之流变，不见道体之不息，故宗教世界观“头上安头”，在自然生命世界之上，别立一个“不生不灭”的超自然超生命的上帝，因此作雾自迷；西方近代物质主义、实用主义世界观，因“上帝”被戳穿，便否认自然与生命世界有不变的道德秩序存在，因此自甘堕落。

孔子不堕一偏之见，知万象流转之中，有永恒不息者在。故“逝者如斯，不舍昼夜”八字，重心在后：“逝者如斯”是现象，“不舍昼夜”才是本体；前四字是形而下之“器”；后四字是形而上之“道”。程子论曰：“此道体也。天运而不已，日往则月来，寒往则暑来，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穷，皆与道为体，运乎昼夜，未尝已也。”熊十力则从《新唯识论》中不断脱胎挣扎而出，定型于《体用论》和《乾坤衍》诸篇，揭示中国世界观之“体用不二”之伟义：流转变迁是“用”（功用、现象），而永恒不变、生生不息的，是“体”（道体、本体），是宇宙万物相互依存之大生命。中国世界观之特质，就在此“不二”上：本体不是万物之外别有一个上帝，而是就蕴涵在这万物流变的生命之中，人只要不固执于每一滴水的去向，则每一滴水所组成的江河海洋则永远无穷尽，因此个体在超越了自我关怀的意义上获得了永生。泰戈尔诗云：“我闭上眼睛，看到了万象流转之外的美。”庄生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万象无言，流转不息，美就在其中。只要人在精神上闭合那自我中心地贪婪逐物、独揽天下之美的凡眼，则人的生命，就如同鲜花一样，盛开于宇宙生生不息之大美、真美中。一朵娇嫩的鲜花，只有盛开在时间和记忆中才是完美的；一条潺潺的小溪，只有在四周高山、森林、湖泊和草场的爱抚中，才是永不枯竭的。一切生命，只有在时间上彼此相连、在空间上彼此相依，才会葆有永恒和完美。

詹姆斯·乔伊斯在《都柏林人》的最后一篇小说《逝者》中，描写一位中年绅士偶然得知妻子曾经被一个年轻人爱上过，这个年轻人后来为此憔悴而死。他阴郁地想象着这些熟悉或陌生的人在彼此隔绝中慢慢衰老和死亡：“一个接一个，他们个个都将变成幽灵。顶好是正当某种热情的全盛时刻，勇敢地走到那个世界去，而不要随着年华凋残，凄凉地枯萎消亡……这牢固的世界，这些死者一度在这儿养育、生活过的世界，正在溶解和化为乌有……整个爱尔兰都在下雪。它落在阴郁的中部平原的每一片土地上，落在光秃秃的小山上，轻轻地落进艾伦沼泽，再往西，又轻轻落在香农河黑沉沉的、奔腾澎湃的浪潮中……雪花微微地穿过宇宙在飘落，微微地，如同他们最终的结局那样，飘落到所有的生者和死者身上。”这是笼盖一切的、坟墓一样徒劳的死亡和绝望的严霜！《逝者》预演了《尤利西斯》，那个同样琐屑而阴郁的故事。在这些故事中，人们在彼此隔绝、猜疑和伤害中忍受着痛苦，一如荷马史诗《奥德赛》，在他乡的奥德修斯受尽千辛万苦终于回归故里，在家门口却碰上了蜂拥而至的、向妻子求婚的年轻人。辛苦归来，家在何处？辛苦的意义何在？奥德修斯的妻子尚能为他严守贞操，而《尤利西斯》则结束于主人公的妻子对私通的幻想！

伴随道体消逝而来的，必然是现象的放纵和对现象流逝的恐惧。西方现代世界观，就是这种放纵和恐惧的产物，同时又使这种放纵和恐惧变本加厉。“当暮色蔓延至天际，像一个病人上了乙醚……啊！确实，将来总会有时间……在你的茶盘上提起然后放下一个问题……”（托·斯·艾略特：《普鲁弗洛克情歌》，1917年）这是现代西方世界的百无聊赖与道德瘫痪，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烽火此刻正吞噬着无数人无辜的生命。“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毛泽东：《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1963年）这是伟大领袖对迅速现代化的急迫心情。“我还年轻，我想上路……”（凯鲁亚克：《在路上》，1957年）这是“垮掉的一代”对“时间停滞”的反感与对新奇刺激的渴望。尽管时代、地域落差极大，但其时间观是内在一致的：对时间“匆匆而平淡”的流失不满。受此不满驱使，现代西方人将“时间性的焦虑”转化为空间性的扩张，殖民者的鸦片贸易和战争，打破了古老中国的宁静，中国以及整个非西方世界的反抗、西方人因扩张而引起的自相残杀，结束了近代西方文明的黄金时代，西方人企图强加给中国人的鸦片，被中国人民的优秀分子拒绝，却在100年后成为西方殖民者的后代——嬉皮士、雅皮士们的新宠，不过此刻鸦片早已“进化”为全球工业与全球科技之非法组成部分——“毒品”了。谁还敢说天道不公？

