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世俗每月统记传》

一、《察世俗每月统记传》

1.马礼逊、米怜与《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创办

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年)，英国传教士，基督新教(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基督教分成新旧两派，旧派称天主教，新派称基督教)派遣到中国传教的第一个人。

1804年，年仅22岁的马礼逊主动上书英国海外组织伦敦布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成立于1795年)，请求到中国来传教，并于1807年春开始了前往中国的航程，当年9月到达广州。为了尽快工作，马礼逊以全副精力学习中文，不到3年就能操一口流利的中国官话和粤语，并翻译《圣经》、编纂《华英辞典》以及编写宣传基督教义的小册子。但由于清政府严禁外国传教士传教，马礼逊无法开展传教活动。为了扩大宣传，他一面向伦敦布道会求援，一面仍冒着杀头的危险，以重金诱使中国印刷商出版《新约》和宣传教义的小册子，其间结识了中国印刷工人蔡高、梁发等人，并介绍他们入教。

1813年，英国伦敦布道会派遣米怜来华协助马礼逊工作。威廉·米怜(WilliamMilne，1785—1822年)也是英国传教士，鉴于当时在中国境内发行传教宣传品极其危险，米怜建议将对华传教和出版基地暂时先放在南洋群岛一带，得到了马礼逊的许可。1814年初，米怜试探性地去南洋群岛向华人聚居地传教，竟受到当地官绅的礼遇。经过8个月的试探性考察，米怜的活动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回广州后，米怜便向马礼逊建议，将出版基地设在马六甲。因为马六甲离中国很近，和广州往来方便;同时周围地区居住着大量华人，而荷兰殖民当局也支持传教。马礼逊立刻接受了米怜的建议，将对华传教和出版基地移往马六甲。米怜带着刻工梁发于1815年5月下旬到达马六甲，按原定计划开始了紧张的工作，不到3个月，就办起了专供贫苦华人学习的义务学校——立义馆，建立了中、英文印刷所。当年8月，在马六甲创办出版了第一家中文近代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以下简称为《察世俗》)，也是外国人所办的第一家以中国人为宣传对象的近代刊物，《察世俗》实为中国近代报刊之开端。

《察世俗》刊名取“察世俗人道，分是非善恶”之意，月刊，采用木板雕印，形式如我国古代线装书，每期5页，约2000字。初印500册，至1819年初每期增至1000册，后达2000册，至1819年5月共印3万余册，免费在南洋华侨中散发，其中一部分还由人带到广州、澳门分发，影响也逐渐扩大。1821年，《察世俗》因主编米怜病重，出至年终停刊。历时7年，先后共出版80多期。

马礼逊不仅仅是第一个来华的基督教传教士，而且也是最早将华人引入近代报刊传播工作的第一人。先后被他雇请并为其出版事业而工作的华人有5人，其中刻字工梁发从1815年随米怜前往马六甲创办《察世俗》以后，长期从事基督教书刊传播工作，被称为“我国近代正式服务报界之第一人”^[3]。1821年《察世俗》停刊后，已经成为基督教忠实信徒的梁发仍然采取撰写小册子的方法传教布道，直到1855年去世，终身为外国人传教。他的宗教传播工作得到了外国传教士的高度赞扬，曾编辑过《中国丛报》的牧师裨治文将梁发与耶稣并举;马礼逊称赞他“不但能坚守真道，而且勇气日进”;伦敦布道会的老牧师皮尧士也评价他“是基督徒在试练奋斗及患难中为道作证的好模范”和“一个伟大的先驱者”^[4]。

2.《察世俗》的内容和宣传技巧

《察世俗》属于宗教性质，其宗旨是以“阐发基督教义为根本要务”。从内容上看，全刊总发表文章为244篇，其中直接宣传教义的文章206篇，占全刊的绝大部分;其次是宣传伦理道德，如忠孝节义、君臣父子等;再次是介绍世界各国情况及天文地理等方面的科学知识。一些实用知识，如蒸汽机、农业技术、急救方法等等，既为中国社会所需，又可反映西方科技水平，改变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看法。

