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斯克大众文化理论研究》

走向反思的大众文化研究——评陈立旭《重估大众的文化创造力:费斯克大众文化理论研究》

俞吾金

陈立旭的博士论文《重估大众的文化创造力:费斯克大众文化理论研究》（重庆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围绕着美国学者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这一轴心，全方位地向我们展示出当代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研究的绚丽画卷。这幅画卷内涵丰富、主题突出、色彩缤纷、运思巧妙，是近年来很少见到的大众文化理论研究方面的力作。

首先，这篇论文对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的来龙去脉、主要内容、基本特征和理论得失作出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和井井有条的叙述，尤其是对其论著中经常出现的概念，如“大众”、“文化”、“大众文化”、“文化经济”、“双重聚焦”、“相关性”、“辨识力”和“生产者式文本”等主要术语的含义和功能都阐述得十分清楚，使读者很容易把握费斯克理论的要点及其思想发展的脉络。众所周知，在博士论文的写作中，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是，作者们对自己文本中出现的主要概念或关键词的含义缺乏明晰的界定和说明。他们似乎都停留在这样的幻觉中，即在一系列含义不明晰的概念的基础上可以做出一篇主题含义明确的博士论文来。不用说，这仅仅是一种幻觉。在通常的情况下，凡是未想清楚的东西，都是既说不清楚，也写不清楚的。在这里，就像在其他思维的领域中一样，没有任何奇迹或意外会发生。陈立旭博士对费斯克大众理论中的主要术语的分析表明，他不光非常熟悉费斯克的论著，而且也认同了当代西方分析哲学所倡导的语言分析方法的合理性。还须指出的是，即使在大致赞同费斯克大众文化理论的前提下，陈立旭的博士论文也没有陷入“爱屋及乌”的盲目崇拜中，而是既充分肯定了费斯克大众文化理论的积极贡献，也对其理论上的不足，尤其是其不切实际的浪漫主义倾向展开了严肃的批评。

其次，这篇论文始终把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置于当代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和叙述，从而生动地再现了费斯克与当代西方形形色色的大众文化理论流派之间的思想互动关系，既揭示出费斯克大众文化理论中的一些关键术语的来源和形成过程，也展示出当代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其实，在博士论文的写作中做到这一点并不是很容易的。不少博士论文把自己的注意力完全聚焦在研究对象上，忽视了自己的研究对象与其他人物或其他理论之间的互动关系。毋庸讳言，只要这种活生生的互动关系没有受到充分的重视，任何作者都无法展示出研究对象的丰富内涵。记得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到商品之间的关系时曾经这样写道:“在某种意义上，人很像商品。因为人来到世间，既没有带镜子，也不像费希特派的哲学家那样，说什么我就是我，所以人起初是以别人来反映自己的。名叫彼得的人把自己当作人，只是因为他把名叫保罗的人看作是和自己相同的。因此，对彼得说来，这整个保罗以他保罗的肉体成为人这个物种的表现形式。”⁽¹⁾马克思的这段重要的论述深刻地启示我们，要透彻地把握某个人的思想，就必须了解与他的思想有着互动关系的所有其他人的思想。当然，完全无遗漏地再现这些关系是困难的，但尽可能地把握这些关系，并准确地把它们叙述出来，却是人们在自己的研究活动中必须自觉地承担起来的理论责任。陈立旭博士对费斯克与其他大众文化理论的代表人物之间的思想互动关系的深入探讨表明，他对当代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的整个大背景了如指掌。显然，这与他在文化理论，尤其是大众文化理论研究领域中的长期积累和耕耘是分不开的。

再次，这篇论文处处显示出其明确的旨归，即试图通过对费斯克大众文化理论的检讨，为当前中国大众文化理论研究的健康发展指明方向。我们常常见到一些博士论文，作者处于“主体漂浮”的状态下。何谓“主体漂浮”?就是主体在确定自己的研究对象，并把自己的研究结果叙述出来的整个过程中，对自己欲引入研究过程中的价值取向缺乏深入的拷问和明晰的定位。当然，这里所说的“价值取向”不是指主体自身主观上的好恶，这种好恶具有明显的心理主义的成分，恰恰是主体在其研究和叙事中必须彻底地加以摈弃的。我们这里说的“价值取向”，是指主体置身于其中的生活世界本身蕴涵着的客观的价值诉求。毋庸讳言，这种价值诉求不会自动地显现出来，它需要主体通过深入的探索加以领悟。只要主体对自己置身于其中的生活世界所蕴涵的客观的价值诉求处于茫然无知的状态下，他的研究和叙事就会显得飘荡无根。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主体漂浮”的状态。陈立旭的博士论文之所以立场鲜明，见解新颖，褒贬精当，因为他在研究和叙事的过程中，也对他自己置身于其中的生活世界的客观的价值诉求有着透彻的了解。