俗谚“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不正是现代人的写照吗？被搬动的石头，本是用来镇静人欲的道德伦理与宗教训诫，不料由于浮士德博士与魔鬼订约，这块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的灵石，被茫茫大士（哥白尼）渺渺真人（伽利略）误携入红尘，一变而为天文物理、生物化学等科学技术，更不料此石原本“无才补天”，却捣乱不少，竟又一变而为核子武器、生化毒气，害死生灵无数；此石又分身为“人道”、“进步”、“理性”诸幻影，令地球人口膨胀、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生态灭绝、社会动荡，被宙斯罚为“西绪福斯”的各国政府、企业、媒体、大众们，每天为推动这块沉重的巨石而焦头烂额，每晚这块巨石都重新滚下山，给大地砸出更大的窟窿：工业革命200年后的今天，各国贫富差距是工业革命前的数十倍，尽管自由、平等、人权的基本原则早已写入了各国宪法和联合国宪章！不知写出《论科学与艺术》、《论不平等》、《民约论》这些西方“红楼一梦”的“空空道人”卢梭，对此做何感想？

立于今日川上，早已没有清澈奔流、足以令君子比德、旷观天地之美的河水了。现代工业文明彻底污染了一切生命之流，也污染了一切生命唇齿相依、生生不息的“道体”。膨胀的人欲染黑了天地万物，世俗主义、功利主义在灭绝地球生态的同时，也灭绝了人们的道德世界与精神世界。生态悲剧是人类道德悲剧的一部分。“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人为君子，则再简陋的环境也能改善为美好的家园；人无美德，则再美好的家园，也能堕落为人间地狱。古典文明之和谐优美与现代文明之乖张失致，正是孔子这一思想的历史证明。

“子曰：苗而不秀有矣夫！秀而不实有矣夫！”孔子此言，可高悬于一切人、一切文明之上，为之警策、为之激励！多少流产的文明虽持续数百千年而归于消歇，至今踪迹杳然——比如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古埃及文明、玛雅文明、克里特—迈锡尼文明；多少繁盛一时的文明，由于秀而不坚、华而不实，如今岌岌可危——希腊文明、罗马文明、基督教文明渐次枯萎，一度辉煌的文艺复兴时代与古典主义时代如今也归于沉寂，在达·芬奇的故乡，人们挂起小便器而美其名为“后现代”；在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生活过的城市，一年一度的新年音乐会以圆舞曲为满足，珠光宝气的达官贵妇们曾被大群街头流浪的穷人和抗议者拦在“金色大厅”的门外：这真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世界！

《子罕》章结尾处，有三个名句依次闪亮：“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三军夺帅，乱兵如山崩；匹夫一旦立志，一切强力，无论多大，均不能拔之。此心志、精神，就是树立个人、安定社会之伟大力量。中国人之志，在“德配天地”，在“见贤思齐”，非如西方人之志，在楼房轿车、银行存款也。近阅报得知，不少儿童以公司总裁、甚至“黑社会老大”为理想英雄，此甚可忧也。亡国败家，正是此等心志！古代西方尊神；现代西方逐物；中国古典文化“尚志”，人人求为圣贤，以追逐声色货利为可耻，故文明绵延至今，举世尊美；如今人人惟恐声色货利为不足，处处以贪得无厌为高尚，吾不知斯世将如何告终。

“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此句何其深湛优美！非历练人世、饱经沧桑者，焉能道之！焉能识之！青松高洁之姿、傲雪之态，民族深沉醇厚、悠远博大之生命，浩然而出。余尝讲学韩国、新加坡，目睹西化之恶果，体验异国之炎凉，每日以古曲《苏武牧羊》自励，尤喜歌曲《我爱你，中国》中“我爱你青松气质，我爱你红梅品格”一句，默吟低唱，不能自已。“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真知圣学，则人生不再有疑惑；真悟圣道，则自爱爱人，没有忧虑：天道自会维持正义与平衡，凡毁灭道体（自然）者，只会自取灭亡。文明史将从头写起，主角就不是人类这一物种了。“真的猛士”仍将“不惮于前驱”。人之自我拯救，会从天命的最奇异处涌现，觉悟者只是尽一己之天命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