《察世俗》上新闻较少，但却开创了中文近代报刊上的几个新闻之最。如该刊第2期刊登了中国近代报刊史上的第一条预报性新闻《月蚀》:“照查天文，推算今年十一月十六日晚上，该有月食。始蚀于酉时约六刻，复原于亥时约初刻之间。若此晚天色晴明，呷地诸人俱可见之。”还有一篇记述道光元年(1821年)四月初九出现在马六甲东街纳地区祭祀痘娘娘的活动，该文配有一帧《事痘娘娘悬人环运图》，形象地记录了当时祭祀痘神时银钩吊人回旋转动的情形，是中文报刊上最早的新闻图画。

《察世俗》前5卷对政治时事问题均未涉及，第6卷起增加“全球各国纪略”一栏，介绍世界各国概况，但十分简略。

在内容的编写上，《察世俗》表现出明显的宗教色彩。它常常将宣传科学与宣传神的威力、将华人的伦理道德与上帝的万能混在一起谈，即便是举办善事和介绍科学文化方面的文章，大多也与传教有关。如讲到天体运行时，最后说:“若神一少顷取去其全能之手，不承当宇宙，则日必不复发光，天必不复下雨，川必不复流下。”认为天体的运行由神主宰，所以“天地之万人，皆当敬畏神”，这说明《察世俗》以“阐发基督教义为根本要务”的宗旨始终没有改变。

马礼逊、米怜为了达到传教的目的，十分讲究宣传策略和办报技巧。他们顺应中国的民族传统，注重研究读者的心理，赋予报纸中国化的外衣。作为《察世俗》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的米怜，非常注重迎合中国读者的民族心理，在编辑和撰稿时，尽量运用中国的传统形式，迎合中国人的阅读习惯。突出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是附会儒学，常常引用孔孟程朱的语言。《察世俗》每一期的封面上都印有“子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的字句;在文章中更是大量引用“四书”、“五经”和孔孟程朱的言论。例如《论不可泥古》一文中的第一句是:“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于比。”《立义馆告帖》的第一句:“礼记曰:玉不琢不成器。”此外，还经常引用儒家言论来阐释《圣经》文句，以示两者的思想和精神的一致性。米怜附会儒学的目的是要告诉中国读者:基督教义和儒家学说是并行不悖、相得益彰的。这是他的一种宣传策略，因为他清楚，如果不附会儒学，基督教义就很难被对基督教义十分生疏的中国人接受。

第二，在文章的写作上，他们常采用中国文学特别是章回体小说的表现手法，即使是解释天文现象的文章结尾也必然用上“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现今未知如何，下月细传”这类句子，“甚至在写到海军交战时，也要写上‘大战几个回合’，把中国古典小说中的交战描写用到了近代战争上来”^[5]。米怜的论说文，常采用对话体方式，他善于抓住人们思想上的一些矛盾，假托两位知心朋友促膝谈心，在和谐而活跃的气氛中，一步步将所要讲的道理表达出来，这种写作方式为以后传教士在中国写布道书所借鉴。

第三，在行文口气上，他们总是用自家人的口气讲话，尽量做到亲切自然，不板起面孔说教，著文一般不署名，每期主编不写“米怜”，而是“博爱者”，还经常讲“我们是中国人”如何如何。他们十分懂得，要使中国人的思想“西方化”，先得把自己装扮得“中国化”。如此做法，无非是通过与华人心理上的接近，达到良好传播效果的目的。

第四，在文章的语言运用上，注重短小通俗、流畅生动。马礼逊、米怜认为，《察世俗》的读者“富贵之人不多，贫穷与工作者多”，这些人都很忙，“读不得多书，一次不过数条”，所以“察世俗之每篇必不可长也，必不可难明白”。《察世俗》一般没有超过千字的文章，对于说教性很强的长文章，常常采用分篇连载的方式和讲故事、打比方的形式，使读者易于接受。

《察世俗》虽然已经具备了近代报刊的规模和系统，但由于其新闻性较弱，而且是免费赠阅的，因而它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近代报刊，只能算一份向近代大众传播媒介过渡的报刊。