具体地说来，当今中国大众文化理论研究的总体思路还处于法兰克福学派，尤其是其代表人物本雅明、阿多诺和马尔库塞的相关理论的影响下。按照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在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当代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大众文化完全处于主流意识形态的掌控和宰制下，从而成了一种被动的、单向度的、机械复制型的文化。事实上，正是这种先入之见左右着当今中国理论界大众文化研究、叙事和评价的基本方向，而恰恰是费斯克对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发起了猛烈的挑战。在他看来，大众文化决不是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消极的分泌物，而是积极的、进步的、创造性的，甚至是革命的，是对资本主义制度和陈见起颠覆性作用的一种文化形式。无疑地，这一石破天惊的新见解在当代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界掀起了轩然大波，而在陈立旭博士看来，把费斯克的新见解引进中国理论界，可以纠正当今中国的研究者们普遍接受的先入之见——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至少可以使他们听到不同的声音，从而对原来的研究思路和叙事思路做出深刻的反省和必要的修正。

陈立旭的博士论文也引起了我对当今中国理论界的大众文化研究现状的思索。我把滥觞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文化研究和大众文化研究分别称之为“前反思的文化研究”和“前反思的大众文化研究”，而把21世纪初以来的文化研究和大众文化研究分别称为“反思的文化研究”和“反思的大众文化研究”。那么，我这里使用的“前反思的”（Pre-reflective）和“反思的”（Reflective）这两个术语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在我看来，所谓“前反思的”，也就是在文化研究，尤其是大众文化的研究中，主体只是不假思索地扑向自己的对象，而没有先行地对自己即将带入到文化研究，尤其是大众文化研究中去的先入之见进行自觉的反省和清理。其实，诠释学理论早已启示我们，在任何诠释活动中都存在着如下的悖论:一方面，诠释者试图对对象做出客观的、公正的诠释；另一方面，诠释者在开始自己的诠释活动之前已有先入之见。也就是说，客观的、公正的诠释似乎从开头起就变得不可能了。面对着这样的悖论，诠释者应该怎么办?众所周知，这个诠释学的悖论是无法取消的，唯一的办法就是诠释者在开始自己的诠释活动之前，先对自己可能带入诠释活动中去的先入之见进行检讨和清理。由此可见，所谓“反思的”，也就是主体在进入文化研究，尤其是大众文化研究之前，自觉地对自己的先入之见进行检讨和清理。

然而，一个新的问题也随之而产生了。当主体在进入自己的研究活动之前先行地对自己即将带入研究过程的先入之见进行检讨和清理时，他又以什么样的观点作为这一检讨和清理活动的依据呢?如前所述，这一依据不是源于主体的任意的价值诉求，而是源于主体对自己置身于其中的生活世界的本质性的、客观的价值诉求的领悟和把握。换言之，只有准确地把握这一客观的价值诉求，主体才可能沿着正确的方向来检讨和清理自己的先入之见，并沿着正确的方向来从事自己的研究、诠释和叙事活动。

由此可见，要使当今中国的大众文化研究完成从“前反思的”阶段到“反思的”阶段的根本性转变，就要自觉地以当今中国生活世界的本质，即市场经济和现代化的主导性价值诉求作为依据来清理根深蒂固地制约着研究主体的先入之见——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从而通过对大众文化中蕴藏着的进步的、合理的、甚至是革命性的因素的肯定和恢复，从整体上对大众文化做出新的评价。当然，这样做并不意味着对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采取无批判的认同的态度。事实上，也应该从同样的客观的价值诉求出发，研究、诠释和叙述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总之，只有自觉地引入这种客观的价值诉求来清理文化研究，尤其是大众文化研究中的先入之见或思路预设，才能把整个文化研究真正提高到自觉的、反思的高度上。当然，还须补充说明的是，尽管中国21世纪初的文化研究，尤其是大众文化的研究已经步入“反思的”阶段，但这还不意味着当今中国的文化研究者全都已经清晰地意识到了这一点，而陈立旭博士论文的意义在于，始终对这一点保持着清醒的意识。

【注释】

(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7页注（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